《儒林外史》人物外貌描写研究

柴雅琪

摘 要：探求《儒林外史》中真假名士、各类市井人物的外貌描写，可以更好地分析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地位，有利于从新的角度去研究明清讽刺小说的创作，进而掌握这种独特又大众的艺术手法，将其应用于当代小说的创作当中。还可透视吴敬梓创作的思想意蕴，从而更加明确《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关键词：儒林外史;外貌描写;白描;矛盾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儒林外史》有一个非常精当的评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

小说塑造了众多人物，笔者试图从《儒林外史》的外貌描写入手，对小说写作手法进行探讨，看作者在描写官僚乡绅、仕林人物、市井泼皮和下层百姓等社会各个阶层的百态人生时，是如何通过外貌描写将人物个性化、立体化、鲜明化的。

一、人物特征丰富化

以周进为例，“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2]这是周进出场时的描写，看似白描，实则耐人寻味。首先我们与第二回出现的其他人物进行比较，中了学的顾小舍人和新进学的梅三相都“戴着新方巾”，前科中举的王举人戴着方巾，[3]作者数次提到了方巾，不仅为了向读者展示方巾是文人﹑处士所戴的软帽，是读书人的象征，更与周进的旧毡帽形成了鲜明对比。黑色直裰和大红绸鞋，黑和红颜色的撞击更给人视觉上的冲击感，这样完全不相搭的颜色，更加体现出周进生活的贫困潦倒。右边袖子同后面坐处都破了，体现了周进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伏案的艰辛与虔诚。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干枯感，体现了八股取士、封建制度对文人的残害。

这与周进的年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是极其符合的，寥寥几笔作者就将周进真实的生活境遇展现在读者眼前。

二、人物性格动态化

在人物的成长过程中，相貌的改变是微妙的，微妙到几进看不出。但服饰作为叙述故事、结构情节的载体，能够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变化。张爱玲说“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袖珍戏剧。”[4]服饰不仅能体现人的性格特征，也能够展现人物内心的隐秘世界。人物成长中的变化体现在文字中的细微之处，值得读者反复揣摩。

匡超人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的出场是“带顶破帽，身穿一件单布衣服，甚是褴褛”，[2]这时候的匡超人年22岁，还不曾娶过妻子，流落在外。勤奋刻苦，每日读到四更古，但因家境贫寒无法求学;尊敬兄嫂长辈，以孝为先;对人谦和有礼，虽然潦倒，但却是我们心中近乎完美的读书人清高的形象。

遇到热情忠厚的马二先生，他说“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所以几回自心里恨极，不如早寻一个死处！”[2]在受到马二先生的接济后回到家中，他对父亲照顾到极致，从服侍父亲出恭这样一个细节，我们便可以看出他的孝心和才学。“匡超人道：‘不要站起来，我有道理。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又出的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他把板凳端开，瓦盆拿出去倒了，依旧进来坐着。”[2]父亲出供的姿勢其实类似于现代的马桶，再加之瓦盘里的灰除味，可见匡超人的聪慧。而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让父亲骑在自己肩上。简单的一个跨坐动作都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更何况是出恭，匡超人的孝心让人佩服。

正是他忠厚的人格赢得了潘老爹的好感，出众的才学获得了知县的赏识，随后才进了学，在科举的的路上一帆风顺。现在他的服饰变为了“纱帽圆领，金带皂靴”，飞黄腾达后身穿的纱帽补服、鞋履及配饰，象征了他命运的转折和人格的沦陷。他明哲保身，当自己的老师温州府二太爷摘了印去，全然没有出手相助之意，只是在潘老爹的密告下前往杭州逃难;他背信弃义，无论在生活还是求学道路上都一再帮助他的潘老三入狱后都不去探望;他恬不知耻，在提了优行后，向牛布衣吹嘘自己的选文水平高超，声称自己备受五省读书人推崇，并受其香火供奉，被牛布衣戳穿谎言时也舔着脸强辩;他忘恩负义，考取功名后抛弃旧妻，另娶新妇。

受现代主义思想影响“包括多种多样相互关联的对立、相反和矛盾的东西，它可在一个语义条目下汇集这些概念：多级性、二元性、辩证法、精神分裂、综合性和矛盾心理。[5]通常文学作品中的矛盾冲突是事件的冲突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但在《儒林外史》中，冲突集于一个人一身。随着匡超人人物形象的成长，前期和后期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将矛盾集于一身，让读者憎恶至极，可见吴敬梓先生讽刺艺术之高超。使得附庸文雅、沉沦世俗的假名士形象深入人心。

三、人物肖像性格化

鲁迅说《红楼梦》“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6]其实《儒林外史》也已经能够着力写出真实复杂而又鲜明突出的性格，卧评说：“人物乃人所共见，不容丝毫假借于其间”（第三十六回）。《儒林外史》描绘了一副真假名士的宏伟画卷，但每个人都是立体展现的，栩栩如生的。坏的人也并不是无恶不作的毒蛇猛兽，好的人也有他人性缺失的一面，没有将人一刀切为好人坏人，而是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写得恰如其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人们开始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体现在文学方面强调个性化的典型，对人物个性突出重视，成为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特征之一，《儒林外史》与此走向一致。[7]

下面我们不看那些拿着主角本儿的大人物，相反我们拿一个跑龙套都没有戏份的夏总甲来剖析一下，来看看吴敬梓先生对于书中仅露个脸的形象是怎样描绘的。“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眼边泛红，脸色铁青印证了夏总甲来往于各个酒场之间熬夜喝酒的情形;黄胡子暗示了夏总甲的年龄，处在壮年由盛转衰的年龄段，再加上长期酗酒，便有了黄胡子;棉布质地的衣服透视出他的生活并不富庶，衣服在破烂的同时在夏总甲的身上多了一丝油腻，就如油篓一般，在书生身上他们的衣服可能破到仅有丝线的勾连，但绝不会如此肮脏，我们就此可以看出身份职业之间的差别;歪戴帽子显示出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性格。手里拿着一根赶驴鞭子，更是这个描绘的精华所在，他没有把它放在驴上，也没有放在其他的任何地方，而是拿在手里进来见众人。和众人象征性的拱了拱手后，就一屁股坐在上席，可以看出此人的骄纵跋扈。虽然着墨不多，但句句经典，寓意深刻，是对夏总甲低俗丑陋，虚伪势力以及没有修养丑态的讽刺，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四、人物描写民族化

在西方，对人物外貌描写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侧重细描，常以多种修辞手法使之高度形象化，由形入神。正如福楼拜要求他的弟子莫泊桑：“当你走过一位坐在自家门口的杂货商面前，一位吸着烟斗的守门人面前……请给我画出这杂货商和守门人的姿态，用形象化的手法勾勒出他们包藏着道德本性的身体外貌，要使得我不至于把他们与任何别的杂货商、任何别的守门人混同起来。”这充分体现了细描的要求。二是加以议论使读者不仅仅为作家的生动描写所感化，也为作家的机制的分析所折服。当代西方小说家还常常使用之，显示出浓厚的民族传统。[8]

而中国则喜白描，《儒林外史》对于白描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白描是中国画技法名，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的画法。在文学创作上，“白描”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是指用最简练的笔墨，不加渲染，描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鲁迅先生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9]人们长期沉浸在人间烟火中其实并没有特别能耸动视听的外部形态，需要独具慧眼才能写出平常人物的内在神韵和精神特征。“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

缩”，[2]这是范进的初次露相，二十几年的求学到如今胡须都花白了，穷到家徒四壁的一个书生形象便跃然纸上。冻得乞乞缩缩让人物有了动态的灵魂感，好像我们眼前真的有一个穿着单薄衣服的瘦小老人，在考厅里因为寒冷身体本能的颤抖。不过数十个字，人物的身份地位、家境情况、命运走向好像都通晓了，看似极其普通平淡的描写，却有了一个立体浑真的人物。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开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之先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总的看来，《儒林外史》的人物外貌描写是非常成功的。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感受、体会、理解，对审美对象进行再创造，从而变成作品中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好的作品不仅属于那个时代，它的影响力是持久性的。作者打破了传统的描写和叙述方式，使得文本具有开创性和超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2]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

[3]唐子惠.《儒林外史》服饰描写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2017.

[4]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5]（英）马·布雷德伯里詹.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6]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M].西安大学出版社，1952.

[7]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4.

[8]颜士全.浅谈《儒林外史》的人物外貌描写[J].科技资讯.2009.

[9]魯迅.南腔北调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陕西 汉中 7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