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官笔下的斌椿使团

赖某深

我总觉得，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光看中国人自己的记载，是不够的。倘若能够找到当时西方国家驻华外交官的书信、日记、考察记，将两者进行对照研究，这样看历史，才更为全面、立体，当然也更有意思。

1866年，清朝派遣第一个官方考察团赴欧洲游历、考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破天荒之举，在中国外交史、中英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是非常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考察团由斌椿率领，因此也被称为斌椿使团。此行斌椿著有《乘槎笔记》及两部诗集——《海国胜游草》和《天外归帆草》。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著有《航海述奇》。以往人们关于斌椿使团的研究便主要依据上述资料，顶多加上促成此行的英国人、总税务司赫德所著的日记。无论是钟叔河先生所著《走向世界》，还是台湾学者王尔敏研究斌椿使团的长文《总理衙门命使初探：斌椿之游访欧洲》，都是如此。至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其外交官）对此的看法，往往付之阙如。

近读 《清末驻京英使信札》（收入“亲历中国”丛书》），在1866年3月7日于北京写的第23封信中有如下记述：

我得给您讲讲有关即将去欧洲旅行的中国人的事，您也许会见到或者听说这些人。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行将休假回国，清朝政府命他的秘书，携带其子和三位学习欧洲语言的年轻人，陪同前往。那位秘书名叫斌椿，刚晋升为三品，戴宝蓝色顶珠。值此之际，斌椿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名誉书记官。他的儿子安排在总理衙门，担任职员。遗憾的是，清朝政府没有选个比斌椿更年轻、更聪明的人。斌椿都64岁了，满口胡言。据我所见所闻，斌椿和他的儿子，不会欣赏在欧洲看到的事物。因此，对于第一次出访欧洲，即使不具备官方身份，也应当选个比斌椿更重要的官员。斌椿带回来的报告，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事实上，那些人对斌椿的晋升颇为嫉妒，觉得他的殊荣得之过易。选择斌椿的原因是，他与总理衙门的某个大臣有联姻关系。据说，斌椿在北京的社交圈子里是个红人。因此，他从欧洲回来后，一定会在上流社會谈论旅欧见闻。斌椿认识恭亲王，是恭亲王在一次早餐上对他提起这次出访，并建议他去的。斌椿此行，不具备官方色彩，只要求他记录下所访各国的 “山山水水”，可以到处溜达，看看感兴趣的事物。

信中涉及为何派一个年纪大的人率领同文馆学生同去欧洲考察、选择斌椿的原因、斌椿考察记的价值等诸多问题，下面我们对照中文的记载略作说明。

为何派一个年纪大的人率领同文馆学生同去欧洲考察？1866年初，当赫德向清政府请假回国探亲、向总理衙门提出派几名同文馆学生随同前往欧洲时，主管总理衙门的奕认为，同文馆学生“系微员末秩，与奏请特派使臣赴各国通问，体制有间；又与该税务司同去，亦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9卷）。鉴于“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庶沿途可资照料；而行抵该国以后，得其指示，亦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于是指派年过六十的斌椿率领前往。

之所以选择斌椿，以往人们只知道斌椿于1864年应赫德邀请，与其子广英一起到“总税务司”办理文案，实际上就是当赫德的中文秘书。此信则披露了斌椿“与总理衙门的某个大臣有联姻关系”，“斌椿认识恭亲王，是恭亲王在一次早餐上对他提起这次出访，并建议他去的”。这为深入探讨派遣斌椿的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信中说，斌椿和他的儿子不会欣赏在欧洲看到的事物，实则斌椿不仅很会欣赏在欧洲看到的新鲜事物，而且做了生动细致的记述。《乘槎笔记》及两部诗集虽然简短，但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

一、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记述。自上海乘坐法国轮船前往香港，即惊叹轮船的“神速”“精巧”，非常舒适：“舟行昼夜不息，饮食充备，如入市肆，如居里巷，不觉其为行路也。”到埃及首都开罗，初次乘坐火车，便对火车的形状、结构、坐车感受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前车为火轮器具，烧石炭，贮水激轮。后车以巨钩衔其尾，蝉联三四十辆，中坐男妇多寡不等……每辆如住屋一所，分为三间，间各有门……每间大窗六扇，有玻璃木槅，以障风日，启闭随人。油饰鲜明，茵褥厚软。坐卧、饮食、起立、左右望，皆可随意……摇铃三次，始开行。初犹缓缓，数武后即如奔马不可遏。车外屋舍、树木、山冈、阡陌，皆疾驰而过，不可逼视。

三月十八日抵达马赛，当天即记录了“小屋”（火轮升降机）、“暗消息”（按铃），还有商店出售的自行车：

肆售各物率奇创。有木马，形长三尺许，两耳有转轴。人跨马，手转其耳，机关自动，即驰行不已，殆亦木牛流马之遗意欤？

二十二日至巴黎，又写到了自行车：

街衢游人，有只用两轮，贯以短轴，人坐轴上，足踏机关，轮自转以当车。又有只轮贯轴，两足跨轴端，踏动其机，驰行疾于奔马。

把自行车和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相类比，当然荒唐可笑，但他毕竟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这一至今仍广泛使用的交通工具。

二、对西方娱乐、风土人情的考察。在巴黎，他们观看了马戏：

有妇人能于马上跳跃。马疾驰，人持圈道旁，女跳圈中过，仍跃在马背。有能令马人立而舞。又有铁栅，大于屋，置轮其下。中畜狮子数头，吼声震耳如铜钲。人执刀入栅与斗，燃火铳。狮子怒吼，其声惊人，观者无不咋舌。

还第一次观看了西洋戏剧：

（舞）台之大，可容二三百人。山水楼阁，顷刻变幻。衣着鲜明，光可夺目。女优登台，多者五六十人，美丽居其半，率裸半身跳舞。剧中能作山水瀑布，日月光辉，攸而见佛像，或神女数十人自中降，祥光射人，奇妙不可思议。观者千馀人，咸拍掌称赏。

可惜斌椿注意的只是舞台的变幻莫测、女演员的美丽，而对于剧情则不甚了了。难怪钱钟书说，斌椿看西洋戏，也像看马戏、魔术把戏那样，只是“热闹热闹眼睛”，并不当作文艺来观赏。

在前往欧洲的船上，斌椿就注意到西方两性关系亲密无忌，女人受到呵护尊重，泰西各大国“妇女亦姿容美丽，所服轻绡细縠，尤极工丽。每起，则扶掖登船楼，偃卧长藤椅上。而夫日伺其侧，颐指气使，若婢媵然。两餐后，或掖以行百馀武。倦则横两椅并卧，耳语如梁燕之呢喃，如鸳鸯之戢翼，天真烂熳，了不忌人”。《海国胜游草·书所见》专门写到妇女习俗：

出门游女盛如云，阵阵衣香吐异芬；不食人间烟火气，淡巴菰味莫教闻（西俗最敬妇人，吸烟者远避）。

白色花冠素色裳，缟衣如雪履如霜；旁观莫误文君寡，此是人家新嫁娘（泰西以白为吉色，妇女服饰多用之，新娘则遍身皆白矣）。

三、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斌椿擅诗，所以在欧洲游历、考察期间，以诗作为纽带，和西方人士广结“翰墨缘”，既传播了中华文化，也是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在法国，他与汉学家德理文交往。三月二十七日记：“夜，德侯（名理文）请观剧。”二十九日记：“德侯赠译唐诗一本。（人极风雅，日以诗酒消遣，不乐仕进。）”四月初一日记：“德侯来，当赠五律一章。”德理文即戴尔维·德·圣德尼侯爵（1822—1892），是《唐代诗歌选》的译者。在这部译作里，他首次系统翻译介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35位诗人的94篇诗作，这是西方汉学界首次对中国诗歌进行系统且深入的研究与介绍。

在荷兰，斌椿“见用火轮泄亚零海水，法极精巧”，乃题诗一首，报纸发表后，“遍传国中”，次日游动物园时，管理者早就准备了纸笔，请他题诗，他挥笔写下：“遐方景物倍鲜妍，得句频联翰墨缘；今日新诗才脱稿，明朝万口已流传。”对于自己的诗作是颇为自负的。

在瑞典，他书折扇呈王妃，正好王妃是荷兰公主，从报纸早知斌椿在荷兰题诗，因此见到他即说：“承诗赞咏，敝邑有光矣。”斌椿还给瑞典太坤（王太后）献诗祝寿。六月初一日记：

瑞国太坤前期遣官约见……太坤迎见，云：“中华人从无至此者，今得见华夏大人，同朝甚喜。”又问：“历过西洋各国景象如何？”予曰：“中华官从无远出重洋者，况贵国地处极北，使臣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太坤喜形于色，命遍观各楼舍，复假宫舆入御园游览，备酒食瓜桃诸品。北地寒，鲜果绝罕，非大官不办也。予吟一绝为太坤寿，云：“西池王母住瀛洲，十二珠宫诏许游。怪底红尘飞不到，碧波青嶂护琼楼。”乃归。

把瑞典王太后比作王母娘娘固然可笑，但是作为中国人，献诗为外国王太后祝寿的，恐怕絕无仅有，这既是斌椿的创举，也是中外交往史上的佳话。

关于斌椿考察记的价值，此信认为“斌椿带回来的报告，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未免过于武断。实则《乘槎笔记》出版时备受重视，著名地理学家、《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为之作序，赞扬此书对于欧洲“土俗民情，纪载尤悉，笔亦足以达其所见”；大数学家李善兰在作序时，分析了当时中国人出国难的原因：“九州之外，数万里之遥，隔以大海，浩汗杳冥，巨浪如山，有望洋而叹者矣。即曰不畏风涛，视险若夷；而中外限隔，例禁綦严，苟无使命，虽怀壮志，徒劳梦想耳”，因此他对斌椿“一旦奉命往欧罗巴访览政教风俗，遂得游数万里之外。所历十余国，皆开辟以来，中国之人从未有至者”不胜韵羡。《乘槎笔记》获得士大夫们的交口称赞，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此之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几乎全部来自传闻，许多内容荒诞不经，即便是官修正史亦不免。《乘槎笔记》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身到过欧洲考察的人所写的真实记录。对此，斌椿本人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过锡兰岛时记云：“过此以往，则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对未知世界开始作破天荒的考察。

在此信的最后，作者写道：

也许，我对斌椿之行不够重视。斌椿此行，本身是件小事，但我们都把它看作是第一步。中国将会由此向欧洲派遣常驻使团，与我们在北京的关系也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个预见是正确的，斌椿之后，1868年志刚巡回各国递交国书写下《初使泰西记》，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留下《伦敦与巴黎日记》，此后中国人源源不断地奔赴西方，走向世界。

《清末驻京英使信札》作者密福特（1837—1916）是英国外交官、古董收藏家、作家，1858年进入英国外交部，最初在圣彼得堡担任英国驻俄国大使馆二等秘书，1865—1866年在北京英国驻华使馆任参赞。《清末驻京英使信札》以书信体裁记录了他在中国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此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以一个外交官的眼光看中国；而之前西方关于中国的记载，作者主要是旅行家和传教士。英国虽然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就提出要在中国设立使馆，却迟至1861年才在北京设立，密福特算是较早派驻中国的外交官，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早期英国外交官的看法，因此其书的价值不言而喻。当然书中也有不少偏见和错误，比如把长城以外的地区统称为蒙古，就是大错特错；他对斌椿使团的看法，也是正确与谬误并存。

至于外国对于中国使团出访的反应，也是研究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薄弱环节。笔者孤陋寡闻，仅知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后，有林乐知编、蔡尔康译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汇集欧美、日、澳大利亚各国报纸关于李鸿章出访的相关报道和评论编译而成）出版，其他中国使团出访外国，所到国家有何反应，则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