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佛教初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摘要】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经不断的探索，从借助儒道思想解释自身到后世和中国本土儒家及道家思想并立，成为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三家之一，其发展与中国本土化融合密不可分。

【关键词】汉代；佛教；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佛教由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前5世纪的印度创立，迅速成长为印度影响力巨大的宗教并不断向外传播。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支持下佛教走出印度，以克什米尔为中心，延大夏、大月氏、康居、安息经于阗、龟兹进入我国，作为北传佛教的一支在中国发展壮大，并同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共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一、佛教进入中国时间的探讨

佛教在中国最早的相关记录是汉明帝夜梦金人，《高僧传》载：“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

蔡愔、秦景在寻法途中于天竺遇到摄摩腾和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返回洛阳，此为汉地有沙门之始。傅毅可以在汉明帝疑惑时指出金人为西方的佛，说明佛教此时已传入中国，因此，佛法东传应在汉明帝之前。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其实还有许多种不同说法：

（一）伯益知有佛

刘宋宗少文《明佛伦》曰：“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图所兴。偎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既闻于三五之世也。”这里即是说“偎人”与“爱人”与佛法中的词语相通。

（二）孔子已知有佛

《列子》中有一则记载，有人向孔子提问“孰为圣人”，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此番回答被后世佛教徒认为是孔子时代已有人听说过佛法的证据，西方圣人是指佛陀。

（三）汉武帝拜金人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

“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此记载中的金人被认为是佛像，佛教东传后先进入匈奴故地，汉武帝时通过战争辗转传入汉地。

（四）张骞知佛说

《魏书·释老志》言，汉武帝列金人于甘泉宫后，并言：“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然而，此说法应为魏氏自己臆断而来，并不可信。汤用彤先生在其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做了驳斥：“‘始闻浮图之教云云，系魏收依通西域事儿臆测之词，并非述骞所言也。”

（五）东方朔已知有佛

高僧传中有记载：“又昔有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东方朔，朔云：‘不委，可问西域人。后竺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此记载暗示东方朔已初知佛事。

另外，还有周代知有佛，燕昭王时已知佛等说法，佛教传入时间越追溯越早，究其原因，应与好古的风气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并行亦有斗争的因素在其中，佛教徒们希望可以更早地追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及产生的影响，以此来表明佛教的权威地位。

二、汉代流传的佛教典籍

据《高僧传》记载，《四十二章经》是中古最早的汉译佛经。

“释摩腾。本中天竺人也……逮汉永平中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

《四十二章经》真伪一直被争论不休。一派认为此经是由从一部大经《法句经》中摘出，而时间也与汉代后期不符，应是在更晚的三国时期，甚至在晋朝。而梁启超在其著作《四十二章经辩伪》中认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

陈垣先生以语言学方式考证发现，东汉史籍中的佛陀一律以“浮图”代称，后期才译为“佛”，而《四十二章经》中一律称为佛，在语言学角度上说不通，以此推论，此经出现较晚。

另一派以汤用彤先生为代表，认为此经为真，此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他认为，《四十二章经》古译有两部，一为汉译，因文字质朴无华早已经失传；另一版本有吴支谦译，以其优美的文笔流传下来，并经过各代的不断修饰篡改，因此产生文字上的问题。

按照流传下来的佛教传入故事，佛教传入就先与统治阶级及知识阶层先发生了实质性的接触，《四十二章经》作为最早的汉译佛经，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初始。知识分子出身的佛教徒对于佛教最初的理解，从《四十二章经》的文字来看，他们在尽力建造一个与中国传统理论完全不同的体系。但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刚刚传入，对翻译者来说其本身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在译经中可能无意加入了一些儒家、道家思想。这既可说是为佛教经典适应中国社会做的努力，也可说也许当时的翻译没能找到更适合的词汇表达佛教思想而惯用了当时道家和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这样看来，佛教文化从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融合。

在《四十二章经》中有：“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也。二亲最神也。”

讲求孝义，将父母的地位置于天地鬼神之上是对儒家孝思想的认同。西汉时文帝开始设置《孝经》博士，各代对《孝经》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东汉光武帝时不仅文人要学《孝经》，虎贲也需熟读《孝经》。从汉惠帝后皇帝谥号加“孝”字，以后历代仍在传承。

印度原始佛教亦有孝敬父母的说法，但未有《四十二章经》这样地位如此之高。《四十二章经》在翻译过程中调整佛教教义，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为的便是减少传播阻力。这种思想融合既有其主动性，也有被动的意味。儒家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不可触动，早期佛教徒认识到这点后不惜更改佛教教义，扩大与儒家思想中的相似点，便于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达到他们传播佛教思想的目的。

《理惑论》是中国第一篇佛教理论论文，为牟子所作。

在对佛的描述中，《理惑论》是这样说的：

“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号谥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

此段解释有将佛陀神仙化的趋向，并将其与三皇、五帝并论，以此来拉近佛教与中华传统文明的距離。

对于佛道的认识：

“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

这里对佛道的解释与《道德经》中道家思想有些相似，与正统佛教思想不是很相同，但是这样的解释方式更便于大家理解佛教的理念和扩大它的影响力。

《四十二章经》将佛教中能与儒家贴合的点放大，并吸收道家词汇用以解释自己的理论体系，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信仰理解佛教。《理惑论》中佛教又前进了一步，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当然，作为初期阶段，这种趋向还并不明显，还是要用大量的儒家及道家思想为自己做美化和辩护。

三、汉末的安世高与支谶

汉末桓灵之际，安世高与支谶两位大师将佛教大小乘经典带到汉地。

安世高于桓帝时来到汉地，据《高僧传》记载：“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梵为汉……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

支谶是月氏人，在汉灵帝时期来到汉地，翻译了《般若道行》《般舟三味》《首楞严》，相传还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余部经，支谶所译都属大乘佛经，是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开始。他在《般若道行经》中使用“本无”来概括“假有性空”，这里当时受到道家思想观念的影响。道家的“本无”与支谶的“本无”并不相同，道家“本无”从本体论角度出发，世间一切万物的根源是无，而无派生出一切，支谶的“本无”是“性空”，不是指有生成万物的本体存在。在般若学看来，“有”是“无”，“无”也是“无”。

安世高与支谶二人在译经过程中借用了道家词汇表达佛教核心观念，某方面还是因为佛道思想有些相通之处，更重要的还是要以此拉近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的距离，减少传播阻力，对早期佛教文献的译者来说，这种想法是相似的。安、支二人的译经，将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引入中国，使得佛教与中国主流思想既有融合又体现出其独立的不同。以此为开始，佛教逐渐摆脱对儒家及道家思想的依附，理论日益明确清晰，以自己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并向大众传播。

参考文献：

[1]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赖永海.佛教十三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

作者简介：陈晨（1989-），女，汉族，吉林长春，硕士研究生，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