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祝福》和蔡万植的《痴叔》中的双重讽刺比较研究

2020-10-21 09:11刘一玮
中国民族博览 2020年9期
关键词:讽刺祝福比较

【摘要】“讽刺”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satura,原意指“一大堆胡乱放在一起的物品”。后来,著名的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将其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最后变成了讽刺的文体,指“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纵观文学史,讽刺文学的发达时期正是社会二元化矛盾激化的时期。[1]换句话说,讽刺是指对社会现实持悲观或否定态度,但不直接攻击,而是通过笑,用迂回的手法表现出来。用这种手法创作的文学称为“讽刺文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韩两国出现了许多讽刺作家,中国的鲁迅和韩国的蔡万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鲁迅在文学的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也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其中,讽刺是鲁迅行文的一大特点。同样的,蔡万植的讽刺在韩国的地位也是首屈一指,众所周知,蔡万植是近代韩国文学界唯一的讽刺作家。[2]作为各自时代背景下极负盛名的讽刺小说家,鲁迅和蔡万植的创作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亦有差别。本文通过比较二人的短篇小说《祝福》和《痴叔》探究其中之异同。

【关键词】鲁迅;《祝福》;蔡万植;《痴叔》;讽刺;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讽刺文学历史悠久,形形色色。中国的讽刺小说在明清时期开始大放异彩。20世纪20年代,即“五四”时期,由于思想的解放,涌现出许多具有讽刺天赋的作家,鲁迅(1881—1936)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个。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中国浙江绍兴一个富裕家庭。但是,从1893年祖父因过去腐败事件入狱开始,家道逐渐衰落。这个事件对他之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3年,鲁迅赴日本学习医学,其间认识到中国及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一年后,他毅然选择了弃医从文。他1911年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怀旧》。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記》,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正式把中国文学推向了现代化。1923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1926年出版了小说集《彷徨》。 鲁迅用幽默的讽刺手法创作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为中国“讽刺文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韩国以新罗时期薛聪创作的《花王戒》为开端,出现了多种讽刺小说。而近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家是蔡万植。蔡万植号为白陵,1902年出生于全罗北道。1922年赴日本留学,但1923年中途退学。此后,他转战朝鲜日报社、东亚日报社、开辟社等媒体担任记者。1924年在《朝鲜文坛》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三条路》,正式登上文坛。此后,写了290多篇小说、戏剧、评论和随笔。20世纪初,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朝鲜文学界也受其影响出现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蔡万植在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于上世纪30年代发表了众多作品。长篇有《浊流》(1937年)、《太平天下》(1938年)、《母亲》(1942年)、《女人的一生》(1944年)等;短篇小说中广为人知的有《既成的人生》(1934年)、《痴叔》(1938年)、《失败者的坟墓》(1939年)等。1936年后,他辞去工作,专心从事创作。他的作品世界集中于反映和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上,他的作品在技法上做了很多尝试,特别是讽刺手法,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如前所述,如果论两位作家生活的年代,虽不能说是同时代的作家,但都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登上文坛的。不仅如此,两位作家都曾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文明。而且在文学创作中惯用讽刺手法,迂回地反映中韩两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批判国民的现实认识和意识状态。这些共同点为研究鲁迅的《祝福》和蔡万植的《痴叔》中的双重讽刺提供了可能性。

国内对鲁迅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上。其中的多篇小说都在讽刺手法的运用方面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分别评价并分析了《呐喊》和《彷徨》中的包括《祝福》在内的多篇小说独特的讽刺性。王瑶、刘绶松、黄修己、朱德发、冯光廉等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学者也都对鲁迅的讽刺小说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反观蔡万植,韩国文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主要是研究他的戏剧或小说中表现出的历史意识和文学的讽刺性。而研究文学讽刺性的成果大多集中在《浊流》《太平天下》和《既成的人生》上。关于《痴叔》的研究不多,几乎都是对其反语手法的研究。

对此,本文以这些先行研究为基础,以平行比较的方法,考察鲁迅的《祝福》和蔡万植的《痴叔》中出现的双重讽刺的异同。

一、表层讽刺

这里所说的表层讽刺,就是小说中通过故事或对话直接表现出来的讽刺。换句话说,就是借小说的叙述者之眼或之口对小说主人公进行讽刺。

《祝福》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是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小说,写于1924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时期,鲁迅为革命的爆发而热烈欢呼,但由于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取代帝制政权,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完全瓦解,人民仍然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封建礼教依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鲁迅创作了这篇小说。

主人公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剥削的贫穷妇女。丈夫死后,狠婆婆要卖掉她。她逃到鲁四老爷家做了雇工,但很快又被婆家抢走,并拿走了她的工钱,还被卖给贺老六当媳妇。贺老六是个淳朴忠厚的农民,婚后不久又有了儿子阿毛,祥林嫂也总算是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但命运不公,贺老六因伤寒病复发而死,阿毛也被狼吃掉了。受到双重打击的祥林嫂失魂落魄,走投无路的她只好再去投奔鲁四老爷。可人们却说,祥林嫂再嫁是有罪的,得捐赠门槛为自己赎罪,否则到了“地府”也要吃苦。而当祥林嫂艰难地凑钱捐了门槛后,也没能摆脱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那年“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街头。

对于封建礼教的迫害,祥林嫂也曾不断挣扎反抗,但这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顺从封建礼教而反抗。祥林嫂自始至终都是屈服于封建礼教的,鲁迅在小说中也做了详细的描写。例如,祥林嫂在丈夫死后逃出来做工谋生和之后被婆婆卖给贺老六结婚时的大哭大闹,实际上还是为了遵从旧社会“一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数。祥林嫂的第二任丈夫和儿子死了以后再次到鲁镇做工,支了工钱去捐门槛,也是为了给自己赎罪,免去阴间之苦,迎合封建思想。鲁迅以同情的心情叙写了祥林嫂的不幸人生,也写出了在封建礼教的浸淫下祥林嫂身上的奴性性格。[3]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4]

“……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坳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5]

再看看蔡万植的小说《痴叔》吧。这部小说创作于1938年,正是蔡万植深受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影响之时。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写作,通过“我”的所见、所想、所说勾勒出了一个不懂感恩又执迷不悟的叔叔的形象。小说的主人公叔叔在“我”的眼中是一个在大学里主修经济学的知识分子,却不想着用自己的所学和所长去赚钱养家,而是天天沉迷搞无产阶级运动,还因为爱上了所谓的新女性休了为他操劳一辈子的婶婶。之后运动被镇压,叔叔入了狱,身体也垮了。叔叔出狱后干不了活,还是靠婶婶养着,他不仅不努力挣钱感谢婶婶,还拿着婶婶辛苦赚来的钱一心想搞那“抢富人钱”的社会主义,和给朝鲜带来好生活的日本人作对。“我”心疼婶婶,多次对叔叔好言相劝,叔叔却还是不肯悔改,最后还反过来指责“我”。由此看来,叔叔着实是个让人可怜又可恨的人。小说通篇使用自叙和对话的形式,借“我”之口直接讽刺了沉迷搞非主流运动的叔叔。

“到了这个地步,姑父但凡有点良知,也应该赶紧养好身体去赚钱,尽快让自己的老婆过得舒服些,好报答姑妈的恩德,补偿自己對姑妈的亏欠……你说是不是应该这样?[6]”

“不管怎样,姑父这回也该为自己着想吧。可就算他想,他又能干点什么呢?因为犯有前科,做官或者进公司是没戏了。不过这事也怪不得别人,谁让他不务正业,现在也只能去干些体力活了。亏他还是个上过大学的人,竟沦落到只能去出苦力,这可真够好看的。唉,不然又能怎样呢?[7]”

“可是,姑父这人别说卖力干活了,身体刚有些起色的时候,就又想去干原来的事,唉,真是气死人啦!”

“真不知道那事儿到底有什么魔力,叫他如此疯狂地非干不可?这么卖命,是能靠那事吃饱饭啊,还是能靠它出来名啊?最后不还是给抓进监狱里去吗?[8]”

综上所述,鲁迅和蔡万植都是用第一人称写作,讽刺了小说的主人公。不同的是,《祝福》中的“我”是一个旁观者,以讲故事的形式,透视了披着新社会外衣的旧社会面貌,客观地讽刺了深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底层妇女。蔡万植则是通过“我”的视角和认知,描绘了当时日本统治下的朝鲜的“幸福社会”,并用犀利的语言讽刺了沉迷于从事无产阶级运动的叔叔。究其原因,主要是中韩两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当时中国虽然受到了外国的侵略,但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当时的朝鲜的国土已经被日本完全占领,日本还试图抹杀朝鲜的文化,作家不得不在作品中推崇日本。

二、深层讽刺

这里所说的深层讽刺是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上升至社会层面,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叙述者“我”进行讽刺,是一种和表层讽刺相对的更隐晦、更深刻的讽刺。

首先,鲁迅《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当时被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压迫的妇女的代表形象。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祥林嫂的婆婆是个心怀叵测的女人,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形象。柳妈和村民们和祥林嫂一样,是旧社会的受害者,但由于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且没有反抗意识,他们从受害者变成了害死祥林嫂的加害者。这些人物都是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投影。大部分读者认为,鲁迅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是为了讽刺顽固的封建礼教,这从小说中看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人物形象,那就是“我”。

很多人认为,小说中的“我”就是鲁迅,实则不然,“我”是虚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鲁迅在小说中把祥林嫂与一个叫“我”的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在小说中,通过“我”和鲁镇之间的种种不和谐,暗示“我”是新知识分子,是当时批判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的新知识分子。但是“我”却无法回答一个社会下层妇女祥林嫂那看似简单的问题——“人有灵魂吗?”。而且从小说模糊的暗示来看,“我”对祥林嫂的死也多少有些责任。最终,本应得到救助的祥林嫂死了,该为时代牺牲的“我”却苟且生存。所以,“我”这个形象,在祥林嫂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甚至是一种虚伪的,对不起天地使命的启蒙者的形象。然而,当时中国最大的悲哀,不只是众多的麻木者和愚昧者,更是那些处处与身份不相称的启蒙者。[9]鲁迅以“我”的形象讽刺了当时没有“自我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们。

蔡万植的《痴叔》也是同样。尽管这部小说没有《祝福》那样丰富的人物形象,故事性也不强,但蔡万植也很巧妙地对小说的叙述者“我”进行了讽刺。从小说中不难看出,叔叔代表了当时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艰难救国的知识分子,婶婶是当时传统的朝鲜女性形象,也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平民。而叙述者“我”代表了社会上一些愚昧的亲日卖国者。叔叔的先觉者形象和“我”的堕落者形象形成了明确的对立面。

“我”只上了三四年小学,文化水平近乎文盲,在日本人的店里当店员。老板曾经两次夸奖“我”,并暗示以后“我”还可以独自经营,便自以为是个有为青年。后来,在与叔叔的对话中,“我”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一无所知,还大言不惭地对叔叔说教。“我”生活在日本人创造的假象中,对日本人唯命是从,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耻,还妄图同化其他人,殊不知在其他人眼中就如跳梁小丑一般。小说通过“我”与“叔叔”言行的对比,更加突出了“我”的愚蠢,引人发笑。不仅如此,蔡万植还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对亲日卖国者进行尖锐讽刺和批判。

“不管是什么人,没有比阿谀谄媚更肮脏下流的啦!”

“阿谀谄媚?”

“上至帝王,下至乞丐,在当前这个制度下的世界里,其实都要守住本分,过各自力所能及的生活。没有比隐藏自己的真性情,阿谀谄媚更令人唾弃的事情,也没有人比这样活着的人更加可怜!记住,有两碗饭吃的人,不一定就比只有一碗的人饱。”[10]

鲁迅的《祝福》和蔡万植的《痴叔》,除了小说本身的讽刺对象外,还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讽刺。而且两篇小说中“我”的形象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形成了对立关系。但也存在差异。首先,两部小说中叙述者“我”的身份不同。 在鲁迅的《祝福》中,“我”是一个模棱两可、不称职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蔡万植的《痴叔》中,“我”是无知的亲日卖国者形象。究其原因,除了鲁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外,当时的社会状况也是一大原因,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颠覆了帝制,但封建礼教仍然禁锢着人民。蔡万植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日本不仅占领了朝鲜的土地,还企图抹杀朝鲜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得不在作品中表现出亲日情结,但作者将亲日者“我”设定为一个无知自傲的形象也无疑是对日本即亲日者的厌恶。其次,两部小说采用的形式不同。鲁迅的《祝福》采用了插叙的叙事结构,故事性更强。既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弊端,也暴露了当时以“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无奈。同时,插叙的手法可以使小说层次更丰富,更能深化主题。而蔡万植的《痴叔》则采用了自序式与对话式相结合的创作手法,结构更加清晰。最后,两部小说中“我”和主人公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祝福》中的“我”与主人公祥林嫂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关于祥林嫂的故事也大都是“我”听来的。讽刺程度较弱,表现更委婉。而《痴叔》中的“我”与主人公叔叔之间关系密切。全文均以“我”的角度观察和评价叔叔,还有大篇幅与叔叔的对话。讽刺的程度强,表现更直接和尖锐。主要原因便是中韩两国当时受侵略的程度不同,社会主要矛盾也不同。

三、结论

以上是对鲁迅的《祝福》和蔡万植的《痴叔》中所体现的讽刺的二重性,即双重讽刺的考察。本文分为表层讽刺和深层讽刺两部分,分析了两篇小说中出现的讽刺性的异同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表层讽刺中,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叙述者“我”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讽刺了顺从封建礼教的主人公祥林嫂。在蔡万植的短篇小说《痴叔》中,叙述者“我”对不懂感恩,一心扑在共产主义运动上的知识分子叔叔进行了讽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韩两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在深层讽刺中,鲁迅和蔡万植分别结合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对“我”这样的人进行犀利的讽刺。鲁迅讽刺了当时像“我”一样虚伪无力的新知识分子,蔡万植则讽刺了以“我”为代表的无知的亲日卖国者。不仅如此,鲁迅还以插叙的方式揭露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深化了主题。蔡万植采用自叙式与对话式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反讽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讽刺程度更强,情感更加强烈。这主要与当时中韩两国受侵略的程度不同有很大关系。

参考文献:

[1]????????[W]. ?????????,2006.

[2]???.『蔡万植硏究:?? 文學? ? 斷面』[J].??????,1968(2):26-38.

[3]杨剑龙.揭示国民性病态的一面镜子—再论鲁迅的《祝福》[J].山东社会科学,2005(3):98-101.

[4][5]鲁迅.彷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8,11.

[6][7][8][10]蔡万植.痴叔[M].玄镇健,贫妻//权赫律,韩国文学名著——韩汉对照系列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55,57,79.

[9]薛世昌.鲁迅小说《祝福》的主题再探[J].天水師范学院学报,2006(3):88-91.

作者简介:刘一玮(1994-),女,河南省郑州市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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