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国势：王云五文化强国的努力

【摘要】20世纪20年代，王云五经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在任期间，为实现以出版振兴文化、以文化而强国的梦想，王云五出版了教育类系列丛书，以提升教育；出版了学术类系列丛书，以促进学术；倡议设立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东方图书馆，以传播文化。至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迁往后方，王云五继续致力于出版事业，以出版而效力于抗战。

【关键词】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出版强国

【中图分类号】G613.3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201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无锡古运河工商文化旅游开发研究”（项目编号：2018SJA0885）。

一、反思中的文化振起

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曾担任孙中山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过职。1921年春，商务印书馆邀请胡适出任该馆编译所所长，他经过慎重的考虑，谢绝了邀请，而推荐王云五担任该职。胡适推荐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除因王云五是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恩师外，还与王云五自身经历与深厚学养有关。王云五曾受上海公民书局委托主编过《公民丛书》，由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乃是实至名归。

在一次演讲中，王云五提出，文化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而文化的实力如何衡量？一般认为，可以从受教育者的数量及比例来推断，但王云五认为，如果教育有名无实，或者受教育者并未真正学到知识，则教育数量对于国家文化实力的提升并无作用。在王云五看来，应当从“一国出版物的数量、出版物的定价和生活程度的比例，以及出版物的性质，三项中观察而得。”

1924年，据当时《内政公报》数据，中国注册过的出版物不过七百余种。在王云五看来，《内政公报》上的统计数远低于实际的出版物数，但整个中国的出版业的困弱却是不争的事实。据王云五统计，1924年，中国出版书籍的数量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五倍以上，以人口比例来推算，则出版物数量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王云五等出版人，面对贫弱的中国、凋敝的社会，以一腔热情投入到出版事业中，期待以出版、教育、文化振起国势，实现强国之梦。

二、提升教育：教材类书籍的出版

近代，中国系统编辑教科书源于清末南洋公学译书院，随着时任负责人张元济转任商务印书馆后，教科书中心也转移到了商务印书馆。1921年冬，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并在此工作25年之久。王云五通晓出版之道，认为做出版就要追求盈利，但又不能专讲盈利；通过一部分利润高的书赚钱，就可以资助一些亏本的学术著作出版。为此，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制定了一套长期出版战略：首先推出利润高的中小学教科书，次则编写各类工具书，盈利后补贴出版各类高质量的学术专著。

在民国年间，时局风云变幻，每逢学制改革或教育部推出新的教材标准，王云五立刻组织编辑力量，推出新版教科书，使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始终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商务所编教科书，初期主要以小学及寻常中学生为对象，此后范围逐渐扩大，开始编写高级中学、职业高中、专门大学教科书，陆续推出后，被各地各级学校选用。

1924年，王云五成功出版了一套《少年百科全书》，共计20册。随后，王云五开始策划《小学生文库》。规划第一集共五百册图书，涵括了四十五个门类。在规划丛书时，特别考虑到小学经济承受能力，使一般小学能以四五十元的价格购买得起五百册适合儿童的读物。至1931冬，书稿已大半就绪，拟于1932春季各小学校开学时开始预约。不幸1932年突遭“一二八事变”，致使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全毁。1932年，王云五提出了“日出一书”的计划，出版重头便是各类教科书。到1933年秋季各中小学开学之前，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复兴中小学教科书》及配套教学参考书多达300余册，被各地中小学广泛采用。在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中学阶段的教材及读物陆续出版，合计有五六百种。1942年12月，王云五又从《万有文库》中挑选出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书籍420种，作为中学生阅读参考用书。抗战胜利后，王云五从《万有文库》中精选了117册书籍，再挑选了抗战后重版的105册书籍及最近三年出版的178册书籍，出版了《中学生文库》，以满足战后重建教育之需。

民国初期，中国大学的教材以西方教材为主。1931年，蔡元培提出，全国大学采用的各项教科书要努力使之中国化，王云五与之观念不谋而合。他组织了当时国内顶级的专家学者编撰了《大学丛书》。该丛书编撰委员会由蔡元培领衔，共55人，囊括了冯友兰、竺可桢、马寅初、梅贻琦等知名学者。《大学丛书》本计划出版图书300册，至抗战前共出版了200余册。该书品质高，价格相对较低，被国内大学广泛采购，极大地提升了国内大学教材的水准，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王云五认为，教育不应局限于学生，而是面向全民。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主持了向全民普及科学知识的系列丛书，均以传播知识、开启民智为目标，同时重視出版及翻译妇女读物，以满足妇女阅读之需。

在王云五的努力之下，也带动了如中华书局等出版社投身于教科书事业，使当时教科书市场一片繁荣。王云五以教育强国的梦想，在当时中国虽未能得到实现，但他的努力，或多或少地促进了教育，影响到了一批学生。王云五的良知与人文关怀，探索中国教育改革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三、促进学术：万有文库的出版

工具书一直是衡量世界综合性大出版社实力的象征。1923—1938年，王云五集中力量，出版了175种高质量的系列工具书，其中，影响非常广泛的有《教育大辞书》《综合英汉大词典》《辞源》等。《教育大辞书》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单科词典的最佳精品；《综合英汉大词典》收字之多、译名之正、质量之高，令时人为之赞叹。为了编译好百科辞书，王云五聘请各科专家学者百余名，连同自有编辑在两百人以上，其实力超过当日很多名牌大学。

王云五力主出版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系列丛书。他首先策划了一系列小丛书，每个系列小丛书约数百本，分别请各学科专家执笔。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农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等，这些小丛书通达各科、兼及中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中外学术思想，广受社会各界欢迎。

在此基础上，王云五决定编制一套更为庞大的文库。此套文库，基于已有的汉译世界名著及已刊行的各小丛书，加以整理扩充，更囊括国学基本丛书及各种重要图书，称为《万有文库》。自1928年1月始，他动用商务印书馆几乎所有编辑，经一年多的努力，于1929年4月出版了《万有文库》第一集，共两千册，初版五千部。这套书推出之后，初期销售困难，经过王云五运作，每日于各大报纸刊载广告促销，不久各省图书馆、公共机构和藏书家的订单纷纷飞来，最终全部卖光。以大部丛书而论，这在今天也堪为畅销了。1934年，王云五开始《万有文库》第二集编撰工作，共计出版有两千册。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时，开启了中国出版界的三个时代，第一便是编印教科书时代，第二是辞源时代，第三便是翻印孤本时代，这三个时代占了商务印书馆光荣历史中的重要部分。”古迹整理不是王云五所擅长的领域，但他仍然积极投入其中。王云五策划出版有《丛书集成》，目标是收集整理各类珍稀孤本，本计划出版4千册，到抗战前共出版约3467册。

在学术著作出版中，王云五注重西方自然科学类著作的出版。近代中国出版界也曾组织力量翻译西方各国书籍，但侧重于人文社科类书籍，未重视于自然科学。为弥补此项缺陷，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系列自然科学书籍，“对于种种纯粹科学，均有多少之出版物，拟积极进行，假以数年，当有较大之贡献。”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工厂全毁，编译所全毁，资产损失一千六百万七千二百九十四元。”遭遇重创之后，又面对同行激烈竞争，王云五却始终不忘文化强国使命，他自云：“如果一旦消灭，而且后继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从1932年8月1日复业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商务印书馆不但重版旧籍，而且做到了“每日新书一种”。仅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书就达4938册，占全国出版册书的52%强。

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王云五及时把握当时图书市场倾向、读者群偏好，运用富有创意的科学管理营销之道，“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使得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保持着国内出版社龙头地位，并成为当时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

四、普及文化：推动图书馆建设

1922年1月17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268次会议决定成立公用图书馆委员会。同年，王云五利用商务印书馆增资五百万元的契机，建议设立图书馆，除商务印书馆自用外，也对外开放，这是东方图书馆的最早提议。经过各界努力，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6月2日正式成立，王云五任馆长。

作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承担了社会教育的使命，对方开放，吸引了大批读者前来借阅。为了方便读者检索，东方图书馆采用王云五发明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与四角号码检字法。

1932年1月29日，东方图书馆遭日军飞机掷弹焚毁。馆毁后，王云五并不气馁，开始着手重建工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云五道：“故对于东方之复兴，亦即为吾人最急迫之工作。吾人鉴于责任之重大，以及国内学术界得一完善参考机关，早日促其实现为中国文化事业谋一线新曙光。”

对于全国各地学校的图书馆建设，王云五也予以关注。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王云五提请通令全国各学校，在大學中设置图书馆，并于每年全校经费中提出百分之五以上为购书费案。由提请从速设立中央图书馆，并以该馆负指导全国图书馆之责任案。

王云五十六岁时随英国人布茂林学习英文。布茂林有个私人图书馆，藏书颇丰，王云五从中广泛阅读。这段阅读经历对王云五影响颇深，后来他鼎力支持私人图书馆的建设。王云五甚至设想：“把整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化身为无量数的小图书馆，使散在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在可能时，还散在许多家庭。”如果全国各地有千万个小图书馆，则乡野有志读书之士，皆能享受到图书馆服务，获得阅读的机会，如此文化得到普及。

民国年间，一度也曾进行过图书馆建设，但成绩不大。其中缘由，一由于经费支绌，二由于人材缺乏，三由于图书难以分类检索。《万有文库》出版时，就考虑到了图书馆的管理与检索。“故由本文库而成立之小图书馆，只须以认识号码之一人管理之，已觉措置裕如，其节省管理之费不下十之七八。”

王云五推广图书馆的梦想，经由《万有文库》而实现。在王云五看来，每一套《万有文库》，就是一座图书馆。“而且有很多内地的小城市，都以一部《万有文库》开始而成立了小型的图书馆，以极经济的财力，而给一般普通民众智识上的补益。这部《万有文库》在现阶段文化水准低落的中国，起了若干有意义的作用了。”

王云五打造了民国年间最大的，且对外开放的东方图书馆，又从图书分类、目录检索、组织管理、对外开放等方面全面加以探索，推动了中国图书馆学及目录学的发展。通过各种丛书的出版，王云五为各地组建小型图书馆提供了资源，促进了图书馆事业发展。

五、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王云五仍不忘出版事业。在战火之中，商务印书馆做了规划，部分人员设备迁往香港；部分人员设备则迁内地长沙，再移重庆；同时，计划在江西、广西建立出版基地。经由抗战，原先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机构开始扩散，分布至全国各地，带动了内地文化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往后方的商务印书馆仍坚持出版一大批书籍，如《公民教育丛书》《战时常识丛书》《中华文化史丛书》等。王云五还于重庆成立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虽僻处一隅，而日夜前来阅览者，平均每日二三百人。”

1921—1946年，除了中间有五个月短期离开外，王云五一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三十年中，商务印书馆由一小印刷厂演变为一文化重镇。如王云五这样的出版人，抱有“出版救国”“文化强国”的梦想，他的努力，经历了多次战火的冲击，他在商务印书馆中的工作也存在着争议，如其推行的科学管理法，如商业性的宣传等，乃至后来他投身政治更遭到无数诟病。但王云五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在推广文化、普及教育上，却写下了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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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祖楼（1985-），男，汉族，江苏沭阳人，硕士，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教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