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

2020-10-23 09:08李国庆
当代作家 2020年10期
关键词:周家百草园鲁迅

李国庆

一踏上绍兴的土地,崇敬和景仰之情便油然而生。

下了火车,我迫不及待直奔鲁迅先生故居。

毛泽东说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近了,近了,多少年的梦想顷刻之间便要实现,浑身的血液加速流动,心脏也剧烈地狂跳起来;到了,到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先生的故里到了!

鲁迅在绍兴出生,一直生活到十八岁才离开故乡去南京求学,超过了生命中的三分之一。他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是这里的膏田沃土、五谷杂粮哺育他健康成长;是这里的文化底蕴、山川灵气赋予他异秉天资,是这里的轶闻掌故、风土人情激发来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诸多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精品佳构;他自己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

鲁迅取材于故乡的作品主要有:散文《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范爱农》《秋夜》《风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社戏.《祝福》《长明灯》《孤独者》等,堪称杰作和精华,脍炙人口,传之久远。

今天,我放慢脚步,庄重地、虔敬地来到先生的故里。

鲁迅祖上曾是绍兴一带的豪门大户、名门望族。

鲁迅祖上原籍湖南道州。周家始祖是宋末元初的著名理学家、《爱莲说》作者周敦颐。一世祖周逸斋在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徙居绍兴城内的竹园桥。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四百年前》一文中推测:周氏祖上或许是务农,但搬到绍兴城后,肯定是弃农经商了,家境也逐渐殷实了起来。由于在城市的便利,周家子弟开始走进学、读书、赶考之路。终于,第六世周韞山在乾隆元年考上了举人,为周家挣得了第一块“文魁”的匾额,这意味着周家从此挤进了士林,不仅经济地位上什,而且政治地位也显著提高,周家开始了购地建屋,广置家产。对这显赫的局面,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给后辈子孙的《恒训》一文中说:“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

在绍兴凡是房屋比较象样一些的都称作台门,且往往聚族而居。“台门”起初是对有身份之人住宅的“尊称”。随着历史的变化,就把具有一定规模、封闭独立的院落都称为“台门”。而绍兴传统民居的格局即以台门为正统,所以绍兴的台门特别多。过去,民谣有“绍兴城里十万人,十庙百庵八桥亭,台门足足三千零”。

清朝乾隆十九年(1744)七世祖周绍鹏购得绍兴城内覆盆桥赵氏住宅,经过大规模的改建,成为颇具规模的台门宅院,这就是周家老台门。从此,覆盆桥周氏在老台门聚族而居,繁衍生息。此后,由于子孙的繁衍,房族的扩充,祖居的房屋已不敷使用,所以周氏家族在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1)又购置了两个台门,即过桥台门和新台门。从第九世开始,周家开始了分家,长子住新台门,二儿子住过桥台门,小儿子和父母住老台门。鲁迅先生于1881年9月25日出身于新台门。

新台门位于东昌坊口19号(今鲁迅路2阗号), 是一座大型的台门建筑,其规模和结构与老台门基本相同,坐北朝南,青瓦粉墙,砖木结构,共分六进,有大小房屋八十余间,连同后面的百草园在内,总占地4000余平方米。当时,新台门内共居住着覆盆桥周氏中的六个房族,而鲁迅故居则位于新台门的西面。1988年1月13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18年底,经过新台门周家六房共议,决定将整座屋宇连同后面的百草园一起卖给东邻朱姓。房屋易主后被拆毁重建,所幸主体部分基本未动。2003年10月,当地政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拨款依照原样修复新台门,如今出现在眼前的新台门正是当年周家鼎盛时期的本来面目

鲁迅故居临街那两扇乌黑发亮的石库台门,是当年周家出入的地方;不言而喻,鲁迅先生曾经在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足迹和脚印。

如今,一块以黑色大理石雕凿的牌匾镶嵌在门边右侧墙上,上书“鲁迅故居”四个金色大字,为当代著名书画大师潘天寿所题,是名符其实的墨宝。

走进大门便是一个小天井,里面有一间狭长的泥地平屋,是周家当年的“保管室”。绍兴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家家户户出门都离不开水上交通工具,现在陈列在这里的两支橹是用在帆船上的,而那两支浆则非乌篷船莫属。当然有钱人家出门多半坐轿,经文物部门多方征集,找回了周家当年用过的轿杠,如今作为文物陈列,尤显珍贵。

穿过曲尺形长廊,就可见到一口水井。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丼里的水清爽甜润,非常可口,而且富含多种矿物质。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鲁迅先生就是喝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难怪他那么聪明睿智。我想,这也许和井水的滋润不无关系吧?当然,这也无法考证,权当是戏言吧。

走到长廊的尽头,便进入桂花明堂。所谓明堂,就是天井。这里生长着一株金桂,另外一株也是金桂,如今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所以就叫桂花明堂。

百草园是鲁迅的天堂,这里则是他的乐园。每到夏天,日落西山,凉风习习,沁人心脾,小鲁迅把饭碗一丢,就舒舒服服地躺在金桂树下的小板桌上,等待着快乐时刻的来临。

很快,继祖母周蒋氏来了。

周蒋氏名蒋菊花(1842——1910),绍兴偏门外鲁墟人。这是一个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女人。她的肚子里“货色”特别多,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让小鲁迅听得如此如醉,魂牵梦绕。

周蒋氏芭蕉扇一摇一摇的,话匣子便打开了。

“你知道老虎的师傅是谁吗?”

“不知道。”

“你猜猜看。”

“老虎那么厉害,谁能当它的师傅?”

“肯定是比它更厉害的。”

“谁?”

“猫。”

“猫那么小,怎么能当它的师傅呢?”

“怎么不能,猫的本事可大了。”

“噢,猫有什么本事?”

“我跟你说过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故事,你还记得吗?”

“你说说看。”

“老虎在见到武松的时候,使了哪几招?”

“先是张开爪子扑过来,然后是用身子掀,再用尾巴剪,最后张嘴咬……”

“这些本领都是猫教它的。”

“噢,猫果然厉害。”

“可是,老虎学会了这几招,就起了歹心,它想把猫吃掉,以后它就是天下第一,没有谁会超过它了。”

“那只猫肯定危险了,得想法子赶紧逃呀!”

“怎么逃?老虎身高体壮,速度也不慢,猫眼看就要成为它的美餐了。”

“那怎么办?”

“……”

“奶奶,那只猫后来怎么样了?”

“……”

“你快说呀!快说呀!”

“……”

“那只猫是不是被老虎吃掉了,那现在那么多猫又是从哪里来的,是它的哥哥姐姐的后代吗?”

“那只猫没有被老虎吃掉,它巧妙地保护了自己。”

“噢,那只猫是怎么逃掉的。快说呀!快说呀!”

“那只猫留了一手绝活,没有传给老虎。”

“什么绝活?”

老太太指了指金桂树,比了个手势。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当老虎向猫扑去的时候,它灵活地掉转身子,‘噌,窜到树上去了。”

老虎一下子傻了,只好绕着大树转圈子,一个劲儿地吹胡子瞪眼睛。”

老太太不由竖起大拇指,夸奖道:“你讲得比我还好,还生动,真聪明!”

《水漫金山》的故事小魯迅也很爱听。

有个秀才叫许仙,一次偶然的机会,救了一青一白两条蛇。后来白蛇就化作美女找许仙报恩,两人结为夫妻;青蛇改名小青,扮作丫环安心跟随他俩。有个叫法海的和尚,硬说许仙脸上有“妖气”,就把他藏在自己出家的镇江金山寺。白蛇娘娘前来寻夫,法海不肯交人。白蛇娘娘就“水漫金山”,逼迫法海放出许仙。后来,法海施展法术,将白蛇娘娘装进一个钵盂里埋在西湖边,上面专门建了一座雷峰塔来镇压。

“法海和尚那么坏,难道就没有人治得住他吗?”

“有。”

“谁?”

“玉皇大帝。”

“那法海后来怎么样了?”

“法海被天兵天将追得走投无路,只好一头钻进螺丝壳里,再也出不来了。”

“噢,太好喽!太好喽!”小鲁迅开心地拍起了巴掌。

就这样,小鲁迅在金桂树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而难忘的夜晚。

当然,这些细节都是我触景生情大胆想象的;然而,这绝非毫无道理。

鲁迅后来把老虎拜猫为师恩将仇报反遭戏弄的故事写进了他的《狗·猫·鼠》一文里,借此讽刺人间那些品行不端处心积虑的小人,颇具现实意义。他还根据白娘子的不幸遭遇写出了两篇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你》,在文中,他直言不讳自己对白娘子的同情和雷峰塔倒掉的欢欣:“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现在,他(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据说,雷峰塔的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

鲁迅就此借题发挥,愤怒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内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鲁迅从小就接受了民间文学的熏陶,长时间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一方面为他今后的文学生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创作素材,一方面他在写作中大量借鉴和使用民间文学的创作手法,比如注重故事性,讲究塑造和刻画人物,语言生动活泼,结构严谨,描写细腻等等。

鲁迅对故乡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耳熟能详、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笔下出现的环境人物,莫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德天空。他(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晱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它)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生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秋夜》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乡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它)的美丽,说出他(它)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情。

…………

——《故乡》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赃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孔乙己》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阿Q正传》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载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吧,,”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

——《故乡》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个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祝福》

从桂花明堂往前走,便见到了鲁迅先生当年的卧室。1898年春,鲁迅离家赴南京求学,先后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被官派赴日留学,先去东京弘文学院補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1909年8月,鲁迅归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10年7月,鲁迅决意辞去杭州的教职,回乡报效桑梓。他应聘先后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兼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因为家离学校不远,鲁迅平时就住在这间书房兼卧室的房间里。如今房间里的摆设一如当年模样,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铁梨木床,鲁迅曾在这张床上睡了多年,如今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文物了。

周家的住处清静而又宽敞,鲁迅每天从学校回来,就忙着备课,有时还抽空写点东西。他的第一篇文言文小说《怀旧》及《辛亥游录》等文章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怀旧》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活现了乡间的土豪劣绅、村宿腐儒仇视辛亥革命,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丑恶嘴脸,仿佛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给封建教育制度以致命一击。《小说月报》很快予以发表,编辑破例在稿件上大段大段加圈,而且还特意加了赞语,向读者推荐。《怀旧》一时间不胫而走,读者无不先睹为快,好评如潮。

也是在这间卧室里,鲁迅还整理和辑录了古代会稽郡的史料和地志佚文,进行了《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汇编工作。他意在通过乡邦文献的整理出版,呼唤人们继承发扬古越国“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精神,向帝国主义侵略者讨还血债。还是在这间卧室里,鲁迅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下了《军界痛言》等一篇又一篇直刺反动当局心脏的战斗檄文。鲁迅晚年以杂文著称于世,于他这段时间在家乡的试笔与练功,委实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在这间卧室里,他还准备编一套有关普及科学知识的丛书,然因资金匮乏而不得不打消念头。

与鲁迅卧室紧邻的是一个长方形的石板天井,靠东边的台阶上栽种着月季、黄杨、夜娇娇、虎耳草、映山红、凤仙花等一盆盆花草,四季姹紫嫣红,争芳斗妍。

鲁迅从小喜爱花木,常去野外四处搜寻、采集各类奇花异木,然后移回家中精心培育、养护,长年累月,在天井内形成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线。

此外,他还根据自己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发现了植物书籍《花镜》一书中的一些错讹和谬误,予以批注和订正。

与石板天井相对,是周家老宅的两楼两底。二楼东首前半间是饭堂兼客厅,

绍兴当地俗称“小堂前”。鲁迅在绍兴时期,这里就是他会客和宴请的地方。他和好友范爱农等人边吃边聊,“嘴后常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

小堂前的右上角,摆放着一张皮躺椅,这是鲁迅父亲周伯宜的遗物。

周伯宜(1861——1896),秀才出身,文采出众,但考取秀才以后屡试不第,因而心绪不佳,意志消沉,常年在家闲居,不问世事。

不料,受父亲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牵连,周伯宜秀才身份被革除;眼看国是日非,前途渺茫,他忧郁成疾,渐入膏肓,后又被庸医所误,不幸英年早逝,给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不幸。

年幼的鲁迅迭遭家庭变故,饱尝人世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使他看清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从而决意投身革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民众解放、中华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切。

鲁迅的母亲鲁瑞就住在“小堂前”的隔壁。南边的那张八脚大床是当年的原物,曾伴随老人家多年;东边这张小床是鲁迅三弟周建人的“专利”,在母亲抚爱的目光下健康成長,老幺的好命真是令人羡慕。

鲁迅母亲当年做针线活用的生活匾、剪刀、尺子、粉袋、熨斗、线板等工具依然静静地躺在靠窗的桌子上,其中已经做成的一只袜船是当年她亲手缝制送给工友王鹤照的。时光顷刻在眼前倒流,她老人家飞针走线为孩子们劳碌的身影跃然如现,使我们对这位伟大的母亲顿生敬意。

鲁瑞(1858——1943),出身在绍兴乡下安桥头村。她原本是文盲,但“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鲁迅语)

开始的时候,她喜欢看一些通俗浅白的唱词之类;随着阅读水平的提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大部头也被她一部一部啃下,而且能够转手“批发”给别人。连鲁迅都想不到,母亲天生就有讲故事的才能,绘声绘色的表演发挥,常常让那些听众竖起耳朵听得目不转睛,欲罢不能。老人家还热心教穷人识字。据王鹤照回忆:“由于老太太的耐心教导,慢慢地我就认识了好几百字,豆腐小菜账也会上了。”

受鲁迅影响,老人家晚年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常爱浏览报章上刊登的时评、社会新闻等,并且有自己的独立看法和见解,已经跨入较有品位的知识女性行列。

鲁迅以敬佩的口吻评说道:“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岁,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老太太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同时性格刚强而坚毅,丈夫正直盛年便遽然离去,加之家道中落,入不敷出,全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肩上。她含辛茹苦,艰难竭蹶,一心一意抚育三个儿子长大成人。

鲁迅刚刚成年,打算外出求学,族中有人反对,老人家顶着压力,毅然变卖首饰为他筹措盘缠;后来鲁迅东渡日本留学,也得到老人家的大力支持。在鲁迅之后,老人家又先后把周作人、周建人送去外面闯荡,为日后成才奠定了基础。

鲁迅的聪慧、好学、正直、坚韧、沉着、乐观、豁达、刚毅等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母亲影响,他把母亲看成是秋瑾那样的英雄,就是最好的明证。

“周氏三杰”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也为中国近现代史增添了光彩荣耀。

小堂前的西边是鲁迅继祖母周蒋氏的卧室。前面说过,她是鲁迅的启蒙老师。

鲁迅成年以后,依然对她十分怀念,专门写了小说《孤独者》表达自己的敬爱之情。

周家是大户,厨房就藏在最里边的弄堂尽头。由于人口多,用的是三眼大灶,

灶壁上还凃着祈福避邪的图画和文字,如今已很难见到,观者无不称奇。

厨房中间陈列着一张八仙桌,看来只是意思意思做做样子,当年吃饭肯定不止一桌人,只是现在已找不到那么多桌子,无法再现当年周家人丁兴旺的盛况,游客只能凭想象去“体验”当年的情景了。

北面墙上挂着的那只“块头”很大的竹编菜罩,是周家当年雇请的“忙月”(逢年过节或农忙时的帮工)章福庆留下的“真身”。

章福庆,浙江上虞杜浦村人。他为人忠厚,勤劳朴实,而且心灵手巧,一专多能。除了地里的农活样样在行,他还掌握了一门竹匠技艺。周家的许多日常用品,多是他亲手制作;少年鲁迅喜爱什么玩具,他也能随心所欲变着花样予以满足,自然成了周家最受欢迎的人。

有时活计多忙不过来,他就把儿子运水领来当帮手,同时也想让鲁迅带带他,

沾点读书人的灵气,好歹有点出息。

厨房是鲁迅和运水第一次会面的地方。鲁迅曾描述第一眼看到的运水,“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鲁迅在小说《故乡》中所描绘的闰土的形象,也是以运水为原型的——

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故乡》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平时以兄弟相称,整天形影不离。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运水年龄虽小但很能干,他会捕鸟,在海边看管西瓜,用胡叉刺猹。鲁迅和他在一起,上树掏鸟蛋,在海边捡贝壳,去山上采花,藏进百草园捉迷藏……玩得特别开心。可惜年关到了,运水要走了,鲁迅难过得直掉眼泪,甚至忍不住大哭;运水也躲在厨房里不肯出来,舍不得和鲁迅告别。

运水回家以后,时时惦念着鲁迅,每次父亲回家,他都要托父亲给鲁迅带回一些小礼物,如贝壳、鹅卵石、鸟羽、鲜花等等,鲁迅曾回赠他一枝板枪。

1919年,鲁迅将要离家前,特意把运水请来与他道别。没想到才几年功夫,运水已经今非昔比,生活的重担和压力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见了鲁迅,只是一味诉苦,全没了少年时期活泼伶俐的模样。

以后鲁迅每次回乡探亲,总要向母亲了解运水的情况。运水每次来周家帮忙,也会问起鲁迅。

1921年,鲁迅以运水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故乡》。这时,鲁迅笔下的运水(闰土)形象是“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在小说中,鲁迅以冷峻深沉的笔调、悲楚酸痛的语言,表达了对运水(闰土)一类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控诉反动统治阶黑暗统治的罪恶。诚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从厨房过去,是三间小屋,东边一间是章福庆的住处,西边一间是储藏室,存放着陈年稻谷及牵砻、风车、竹簟、锄头等农具杂物,中间这一间是通向百草园的过道,以门隔开。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是却是我的乐园。”(鲁迅:《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百草园其實是新台门周氏家族共同拥有的一个菜园子,占地近2000平方米,东邻沈姓房屋,西接梁架后园,北临东咸欢河,南宽北狭,园内虽无明显界线,却有大园小园之分。南面的是大园,西北角有一块突出的园地便是小园。周家各户利用空地在园内种些瓜果菜蔬之类,有的地方还用来做晒场,但大部百草丛生,鸟兽出没,是名符其实的“百草园”。

爱玩、爱大自然是孩童的天性,在百草园,鲁迅度过了一生中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日后时常留恋和怀念的美好时光,在那里“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百草园虽然好玩,可也有几多凶险之处,那就是藏匿在草丛中的赤练蛇和从墙头探出笑脸引人上钩的美女蛇,可这丝毫也不影响鲁迅在百草园“寻欢作乐”的兴趣和热情。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除了玩,鲁迅还曾带着两个弟弟在百草园内捕捉原配蟋蟀,那是为了给父亲治病用的药,然而不管用,父亲还是英年早逝,但不管怎样,他们的一片孝心还是让父亲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也是百草园所做出的一份贡献吧。

鲁迅真愿意自己永远长不大,永远不离开百草园,永远和那里的一切朝夕为伴,可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命运在顷刻间发生了转折,他却不愿意接受眼前的事实,他抱怨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书塾〕就是私塾,旧时家庭、宗族或教师自己设立的教学处所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以上文字,均出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时追忆童年情不自禁写下的一篇美文,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毫无疑问,这篇经典必将继续流传,成为千古绝唱。

如今的百草园,尽量按照历史原貌予以恢复,虽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原汁原味,但大体修旧如旧,我们置身其中,权且当一回少年鲁迅,亲身体验当年发生在百草园中的种种游乐嬉戏、奇闻趣事,也不枉风尘仆仆、千里迢迢来此追“星”(鲁迅)吧?

走出鲁迅故居,东行200余米,往南经过一座石板桥,走进一扇黑漆竹丝门,

便是鲁迅的先生的家——寿家台门。

寿家台门由鲁迅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祖父峰岚公购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1),总建筑面积795平方米,坐东朝西,北临小河,上架石桥,河对面就是鲁迅祖居周家老台门。

寿家台门共有房屋四进,当年鲁迅求学的地方——“三味书屋”就位于北边的厢房。

为什么要读“三味書屋”?一是离家近,二是名气大,三是教育质量好,有了这三条,自然是别无选择。

寿境吾(1849——1930),名怀鉴,字镜吾,是一个饱读诗书、学养深厚的宿儒。他淡泊明志,澡身浴德,一生厌恶官场,鄙弃功名,年轻时曾考取秀才,此后便不再应试,在家中开设私塾,坐馆授徒为业。鲁迅由衷地赞佩道,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教书及其认真负责,每届只收8个学生,务求保质保量,这也是鲁迅和他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在此就读日后均成为国内顶尖人才的主要原因。寿先生不仅态度认真,而且教学讲究方式方法,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因而从这儿走出去的学生大都优秀,这也是“三味书屋”几十年长盛不衰的根本。寿先生的人品学识对少年鲁迅影响很深,他后来不走仕途刻意钻研学问,以文学为手段治疗国人心理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滥觞于“三味书屋”的启蒙和教育。

“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数一数二的私塾, 原是寿家书房,面积35平方米。

走进院内,“三味书屋”的匾额悬挂在书屋上方,两边的柱子上是一副抱对:“至乐无声唯孝悌  太羹有味是诗书”,均为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书。

“三味”原为“三余”,出自裴松之注《三国志》中董遇所言:“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意在告诫人们珍惜业余时间抓紧学习,积以时日,必见成效。

峰岚公将之改为“三味”,别有深意。

何为“三味”,按照一般的解释,“三味”取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音希海,即醋和肉酱)”的古语。其大意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味如吃米面,是食之本;读史记味如喝美酒吃佳肴;读诸子百家之类的书,味如酱醋(好比烹调中的佐料一样)。”

然而,寿境吾的孙子寿宇却不以为然。他说:“这样的解释淡化了祖先对清王朝的反叛精神。我小的时候,祖父寿镜吾亲口对我说,三味是指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指的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向往于山珍海味的享受;‘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这第一点‘布衣暖非常重要,这是我祖先峰岚公、韵樵公的思想核心,产业的失败,使他们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质,他们认为在祸国殃民的清王朝当官就是为虎作伥,是害人害己。于是,把三味书屋的办学方向也作为子孙的人生指南,不许自己的子孙去应考做官,要甘于布衣暖,菜根香,品尝诗书的滋味。”寿宇说,寿镜吾生前曾对他说:“这三味的含义不能对外人说,也不能见诸文字,这是祖先韵樵公定的一个家规,因为‘三味精神有明显的反清倾向,一旦传出去可能要招来杀身之祸。”这也是后来人们主观臆测出来众多说法的主要原因。

看来,这“三味”确如寿宇所言,实则是寿家坚守民族气节、洁身自好的家规祖训,委实令人崇仰和钦敬。

“三味书屋”匾额下蓝底洒金屏门的正中挂着一幅《松鹿图》,《松鹿图》之下安放的是一张长条案桌,中间安放着八仙桌和靠背椅,供塾师在教学时使用。 如今桌上依原样摆放着寿境吾先生的手抄本《唐诗》《杂选本快笔》及《十七史论赞》等。八仙桌两旁各备有一只茶几和两把太师椅,有时会有客人来向寿先生求教和切磋学问,便安排他们坐在这里。

《松鹿图》暗含“福禄寿喜”之意,松,长寿也;“伏鹿”,福禄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生来到私塾读书,先生希望学生在“三味书屋”获取知识学问,为日后成材打下扎实基础,报效社会民族,开辟“喜鹊登枝,梅花灿烂”的人生坦途。

学生每日入学,先要对着“三味书屋”匾额和《松鹿图》鞠躬行礼,然后方能入座听课。

当时先生讲课是坐在书桌后面的高背椅子上,学生则自备桌椅板凳,因而高矮、大小、质地各不相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自的家庭经济状况。

据馆内资料介绍,鲁迅的座位最初在书屋的东南角小门边,同学们进出小园要从他座位边走过。为不影响学习,他就要求先生调换位置,把座位移到东北角。鲁迅使用的是一张两抽屉的硬木书桌,桌面右边有一个一寸见方的“早”字,是鲁迅当年亲手刻下的。

关于这个“早”字的来历,还有一段很动人的故事。

1893年,鲁迅的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而锒铛入狱,鲁迅的父亲又重病卧床。当时,两个弟弟尚年幼,作为周家的长子,13岁的他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几乎是每天,除了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给他久病的父亲去抓药外,还要帮助家里劳动。

当地“名医”给父亲开出的药方很怪,药引更是奇特。一般医生常开的“生姜”“竹叶”他是不用得。最起码是“芦根”,这要鲁迅到河边去掘,“经霜三年的甘蔗”,需要鲁迅花费两三天时间去搜寻,“原配蟋蟀一对”,忙得鲁迅和他的两个兄弟几乎是翻遍了百草园的每一块石头。

有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要用十年的陈米做药引,而这药引药店是没有的。那天早上,鲁迅为了采办这味药引而焦急地四处奔波,双手空空地从亲戚朋友家赶回时,已是日上三竿,上学从未迟到过的鲁迅这天迟到了。寿先生是不准学生无故旷课,也不准学生任意迟到早退的。要是学生三天不来三味书屋读书,他就要上门去催问:“你家XX、XXX为什么不来读书?”回答说生病或有什么事所以没有去,他才“噢噢”地回去了,或者说一声:“那么病好了马上叫他来。”现在他见平时很用功的读书的鲁迅迟到了,就沉下脸严厉地责备了他一顿。鲁迅回到座位坐下后,心里很为自己的迟到而难过,就悄悄用小刀在书桌右下角刻下了这个“早”字,用以自勉。事后,寿先生从其他学生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想方设法弄来了几升“陈仓米”,亲自背着送到鲁迅家里,一进门就高兴地说:“樟寿(鲁迅名),你要得陈仓米我寻来哉。”足见师生之间感情之深。

对于这件事,鲁迅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并在一次闲談中告诉了他的夫人许广平。1956年,许广平来到绍兴,特地去了“三味书屋”,并借助手电筒的亮光在昏暗的角落里找到了鲁迅当年亲手刻下的这个“早”字,并拓下来带回家中报春。

鲁迅在“三味书屋”求学期间,循例读完了《四书》《五经》,然而他似乎并不喜欢。他直言不讳地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与我毫不相干。”

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如《诗经》《楚辞》《尔雅音图》《癸巳类稿》《诗画舫》以及其它先秦散文、汉魏六朝辞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鲁迅读书并不死记硬背,而是注重理解和掌握。他曾制作了一张小巧精美的书签,在两端装饰红色的花纹图案,中间写着十个端正的工笔小楷:“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夹在书中,时时提醒、督促自己。正因为他读书方法得当,读一本是一本,日积月累,水到渠成,很快在同学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有一次,寿先生拟出“独角兽”三子课题,让学生应对。同学中有的对“三头蛇”,有的对“八脚虫”,有的则干脆交了白卷。寿先生连连摇头,很不满意。他来到鲁迅面前,看见对的是“比目鱼”,不禁面露微笑,颔首不已。他当众点赞道:“独”不是数目字,却含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目字,但含有“双”的意味,对得巧!对得妙!樟寿同学是动了脑筋、花了功夫的,孺子可教也!

“在中国,任何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战士,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鲁迅在后来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表现出那么深刻的认识,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勇猛的冲杀中,表现出那样惊人的战斗力,是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领会紧密相关的。他从古代文化中汲取的民主主义因素,砥砺了他的分辨能力,又看清了封建主义圣贤们在冠冕堂皇的纱幕下所隐藏的东西,因此,当他一旦掌握了先进的批判武器,反戈一击的时候,便切中要害,显示出一种使黑暗势力无法招架的打击力量。”(林非、刘再复《鲁迅传》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时间的脚步迈得太快,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到了不得不忍痛离别的时候,我一步三回头,静静流淌的咸欢河似乎也在向我频频挥动手臂:“何日君再来?”

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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