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职院校的高水平发展之路

阮为文

[摘 要]通过考察“金平果”和“GDI智库”在“双高计划”实施前后对中国高职院校综合竞争力前100名的排名发现，我国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可分为稳定型、进步型和退步型。对这3类院校的分析发现，国家、省级政府、院校三者对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缺一不可;充足的经费和稳定的经济投入是造就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基本保障;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关键力量;高水平高职院校能够紧密对接地方经济，对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国际化是高水平高职院校的新要求。据此，提出相应5个方面的建议，以进一步推动我国高职院校的高水平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高职院校;排行榜;稳定型;进步型;退步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5-0041-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5.008

长期以来，有关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发展的讨论屡见不鲜。笔者通过高职院校在相关大学排行榜中的整体表现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冀图挖掘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共性特征以及“双高计划”（即教育部、财政部于2019年公布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全国共有197所高职学校入选该计划。“双高计划”每5年一个支持周期，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年度评价、期满考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管理机制）实施前后各院校排位变动的成因，以客观呈现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设之路，为推动我国高等職业教育的整体高水平发展提供参考。

一、高等职业院校排行榜及其指标体系

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高等职业院校排行榜有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高职院校综合竞争力排名”（以下简称“金平果高职排行榜”）、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发布的“广州日报高职高专排行榜”（以下简称“GDI智库高职高专排行榜”）。此外，还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中国高等职业学校和中国高等专科学校评价”。但由于其自2001年对中国高等专科学校进行首次评价后又中断了18年，直到2019年8月才再次发布中国高职高专排行榜，不具备连续性，因此不在笔者选择的视野之内。

“金平果高职排行榜”现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和高教强省发展战略与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联合发布。自2012年2月始，“金平果”高职院校排名已连续多年发布。其排名标准由“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科教产出”“学校声誉”4个一级指标及26个二级指标、70个观测点构成。此外，2020年该排行榜还在 “学校声誉”中增加了“双高建设”“1+X证书试点”等多个观测点，兼顾了规模与效益、数量与质量、教学与实践等多种平衡关系，既有绝对指标也有相对指标，既有传统指标也有新兴指标（表1）。

2017年4月，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开始发布全国高职高专排行榜（“GDI智库高职高专排行榜”）。它根据高等职业院校的职业性、区域性、综合性和行业性等特点，由4个一级指标——“职场竞争力指数”“教育竞争力指数”“品牌竞争力指数”“二次评估指数” 组成。但它没有对外公布权重和二级指标。在2020年的高职院校评估中，该排行榜新增了“‘双高计划建设院校”这个二级指标。值得注意的是，该排名注重成果产出导向，不过多关注投入指标（表2）。

从表1、表2中不难发现，不同排行榜所依据的理念不同，因而采用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与权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所学校在不同的排行榜中排名会有所不同。有些院校在不同的排行榜中都能处于较好的位置，表明这些院校在不同的评价标准之下，在各个方面都有领先的优异表现。正如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负责人刘念才所言：“一所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在各种指标体系下都会是一流的，其排名不会产生大的波动。”[1]

基于上述缘由，为了挖掘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共性特征，以及“双高计划”实施前后院校的排序变动成因，笔者将位列“金平果高职排行榜”和“GDI智库高职高专排行榜”前100名集合中的交集者定义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如此就会出现3种类型的高水平高职院校：（1）“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这类院校在2018年和2020年的两榜排名中均进入前100名。（2）“进步型”高水平高职院校。这类院校在2018年的两榜前100名排名中至少一家没有交集，而在2020年的两榜排名前100名中均有交集。（3）“退步型”高水平高职院校。这类院校在2018年的两榜前100名排名中均有交集，而在2020年的两榜前100名排名中至少一家没有交集。

二、“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特征分析

对比“双高计划”启动前后的高职院校排名可以发现，启动前后始终处于两榜前100名的高职院校有61所，占2018年两榜中此类院校总数（71所）的86%。这表明在“双高计划”启动前后，绝大多数高水平高职院校的排序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这61所高职院校当中，有60.6%（37所）的院校集中在东部地区，有24.6%（15所）的院校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余14.8%（9所）的院校集中在中部地区（表3）。以这61所高水平高职院校为基础进行归纳，高水平高职院校与普通型高职院校相比，有如下共性特征。

（一）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支撑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力量，建设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对“稳定型”高职院校的分析发现：低生师比、高双师比是高水平高职院校区别于其他院校的关键性特点。

生师比指学校专任教师数与在校学生数的比值，是最常见的衡量高职院校教学投入的指标，也是反映学校办学条件与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生师比越低，越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整体看来，61所“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生师比平均数为15.09%，中位数为15.45%，远低于全国17.74%的平均水平。其中，生师比最低的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仅为7.69%。横向上，东部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平均生师比（14.16%）明显低于中西部高水平高职院校（中部、西部的平均师生比分别为16.4%和16.54%）。

双师比是指具有双师素质教育能力的教师数量与专任教师总数的比值。职业教育领域的“双师型”教师，原则上的要求是兼备教学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教师。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更是职业教育质量的保证。整体来看，61所“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双师比平均值为81.14%，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7%）。其中，“双师型”教师占比最高的是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高达95.35%;占比最低的是芜湖职业技术学院，为45.68%。横向来看，东部 “稳定型”高职院校的平均双师比占比为84.67%，明显高于中西部（中西部分别为74.39%、76.72%）。

（二）稳定的经济效益

高等职业教育是工业化大生产和劳动分工的产物，其培养技能人才的方向源于行业企业需求。高等职业教育之所以有必要存在与发展，是由其质的规定性决定的。这种区别于其他教育的特征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社会的实际需求[2]。其中，横向技术服务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指标项目，强调高职院校要在对接市场需求、赋能中小微企业、助力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因此，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发展与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密切的关联。整体看来，61所“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中的绝大多数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产值达到171 57万元。其中，70%的“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都排入了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经济效益排名的前100名。例如，与社会经济发展对接紧密的滨州职业学院，通过服务企业、开展技术服务、加速农业技术转让，面向山东乃至全国大力推广油莎豆的育种、种植和相关食品的深加工，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高达30亿元。横向上看，东部“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产生的经济效益为20 511万元，明显高于中部的7 648万元和西部的14 812万元;中部的“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产生的经济效益又明显低于东部和西部。

（三）充裕的经费投入

高职院校各项活动的开展离不开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对“稳定型”高职院校的分析发现，稳定充裕的经费投入尤其是生均拨款的配给，是高水平高职院校稳定运行的基本保障。毋庸置疑的是，生均拨款越高，越有利于学校各项事业的运作。整体看来，61所“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年生均拨款为19 004元，高于国家规定的12 000元。其中，生均拨款最高的高职院校为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高达85 506.87元。横向上看，东部的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为22 144元，明显高于中部（13 516元）和西部（14 762元）。

（四）高水平的国际化

高职院校的國际化主要分为3种类型：一是政府统筹推进型。主要是政府部门基于国家战略直接承接的高职教育合作交流、对外援助等项目，统筹协调高职院校实施，并提供经费和政策保障。二是企业需求驱动型。主要是由企业提出海外人才培养需求，高职院校提供相应服务。三是院校自主探索型。主要是高职院校与国外院校、组织机构等展开合作，通过境外办学、提供技术与人力培训、招收留学生等方式将我国高职教育向合作国家推介的活动[3]。

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具体内容包括全日制国（境）外留学生、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养，在校生到国（境）外企业实习，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及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课程标准，参与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等方面。整体看来，61所“稳定型”高职院校都积极参与了国际化。横向上看，东部“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平均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而西部的国际化平均水平又明显高于中部（图1）。

综上所述，“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在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稳定的经济效益、充裕的经费投入、高水平的国际化等通用指标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特征，反映了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发展规律，为我国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提供了参考。

三、“进步型”高职院校的排序变动原因分析

在“双高计划”启动后同时进入“金平果高职排行榜”和“GDI智库高职高专排行榜”排名前100名的高职院校中，有14所院校的名次有了进步，共同出现在“双高计划”实施后的2020年的两个排名中，属于“进步型”高职院校，占“双高计划”启动后高水平高职院校的总数（75所）的19%。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属于其中的代表。这3所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在“双高计划”启动之前，均未入选两榜的前100名，而到了“双高计划”启动之后都进入了前100名，在短期内实现了排名的跨越式提升。另外的11所高职院校则是在2018年两榜中的排名不理想，但到了2020年就均排入了两榜的前100名（表4）。

（一）“双高计划”的实施是高职院校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对照表4和2019年10月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院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可以发现，与“双高计划”启动前相比，名次出现较大提升的高职院校均入选“双高计划”建设名单。其中，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列入第二类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B档），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入选第三类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C档），其余高职院校也都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由此可见，由国家主导的“双高计划”对高职院校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省级政府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高职院校的发展

笔者通过相关检索发现，截止2020年5月，已有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云南、重庆、贵州、甘肃等20个省（市）发布了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关文件，而“稳定型”与“进步型”高职院校大都集中于这些省（市）份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省作为经济弱省，2019年GDP排名全国第29位，但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仍入选“稳定型”高水平高职院校，这与该省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无关系。2017年9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建设国家职业教育 助推城镇化改革试验区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9年9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的《甘肃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表明，甘肃省要力争将其打造成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高地。可见，省级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当地高职教育的发展。

（三）充裕的经费投入是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的重要保障

在14所“进步型”高职院校中，东部地区占9所，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4所和1所，内地高职院校的竞争劣势日益凸显。《中国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表明[4]，东部各省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不仅高于其他省份，而且其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7.50%、18.16%、17.83%、19.81%。这表明，地方经济发展与高职院校的发展关系紧密，稳定的经费投入对高职院校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退步型”高职院校的排序变动原因分析

在“双高计划”启动前同时进入“金平果高职排行榜”和“GDI智库高职高专排行榜”前100名的高职院校中，有9所院校的排名出现了退步现象，没有共同出现在“双高计划”实施后的2020年的两榜前100名当中，属于“退步型”高职院校。具体分布情况为：浙江1所，江苏1所，辽宁2所，河南1所，吉林1所，江西2所，山东1所。其中，江西省的2所和辽宁省的1所高职院校在“双高计划”启动之前均入选两榜的前100名，而到了“双高计划”启动之后则都未进入两榜的前100名。另外6所高职院校则是在2018年均进入两榜的前100名，而2020年在两榜之一当中的排名不理想，排序跌至100名以后。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所高职院校由2018年的“金平果高职排行榜”中的第74名下降到2020年的第178名。

（一）战略定位缺失是退步的内因

战略定位对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高职院校的战略定位应该根据本校实际，对标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规划出自身的发展蓝图。只有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实施有效的改革，才能推动高职院校向高水平发展。然而，通过对9所“退步型”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分析发现，其规划文本对未来发展缺少清晰的战略定位。例如，某省的两所高职院校在其他共性指标没有出现明显下滑的前提下，一直没有推动高校的国际化发展，导致其排名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此可见，战略定位缺失对高职院校的综合实力提升有着较强的抑制作用。

（二）低水平经费投入是退步的外因

如前所述，充裕的经费投入是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的重要保障，而低比例的经费投入则会造成高职院校的退步。例如，在“双高计划”启动前，DL职业技术学院入选了两大排行榜的前100名，“双高计划”启动后未能进入任何一榜的前100名，这与该省对職业教育经费的投入较少不无关系。《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的数据表明，DL职业技术学院所在省份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只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2.25%，不及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一半。由此可见，经费投入的多少对高职院校的发展至关重要。

五、推动我国高职院校高水平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3类高职院校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家、省级政府、院校三者的推动作用对高职教育高水平发展缺一不可;二是充足而稳定的经费投入是造就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基本保障;三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关键力量;四是高水平发展高职院校都紧密对接地方经济，为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五是国际化是高水平发展高职院校的新要求。据此，笔者提出进一步推动我国高职院校高水平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形成上下联动的发展体制

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位置，逐步完善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首先，应从国家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予以大力支持。2019年1月启动的“双高计划”对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实力起到引领与促进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着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国家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高职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度。其次，省级政府同样要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出台与国家配套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配的高职发展政策。再次，高职院校要制订符合自身定位的发展规划，抓住机遇，推动学校的整体发展。总之，健全国家、地方、院校三者间的良性互动体制机制，是推动高职院校高水平发展的根本保障。

（二）完善高素质师资结构，优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要大力提升“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实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首先，要提高“双师型”专任教师数量。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生师比的中位数为17.9，大多数高职院校的生师比集中于16.2～20.2之间[5]。按照教育部2004年2月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的规定，至少有一半高职院校还没有达到合格标准线。为此，扩大教师数量、降低生师比，已是当务之急。其次，要提高专任教师质量。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中的“双师型”教师有19.1万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39.7%。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2年，‘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可见，目前高职院校中的双师比离基本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应大力引进“大国工匠”“技能大师”等人才，充实“双师型”教师队伍。

（三）扩大经费投入渠道和额度，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生均拨款

要建立加大高等职业院校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促进高职教育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各级政府要按标准制订并落实高等职业院校的生均经费标准。《2019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数据表明，还有25.5%的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未达到12 000元，部分地（市）级政府或行业企业举办的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甚至低于6 000元。因此，迫切需要补上这块短板。同时，在达到高职教育生均拨款12 000元的基础上，根据发展需要和财力逐步提高拨款水平。其次，要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兴办职业教育，拓宽办学筹资渠道;要发挥企业的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要进一步突出改革导向，支持校企合作，注重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全面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

（四）突出需求导向，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布局，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满足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需要，对接科技發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其次，要深入对接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实际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建设学校与企业能互利共赢的长效机制。目前，高职院校产生的经济效益呈“倒金字塔”结构，这意味着大多数发展水平处于底层的高职院校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不畅。因此，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供给侧要与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形成契合。

（五）加强国际合作，走“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发展之路

要着力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水平，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走国际化发展之路。首先，要坚持“引进来”的发展方式。引进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思想、技术和资源，从教育理念、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合作与交流等职业教育的内涵特征上进行学习和借鉴，取其精华，并理性看待本国职业教育的优势，正确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扩大留学生规模，优化留学生结构，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升国际服务水平和影响力。其次，要坚持“走出去”的发展模式。鼓励学生去高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深造、实习;推进国内院校与国（境）外院校、企业的深度合作，搭建国际高职合作平台;与国际接轨，对标国际标准，推动高职教育国际化认证，打造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在国际合作中提高国家形象，扩大国际话语权，从而大幅提高高职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参考文献：

[1]刘念才，Jan Sadlak.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1.

[2]李梦卿，刘晶晶.我国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逻辑、特征与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8（02）：45-53.

[3]王琪，刘亚西，张菊霞，祝蕾.高职教育多主体协同“走出去”：实践类型与优化治理[J].教育发展研究，2019（05）：14-19.

[4]教育部 国家统计局 财政部.关于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1910/t20191016_403859.html.

[5]杨梓樱，朱益明，邓宏宝.我国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对办学质量的影响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0（01）：53-59.

（责任编辑：刘新才）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the ranking of top 100 Chinese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uble High Plan” by Jin Pingguo and GDI Think tank，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high-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be divided into stable， 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types. The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ws that none of them is necessary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ufficient funds and stable economic input are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creating high leve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high quality "double teacher type" teacher troop is the high leve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strength; High-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local economy and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 new requirement of high-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fiv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st; stable; progress; regress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