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汤因比：一本传记与两代史家

肖峰

一九五○年，三十三岁的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收到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的邀请，参与后者主持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国际事务报告”写作计划，这是为总结“二战”期间国际事件而进行的一个庞大项目。麦克尼尔承担了第五卷《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的写作，涉及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的描写。这些人物描写引起了汤因比的注意，在为该卷所写的序言中，汤因比特意提出他对传记写作的看法：麦克尼尔在描写这三个人物时，受到了历史学家的限制，这种限制又成为历史学家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可以以“观察者”而非“拥护者”的身份写作，能够与所写的主题保持距离，从而正确地观察并表现那些事件。

汤因比没有提到的情况是，历史学家有可能同时是被描写人物的“观察者”和“拥护者”。这种情况正好就发生在这位受到他称赞的年轻人身上，而被描写的人物就是汤因比自己。一九八六年，刚刚退休不久的麦克尼尔接受汤因比之子劳伦斯的邀请，为已经去世的汤因比写一部传记。本来已经迁居到康涅狄格州一个小村庄的麦克尼尔，为了这一写作计划随即前往英国，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材料搜集工作。一九八九年，这部传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麦克尼尔来说，这是一本充满挑战的书。一个原因在技术层面，传记写作需要想象力，传主的一些负面材料可能会被刻意隐瞒，导致传记的难度甚至大于世界史的写作。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曾经受到汤因比深刻影响的人，麦克尼尔需要努力在“观察者”与“拥护者”的身份之间保持艺术性的平衡。

一九四○年，大学时期的麦克尼尔第一次在图书馆里阅读到《历史研究》，被汤因比的渊博学识和宏大视野深深折服。幸运的是，他成为罗伯特·达比希尔的女婿，后者是汤因比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同学、一生的至交。借助这层关系，麦克尼尔于一九四六年首次见到了在美国讲学的汤因比，这次见面促成了汤因比向他发来的邀请。后来的合作经历对麦克尼尔的教职晋升、写作计划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的序言中，麦克尼尔称：“汤因比在学识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是细读本书的人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到的。”相信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然而，也正是这次合作经历，使得麦克尼尔从纯粹的汤因比“拥护者”向理性的“观察者”转变。他在接触中发现，这位曾经的偶像毕竟也只是一个凡人，有自己的思维定式，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尤其无视自己观点的矛盾之处。这导致了他与汤因比这位“父亲般的人物”决裂，转而实践自身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大获成功，奠定了麦克尼尔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他看来，这一成功实际上也仰仗了与汤因比的决裂。

就是在这一时期，汤因比经历了学术界最严厉的质疑与批评。“祛魅”不只是发生在麦克尼尔身上，甚至很多人从来就没接受过汤因比的观点。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来自牛津大学皇家史学教授休斯·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一九五七年，他在《文汇》（Encounter）发表了文章《阿诺德·汤因比的千禧年》，在这篇十五页的文章里，他嘲讽汤因比是一名创立宗教的先知，奚落《历史研究》是一种圣经，开启了名为“阿诺·汤因比纪年”的新千禧年，对汤因比的史学体系、公众地位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这篇文章给汤因比的声名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在麦克尼尔看来，特雷弗-罗珀的讽刺和抨击促使英语世界一代史学家们坚决反对汤因比那种全球式的和预言式的历史观，以至于汤因比在历史学家们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未能恢复。

麦克尼尔自己则享受了不一样的待遇，特雷弗-罗珀对《西方的兴起》可谓不吝赞美之词。在麦克尼尔看来，这是特雷弗-罗珀在利用《西方的兴起》再次批评汤因比，这种赞美是一种狂热、异乎寻常的溢美之词。这是因为即便“决裂”，麦克尼尔也没有完全否定汤因比。用麦克尼尔之子、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总结来说，汤因比对麦克尼尔的学术影响依旧是巨大的，麦克尼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种改进，但这种改进只有在湯因比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麦克尼尔此后所写的全球史著作始终以汤因比为坐标，甚至可以说，麦克尼尔在史学领域取得的诸多成就，都有汤因比所树立的榜样的影响。

麦克尼尔认为，像特雷弗-罗珀那样的批评，掩盖了汤因比作品对历史学学术研究的真正贡献与持久影响力。这部传记为他提供了发声的契机。他毫不避讳自己写这部传记的一个目的：在社会公众的盲目崇拜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专业学者们的敌意之间找到更恰当的平衡点，换言之，就是要重新评价汤因比。他对此采取的办法是，尽可能完整还原汤因比的生平经历，将汤因比的思想、作品放置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上自国际局势、政治演变，下至人际关系、家庭琐事，将其视作对环境变化的回应。

作为汤因比生平的在场者，麦克尼尔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人脉与影响力，广泛地调取在英国、日本、美国一切所能看到的材料，包括博德利图书馆丰富的汤因比档案、日本大学图书馆所藏资料，借助通信采访、当面采访以及汤因比家族的支持，再加上适当的推测，麦克尼尔凭借自己卓越的史学才能，统合出一部逻辑清晰、结合客观叙述与主观评议的传记。传记囊括了汤因比的一生，包括家庭环境，在温彻斯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求学，在伦敦大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机构的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政治事务，“二战”后在美国、日本大受欢迎，晚年的思想转变等。

为了努力体现“观察者”的立场，麦克尼尔不惜还原许多汤因比的私生活事件，目的在于揭露这位史学大师的凡人一面。麦克尼尔确信这些事件是真实的，有必要公之于众，即使这令他感到痛苦。这些事件包括：汤因比对母亲溺爱的依赖;家庭生活拮据与维持贵族生活的体面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汤因比毕生对贫穷的担忧;已是有妇之夫的他，在游历中国期间对女性历史学家艾琳·鲍尔鲁莽地表白;专注写作而疏于家庭关系的处理，造成了经营家庭关系的失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与妻子罗萨琳德婚姻的破裂，长子托尼自杀身亡;家庭生活的不如意使得他走上了神秘主义的自我拯救之路;最让麦克尼尔感到失望的是汤因比在“一战”期间故意逃避兵役的经历，这让他心目中的偶像形象一落千丈。

麦克尼尔还对汤因比的学术观点、卷帙浩繁的作品进行了评判。他对《历史研究》如何写成、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如何形成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同时，他并不回避汤因比思想体系的硬伤，指出了汤因比东方、西方二分法的缺陷，“文明”概念的含混，晚年思想的固执与僵化。他尤其认为，汤因比最大的错误在于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核心思想，认为文明之间本质上是彼此独立的，这种错误导致汤因比简化了对文明的思考，思想体系出现了漏洞，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麦克尼尔看来，文明之间更应该是接触、交流、互动的关系。实际上，多位学者在探讨汤因比与麦克尼尔关于“文明”理念的渊源与分歧时，都提到了这本传记。

“观察”与“拥护”融合出的最终效果，是对汤因比的“同情”。曾经与汤因比共事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评价汤因比“一生受尽苦难，却从未泯灭自己的童心……他最大的弱点是无法从批评意见中汲取教训……他对历史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本质上具有诗性和神秘主义色彩”，这被麦克尼尔认为是对汤因比最深刻的评论。通过真实、客观，甚至近乎残忍的揭露，麦克尼尔展现出汤因比人生与学术志业的悲剧色彩，在他的笔下，汤因比是一位艺术家式的人物，是在巨大光环之下忍受私生活困扰与心灵折磨的凡人。

更重要的是，麦克尼尔对汤因比的“重评”，也是在为自己的学术志业发声。他依然赞誉汤因比是世界史事业的先驱。这可以联系到一九八五年，麦克尼尔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的题为“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的年度演讲。他驳斥了狭隘的史学观念，重申了世界史的必要，认为一部透彻的世界史可望培養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感情，缩小各集团冲突的毁灭性，而不是如狭隘史学那样不可避免地加剧冲突。在麦克尼尔心中，汤因比在未来是否会再度得到人们认可，取决于世界史、整体史写作是否还会受到重视，他的倾向是明确的。

作为麦克尼尔针对的对象之一，特雷弗-罗珀在传记出版当年就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先知》作为回应。苛刻如他，对这部传记的“如是直书”也表示出肯定，认为这是一本诚实且具有学术性的传记，研究深入，有技巧，很有同情心，也很谨慎。不过，他认为麦克尼尔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质疑汤因比的远不止他一个人。他反对麦克尼尔的一些辩护，认为将汤因比视为世界史写作的开创者是一种过誉，因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普世历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吉本等人更有资格胜任这一角色，更注重证据的弗雷泽和马克思·韦伯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汤因比更具备“持久的意义”。总之，他认为这本传记并不会恢复麦克尼尔心中那位英雄的可信度和声誉，他对汤因比的批判没有变化，依旧是当年那样犀利、讽刺、冷酷的风格，甚至放出“狠话”：“我不后悔在他的作品被全世界吹捧为几个世纪以来的终极智慧时，暴露了他那自命不凡的蒙昧主义;但是，如果我知道他的父亲在他最后的三十年里一直是个疯子，我也许会温和一点。”

特雷弗-罗珀说得对，汤因比在后世所接受的评价，当然再难超过他在世时所受到的热捧。但是麦克尼尔这部传记的意义就在于，避免在冷酷的“观察者”的方向走得太远，尽力在批评与拥护之间寻求平衡，至少他是这么追求的。特雷弗-罗珀的回应基本是老调重弹，他避开了麦克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从世界史写作的角度看待汤因比的贡献。在麦克尼尔的心目中，汤因比是自己学术志业的重要引路人和同道中人，他对自己文明观念的影响、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自然高过那些“普世历史学家”们，毕竟在传记的最后一章，拿来与汤因比相提并论的是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这两位“历史学之父”级别的人物。无论如何，汤因比在志业上的勤奋、执着依旧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给麦克尼尔带来的巨大影响，正是杰出人物的价值体现。

客观来说，两位史学大家在人生经历上有诸多不同。汤因比虽然曾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担任教席，但对教学始终缺乏兴趣，在他看来，在课堂里面对学生授业解惑是“浪费时间”，他始终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他的学术志业更像是艺术家的自我创作，是个体的、唯一的;他接受的是英国传统精英教育，自诩是为帝国服务的知识分子，一直有介入政治事务的意愿。麦克尼尔的写作则具有明显的受众意识，史学教学是他诸多工作中重要的一项，他积极推广世界史教学，《西方的兴起》等一系列著作都成为大学教材;他接受的美国大学教育相比更加自由开放，他更多致力于将一种学科体系和史学流派发扬光大。此外，不同的家庭成长环境，二十世纪英美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也在悄然之中影响着两人的成败得失。

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使得他们成为一类人。历史学家需要承担道德责任，需要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为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留有充分的余地。麦克尼尔的这一认识，与通过文明兴衰循环来观察人类命运的汤因比是相通的。他们都坚持在历史叙述中融入真情实感，让历史书写富含关怀而非冰冷。当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灾难时，需要抛弃狭隘、自私、保守、猜忌，以“拥护者”的心态做好人类命运的“观察者”。这一点在当下尤其具有积极意义。

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思想智慧，激励着后人不断效仿乃至超越。一九二○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启发了三十一岁的汤因比;一九四○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启发了二十三岁的麦克尼尔。时间已经来到二十一世纪，麦克尼尔已经去世数年，不知下一位承上启下的世界史大家是何许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