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夏溦

1

在包子铺门口徘徊半小时后，我下定决心，捏紧手心里的零钱走上前，快速对服务员说了句：“买两个包子。”

热腾腾、软乎乎的包子拿在手里，我心想：好顺利，挺简单的嘛。心中平静又有些空荡。买完包子，我朝教学楼的方向走，教室里人声喧嚷，正要进去，不知为什么，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喘粗气，额头不断往外冒冷汗。

像是有一根和过去连接的弦被切断了，我竭力克制着颤抖的身体，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公共厕所，锁上门，像坍塌的积木般散在又冷又脏的地面上。我将两个包子揣在怀里，蜷缩着，无声地痛哭起来。

自有記忆以来，这是20岁的我第一次独自去买需要和店员交谈才能买到的东西。这天早上，平时帮我买早餐的同学临时有事，让我去早点铺帮她带两个包子，我心里十分恐惧。

2

伴随我十几年的社交恐惧症，始于1997年的那次搬家。

我从小寄宿在姥姥家，7岁时，母亲带我迁往一座陌生的南方小城定居。来到新学校，第一天上课我就陷入了恐慌，由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我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开学第三天，因为没听懂要求，我做错了习题，被老师留校罚抄100遍题目。父亲来接我放学，老师直言：“你这个孩子，恐怕智力有问题吧？”父亲面色窘迫地否认，老师不依不饶，问我学生手册上的满分成绩是不是伪造的，不然怎么一转学就成傻子了。

同学们也常来捉弄我。一次班会课，后座同学把口水吐在手心，抹在我的后背上。我举手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问我：“你是说，他把头霉泚在你身上？”

在当地的方言中，“头霉”就是口水，“泚”是“涂抹”，可当时的我不明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老师不耐烦地重复一遍后，我依旧听不懂，站在座位上哭了。

见我哭，老师竟笑出了声，同学们也仿效起来，教室里充斥着快乐的笑声。

从那时起，我在学校就极少开口，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我站起来，明知道答案，嘴巴却说不出话。放学后，除了家人和我养的一只小白猫，我不愿和任何人交谈。

二年级时，我转学到母亲教书的学校。或许因为是教师子女，即便我寡言孤僻，同学们也只是嫌弃和羡慕，不至于像之前一样欺负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后，母亲听说另一所小学下学期要调来一位名师，于是安排我第三次转学。六年级时，据说一所学校有位班主任教出了一个保送清华大学的儿子，她再度安排我转学……就这样，小学期间，我转了5次学，拥有300多位同学，却没交到一个朋友。最后一次转学前，班主任让我跟大家告别。我依言而立，迟疑许久，小声说了句“再见”。同桌的男孩打量怪物般看着我：“原来你会说话，我们一直以为你是个哑巴。”

在家乡迷茫又惶恐地成长到19岁，我要离家上大学了。开学日期临近，我的心情却愈发沉重，我无法想象自己在千里之外如何一个人生存。

3

在内心演练过无数遍后，一个午后，母亲坐在落地窗边的沙发上叠衣服。我小心翼翼地开口：“妈，你能不能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母亲短暂地停下动作，冷静地问我：“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我竭力让自己保持镇定，说：“其实我一直都很害怕跟人接触，大概是社交恐惧症。”

此前，我偷偷看了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的一些症状符合书上说的“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是恐惧症中的一种，患者明知恐惧反应是过分或不合理的，却依然难以控制，并极力回避或带着畏惧去忍耐，严重的社恐患者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一部分患者将终生与之为伴。

母亲沉默着，终于开口：“我知道你从小就内向胆小，所以一直想方设法锻炼你，可你总没有长进，家里来了客人，你到现在都不会主动招呼，我对你很失望。”

她的话唤起我噩梦般的记忆。每次过年吃年夜饭，父母都会以锻炼胆量为名，要求我站起来给长辈敬茶。我不得不起立，罚站一般，身体站得僵直，端着杯子一动不动。终于，按捺不住的父亲开始催促我，我大哭，年夜饭快乐的氛围就这样被毁掉了。

母亲丢开手中的衣服，骂道：“告诉你多少次了，你之所以改不掉这个性格，就是因为自己不想改，只要真的想改，你就可以改好。别扯什么心理医生，什么恐惧症，那都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病，都是神经病！”

我张开嘴想要争辩，却只能大口地喘气。

4

我没再向任何人求助过。“买包子事件”后，我意识到：即便痛苦，但如果逼自己一把，我可以做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我开始强迫自己去商店买东西，并根据由易到难的原则，制订了一套像游戏升级似的自救计划。

首先是生存必备项目：一个人坐公交车。上公交车并不困难，难的是下车。很多时候，司机为了提高效率，在到达站点前会大声朝车内喊一句：“有下的吗？”假如无人回应，就会开车飞驰而过。

为了能喊出那句“下车”，我采取的策略是：离司机近一点。当他问话时，我只需以平常音量回答，不会引起更多人注意。成功回答几次后，我渐渐移动到车厢中部，提升完成的难度。

每个周末，我会随便选一辆公交车，以一个陌生站点为目的地，怀着轻微的紧张与好奇心满大街闲逛，观察形形色色的路人。渐渐地，我能自由下公交车了。

接下来，我开始挑战去麦当劳点餐。最初，我只敢饥肠辘辘地在餐厅门口徘徊，一次因为过度紧张，我甚至反胃呕吐。

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终于推开那扇几乎要被我的目光盯穿的玻璃门。

“欢迎光临麦当劳，请问您要点什么？”漂亮的红衣女孩看着我，我的心跳猛然加快。我掐着胳膊告诫自己：“不必将他们看作真人，当成一群按程序工作的人形机器就好。”

我抬头看菜单，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有些发蒙，想点几样单品，但多说一个字都会增加折磨。我抬起颤抖的手指，指向桌面上最显眼的套餐：“就这个。”

这样的周末行程持续了大半年，购物和点单依然使我痛苦，但对人的畏惧心理像一块被细流冲洗的寒冰，正在切切实实地消融。

5

大二时，我选修日语，通过了交换生留学考试，获得为期一年的留学机会。抵日不久，校方为留学生举办交流会，一个染着灰紫色头发的日本青年在学生中格外显眼，我忍不住偷瞄了好几眼。

自我介绍环节，学生们围拢在一起，他刚好站在我斜对面。我因为要准备发言紧张得两腿发软时，他已经开始介绍了：“我喜欢读书、画画和看电影，不喜欢的东西，我想想……是人吧。”他微笑着抛出这句话，甚至还重复了一遍：“我不喜欢人。”

我目瞪口呆，更令我震惊的是旁人的态度。他们神情平静，像是在听别人说“我不喜欢胡萝卜”一样。我既震撼又感动，原来“讨厌人”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罪过，我本不必为自己的孤僻感到羞耻。

留日一年，我壮着胆子参加了不少交流活动，在学园祭摆摊做中国特色小吃;穿着浴衣在烟火大会上跳舞;在茶道室学习抹茶的冲泡饮用方法，竟然都意外地顺利，我的心态也从最初的能逃则逃，到平和面对甚至乐在其中。

不久后，我走进了一名相熟校友的友好家庭，认识了一对待我如亲人的日本夫妇。他们带我旅行，让我去家中小住，还亲自下厨为我庆祝了22岁生日。

一开始，我还有些害羞和不适，慢慢地，也能做到像其他同学一样，称呼他们“爸爸”“妈妈”了。

归国前，他们驾车送我去机场，我们在一家小小的拉面店吃告别晚餐。

“你呀，其实并不是平时表现出的那样，对吧？”正低头吃面，对面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

我心中一紧，抬头看见“爸爸”“妈妈”正对我笑。

“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显得特别活泼欢快，但你其实是喜欢安靜的人吧？为了让周围的人满意，才经常勉强自己。”

被人看穿，我慌乱起来，拼命把脑袋往碗里埋。

“我们一直都知道的。”接下来听到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只要做真正的自己就好。”眼泪掉下来，我急忙用双手捧起面碗，装作喝汤的样子。

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遇到看穿我的社交恐惧，却未因此看轻我的人。

6

回国后，我继续和“社恐”做激烈的交锋。

毕业前，我参加了学校的一场招聘会。距约定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招聘方依然没有出现。大多数学生的白衬衫湿得几乎透明，女生的妆也花了。终于，招聘方的人来了。他们走进教室。“请大家先出去自觉排队，一个一个地进。”其中一人开口说，接着又补充道，“哦，对了，你们没什么问题吧？”

不知哪根筋不对，我“噌”地一下高举起右手，站起来用一种仿佛不是自己的口吻说：“我有问题。”

正相互推挤着向外拥的学生、忙着端茶倒水的辅导员、傲慢的招聘人员，全都停下动作看向我。“很简单，”我说，“我就想知道，今天的面试时间到底是几点？”

场面陷入尴尬。辅导员出来打圆场：“我们路上堵车，所以来得晚了一点。”

“所谓晚了一点，是指两个小时吗？这么热的天，让我们汗流浃背地傻等，却等不来一句道歉，因为是学生所以不值得被尊重吗？”

蝉鸣聒噪，教室里显得愈发静谧。我在无声的人群里，像个热血主角般慷慨陈词。后来，情绪无法自控，为支撑自己讲下去，我边流泪边吼叫着讲完。讲完后，我立刻转身狂奔逃离教室。

至今我仍不明白，一向逆来顺受的自己何以在当时突然爆发，仿佛3年前，为买包子吓得哭了半小时的社恐患者已消失无踪。但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社恐患者灰暗的影子一直蛰伏在我身体里：我快30岁了，工作和旅行都喜欢单独行动，能网购绝不去实体店，能发信息就绝不打电话……但我不再会为此自卑和痛苦，我选择接受“她”也是“我”的一部分。

去年夏天，母亲从学校退休，跟着“夕阳红姐妹团”去保险公司打卡，命令我帮她一起完成卖保险的业绩。母命难违，我只好帮着她到处找人推销。

许多次，我放下电话总觉得恍惚。距离我大学毕业已有6年，曾听见电话铃声就害怕得将手机扔出老远的我，现在也成为可以在电话中滔滔不绝的“正常人”。我想：如果我能在80岁成为一个开朗的老太太，对我而言，就已经是终生战斗的胜利。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本刊节选，王辛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