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张佳敏

大约一百五十年前的某一天，在俄罗斯一家小旅馆内，一位客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声名日隆的大作家——忽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是死亡带来的阴郁。实际上，那时他的年纪并不大，身体也很健康，然而他始终无法摆脱死亡压抑的阴影。

他是托尔斯泰，这一夜的恐怖对他日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我们看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正是在这种恐怖余威下诞生的。

人们称之为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死了的人是否还能活着，可以存疑;但有的人活着，却已死了，应是无可置疑的。生死问题是这样空乏又沉重，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活着的事都搞不明白就不必去想那渺茫的死了;然而我们生的另一端连接着死，只有乐天派才会选择视而不见。当然，乐天有它的道理，而且很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处世观，但遗憾的是一些人生而躁动。他们要从死亡中榨出苦汁，作为生命的养料，这类人其实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就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人世一般的困难已打不倒他，同时也就令他失了兴味，于是他只有一步一步向终极发问，获取生存的意义。

英国作家艾略特名作《荒原》破题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死;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上述两人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的黑洞边徘徊，然而我们如今看他们的作品，感到极度压抑、绝望的同时，又能获得无限对生的渴望。这就是从死亡中取出的生命意志，如同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为人类盗来希望的火种。

我们的每一脚步、每一声笑、每一声呐喊，都在向死亡靠近，向死亡呼唤。幸福的人平安终老，他们的一生是唱着颂歌投进死亡的行程;悲惨些的则哭着喊着被推进死亡之中。总之他们都将成为一堆白骨、毫义意义的元素堆积物，富裕的、尊贵的名流显贵同贫穷的、低贱的毫无二致，所不同的大概是前者的骨灰盒要更贵重华美些吧！然而这不过是后人温情而无聊的行为，正如孝子们都热衷于大办双亲身后之事一样，生人的一切努力只与生人有关，死者若有灵魂，只能充当一个旁观者罢了。

要说清楚，我们的讨论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从来不会有一个厌生者来讨论生死之事;若有，那他已不在生者行列了。另有一种人，即我们通常所说伪君子之流，也爱讲前途命运，甚至以为人类一切祸福全寄于他一身似的，其实不过是小心呵护一己荣辱的可怜虫罢了。这样的人，若生在毫无分量的地位那倒无所谓，天下多几个梦想者罢了;若在相当的位置上，那就麻烦了。

人类一点光明大概在于，从古至今都有一群先驱者，为了自身的一点困惑，也为了身边人的醉生梦死，而探索终归不会有结果的难题。莎士比亚是这样，哈姆莱特那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自我质问，在当代人看来大概也是精神错乱了，然而这的确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必得产生的疑惑。否则，“人”的概念只是从生存到死亡的一个毫无意义的短短百年。要说明的是，以功利观点来看，哈姆莱特对于人类进步没有多大作用：他不能提高GDP，也不能立即消灭人类的痛苦。

但是我从前大学时，因了哈姆莱特的这一句话，心灵受了极大震撼，被同学误解，以为我是脑子错乱了，立即报告给了辅导员。那位善良的女人立马把我找了去，轻声细语地与我沟通，询问我近期的困难。她那样关切，我很感动，然而我实在无法告知她我的困惑，只有老实地顺从她想象中的思路，编造了几条莫须有的困难。她一一为我解难，我表示感激，并说一定遵办。从此我不敢再发狂言了，也和同学们一样过着充实的大学生活。辅导员以为自己的辅导起了作用，一再与人说起这事，大概要一届一届传下去吧！这倒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差不多，狂人最后“候补”去了，我则成了一个正常学生，结局都不错。

或许在科学理性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如今，人得到了大大的思想解放，但同时也失去了一点意义。中国过去没有现代科学，且长期处于苦难之中，无暇思考形而上的问题;西方虽一直是现代科学的故乡，但同时也有强大的神学做后盾。但到了二十世纪，无论东西方，都趋于整体上的和平，且宗教也基本被剥下了所有神圣外衣，这时人在物化社会里彻底茫然了。在疫情期间，人们似乎很喜欢提及加缪的《鼠疫》，然而唯有书的名字才符合他们的想象而已。存在先于本质，人人都爱高喊这句名言，为了争取更大的自由;然而自由越多，庸碌也就随之展开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个古怪的年代，人向理性回归了，付出的代价是庸碌——这是王安忆坦言写不出浪漫、高尚、宏伟作品的年代。

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四年级左右，跟着大哥去县城广场上看耍杂技的。那里人很多，我看着他们，心里慢慢生出一個念头：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我”。在我看来，世界是“我”的世界，我用“我”的视角看待一切，包括观察他们。可是他们也有一个“我”，他们心底里时时刻刻都回荡着“我”。我可以将外部一切当作某种力量的对我迷惑的显示，那么他们也可以，比如把我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只会行走的小孩。当你独处一室，盯着自己名字或者默想自己的存在时，会为“我”而感动，而迷惘，而恐惧。这个我，此时此刻在思考;这个“我”，将在百年后化为尘土。

我那时还小，心里只感到不安，同时由于小孩心性，很快就抛下不想了;这恐怕是做小孩最大一个好处，想不通就不想了。后来十几年间，还会偶尔奔涌出“我”的困惑，我很想深入进去，但我不敢。我清楚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通过思考就可以想得通的问题;也许，一有不慎反而会彻底失去“我”，成为一个疯子。我对于疯子并不歧视，用俗语同样也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说：身处的世界不同而已。他们的世界，雾中有影，沙上有印，风中有声，而我们的则是明晰理性的。作为一个所谓的正常人，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我”，就不可能踏越雷区到另一个世界去。

凡人只能小心谨慎地一步步向那隐藏在黑暗或者光明中的地方走去，一旦感到危险，即刻退回来。心理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探路者，一些人走得远了，就回不来了;另一些人，则幸运地把握了一个度，得以在两个世界来回穿梭。

这样的人终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选择逃避，免得自寻苦恼，其实这也是生活态度之一。假若我们没有遇到阿尔扎马斯的恐怖，那便学习童年时代的自己，快快乐乐地过下去吧！假若撞见了，老实说，托尔斯泰最终也没有解决的难题我也不能乱给意见。但是为了结尾，我提供一个“歌德方案”，他也同样有这个困惑，他在《浮士德》中这样说：

凡自强不息者，到头皆能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