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草何苍黄（中篇小说）

胡康华

我的决赛对手是厂部医务室的邵医生。

比赛前我就认定，这场球我肯定要输，而且会输得很惨。我怎么可能打过邵医生呢？听说他曾经拿过石河子少年乒乓球比赛的亚军，而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比赛。

不要说和邵医生比赛了，看他打球都是一种享受。他打削球，横拍。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是专业术语，我们小时候把这种握拍叫“大刀”，把这种打法叫“砍球”。邵医生在球场上，真像是挥舞着一把大刀，前后左右地砍杀。他的削球动作太漂亮了，好像舞蹈一样，又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削过去的球又低又转。据说邵医生过去也是进攻打法，当年，贺龙元帅带中央代表团来新疆，还带来了如日中天的中国乒乓球队。在石河子举行的表演赛上，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周兰荪这些只有在电影上出现的大明星，全部登台表演。邵医生是坐在体育馆的第一排看完了所有比赛（他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亲眼目睹了张燮林魔术师一样曼妙无比的削球表演以后，才改学削球的。

东盐池的人都知道，邵医生是个脾气古怪、言语尖刻的单身男人。前年从西盐池调来，好多人都不愿意找他看病，说让他看病，没病也能气出来。打球也一样，他只有一个球友，就是我们厂的团委书记、电影放映员孔宪实。他们俩一攻一削，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本来这次乒乓球赛，应该是他们两个争夺冠军的，没想到我在半决赛淘汰了孔宪实。这其实也是一次意外，孔宪实太轻敌了，半决赛开始前，他还在隔壁看象棋比赛，为厂部代表队的王副厂长做技术指导。上场的时候连球鞋都没换，踏着一双塑料底的懒汉布鞋，第一个扣球就差点摔个大跟头。然后他就不跑动了，站在原地打两面攻。这一下给了我很多机会，我知道他的反手攻球并不强（他的正手侧身抢攻特别凶），就把球全都打在他的左路和中路，有时还故意打成半高球诱使他进攻。这一招很奏效，他在几次反手扣杀失败之后，并没有改变战术，反而一时性起，偏偏要用反手打出漂亮的进攻。这的确也打出了几个难度很高的扣杀，赢得了观众的惊呼喝彩，但大多数球都出界或下网了。就这样，在比分十分接近的决胜局，我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偶像孔宪实。

顺便说一句，参加这次球赛本身，对我来说已经是个意外了。夏天最热的那一天，我还在盐田里捞盐，毒日头晒得我头晕目眩，汗如雨下，我觉得自己快虚脱了。中午去“麻袋房”（用盐壳搭建的麻袋库房）吃饭，炊事班长告诉我，指导员找我有急事，让我坐送饭的驴车回连部。接到这个通知，周围正在吃饭的工友们羡慕嫉妒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寒光四射，扎得我浑身舒畅。按照惯例，又有新的政治运动了，连队里写材料又要用上我这个“笔杆子”了。这些年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连队里所有的体会文章都是我起草的，去年我还参加过师部直属单位“评法批儒”辅导学习班，在省城学习了半个月。可我赶到连部见到指导员，他却告诉我，让我代表老一连参加厂里的运动会。还说想拿个篮球的名次恐怕不行了，会打球的全调走了，只有乒乓球，指导员指着我严肃地说，你要给我们争取拿个奖牌。还特地为我批了两天训练时间，在学校的体育室好好备战。

我和邵医生的决赛是在中午，被安排在厂部礼堂的舞台上进行。

这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乒乓球比赛一直是在学校的体育室进行的，那里面容纳的人少，我还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下出丑。更何况我如今根本不想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这半年以来，是我最倒霉的时候。我们一起从下马崖来东盐池接受再教育的十二个知青，现在还在老一连的只有我和馬远基了，加上从西盐池来的彭兴国，三个人成了难兄难弟。马远基上小学时写过反动标语，彭兴国的爸爸刚出劳改队；而我家庭出身没问题，工作表现也一直不错。这几年在厂宣传队，我不但在乐队拉小提琴，还写过不少节目。去年我还被政工组的刘干事（现在是刘副教导员）任命为副队长，有一次刘干事还说过，如果我继续好好表现，他会推荐我到厂部放电影。谁想到春节演出过后回到连队，同学们大都调走了。当过知青排副排长的赵建勇，现在是厂部政工组的干事；有当汽车驾驶员、修理工的，有到小学当老师的，最差的也在化工车间做加工。而我们三个人和新来的一批民工住在一起，还在戈壁滩的工地上捞盐挖芒硝。

礼堂的舞台上灯光明亮，让我想起每年元旦春节期间的演出。邵医生正在作准备活动，他穿着一身蓝色的运动短装，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回力球鞋。一看装束和动作，就像个运动员。而我穿了个工地上干活时的旧背心，下身是黄军裤和解放鞋（一种黄胶鞋）。我隐约感觉到台下来了不少人，还能听到叽叽咕咕的议论，好像还有讥笑。孔宪实坐在舞台边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一边抽烟一边和邵医生说笑。我想，人们肯定很期待一场猫捉老鼠般的表演赛，看着我被邵医生美美地戏耍一番。在我们这片荒凉的盐碱滩上，能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并不多，这也许就是突然更换比赛场地的原因吧。

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头：这场球我要死拼到底。我在生活中已经灰头土脸，输得够惨了，我不想让东盐池的人们继续这么轻松愉快地看我的笑话，而且是在这个舞台上。这时候我反而冷静下来了，对形势的判断是：邵医生打的是削球，这种球杀伤力不大。我在比赛中和他磨，我技术不行但有的是耐心，早晚是输，那就让它来得晚一些。我还偏偏不想让人们看到一场精彩的表演，反正我的生活已经够乏味了，索性让它更加乏味吧。

决赛开始了。

我先开球，我发的全是不出台的短球，邵医生削过来的球，我全都搓回去，也尽量搓短，就是不给他前后左右飘舞的机会。即便是半高球，我也不进攻。我发现邵医生的脸色变了，像他给人看病时那样难看，而且不停地摇头。台下也传来一阵阵的叹息声，好像人们满怀希望、兴致勃勃地来看一场大热闹，却让我把它变得索然无味。我得分的时候，台下便传来马远基一个人的怪叫，还有口哨，引得周围一片哄笑。

尽管如此，我第一局还是很快就输了。

邵医生走到场边，对孔宪实说：“这孩子太紧张了。”

邵医生说话的声音很大，我在场边擦汗的时候听得很清楚。我突然感觉到，不是我太紧张了，而是他，他是在掩饰自己。我虽然输了一局，但他并没有达到目的。我很快地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失利，在对峙中他没有占到便宜，只是他的发球太刁钻了，让我吃了不少亏。再开局的时候，我的站位朝后移了半步，这能让我多一点时间判断来球的方向和旋转，这一招也奏效了，我的接发球失误明显减少，在适应了他的削球以后，我的搓球质量也有了提高。双方想赢一个球都很难，每一个球都要来回搓上几十板才得分，台下的观众开始不耐烦了，很多人嘟嘟囔囔地散去，只有马远基的怪叫和口哨更加刺耳。

这一局我赢了。

我在场边喝水擦汗的时候，听见有人叫我。我抬头一看，是赵建勇，他站在舞台角上的幕布边向我招手。我走过去时，他低声说：“挥娃子，干得不错。就这么和他磨。不过，我觉得他第三局上来可能要进攻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的余光能看见对面的邵医生很激动地和孔宪实说着什么，孔宪实也向他比画着。我有些惊异地看着赵建勇，虽然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但他现在是厂部的政工干事，应该帮助厂部代表队的邵医生。他凭什么帮我出谋划策呢，更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恩怨。

第三局一开始，邵医生换了一只球拍，改成直板进攻了，这让我一上来就连输三分。邵医生的表情轻松了许多，蹦蹦跳跳的。这时我并没有慌乱，只是没有想到邵医生的攻球也这么好。但他毕竟好多年不用了，肯定不会那么得心应手。我在处理球时再小心一点，他还会失误的。果然，邵医生在打丢了几个球以后，开始不耐烦了，还有些发愣，好像在问自己，按照自己的水平，这种球怎么可能失误呢？于是，他也犯了上一场和孔宪实同样的错误，赌气般地进攻抽杀。同样是打出了一些难度很高的扣杀，但更多的是失误，我开始领先了。

这时候，孔宪实看出了危险，他马上叫了暂停，两个人在台角争论得很厉害。我看了一眼另一个台角，赵建勇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只有台下马远基趴在台边咧着嘴傻笑。

我知道暂停回来，邵医生一定会孤注一掷，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我虽然作好了准备，但他凌厉的攻势又让我连续输球，眼看比分又接近了。台下好像人越来越多，这时候我反而更镇定了，还故意磨磨蹭蹭，本来我就爱出虚汗，这时候打不了两个球，我就到场边擦汗、喝水，慢吞吞地走，但脑子却在拼命思索，下一个球应该怎么处理。我这时发现邵医生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步法也更加细碎，不知道是兴奋还是焦躁。

打到18比17的时候，我落后一分，轮到我发球，邵医生回球有点高，我突然扣杀了一板。这个球本来质量不高，但他显然没想到，把球接飞了。有人“啪啪”鼓掌，我再发球，同样又攻了一板，他虽然已经作了充分准备，可球又擦边了。掌声更强烈了，马远基的傻笑“呵呵呵”地传过来。邵医生摇摇头向台下摊开双手，好像在说：你们看，我水平没问题吧，运气太差了。他向裁判示意暂停，到场边换球拍，又换回了原来那个横拍，要打防守了。我知道他已经乱了方寸，但这时我也不行了，喉头发干、胸口堵塞，腿软得有点站不住。但我心里很清楚，现在是最要紧的时刻，如果这个机会把握不住，轮到他发球，我肯定就完蛋了。我再放短球，双方开始对搓，这个球打了将近二十多个来回，邵医生先沉不住气，打了一个侧身抢攻，球下网了。

20∶18，我再赢一分，比赛就结束了，现在的专业术语叫赛点。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每次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发一个怪球结束战斗。我突然发了这样一个偷偷模仿过的怪球——侧身踮起脚尖，球拍在头顶挥舞一圈，突然抖动手腕，击出一个像强烈下旋实际上是侧上旋的长球。邵医生明显地愣了一下，等他反应过来再接球，球出界了。

礼堂里的惋惜响成一片，那声怪叫显得更加不合时宜地刺耳。我再看邵医生，他反而很平静，脸上没有一丝沮丧，而且主动向我伸出了右手，我赶紧跑过去和他握手，他眼睛看著天花板，突然问我：“你认识球大兵？”

“认识，”我惊叫起来，“你看出来了？”

“你最后那个侧上旋发球，是他教的？”

“他没有教，我看了以后偷偷学的。”

“你很有悟性，”邵医生叹息着说，脸上的表情有些忧伤，“可惜你生不逢辰。”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生不逢辰”，一年以后有个上海知青偷偷借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他抄录的“胡乔木诗词选”。有一首题为《七一抒情》的七律，前两句是“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下面有注解，逢辰就是“遇到好时代”的意思。我边抄写边想，邵医生为什么要说我“生不逢辰”呢？

我认识“球大兵”，那还是八年前，在遥远的喀什噶尔，南疆军区总医院。

文革期间，十二岁的我被父母亲寄养在总医院的小姨家里。第一次见到“球大兵”，就是在医院的乒乓球室。听说他是喀喇昆仑边防线上的副指导员，正在医院疗养。他中等个、白净脸，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他乒乓球打得很好，也是削球，而且是直板，完全是模仿张燮林。听说他歌也唱得好，还会摄影、洗照片。我小姨的大女儿和院长的三女儿是同学，给我表妹拿来的相册，都是“球大兵”的作品，把院长的三千金拍得比鲜花还美丽。院长的二姑娘喜欢体育，“球大兵”耐心地教她乒乓球的基本功，二姑娘学得并不专心，嘻嘻哈哈地闹，反而是我在旁边把“球大兵”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铭记在心里了。

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么难听的外号，因为他球打得好，还是他是个当兵的？

“这不是外号，这是他的姓名，”邵医生在庆功会上告诉我。

那天下午的篮球决赛，孔宪实和赵建勇带领厂部代表队打败了实力强大的汽车连，获得了冠军。颁奖仪式结束后，厂领导特别安排了庆功宴，慰劳两项球赛的冠亚军。

邵医生看我一脸的狐疑，打开了他的奖品——一个红色塑料皮的日记本，在纸上写了“仇大玢”三个字。

“这个字在百家姓中念‘仇（qiu），不念‘仇（chou），邵医生用笔指着仇字说，“知不知道仇宝琴？”

“知道，国家队的，拿过全国冠军。”

“就是她，她叫仇（qiu）宝琴，不是仇（chou）宝琴。”

“噢、噢。”我连忙点头。

“还有这个字，念‘玢（bin），意思是一种玉石的花纹，不念分。”邵医生又用笔指着玢字说，“好多人就知道认半边字，有人叫他球大兵，也有人叫他臭大粪。”

“哈哈哈哈，”我放声大笑起来，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英俊的军官，还有他起的可笑姓名。这时候菜已经端上来了，一双双敏捷的筷子在粉蒸肉和红烧鱼上飞速地穿梭，眨眼间盘子就空了，“你怎么认识仇大玢的，你们是……”我转身问邵医生，发现他不见了。

这时候赵建勇引领着厂领导过来敬酒，还特别介绍了新上任的副厂长苏巧云，当年西盐池赫赫有名的“铁姑娘排”排长。运动健儿们纷纷站起来，端着大碗同领导碰杯。我很吃惊地看着苏副厂长，她哪里是什么“铁姑娘”，简直就是“花姑娘”。她的皮肤很白，浓眉大眼，一条油黑的大辫子，很像当时一部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中的女主角。那部电影我看了三遍，会唱所有的电影插曲，而且至今还记得那个女护士的名字，她叫姜连玉。

“挥娃子，这场球你打得好，”赵建勇搂着我的肩膀大声地吼，“你给我们老一连的知青排争气了。”

“噢，是吗，”我苦笑一声，指着眼前正在和刘副教导员、孔宪实喝酒的那群人，“我代表他们吗？”

李永强、黑旦、严亚利，我们当年的知青伙伴，现在都代表汽车连和厂部的干部们在酒桌上一决高下。其实刚进食堂坐下，我就发现这里面除了机关干部就是有“技术”的，我是唯一一个来自生产连队的人。

“我知道你在想啥，你放心，挥娃子，”赵建勇甩开一条拉扯他去喝酒的胳膊，在我耳边大声说，“我不会亏待你的，你从小就跟着我玩，我能让自己的小弟吃亏吗？”

更多的胳膊把赵建勇架起来，他一边挣扎，一边对着我喊：“你等着，就这几天，我会让你……”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众人抬到另一张桌子的喧哗中了。

我拿了一个白面大馒头，起身拣菜，觉得脚下有东西，低头一看，是邵医生的奖品，那个红塑料皮的日记本。我弯腰拾起日记本，上面已经有了鞋印，我正掏出手绢擦，有人在我身后说：“这是邵医生的奖品吧？”

我回头一看，是副厂长苏巧云。她接着说：“你把本子给我吧，我让厂部的人给他送去。”

我把日记本递给她。她在我旁边坐下，又问道：“你打败了邵医生？”

“主要是他，那个，那个，”我被一双明亮的眼睛凝视得有些慌乱，低下头咳嗽了一声，“发挥失常。”

“你还挺谦虚嘛，”副厂长咯咯地笑起来，笑声也很清脆动听。

我的脸上发烫，手心也开始出汗。这时，对面传来一阵欢呼和掌声，我抬头看过去，赵建勇一只脚踏在条凳上，碗口朝下，他对面的汽车连副连长想跑，但被一群人像批斗会上一样死死按住。

“你和赵建勇是同学？”苏巧云又问我。

“就是。”

“从小一起长大的？”

“就是。”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聽到这句话我吃了一惊，不由抬头看着苏巧云。她的表情很和蔼，像个知青大姐姐。

“他，他，那还有啥说的，”我有点结巴，“我们知青里面最、最……”

“好了，你不要再最了，”苏巧云笑着打断了我，“我知道他最什么。”

苏副厂长把“什么”说成“什嘛”，我断定她是陕北人。马远基就是从陕北来的“老家娃”，他刚来新疆的时候，最爱说“什嘛”。

这时候食堂的电灯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这是在“打招呼”，已经夜里十二点了。

刘副教导员大声宣布：“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解散。”

我起身走出食堂，准备回宿舍。可回头一看，所有人都坐在食堂的黑暗中没有动，只是刚才的喧哗变成了叽叽喳喳的低语。

我心里有些犹豫，要不要退回到黑暗里，和大家坐在一起。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现在和他们坐到一起，算什么？说些什么呢？

我朝宿舍走去，夜很黑，天上浓云密布，这是大风即将来临的前兆。我们这里是有名的“百里风区”，狂风大作是家常便饭。我觉得这次运动会真是及时，这几天一直天气晴朗，再晚一天，篮球决赛就没法进行了。我当时还想，看来明天又不用上班下工地了，“风休日”我可以好好休息两天，最近可把我累坏了。

我轻轻地推开宿舍门，正蹑手蹑脚地朝自己的床边摸，就听到火墙边传来一声：“回来了？”

接着火柴一亮，我发现马远基坐在火炉边点烟，左手还握着炉钩子。

“我×，你吓我一跳。半夜三更的，你怎么不睡觉？”

“睡个球，我一个人睡不着。”

“啊，你一个人，尿盆子呢，跑到哪去了？”

“不知道，可能打牌去了。”

我们这个知青大宿舍，过去一直是年轻人最热闹的场所。现在除了调走的，还那些有条件当基干民兵的，都集中到厂部去了，宿舍里只有我、马远基、彭兴国三个人。

“噢，”我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一边脱衣服一边说，“赶快睡觉吧，我可是累坏了。”

“你的冠军奖品呢，我看一下，”马远基提着凳子在我床边上坐下，摸到我递过去的日记本说，“咋回事，变成日记本了，不是要奖个红双喜的拍子吗？”

“嗨，拍子在比赛前丢掉了，不知道叫谁偷走了。”

想起乒乓球拍，我很生气。为了这次运动会，厂里专门到省城买了一批运动器材。其中就有两副“红双喜”的球拍，一红一蓝。刘副教导员亲口说过，谁拿了冠军，就可以挑一个做奖品。我本来想，冠军肯定是在孔宪实和邵医生之间产生，球拍也是他们的。半决赛我和孔宪实比赛时，我用了其中那个蓝色的，当时太激动了，我长这么大还没用过这么高级的球拍。那天我能淘汰孔宪实，恐怕一半的功劳要记在球拍上，因为它太好用，太顺手了。比赛完我还产生过一个幻想，要是能打败邵医生就好了，我就挑这个蓝色的球拍当奖品。想不到决赛前孔宪实说，拍子被人偷走了，就在学校的教室里，半决赛刚结束，他到学校的办公室洗了一把脸，再回乒乓球室，人已经走光了，两个球拍也都不见了。他到处打听寻找，也没有找到，他还到保卫科去报了案。

“偷走了？”马远基也很吃惊，“那你用的哪个拍子？”

“就我爸以前给我买的那个，梅花点的。”

“他妈的，”马远基愤愤地把烟头扔在地上，溅起一片火星。他把凳子又朝我枕头边挪过来问，“你们晚上吃了几个菜？”

“没数，好像有五六个吧。”

“先别睡，给我说一下，都有啥菜？”黑暗中，我都能看见马远基眼睛里冒出来的绿光。

“有个粉蒸肉，鱼，好像还有个肉炒辣子。”

“我×他奶奶！”马远基的喉咙“咕咕”地响了几下，他又愤愤地骂。

“行了行了，快睡觉吧，”我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其实我也没吃上啥东西，菜一上来他们都抢，我太慢了。就拿馍馍蘸了点汤汤。”

我耳边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气：“蘸点汤汤也行呀，我都几年没有见过粉蒸肉了。”

我参加过批斗马远基的大会，七年前，在遥远的喀什噶尔工九团中学。有天下午学校紧急停课，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说又揪出来一个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小学四年级的马远基被红卫兵押上来，让他交代在厕所的墙上犯下的罪行。马远基从小出名的调皮捣蛋，已经习惯在教室里罚站了，我还见过这小子被他爸爸吊在树上用皮带抽。他不像前面揪出来的那两个娃娃，一上台就哇哇地哭，皮带一抽就揭发说是爸爸教他们写的标语。无论红卫兵怎么打骂，马远基梗着他那个大头方脑袋，死不承认。赵建勇拿出了马远基的作业本，说红卫兵把全校的学生笔迹都对完了，只有他写的字和厕所墙上反动标语的字一模一样。在全校师生的怒吼中，马远基终于垂下脑袋认罪了。把马远基押走的时候，经过我们面前时，学生们都扑过去打，我也从书包里掏出乒乓球拍子在他背上狠狠砍了一家伙。

“酒呢，你们喝的是啥酒？”马远基摇着我的肩膀。

“啊，啊，”我睜开眼睛，看见马远基还在我床边坐着，两眼发直地盯着我，我翻身朝里咕哝着说，“哎呀，你赶快睡觉吧，妈的我都睡着了。”

“马上马上，再和你说几句我就睡，”马远基的脑袋又凑在我的耳边，“你们喝的啥酒？”

“不知道，我又不喝酒，我们桌上的酒也被拿走了。”

“你不喝酒，那你还坐了那么长时间，你坐那干啥？”

“和别人说话，先是和邵医生，后来和苏副厂长。”

“苏副厂长？哪里来的？”

“就咱们厂里这次三结合提拔的，叫个苏巧云。”

“苏巧云？我×，她现在是副厂长？”

“对呀，怎么，你知道苏巧云？”

“我咋不知道，我们陕北老乡，从西盐池来的，”马远基更来劲了，“她和邵医生谈对象，我都碰见过。”

“谁，谁？邵医生，”我一下子清醒了，从床上坐起来问，“她和邵医生？”

“就是呀，他们都是第一批分到西盐池的知青，邵医生还上过医学院呢，大学生。”

“后来吹掉了？”

“吹掉了。邵医生的爸爸是走资派，到现在还没解放，苏巧云就不干了，找了个师部的转业军人。”

我这才明白邵医生为什么在食堂突然消失了，好像他现在的古怪脾气也和苏巧云有关。

“苏巧云跟你说啥了？”

“她就问我，你觉得赵建勇这个人怎么样。”

“你咋回答的？”

“我当时觉得特奇怪，建勇在厂部工作，也是厂领导提拔的，她来问我这个人怎么样。”

“你不知道吗？赵建勇现在对她妹妹，好像最近有点那个，那个。”

“她妹妹？苏巧云还有个妹妹？”

“有呀，从老家来的，好多年了，叫苏巧玲，过几天就要到厂部当广播员了。”

“咦，你这个人，”我一把抓住马远基的肩膀说，“我发现你够日怪的，不和人玩，也不出门，你咋啥都知道。”

“嘁，谁像你，看起来脑瓜子挺灵光的，看的书多，会打球，会拉提琴，有个球用？”他“噗”地朝地下吐了一口痰，“妈的我要是有你的出身，我可能解放牌都开上了。”

那天半夜起风了，狂风呼啸着“砰”地吹开了宿舍门，呛人的沙尘顺势卷进来，把我和马远基都惊醒了。马远基跳起来关门上插销。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彭兴国拍门大叫，马远基又跳起来开门，彭兴国进门说：“你们睡大头觉吧，这风刮的，明天上不了班了。”

我再睡着做了很多怪梦，梦见邵医生和苏副厂长举行婚礼。大食堂里挤满了人，墙壁四周贴满了毛主席画像，全是大家从商店里买来的贺礼。邵医生笑得合不拢嘴，苏副厂长却在低头哭泣。赵建勇和马远基在酒席上划拳，突然打起来了，两个人在戈壁滩上乱滚，难分难解，旁边的彭兴国吹着口琴伴奏。这时候黑旦骑着自行车过来对我说，你咋还在这看热闹，你爸爸到处找你，赶快回家吧。我急忙朝家跑去，路边是喀什噶尔的田野和小河，过了小桥就是我们工九团的营房大院。我跑进家门时看见我爸爸脸色铁青，正在翻我的书包，从里面翻出来一个乒乓球拍，正是那个蓝色胶面的“红双喜”球拍。我吓得浑身发抖，我爸爸拿着球拍对我大吼，这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学校偷的。我正要分辨，我爸爸突然举起一把“砍砍”（南疆维吾尔族使用的一种劈柴工具），对着扔在地上的球拍狠狠地砸下去。

我“啊”地喊了一声，眼前的暴行消失了。睁开眼睛我才意识到，这是个梦。我从被窝里探出脑袋，马远基和彭兴国都在蒙头大睡。天已经亮了，从屋顶的天窗看出去，仍然是阴云密布，狂风也在尖声呼啸，已经能隐约听见屋外人们的跑动和大声疾呼。我又拉被子蒙住头，闭上眼睛，脑子里又是那个蓝色胶面的“红双喜”球拍。我特别喜欢这种天蓝色，像东盐池的晴空；它的海绵弹性真好，乒乓球弹在上面，声音都“砰砰”的，悦耳动听。那天我和孔宪实比赛，马远基一直在旁边给我加油。他说一听这个拍子打球的声音，就觉得高级，我以前的球拍击球发出来的声音像“劈柴火”。可惜不知道被谁偷走了，好在它肯定还在，还没有被我爸爸砸成碎块。我还想到了“球大兵”，一想到他起这么个可笑的名字，我又忍不住笑得浑身颤抖，床板也吱吱扭扭地像是在附和。我又想起小时候在喀什噶尔的南疆军区总医院，有一天晚上，院长的三姑娘来找我表妹，说晚上又要开他爸爸的批斗会，她妈也去陪斗，她的两个姐姐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她一个人在家害怕。我表妹听了也害怕，去院长家又拉上我。院长家在“首长院”，这是一幢凹型的苏联式老院子。表妹说这里以前可漂亮了，中间还有个大花园，根本不让人随便进。不过现在是文化大革命，部队医院也搞“四大”，医院的革命群众分成两大派组织，一派是打倒院长的，一派是打倒政委的。“首长院”不但可以随便进了，两派的群众还经常到院长政委家里去，把他们揪到礼堂去批斗。我和表妹陪着三姑娘回家，正对着大门的是院长政委两家。走廊很深，黑咕隆咚的。院长家很大，但房间里空荡荡的，而且好像到处乱响，确实挺吓人。三姑娘和我表妹去她的房间玩，让我坐在客厅里听收音机。那天夜里，收音机里教唱一首新歌，叫作《满怀激情迎九大》，教唱的女播音员声音很动听，态度亲切，而且有耐心，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跟着她学唱：“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

我觉得自己快学会这首动听的新歌时，门外传来一阵喧哗，接着一群人欢笑着涌了进来。“球大兵”身边是三姑娘的两个姐姐、政委的女儿，还有两个穿军装的女孩，表妹说是干部病房的护士。她们叽叽喳喳地说，今天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到军区大院去闹革命，要和司令员对话。指导员（她们把“球大兵”叫指导员，还有人叫他党代表）却带着她们到处玩，还照了好多像，现在要在家里洗照片。听得我目瞪口呆，我觉得“球大兵”太了不起了，他的乒乓球打得那么好，不但会摄影，还会洗照片，而且是在“家里”。果然，“球大兵”从军用挎包里取出各种小纸包，告诉大家什么是“显影”、“定影”，在二姑娘的房间里装了个红灯泡，说这叫暗室，他调配好药水，把剪好的底片和照相纸放在白炽灯泡下，命令二姑娘“开灯”、“关灯”，然后把照相纸放在医疗盘里“显影”、“定影”。冲洗照片期间他一直在唱歌，他唱《九九艳阳天》《冰山上的来客》，唱“五朵金花”、唱“刘三姐”，还唱了一段戏，说是他们老家的河北梆子，叫《打金枝》。那天夜里，我们在“球大兵”优美的歌声里，眼看着一张张白纸在药水里神奇地变成了姑娘们美丽的笑容和身影。

我的回忆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打断了。门外厂部的通讯员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说让我赶紧到政工组去，赵建勇找我谈工作。

厂部礼堂的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和舞台相通的套间。东侧的两间，里间是广播室，外间是小会议室，这里也是我们宣传队乐器组的排练室。西侧的两间，里间是政工组的办公室，外间存放放映器材兼洗照片的暗室。我们来东盐池那年，礼堂刚建好。政工组办公室的主人一直是刘干事，是他组建了东盐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也是从那时开始，每年临近新年的时候，从各个连队抽调上来排演节目，春节演出以后再回到连队劳动。现在，刘干事升为刘副教导员，搬到厂部去了，这里的代理干事是赵建勇。

我顶着狂风来到办公室前，边敲边喊，开门的正是赵建勇。他低声对我说，他在谈话，要我在外间等一下。

隔着门我能看见是个女知青的背影，和我一样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工作服。一条油黑的大辫子，脖子上围了一条紫红色的纱巾。她低着头一直不说话，赵建勇的表情很严肃，但语气委婉：“你再好好想一下，我说得对不对，嗯？”

女知青身子扭了几下。

赵建勇身体朝后靠在椅背上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還很忙，你想通了再来找我。”

女知青慢慢地抬起头，准备戴纱巾。赵建勇对外间说：“你进来吧”。

我进了里间，赵建勇站起来对她说：“小苏，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我说，“他叫寇挥，我的老同学，昨天就在这个舞台上，打败了邵医生。”

她转过身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赵建勇又说：“她叫苏巧玲，以前在西盐池，现在调到我们政工组了，未来的广播员。”

我向她点点头，心里却在骂道，狗×的马远基，你天生就是个特务。我刚想跟赵建勇说话，发现那双大眼睛还在盯着我。我被这样毫不顾忌的眼神吓住了，赶紧转头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最近我对太平洋很感兴趣，想看看珍珠港在哪里。

“你就是挥娃子？”她突然说话了，说得很慢，好像刚学会说话的小娃娃。

“就是。”我低头笑着说。外面的风好像更大了，电线“呜呜”地叫。

“行了行了，你赶紧去上班，我和挥娃子还要谈工作呢。”赵建勇边说边打开了通向舞台的门，舞台的那边是广播室。

苏巧玲又扭了扭身体。看来，马远基没有说错，赵建勇和这个姑娘关系有点不一般。

“你和赵建勇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她仍然说得很慢，但尾音拖得很长，像小娃娃向大人撒娇要糖果。

“就是。”我仍然低头笑着说。心想，贼眉鼠眼的马远基、娇滴滴的苏巧玲，好像都适合演狗特务，而且不用化妆。

“你小时候是不是特爱哭，都是赵建勇保护你。”

“哎哎，行了，赶快去上班。”赵建勇提高了声音，脸上更加严肃了。

苏巧玲“咯咯”地笑起来，笑声也很清脆动听。她用纱巾包住头，又戴上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从通向舞台的门走出去。

“这个丫头，疯疯癫癫的，”赵建勇显得有些气愤，然后示意我坐下，“你别在意，谁他妈吃撑了，乱传我们小时候的破事。”

“你看你说的，”我笑着坐下，就在刚才苏巧玲坐过的凳子上，“我这么小气。”

赵建勇也坐下来，他的表情又恢复了平日的严肃。他的眼睛注视着窗外，面对着粮店好像在思索，为什么现在还不开门。我又看世界地图，找到了珍珠港。彭兴国这两天到处和人吹，说我们宣传队吹笛子的铁柱从乌鲁木齐探亲回来了，说现在师部电影院上演内部电影，两部日本电影，一部叫《啊，海军》，一部叫《山本五十六》，演的是日本海军和美国鬼子打仗的故事，特好看。

“挥娃子，你还记得我昨天晚上说过的话吗？”

“什么话？”

“我说，我不会亏待你的，你是我的小弟。”

“噢，我记得。”

“你昨天晚上走了以后，我和苏副厂长谈了好久，其中说到你，”他把身子向前倾过来，双手按在办公桌上，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说，“你想不想去师部，到省城去？”

“去师部？去省城？”我又笑了，又听见有人这样问我。第一次问我的，是菊，我们俩的同学。那时候我们刚从喀什噶尔来到下马崖，西盐池的宣传队来演京剧《沙家浜》。导演看了菊跳的一段舞蹈，说让她等着，早晚有一天会把她调到文工团去。第二天早上我和菊在教室做值日，她就是这样问我的，好像当时我也笑了。她翻了我一眼，然后说：“如果我到了师部文工团，进了省城，就给你找个好老师，教你拉提琴，你来文工团给我伴奏。”现如今，菊在吐鲁番的艾丁湖农场当农工，我在东盐池当盐工。

“挥娃子，你别笑，我在和你谈工作呢。”赵建勇敲着桌子，“这可是改变你命运的大事！”

“建勇，咱们别做梦了，”我摇摇头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这个造化。”

“你觉得苏巧云这个人怎么样？”

听到这句话我吃了一惊，不由抬头看着赵建勇。昨天晚上，苏巧云就是这样问我的。

“好呀，新生力量，听说是这次三结合提拔起来的。”我说了一句人民日报上最近的流行语。

“你知道她以前是干啥的吗？”

“不知道。”

“陕北的农民，小学文化程度。她有个伯伯是老红军，把她从老家带出来，跟着第一批知青到了西盐池。”

“你为啥要和我说这些？”

“王洪文呢，知道吗？”赵建勇并不回答我，又反问我。

“知道呀，党的副主席。”

“你知道王洪文以前是干啥的吗？”

“不知道，好像是上海的造反派司令。”

“他以前是上海一个棉纺厂的保卫科长。”

“建勇，你老是说这些干啥么，”我疑惑地看着他，“你不是要和我谈工作吗？”

赵建勇还是没有回答，他站起来面向窗外，缓缓地朗读：“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他又让我们回到了九年前，遥远的喀什噶尔。红卫兵的高音喇叭里，天天都是这样的口号。赵建勇的哥哥赵建疆是我们工九团中学的造反派司令，我和建勇都十一岁，成天跟在他哥哥后面喊口号、撒传单、参加辩论、揪斗走资派。

从赵建勇的办公室出来回宿舍，一路上是顺风。狂风吹在我的背上，我像是在躺椅上一样朝后仰着身体，任凭它推着我一溜小跑，有一种被许多佣人抬着侍候的享受。

宿舍里空荡荡的，马远基和彭兴国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过我床头的箱子上，扣着盘子的碗里有点咸菜和两个窝头。不用说，这又是那个狗特务马远基给我留的，他怎么就断定我没吃早饭就去了政工组。我愉快地大口吞咽着咸菜窝头，地上的热水瓶里也是满的，我在缸子里放了一块砖茶，倒上开水，看着蒸气像云朵一样升起，茶叶缓缓地沉下去，一片，又一片，好像下沉的时候还相互说，你先来，你先来。像我们小时候在喀什噶尔的河里扎猛子，突然有一个一头扎了下去，其他人也朝水下钻。不一会儿，清水渐渐变成清亮的红黄色，一股香气也扑鼻而来。

我靠在被子上喝茶，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赵建勇的话。

“挥娃子，你就这么一点出息吗？你难道就想在东盐池待一辈子？你没想过进省城？你不想去北京？我知道，刘干事当年给你许过愿，表现好了，让你接替孔宪实在厂部放電影。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哪个人都比你有门路。我们怎么办，我们能靠上谁？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发挥我们的特长。你的特长是爱看书，给我们宣传队写过节目。别说自己是胡乱编的，谁的节目不是胡乱编的？你们连样板戏都敢笑话，排练的时候怪话连篇的，说得少吗？以为我不知道。马上要搞兵团汇演，我们师要有一部好节目。师政治部的罗主任，就是提拔苏副厂长的领导，希望我们东西两大盐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结合的写作小组，小组里有领导、作家，还有来自生产第一线的群众。写出一部好戏，交给师部文工团排演，争取在全兵团打响，然后演到北京去。”

到省城去，进北京，我当然想过，而且看那张世界地图的时候还在想。吹笛子的铁柱是省城师部来的知青，他看过内部电影，拉京胡弹三弦的杰子是北京青年，他给我们讲国庆观礼满汉全席。建勇还提到了当年西盐池排演的全本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那可真是轰动了省城和整个天山东部地区。彭兴国才十三岁，就在那个剧组跑龙套演日本兵。他现在最爱吹的，还是当年和大人们走南闯北，到处演出和吃喝的风光。剧组里那些著名的文艺黑线人物和右派分子，他如数家珍：演阿庆嫂的沈如秋，是军区京剧团赫赫有名的程派青衣辛正秋的女弟子；导演老姜，西安电影制片厂电影乐团的指挥，历史反革命；戴眼镜拉京胡的小个儿，师部文工团的首席小提琴。《沙家浜》剧组解散以后，那些牛鬼蛇神们又都回到了省城。西盐池组建剧组的那个政工干事，直接就提拔成政工组长了。我们东盐池的刘干事，正是受到这个启发，在东盐池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现在也成了刘副教导员。不过，要想改变自己现在的处境，也得有本事才行。我会干什么呢，一个初中生，不过就是喜欢看个书，拉个乐器，让我也去写一个好节目，大节目，还要在全兵团打响，这不是做梦吗？

“这不是做梦，这是敢想敢干。你和孔宪实、邵医生比赛以前，你想过能打败他们吗？你过去在下马崖，吹了个三毛钱的破笛子，你想过现在能在宣传队拉小提琴吗？胆子再大一点，想的再远一点，这才是男子汉。我向苏副厂长推荐了你，你可千万不要拉稀。你还记得我们十七连在下马崖，抓住过一个苏修特务吗？你管他是不是真的。反修防修，这个不是假的吧，这个最重要吧。我们十七连在边防线上，就需要这方面的英雄事迹。上次去师部开政工干部会，我在会上一提出来抓苏联特务的故事，罗主任盯着我问了半天，我当时也是随口乱说，说最好搞一个大型歌剧，就叫《钢铁边防》。罗主任连声说好，他不但记下了我的名字，还要我向苏巧云转达他的指示，希望我们来做这件事，师政治部全力支持。”

建勇说的有道理，我在和孔宪实、邵医生比赛前，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能赢。看来，我真的应该大胆一点。不过说起我们在下马崖上初中的时候，公社里抓的那个苏联特务，听当地的老乡说，其实那是个哈萨克族的二流子，喝酒、赌博，爱吹牛，据说抓起来打得受不了了，就说家里面有苏联的电台，有密电码。结果公社还带着人到处搜、到处挖也没找到。这个事情怎么能写成一出大戏呢？不过在我们这一带，确实有苏联特务活动的消息，好多人买的收音机接收我们自己的广播很困难，动不动就拧到苏修、台湾的敌台上了。看来，根据现在的形势，还有领导的支持，就抓住这个机会吧。

“我的报告已经写好交上去了，如果能批下来，你就不用下工地干活了，我们先把写作组成立起来，你和苏巧玲代表东、西两大盐池的群众，我们再向师里申请作家。噢，苏巧玲不会写东西，她现在工作岗位还没定，先到写作组，练习练习解说、播音。一般说来，搞这么大的一个戏，最起码要花两三年时间吧，江青同志不是说过，十年磨一戏嘛。你一边先写，我一边联系师政治部。给它照着半辈子磨，如果真的搞成功了，我们还会在东盐池受苦吗？挥娃子，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要是再不好好表现露一手，你可真的要在老一连扎根到底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小时候爱哭，老有人欺负你，我给你做主。现在也一样，我不会亏待你。今天给你说的都是掏心窝的话，这些话，对外人一句都不能说。”

是的，我和建勇从小一起长大，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么多的话，而且是掏心窝的话。过去我和建勇误会很多，看来都是我太小心眼了。马远基给我说过，建勇为啥老和你過不去，他也看上菊了，和你是情敌。我说这太荒唐可笑了，菊到了农场以后，这么多年，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联系，这像是恋爱吗？有这样的情敌吗？不过，现在马远基说建勇和苏巧玲的关系有点“那个”，我倒觉得有可能，苏巧玲说我爱哭，她在赵建勇面前撒娇，都好像是在向我暗示他们的密切关系。彭兴国说过这样的传闻，自从刘副教导员上台以后，现在厂里的领导之间矛盾比较大，还说金厂长可能要调走，他的女儿金一鸿也跟着调走。看来，让苏巧玲接替金一鸿当广播员，也在情理之中。哎呀算了，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写作组快些成立吧，我的脑子里已经有各种抓特务的场面出现了。

刘副教导员在政工组的办公室里庄严地宣布：“四幕大型歌剧《钢铁边防》集体创作组成立了。”

刘副教导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着，我的心怦怦直跳，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只有我知道，这一天的到来有多么漫长。

自从赵建勇和我谈过话以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时间，我每天都期盼着政工组的召唤，满脑子都是各种“抓特务”的惊险场面。可是，政工组又没动静了，反倒是我们指导员一天到晚地支使我，给连队写各种体会文章。为了保证我的时间，还把我从盐池工地调到芒硝工地上装车。装卸芒硝是个重体力活，但好处是完成六趟装卸任务就下班，只需要半天。我每天下午都准时出现在连部办公室，查阅“两报一刊”，编写学习体会和工作总结。那段时间，“新生事物”这个词最常见，几乎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新生事物，什么“评法批儒”、“限制资本主义法权”、“反潮流”、“七二一大学”、“学习小靳庄”简直让人应接不暇。突然有天晚上散会以后，指导员找我谈话，说上级有紧急任务，让我第二天去政工组报到。

刘副教导员的话刚激起我的热情，接着又浇了一盆冷水：“不过呀，我们这个创作组还不能对外宣布，因为具体进行创作工作的，只有寇挥同志一个人，只能算是个筹备组吧。等到师部指定的领导和作家同志们来了，这才是正式成立。我们面对厂里的同志们，还是要说在政工组帮忙写材料，搞宣传。”

指导员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厂部政工组借调我去写材料。

“你们这个写作组的直接领导，是赵建勇，”刘副教导员坐下来，对着赵建勇说，“建勇啊，我知道现在政工组很忙，头绪太多，不过，这个写作组任务非常重要，以后全师都可能盯着你们呢，你要把它抓好。”

“没问题。”赵建勇回答得很干脆。

“噢，我来介绍这两个新同志，都是女娃娃，”刘副教导员指着我身边的两个姑娘，她们都红着脸不敢抬头，“苏巧玲，在写作组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播音、唱歌，都要认真学；仇梅，这是个小姑娘，才16岁，暂时安排在你们写作组，主要是做整个政工组的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任务也不轻哩，要打扫政工组、广播室，分报纸，送文件，还要帮孔宪实放电影跑片子。”

刘副教导员做完指示就走了，赵建勇又给我们讲注意事项，要搞好团结，互相学习。最后说，厂里很重视写作组的工作，专门给了两间办公室，就是过去的发电机房。这两天你们先把办公室打扫出来，再到库房去领桌子板凳，下个星期就正式开始工作。

我从赵建勇手上接过钥匙，起身离开，那个叫仇梅的小姑娘也赶紧站起来，跟着我出了办公室。苏巧玲并没有动弹，好像她还要和赵建勇谈些什么。

仇梅跟在我身后朝老发电机房走去。路上我在想，刘副教导员和赵建勇都把仇梅念成了‘仇（chou）梅，我不由想起了邵医生、球大兵、臭大粪。这个姓的人起个好名字还挺难的，我又想起了身边那些姓苟的，姓胡的，姓刁的，这些姓的人更倒霉，全是革命样板戏里面的反面人物，平常也老被人们起外号取乐。她的名字让我想到了它的谐音“愁眉”，还有“苦脸”。是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姑娘，正是这样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前天我来政工组报到，敲开了办公室的门，仍然是赵建勇坐在办公桌前和一个女知青谈话。背影是个小个头，宽肩膀大脑袋，穿一身过于大的旧工作服，头上围了一条花格头巾，打扮得有点像家属队的老娘们。赵建勇给我们相互介绍。“寇挥，厂宣传队副队长，写材料的笔杆子；仇梅，从西盐池过来，刚参加工作。”仇梅涨红了脸不敢抬头，怯生生地低声叫了一声：“寇队长好。”我吓了一跳，急忙摆手说：“别叫别叫，我不是什么队长，叫我名字就行了。”我转脸看建勇，一脸坏笑。我打量了一眼仇梅，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普通，皮肤黝黑，眼睛细长，鼻子和嘴都有点厚。

老发电机房在学校围墙后面，离厂区很远。就这样还有人嫌柴油机太吵。路过学校的时候，正碰上课间休息，学生们在院子里外乱跑乱叫。但看到我和仇梅经过都站住了，还有人指指点点。我当时还有些奇怪，看看自己再看看仇梅，突然明白了。在远离厂区的空旷戈壁滩上，一男一女还在朝远方走，男人喜气洋洋，手里甩着一串钥匙，身后跟着一个包头巾的女人，低着头，还挎着一个花布包袱。这场面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很多遐想。

其实，这种遐想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茫茫天地之间，只有我和一个女人，我们自由自在地在一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不过，这个女人只可能是她，那个在遥远的农场当农工的，音信全无，但仍然让我日夜思念的她。

菊，你现在在哪里？你会想着我吗？

我回到宿舍时还没有熄灯，马远基一个人坐在火炉边抽烟，左手还握着炉钩子。我觉得这小子太日怪了，从夏天到现在，老是蜷缩在火墙边上，还爱握个捅炉子的铁钩，好像被冻怕了。

“你回来了？”

“回来了，你咋还不睡觉？”一听他说这话，我就头皮发炸。我知道，今天晚上又别想早睡了。

“睡球不着，想等着你回来和你说话。”

“你怎么每次都是我最累的时候，最想睡觉的时候来烦我。”

“来来，这有热水，你看你头上全是黑灰，脸上也有，”马远基殷勤地递过来热水瓶，还把半桶水放在我的洗脸盆前，“你洗头、擦澡，都够了。”

我只好对他露出了笑脸。开始脱衣服、兑热水。

“你不是到政工组去写材料了吗？咋弄得一身黑灰。”

“噢，我今天拆火墙、拆炉子。老发电机房改成办公室，收拾了一天。”

“收拾个办公室还要一天，你磨洋工呢吧。”

“就这还没收拾完，你不知道，那个老机房，满地都是机油腻子，光拿铁锨就铲了一上午。地上还有这么大个深坑。”我用手比画着深坑的尺寸。

“噢，那不叫大坑，叫地沟，修发电机用的，修汽车的地方不是都有嘛。”

“噢，我下午一直填这个地沟，把房子里的破火墙、炉子全给拆了填坑，就这还没弄完。”

“就你一个人？”

“我和新来的一个女娃娃？”

“不是还有苏巧云吗？”

“她没来，好像建勇把她留下谈话了，再说，人家穿得干干净净的，干这么脏的活。”

“那新来的那个女娃娃呢？你为啥让她去。”

“我没让她去，她非要跟着我，让她回家，她也不走，勤快得很，我挡都挡不住。”

“给我说说新来的女娃娃吧。”

“这有啥说头，赶快睡觉。”我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准备进被窝了。

“说说吧，就说几句，”马远基提着凳子在我床边坐下，“她叫啥名字？”

“叫仇梅，仇恨的仇，梅花的梅。不过，这个仇字在百家姓里不念仇，要念仇（qiu）。”我把邵医生刚刚教会的知识传授给他。

“行了吧，你还教我，我早就知道这个字，”马远基一脸不屑，“仇宝琴，66年的全国冠军，知不知道？”

“啊？这你也知道。”

“咋不知道，我还知道这一年的男子冠军是庄则栋，亚军李富荣。”马远基更得意了。

“嘿，奶奶的，”我伸手在他头上撸了一把，“你小子，我没看出来，知道的不少嘛。”

正说着，电灯一明一暗地打招呼，还有五分钟就要熄灯了。马远基起身去刷牙洗脸。

他走路的姿势像鸡叨米，一迈步腰朝前弓，头也一点一点的。我过去和他没有任何来往，他比我低一年级，从小调皮捣蛋，后来又写反动标语，害得他爸爸被打聋了耳朵。在知青排里，没有人愿意理睬他。知青们陆续调走，有的当了值班民兵，才合并到一个宿舍。下班以后，他老是一个人窝在宿舍里，贼眉鼠眼地乱瞅，要不就是在戈壁滩上乱逛，不知道心里想些什么。我有些厌烦他，又觉得他挺可怜。现在，可能我们两个人都是倒霉鬼，同病相怜，渐渐地话也多了。

马远基点了半根蜡烛，又坐在我床边的木凳上，我对他说：“你说巧不巧，我刚从邵医生那里知道仇字怎么念，单位里就来了姓仇的。”

“仇梅仇梅，”马远基眼睛眨巴了两下，“应该叫个煤球还差不多，听说她黑不溜秋的。”

“别胡说！”我厉声呵斥马远基，“人家才16岁，你别乱起外号。那个娃娃老实得很。”

“不敢不敢，我就开个玩笑，”马远基嬉皮笑脸地点头，“我知道她老实，还懂事得很，她爸爸病死以后，她就不上学了，要出来参加工作。”

“啊，这你都知道，”我又坐起身来，“你知不知道她从哪来的？”

“当然知道，西盐池，大黑沟牧业连的。”

“妈的，你真是个狗特务，以后我叫你马小飞，”我咬牙切齿地骂。“马小飞”是反特故事片《铁道卫士》中的国民党特务，这部电影我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那你知道她怎么来的？”我又问。

“别人都说她是西盐池那个厂长‘马大炮的侄女子，胡说的。其实，是她叔叔‘康板子（维吾尔语，意为本事，后台）硬得很。”

“他叔叔是谁？”

“他叔叔是北庭古城的邮电局副局长，我们东盐池的邮局归他们管，他叔叔给金厂长打过招呼。”马远基说，“他們家可怜得很，娃娃多，她妈妈还有病。听说她学习好得很，现在爸爸一死，学也上不成了。”

“哎，怪可怜的，”我长叹了一口气，“金厂长还怪好心的，帮他们家这个忙。”

“其实，仇梅根本不用到东盐池来，她叔叔想召她进邮电局，她犟得很，就是不去，非要到我们这来。”

“啊？这咋回事，”我更加惊奇了，我们有个女同学，前不久因为母亲去世，她想尽办法终于调回下马崖的十七连，让我们羡慕不已，“古城多好，邮局多好，她非要到我们这个戈壁滩上来干啥，真的想喝老风口的西北风吗？”

“我也搞球不懂，还有人想到这来工作，头吃肿了，”马远基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说，“明天我跟你去干活吧。”

“你跟我干活？干啥活？”

“帮你收拾办公室。”

“你？”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明天是礼拜天。”

“要不是礼拜天我能跟你干活吗？”马远基拿着蜡烛朝自己的床边走，又说，“我知道你想说啥，这小子下工地干活经常偷奸耍滑，休息天还学雷锋做好事，别有用心，对不对。我就是一个人待急了，想找个人说说话。”

苏巧玲走进老发电机房（也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时，我正好在换灯泡。屋顶很高，我在办公桌上放了把椅子，站上去，再踮起脚尖，才勉强够得着。这个有难度的动作，让我很像革命芭蕾舞剧中的经典造型——一个英雄人物站在高处，伸出双臂翘首期盼光明。也许是这两天干活有点累，我的双腿发软，头也有些晕，装好灯泡下来时身子在晃，在旁边扶椅子的仇梅挺直身体，示意我扶着她的肩膀下来。

这是我当知青以来第一次接触到少女的身体，但我当时并没有任何邪念。尽管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与异性的肌肤之亲，但我当时的确是把仇梅的肩膀当成了扶手，这也许与她的肩膀确实像一个结实、坚硬的支撑物有关。

“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就在这时，苏巧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噢，我们在换灯泡。”我说。

“哦，原来是换灯泡。”苏巧玲的声音拖得很长，还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个笑容让我嫌恶，大概是她笑的时候我看见她一口微黄的牙齿，而且她的眼睛还有点斜视。但我还是客气地对她微笑，转身去洗手。

“这里面什么味道，这么难闻。”苏巧玲用手捂住鼻子说。她把“什么”说成“什嘛”，我想，她要当广播员，恐怕口音要改正一下，我们宣传队里有不少擅长模仿各地方言、编排笑话的演员。

“噢，这是废柴油和机油的味道。”我仍然耐心地解答，像是在接待外单位前来参观交流的人，但却在心里骂道：“奶奶的，这都第三天了，干活的时候你不来，还他妈的找事。”

“哎呀，要在这里面上班，我可受不了，”苏巧玲开始四下打量，还走进套间。

我反倒大口呼吸着空气，北风带着骆驼刺的鲜草味吹过来，夹杂着微微的汽油味，有一股特殊的清香。我也开始环顾办公室，心里很舒畅。这个破败的、满地油污的房子，现在焕然一新。马远基帮我们填好了深坑，仇梅从修理车间的碱水锅里挑来好几担热水，把水泥地洗得平整光亮，门窗上的玻璃也擦得透亮，那些破玻璃窗都贴上了白纸。在东盐池，这种一砖到顶的房子并不多见，和那些土屋、地窝子相比，这里像宫殿。

仇梅从暖瓶里倒了一茶缸开水，递过来低声说：“寇队长，你喝水。”

我急忙接过茶缸说：“仇梅，给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不是什么队长，你就叫我名字，实在不好叫，就叫我老寇。”

“咯咯，老寇，”苏巧玲从里间走出来，笑着说，“你才多大，就变成老寇了。现在大家都还把我姐姐叫小苏。”

“仇梅你过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叫住了提着铁锹要出门的仇梅，“你过来坐这。”

仇梅低着头走到办公桌前。

“你知道宣传队是干啥的吗？”

“知道，演戏的。”

“对，演戏的。不过这都是临时的。过节了，厂里把大家组织起来，排练，演出，过完春节就解散了。”

“解散了不是还要集合吗？”

“是要集合，但是队长就换成别人了，比如孔宪实、刘副教导员，”我掐着指头给她历数这些年的队长，“我就当过半年副队长，现在就是个知青，明白了没有？”

我和仇梅说话间，苏巧玲一直在窗户边，对着一面小镜子来回地照，这时她喊了一声仇梅。

仇梅连忙转过身看着她叫了一声巧玲姐。

苏巧玲说：“你别站在这里说闲话了，赶紧干活去吧。”

“仇梅，你等等，”我喝住了准备出门的仇梅，端起茶缸慢悠悠地喝茶，然后说，“我这里话还没说完，你怎么就走。”

仇梅吓得站在地上，双手扶着铁锹，看看我，又看看苏巧玲。

我笑着说：“仇梅，看来你还是叫我寇队长，不然我说话他妈的不顶用了。”

“哟，寇队长，”苏巧玲堆着笑脸说，“我也叫你寇队长，以后我和仇梅都听你的命令。”

“很好，这就对了，”我满意地点头，继续笑着用河南话说，“毛主席咋说来，要团结，不要裂缝嘛。”

“你们都在这儿，”我的话音刚落，赵建勇走进来，他腋下夹着一摞文件。进门四处打量了一下说：“嗬，这里收拾得不错嘛。”

苏巧玲说：“什么不错，油腥味太大了，我头晕。”

赵建勇没有回答，问我说：“里间也收拾好了，准备做什么？”

我说：“师里不是要来领导和老师嘛，给他们准备的，行不行。”

赵建勇说：“唔，这样好。哪天我再让人送一套新桌椅，东盐池虽然条件差，也不能太寒酸。”

仇梅从暖瓶里倒了一茶缸开水，递过来说：“赵干事，你喝水。”

赵建勇接过茶缸，对仇梅说：“怎么样，仇梅，在这工作习惯吗？”

仇梅低头小声说：“好嘛。”

“听说你们家里要把你安排到北庭古城的邮电局上班，你都不去，非要到東盐池来，你以后不要后悔哭鼻子。”

仇梅咧着嘴笑了一下，没说话。赵建勇接着对她说：“今天晚上有电影，一会儿你到孔宪实那里去，帮他准备片子吧。”

仇梅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苏巧玲也说：“我也走了，我姐的儿子感冒了，让我去开些药。”

苏巧玲走到门口时，赵建勇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说：“哎，你等等，我还有事要给你说。”说完起身走过去，俩人站在门外，小声说话。

我看着桌子上的一摞报纸文件，最上面的《人民日报》社论，醒目的标题是“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章里面还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看到这里我很兴奋，《水浒传》是我朝思暮想的书，宣传队里的老知青们，一说起水浒里的故事，总是眉飞色舞的，听得我特别入迷，可惜这样的禁书东盐池找不到。现在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评《水浒》，我觉得自己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了。

“这张报纸留给你，好好学习一下，”赵建勇在我面前坐下说，“下一阶段厂里要开展评《水浒》的运动了，到时候你要写一个总结材料。”

我说：“建勇，我没有看过《水浒》，这里面的宋江、方腊都是干啥的，全都不知道。我只能抄报纸，东拼西凑了。”

建勇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下星期我去省城开会，听说师部给我们一套《水浒》做批判材料，回来我第一个给你看。”

“真的，说话算话，”我一下子高兴起来，搓着双手说，“你把书带回来，一定先给我看。”

“肯定给你，我还能亏了你，”赵建勇笑着说，“你先别高兴太早了，我问你，戏你考虑过没有？”

“考虑过，不过可能不成熟，只是个大概的设想。”

“不成熟没关系，慢慢来嘛，你给我说说你的设想。”

大型歌剧《钢铁边防》故事梗概：在美丽的巴里坤草原上，各族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兵团工四师水工团（又称工九团）十七连的军垦战士们，为了创造更加美好未来，在刚刚建成的北海子水库夜以继日地修建水电站。可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派出了一名特务，妄图炸毁北海子水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实现他们侵略我国边疆的狼子野心。这个苏修特务，新中国成立前是欺压各族草原人民的反动牧主，解放军进军新疆的时候，还和乌斯满匪帮勾结在一起，负隅顽抗。结果被我英勇无敌的解放军彻底消灭，这个反动牧主逃到了苏联，成了一名狗特务。他听说草原上要建成一座水电站，各族人民就要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就受到主子的指令，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悄悄回到草原准备破坏活动。就在他准备安炸药的时候，正巧遇到了前来给军垦战士送饭的哈萨克族大娘，大娘一见反动牧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就是这个万恶的牧主，逼死了大娘的父亲和丈夫。大娘和牧主进行了机智英勇的搏斗，十七连的军垦战士们与边防战士们也及时赶到，活捉了这个狗特务。从此，草原各族人民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这个大型歌剧的故事梗概，是我用了两天，赶在赵建勇去省城开会前写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构想，其实是赵建勇的。我本来设计的是，下马崖公社有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在我们十七连偷些机器零件换酒喝，险些造成水电站不能按时完成发电任务的大祸。这时连队里苦大仇深的老排长，及时发现了隐患，带领全连军垦战士连夜检修，排除了险情，水电站胜利竣工。这个二流子见势不好，企图越过边境线逃往苏联，被我边防战士抓获。这个情节我是模仿革命样板戏《海港》的，赵建勇听了以后，在地上转了几圈，思索着说，这样写不好，没有突出钢铁边防的主题，把二流子改成苏修特务，就是以前的反动牧主，这才符合阶级斗争的需要。他的这个提议启发了我，我说，既然有反动牧主，就应该有贫下中牧，我们再设计一个苦大仇深的哈萨克族大娘，只有她才能认出伪装成牧民的仇人。建勇说，对对，边防前线，不光是军垦战士，还要有解放军的骑兵，既然是大型歌剧，就要有气势。就这样他一句我一句，说到热闹处我们俩都哈哈大笑，故事卡壳时我们都绞尽脑汁地思索。就这样，一个上午，我们俩凑出来了这个剧的梗概。

“建勇，咱们这么拼凑行不行？”我仍然疑惑地看着还沉浸在兴奋中的赵建勇，“我们以前啥都没写过，人家会不会笑话我们。”

“笑话我们，那就让他们笑去，”建勇冷笑一声，“哪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不是被人笑话，结果怎么样，笑话别人的不都成了跳梁小丑。”

“主要是我这个水平太低了，我才上过几天学。”

“你看你又来了，”建勇不耐烦地阻止我，“工农兵占领历史舞台，就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我给你举了那么多例子，从王洪文到苏巧云，你怎么还不开窍，”他说到这里，见我还要张嘴，又说，“行了，我再不听你废话了，你就大胆地干吧。你其实就是打个草稿，最后完成还要请领导和专家审查，集体讨论才行，你他妈的还担心个球嘛。”

赵建勇这一骂，反而激发了我的勇气。我回头一想，他奶奶的，我就甩开膀子干它一场！写不好又能怎么样，大不了还回连队劳动；万一成功了，说不定真的能进三结合写作组，去省城参加排演和修改。这几年宣传队的人们流行一句口头禅，“骑着毛驴拄拐棍，能舒服一阵算一阵。”大家每年在工地上，都盼着国庆节以后宣传队的集中，一个冬天都在礼堂里排节目，不用在寒风中卖苦力了。现在政工组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一个人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写剧本写材料，我还犹豫什么呢？

赵建勇带着我起草的故事梗概去师部开会了，我也开始了剧本的构思和编写。我把整个歌剧设计成三幕，第一幕《阳光照耀巴里坤》，表现草原上各族人民修建水电站热火朝天的劳动，还要突出边防部队和哈萨克族牧民的军民鱼水情；第二幕《忆往昔》，回忆旧社会草原人民的悲惨生活；第三幕《胜利欢歌》，表现大家齐心协力，活捉苏修特务的惊险过程，最后是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奔向美好的未来。

我以前在下马崖上学的时候，菊给我借了一本残缺的诗歌集，没头没尾的，写的是巴里坤草原上解放军剿灭乌斯满匪帮的故事。我记得诗歌里有个美丽的姑娘叫苏丽亚，她爱上了一位英俊的骑手巴哈尔，但却遭到了凶恶狡猾的牧主老爷阿尔布满金的迫害。解放军的队伍里有个哈萨克青年沙尔拜，回到草原上带领广大牧民同牧主老爷斗争。看到这里书就没有了，我不知道为啥有人说这本书是大毒草，还听说写书的诗人畏罪自杀了。我想了很久，后来有些明白了，这本书的毒，就是写了巴哈尔和苏丽亚的爱情，而且苏丽亚还躺在巴哈尔的怀里，这很下流，还有沙尔拜，已经是个解放军战士了，还和一个叫叶尔纳的姑娘谈情说爱，这也很不健康，污蔑了解放军的光辉形象。还书前我偷偷在日记本里摘抄了好多诗句，还有草原上的民歌。现在这些诗歌都起作用了，我把它们改头换面，全都用在《钢铁边防》的歌词里面了。

连绵千里的天山脚下，

就是我们亲爱的故乡巴里坤，

巴里坤盛開着千万种花卉，

唯有一朵山丹丹花最红。

峥嵘万状的天山顶上，

就是我们巴里坤草原的天空，

天空里闪烁着千万颗群星，

唯有一颗启明星最明。

我心上的那位姑娘啊！

和我一同住在静静的巴里坤，

她比那怒放的山丹丹花还红，

比那拂晓的启明星更明。

这一首哈萨克族民歌叫《相思曲》，前两节我照样抄袭，第三节我把其中的“姑娘”改成了“解放军、共产党”，觉得十分贴切。改编后的歌词是：

我亲爱的解放军，敬爱的共产党啊！

感谢你们来到了美丽的巴里坤，

红五星比那怒放的山丹丹花还红，

共产党比那拂晓的启明星更明。

写到这里，我心里有点得意，站起来哼唱了一段河南梆子《你这个坏东西》：“……你这个坏东西，三自一包就是你搞的……”这时，仇梅提着暖壶进门，看到我笑容满面地在地上踱步哼哼，她快步走到办公桌前给我倒水，又开始收拾办公桌。

“哎哎，好了，我自己来，”我急忙上前阻拦说，“仇梅以后你不要给我倒水擦桌子，我自己有手。”

仇梅吓得停住手，小心地说：“我又做错了吗？”

“不不，你没错，”我解释说，“不要这么勤快，我也是劳动人民，又不是地主老财。”

“建勇哥说你是东盐池的笔杆子。”

“哈哈哈，”我放声大笑起来。“听他胡说八道，我是个啥笔杆子，就上过三年小学。东盐池大学生老高中生有的是，我算老几。”

“你骗人，建勇哥说你们是初中毕业。”

“噢，初中毕业，”我又想放声大笑，没法给这个小姑娘解释清楚，我们这个初中生是怎么混出来的，还要从造反，打仗，复课闹革命，学农劳动说过去。我说，“你也上过初中，你知道我们都学过什么。孔宪实孔大哥，‘高六六的，医院的邵医生，大学生。”

“啥是‘高六六的？”

“六六年高中毕业，正牌的，”我看仇梅还要追问，又急忙说，“六六年以前的大学生高中生，正规上课，正规考试，还有课本，懂不懂。”

“噢，噢。”仇梅似懂非懂地点头。

“你比如你叫仇梅，你这个姓是个多音字……”我又给仇梅讲解这个“仇”字，“这是邵医生告诉我的，人家大学生，懂得多吧？”

“可你会写材料，还会写戏。”

“嗨呀，那全是，”我差一点说出来全是胡乱编的，要不就是抄的。突然察觉到这种话不敢说，万一传出去惹麻烦，正思忖着怎么解释，回头见仇梅双手捧起草稿纸，默默地念。我又说：“对了，你是从西盐池牧业连来的，草原上也放过牛羊，你看我写得像不像。”

“写得好，我们大黑沟就是这样的。”仇梅脸上浮现出一种回忆，像说梦话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说，“草原上静静的，满山都是花，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亮晶晶的。寇挥哥，你真会写。”

“嗨嗨，不行不行，”我急忙摆手，又差一点说出，“其实这不是我写的，是抄一个诗人的书上的。”便端起茶缸喝水，改口说，“好多地方都是乱编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地方不对，”仇梅指着稿纸说，“你写的花不像。”

“不像？怎么不像？”

“我在草原上、山里面没有看见山丹丹花，也没有见过红颜色的花。”

“那是你们大黑沟，巴里坤草原上多得是。”

“我们放羊、赶牛，也经常去巴里坤，没见过呀，”仇梅坚定地说，“巴里坤最多的是马兰花，每年春天开得最早，开的是小黄花；有一种串串红，我叫不上名字，开的是粉红的花。没有你说的最红的花呀。”

“好好，你的意见很好，我再仔细推敲推敲，”我有点尴尬，但仍然显出一副虚怀若谷的大度，又说，“不过诗歌嘛，需要虚构，主要是比喻，比喻懂不懂，就是打比方。你比如说，天山起舞，塔河歌唱，天山怎么能跳舞呢？塔里木河怎么能唱歌呢？你说是不是？”

“我们老师教过，虚构、比喻都是修辞，描写必须要真实……”

“唉……”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想告诉仇梅，老师说的早就过时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批判“写真实论”，我又怕她追问什么是写真实论，解释起来很费劲，更何况她刚从山里来，对我们已经运用得十分熟练的大批判语言缺乏理解。

傍晚我在食堂吃饭，就听见广播里苏巧玲的声音：“一连的寇挥同志，听到广播以后到广播室来一下。”

我端着碗朝广播室走，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间的灯光下，孔宪实正和一个中年人抽烟聊天。我一边吃一边打量那个陌生人，穿一件浅绿色“的确良”衬衣，头梳得油光铮亮，张口笑的时候，嘴里的金牙闪着光。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师部来的作家老師，便迅速把饭菜扒拉到嘴里，把碗筷放在窗台上，用手背抹了一把嘴角，然后敲门。

开门的是仇梅，她正在洗茶杯。我进屋后恭敬地站住，孔宪实笑着介绍：“他就是寇挥。”那人上下打量我，然后开口说：“你就是拱猪？”

“啊？拱猪？啥拱猪，打牌吗？”我一下愣住了。

“他说，你就是冠军吗？”孔宪实连忙笑着解释，“曾师傅是湖南人，口音有点重。”

“噢，冠军，啥冠军？”我还是有些迷惑。

“乒乓球冠军嘛。”曾师傅这一句我听懂了。

“嗨嗨，不是不是，”我急忙摆手辩解，“我不行，我是瞎蒙的，不行不行。”

“我是慕名而来，想和你较量较量。”曾师傅站起身来，目光逼人。

“啊，较量？”我有些发蒙，看着孔宪实说，“这不是师里来的作家老师？”

“噢，你弄错了，不是，”孔宪实又笑着介绍，“这是东疆铁路分局的曾师傅，乒乓球冠军，这几天在三间房火车站检查工作，听说东盐池乒乓球厉害，想来以球会友。”

“啊，不行不行，”我听完大惊失色，“我的球哪里厉害，明明是你和邵医生嘛。”

“怎么回事，这位小同志还不给面子啰？”曾师傅显然很不高兴。

“曾师傅，你听我说，”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东盐池真正的冠军不是邵医生，就是孔大哥，我这……”

“什么意思，我难道不配和你交手啰？”曾师傅打断我的话，脸色铁青。

“曾师傅，你别生气，”我继续赔着笑脸解释，“叔叔，叔叔，你是长辈，我没说假话，我……”

“行了，别说了！”曾师傅大喝一声，还甩开了仇梅递过来的茶水，接着冷笑说，“早听说东盐池藏龙卧虎，徒有虚名嘛，不过打场球，连个敢应战的人都没有，那我就告辞了。”

曾师傅的言行激怒了我，特别是看到仇梅被开水烫了手背，龇牙咧嘴地吸凉气，办公桌上洒了一大摊茶渍，一股无名之火直蹿我的脑门。我喊了一声“等一下”，大咧咧地坐在桌边，晃着二郎腿说：“曾师傅想和我们玩玩球，好啊，不过我有个条件。”

“么子条件？”

“我，冠军，他，”我用手指着孔宪实说，“孔大哥是第三名，亚军就在门外。曾师傅，你先和孔大哥分出胜负，你要赢了，亚军邵医生和你打；邵医生要是输了，我上。如果你要是连第三名都打不过，我看，我就不用上场了吧。”

“好，痛快！”曾师傅反倒喜形于色，一边解扣子脱衬衣一边说，“东疆的铁路沿线我都跑遍了，还没遇到对手。几百公里路，东盐池，看来我是不虚此行。”

不一会儿，“东疆铁路分局与东盐池乒乓球友谊赛”的消息就传开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礼堂，舞台上已经灯火通明。从曾师傅微笑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对比赛安排在舞台上进行很满意。他的白球衣胸前有个鲜红的“奖”字，足有碗口大。孔宪实也换了一身运动装束，两人赛前练习期间，邵医生也来了，也是早早换好的运动服，而且主动当起了裁判。我看了几分钟两人的赛前练球，我就断定：那个盛气凌人的挑战者输定了。

孔宪实的祖上是福建华侨富商，他在华侨学校读书时，受过规范的音乐和体育培训。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到新疆来投奔一个远房姨妈。他在省城的工一团上高中期间，一直是学校的篮球队长。无论是打篮球还是乒乓球，他特别讲究动作的标准和潇洒。加上他高大英武的外形，几乎是东盐池所有青年人的偶像。果然，比赛开始以后，孔宪实很快就掌握了曾师傅那种野路子怪球的规律，开始尽情地发挥着左右开弓的特长，打得煞是好看。平日在和厂里人打球，他总是嘻嘻哈哈、满不在乎，今天突然变得很专注，每球必争。我不知道是不是曾师傅的无礼也让他恼火，或者是舞台下面有好几百人在为他呐喊喝彩，激起了他尽情表演的性情。我一边看一边朝舞台的角落里缩，脸臊得通红。实在不敢想象，就在两个月前，我居然击败过他。如果是他今天这样的比赛状态，可能我会输得更难看。

在孔宪实连珠炮一般的进攻之下，曾师傅招架不住了，节节败退，很快就以21：12输了第一局。双方交换场地时，我想去台下观战。这是我们在宣传队养成的习惯，经常在节目的间隙，从广播室穿出去，溜到礼堂的角落里看舞台表演，体验观众的反应。我刚走进广播室，苏巧玲正好出门，阴沉着脸对我说：

“仇梅跑哪儿去了？”

我说：“她不是一直在舞台上忙着吗？”

苏巧玲说：“她忙什么了。”

我说：“舞台上的活还少吗？倒水，递毛巾，她没闲着呀。”

“你看你看，”苏巧玲指着远处的仇梅说，“你看她在干什么？”

我朝仇梅看过去，她站在舞台的另一个角落，正在全神贯注地看比赛，眼睛直直地盯着孔宪实，孔宪实打出好球，她忘情地跳脚鼓掌，孔宪实失误了，她像胃疼般地皱眉吸气。我笑着说：“这不挺好嘛，她看比赛这么投入。”

“好什么好，”苏巧玲撇了撇嘴，“大惊小怪的样子，一看就没见过世面。”

她的话让我大觉逆耳，那个撇嘴的动作更让我反感，我忍不住脱口说道：“对对，她确实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我故意把什么说成“什嘛”，“还有人把西盐池的人叫红二方面军的。”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叫红二方面军？”

“不知道，”我笑着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大概说西盐池和我们是兄弟部队吧。”

我知道苏巧玲早晚会明白这句话里阴损、恶毒的含义，她一旦明白了，肯定会恨我。其实我也一直在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得罪了苏巧玲，她是副厂长的妹妹，现在又在和赵建勇谈对象。但我一遇到事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尤其是让我感到厌恶的事。我只是短暂地享受着一种报复的快感，往往忽略了它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时候，舞台上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台下的哄笑似乎说明，这种比赛虽然精彩，但也太没有悬念了。台上那个远道而来的挑战者，单看装备的确像个运动高手，但也实在不堪一击。就在曾师傅垂头丧气地坐在裁判椅子上擦汗时，邵医生和孔宪实的攻防表演开始了。看到在场的人们如痴如醉的表情，我突然觉得：这个礼堂，这个舞台，好像只有他們俩的表演才配得上。这几年，在这里举行的大大小小的会议，还有我们宣传队的排练演出，不知投入了多少精力和财力，好像还没有这场球赛这么吸引人，什么原因呢？

我的胡思乱想被打断了，因为舞台上发生的事吸引了我——只见曾师傅严肃认真地当起了裁判，他好像早已把自己的失败忘到九霄云外了，而且他的报分声音洪亮，手势干脆，还添加了自己的解说和赞叹，比如：“扣得好，得分，2比1；削球出界，8比5；攻球下网，11比11……”

这种裁判方式我们倒是第一次见，让人觉得新鲜。我不由有点钦佩这个性格直爽的湖南汉子了，他倒是拿得起放得下。还有，这天晚上，我从曾师傅的言谈中学到不少新词，什么“慕名而来”、“藏龙卧虎”、“徒有虚名”、“不虚此行”，我猜想他一定读过不少书，也走过许多地方，又是一个让我羡慕的人。

早上我开始动手写大型歌剧第一幕《阳光照耀巴里坤》的草稿。为了表现出草原各族人民和解放军一起修建水电站的热烈场面，我又模仿了藏族舞蹈《洗衣歌》。我描写哈萨克牧民劳动时载歌载舞，一个青年领唱：“哎，谁帮我们修建水电站？谁把幸福的阳光洒满草原？”然后是众人合唱：“解放军，解放军！”

这样的编写我有点得心应手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初步掌握了革命文艺的一些规律，只要把那些听过见过的故事和词句，套用到我们想要表现的内容里，基本上就成功了，谁敢说个“不”字呢？这些经验都是我们宣传队的宁导演，也是东盐池最会写戏的人传授给我的。过去我也很崇仰宁导演，觉得他太有才华了，居然会编剧。可宣传队那些老知青们见多识广，一看他写的节目，就说这个情节是从哪儿“借鉴”的，那句台词是从哪里抄来的。导演听了也不生气，反倒振振有词地说：“他们懂个啥，这叫相互学习。现在的节目，哪个不是抄的，哪个是自己编出来的？怎么，你还想创新？你还想比革命样板戏高明？除非你不想活了。”

“你还想比革命样板戏高明？你敢说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差？”这两句话，是宁导演对所有质疑他的人最有力的反击。一般人听完他气势汹汹的反问，都会哑口无言，狼狈离去。只不过后来他太相信自己的编剧地位了，有些小节目就不想亲自动手，偷懒间都交给我来写。我就是在这些编写中，特别是他的修改中，慢慢琢磨出了一些门道。再加上他的“上纲上线”，恃强好斗得罪了不少人，编节目写材料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我的头上。我想，宁导演如今在工地上一定特别后悔，这个身体单薄、说话女里女气的中年男人，想着我最近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摇动着笔杆子，可能宰了我的心都有了。可是，谁让他自己不争气呢，师部文工团的演员不好好干，偏要搞个男女作风问题。发配到东盐池来也不吸取教训，喜欢搬弄口舌、吵架撒泼，群众关系太差。

写完这段表现军民鱼水情的热烈场面，我觉得应该在劳动休息期间，加上解放军和哈萨克牧民的“联欢”，让解放军的边防排长跳一段“马刀舞”，草原上的哈萨克妇女跳一段“绣花毡”，正好可以把我们宣传队前年排演过的舞蹈《花毡献给毛主席》放进去。这时候我听见门外的脚步声，抬头看见有个人头在窗户前晃动。

“马小飞，别贼头贼脑地看了，进来吧。”我对着门外喊。

过了片刻，马远基轻轻地推开门，又探着脑袋朝屋里看，见只有我一个人，这才像鸡叨米一样点着脑袋走进来，四处张望着说：“就你一个人？”

我把钢笔往桌上一扔，身体朝后仰在椅子靠背上，伸了个懒腰，问他道：“你怎么不上班？是不是又装病？”

“我怎么不上班，”马远基瞪了我一眼，“我给你说过，现在我在芒硝工地装车，下午班。”

“噢噢，我忘了，”我笑着说，“我说你怎么大白天敢在厂部周围乱窜。”

“你忘了，我看你又开始犯迷糊。是不是又写节目呢？”

“啊，你看出来了。”

“那还用说，你要是写材料，还像个人。一写节目，就像个傻瓜一样，一问三不知，嘴里还嘟嘟囔囔的。”

我们相互打趣了几句，他又问：“仇梅不在這儿？”

我说：“上午没来，你找她有事吗？”

他像是吓了一跳，连忙说：“没事，随便问问。”然后又解释说，“我刚才在外面看，如果这里还有人，我就不进来了。”

“为什么？”

“我想给你单独说个事，”马远基把脑袋凑过来，低声说，“你知不知道，铁柱从省城探家回来了。”

“知道呀，怎么了？”我觉得马远基又在大惊小怪，“你是不是要说铁柱看过‘三百五十六（《山本五十六》）”

“不是不是，我说这个干球，”马远基摇头说，“他给别人说，菊要调到师部文工团去了。”

“啊，真的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确很吃惊。

“好像是真的，西盐池当年演《沙家浜》的那个导演，现在是师部文工团的导演，听说他上个月亲自到艾丁湖农场去给菊办调动。”

“办好了没有？”

“听说连队不放人，导演还在和农场的领导商量。”

“铁柱怎么知道？”

“你忘了，铁柱的爸爸是师部食堂的大师傅，专门给师首长蒸包子的，消息灵通得很。”

“噢，是这样，”我叹了一口气，心里突然有点乱。

有关菊要调到文工团的消息，我听到已经不止一次了。我们刚来东盐池的第二年，黑旦就悄悄告诉我，有个部队文工团看中了她，去艾丁湖农场要调她去当文艺兵。我当时惊喜地说太好了，还被黑旦骂了几句。他说：“好个球，挥娃子，你咋这么傻，她要是当兵进了省城，还能和你好吗？”我当时还不敢承认她对我好，黑旦说我装洋蒜，大家都能看出来菊和我的关系不一般。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菊还在农场务农，再有传闻我已经不敢轻易相信了。再说，我不知道菊到底和我有什么“不一般”的关系，她从来没有给我来过信，也不和东盐池任何一个老同学联系。所以，我对她是否调动的事已经不太关注了，而是非常想知道，她的心目中到底还有没有我。

马远基见我沉默不语，脸色发白，以为又触动了我的痛处，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陪着我坐着发呆。不一会儿，屋外好像有什么响声惊动了他，他跳起身来说，好像有人来了，便匆匆地走了。我走到门口朝外面看，没有人，只是风把墙上的半截标语吹得“嗒嗒”响。

仇梅给我倒开水，我抬眼见她情绪低落，眼睛也有些发红，忙问：“怎么了仇梅？”

仇梅咬着嘴唇不说话，转身朝门外走。我又连忙叫住她，问她到底怎么了。

她低着头小声说：“我得罪巧玲姐了。”

“啊，你得罪她了，”我心里一惊，“你怎么得罪她的？”

“她嫌我光知道看打球，啥活也不干，满桌子的茶水渍子也不擦。”仇梅说到这里，眼睛又开始发红。

“噢，这个，”我长出了一口气，站起来在地上边走边笑着说，“这个没关系，桌子嘛，再擦一下不就完了嘛。”

“可她发脾气了。”

“没事没事，副厂长的妹妹，有点小脾气，发完就没事了。”我继续安慰她。

“真的？”她抬头看着我，“真的没事了？”

“真的真的，”我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这才多大点事。她说你，你没顶嘴吧？”

“没有，我赶紧去擦桌子，地上也收拾了，可她还在叨叨。”

“你就让她叨叨几句吧，”我大度地说，“你在台上看球赛那么高兴，她心里能舒服吗？”

“我看球赛，她怎么不舒服了？”仇梅一脸的迷茫。

“毛主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吗，”我笑着模仿着舞台上演员们的腔调朗诵道，“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仇梅更加迷惘了，她像是考试遇到了难题，紧锁眉头思考。

我回到桌前坐下喝茶，这时候学校里下课的钟声“当当当”地响了。一大群小学生们涌到戈壁滩上，乱跑乱叫。学校的广播也响了，传来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这首乐曲我很熟悉，也很喜欢，这张红色塑料唱片被我听了无数遍，我甚至记住了唱片上的文字：小提琴独奏：上海交响乐团潘寅林，钢琴伴奏：尤大淳，编曲：阿克俭。我还问过宣传队里的上海知青大黄，你们上海人里面怎么还有姓阿的，他说阿拉不晓得。

“寇挥哥，我不会被开除吧？”仇梅突然打断了我的沉迷。

“开除？谁开除？”我惊醒过来，脑子里还是一段小提琴跳弓的高难技巧，“你说什么开除？”

“我说我，他们会不会不要我了。”仇梅仍然是一脸的愁云。

“噢，你，”我回过神来，连忙问道，“谁敢不要你，谁？”

“巧玲姐，她都批评我好几次了。”

“她批评你？她算个什么……”我差点说出口头禅“什么鸡巴东西”，在小姑娘面前，我压抑着火气，尽量平静地说，“仇梅，你听我说，你虽然到东盐池来的时间不长，但你表现很好，干活勤快，有眼色，对人诚实，领导最喜欢你这样的。”

“真的吗？”仇梅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当然是真的，”我笑着说，“刘副教导员、孔大哥，还有一鸿姐姐，都在我跟前夸过你。”

“啊，真的，”仇梅惊喜地叫起来，“他们都夸过我？”

我说：“当然是真的。我们大家都有眼睛，你做事那么踏实，我们会看不见吗？”

“那巧玲姐怎么老要批评我呢？”

“噢，当然么，我们大家老是表扬你，她听了以后怎么会高兴呢？你上学当过班干部，你想一下，老师最爱表扬谁，班上是不是就有人最爱和他捣乱？”

仇梅又紧锁眉头地思考，接着点头，好像是听懂了，眉眼也舒展开来。她又操起扫帚，欢快地打扫办公室。

学校的钟声响了，不一会儿，传来了小学生朗读课文的喊声。仇梅停下打扫，站在门边听。我突然有些心酸：我也是十六岁离开家，来东盐池已经快五年了。那时候不想上学，不想再被爸妈管教，就想奔向广阔天地。如今又羡慕别人上学读书放学回家。脑子一乱，再提起笔来，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我对仇梅说：“仇梅，你休息一会吧，我还有话要问你呢。”仇梅答应了一声，坐在窗户下的水泥墩上。

我说：“听说你叔叔是北庭古城的邮电局副局长，想召你进邮电局，你不去，非要到我们这来。是真的吗？”

仇梅点点头。

我叹了一口气说：“仇梅呀，你真是够傻的。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想離开东盐池，想到城里去。”

仇梅摇头说：“北庭不好。”

“不好？怎么不好？”

“老城的人土得很。”

“土得很？”我吃惊地看着她说，“怎么土了？”

“他们说的土话，死难听，外面人都笑话呢。”

“那你说哪个地方不土，谁说话不土？”

“你们，”仇梅也看着我，眼睛里放着光，“你们说话就好听，特别是孔大哥，他说的是北京话。”

“啊，你就是因为这个，非要到这里来？”我更加吃惊。

“我给同学写信，说我在这工作，同学都羡慕死了。”

“羡慕你，羡慕你什么？”

“我说，我的工作，帮孔大哥放电影，寇队长写大戏也让我看，我还喜欢看孔大哥打乒乓球，看建勇哥打篮球。东盐池好多东西，我们大黑沟没有，老城也没有，我在我叔叔家住过。”

“这些有什么用？”我苦笑着摇头，“它能当饭吃吗？”

“能，能当饭，比吃饭好，”仇梅说得很坚决，“我小时候就知道，东盐池是戈壁滩，风大，光吃苞谷面，没有菜。可我来了以后，不想走了。”

“比你们西盐池还好吗？”我想起了曾经红火的西盐池，全师闻名的《沙家浜》剧组。

“比我们好，比我们人多，”仇梅展开双臂，比画出了一个大场合，“我上学看过你们宣传队来演节目。”

“噢，是不是前年春节？”我想起了那次演出，当时西盐池已经停产了，生产连队都调到师里的煤矿去了，只剩下厂部留守的人和山里的牧业连，显得很萧条，厂部都快被野草淹没了。

“就是，孔大哥演哈萨克老大爷，给解放军送西瓜，演得可好了，一鸿姐姐是独唱。不过，我没看见你。”

“我是拉胡琴的，给他们伴奏，不上台。”我还在想那次演出，台下稀稀拉拉的，而且演完之后没有吃上通常的招待饭。

“寇挥哥，你去过北京吗？”仇梅又问。

“北京，”我哈地笑了一声，“没有，我还没有出过新疆呢。”

“孔大哥就去过，还见过毛主席。”

“那还用说，人家是老高中生，老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都跑遍了。”

“唉，孔大哥真有福气，”仇梅长叹了一口气，又问我，“寇挥哥，你去过哪里？”

“我就去过喀什噶尔，南疆，离这几千公里。”我指着门外的南方，“我还会说‘英格拉卫约尔达西啦（维吾尔语，革命的同志们）。”

“啊，你还会说维语？”仇梅惊喜地叫起来，“你也了不起。”

“这就了不起了，”我笑着说，“我们在南疆会几句维语，和你们在草原上会说哈萨克语一样。你说几句哈语。”

仇梅想了想说：“喀勒撒勒木孜，托勒列腾孜，恰依阿愣孜。”

“什么意思？”

“孔大哥和你，来我们家玩，我妈妈给你们烧奶茶，煮肉吃。”仇梅翻译道。

“啊，好哇，”我哈哈地笑着说，“我和孔大哥可都是大肚皮，能吃又能喝。”

“那我们才高兴呢，”仇梅满脸的欣喜，搓着双手，好像我们已经在她家里做客了，连声说，“你们是稀客，一定要吃好，喝好。”

“好，我们一定吃好，喝好。”我答应得很痛快。我见识过草原上人们的热情好客。刚从喀什噶尔搬家到下马崖，草原上的人家，只要见到生人，都朝家里请，烧奶茶，宰羊煮肉。后来连队发了紧急通知，警告大家“筷子头上有枪声”，还批斗了几个“敌我不分”的糊涂虫，人们的交往就越来越少了。

晚上我开始写歌剧《钢铁边防》的第二幕《忆往昔》，在设计剧中的反动牧主、苏修特务形象时，一下子被难住了。首先是名字，想给这个反面人物起个丑陋的名字，因为不懂哈萨克语，不知道应该让他叫什么，只好把下马崖一个叫阿多巴依的老牧主的名字照搬过来；这个坏蛋的长相，我想了很久，决定以马远基为原型，他的大脑袋代表剥削阶级的脑满肠肥，他走路时弓着腰像鸡叨米一样点着头，正好表现苏修特务贼头贼脑的特点，我把他手上的火炉钩，换成皮鞭。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的马远基，头戴一顶狐狸皮的大皮帽子，身上穿一件大皮袍，提着马鞭，斜着三角眼，一颠一颠地在草原上到处乱瞅，想到这里我不禁笑得浑身乱抖。

我在回宿舍的路上，一直想着把这个设想告诉马远基，他会是什么表情。快到宿舍门口时，我听见里面众声喧哗，我觉得奇怪，我们这个宿舍已经冷清好久了，怎么突然这么热闹。等我推门一看，彭兴国正站在地上模仿着哪个人，十几个知青坐在小板凳上笑得前仰后合。他一见我进门，急忙停住表演，对我说：“你回来了，我们等你好长时间了。”

我说：“等我干什么？”

彭兴国说：“听说你弄了一套《水浒》，给哥儿们来一段呗。”

我一听急忙惊喜地问：“建勇回来了？”

“建勇？”彭兴国迷惑地说，“让你给大家讲一段《水浒》，你扯啥建勇么。”

我把建勇去师部开会，要带一套《水浒》回来的话说给大家。

知青们一听完，纷纷起身，提着小凳朝门外走。彭兴国叹气说：“唉，我听成你从孔宪实那里借了一本《水浒》，专门叫了一帮人来听故事。”

我说：“不过也快了，建勇要回来，就有书看了。”

彭兴国摇头说：“你别做梦了，要是他带回来的，轮不到你看。”

我有些急了，说：“怎么轮不到我，他亲口给我答应的，带回来先给我。”

彭兴国笑着说：“那你就等着吧，等到当官的都看完了，就快到你手上了。”

我又冲出了宿舍，朝赵建勇的宿舍走去。自从他调到政工组以后，就搬到厂部宿舍去了，和孔宪实两人一屋。我觉得建勇走了一个星期，现在应该回来了。我也担心他变卦，《水浒》一旦落到厂领导手里，真就不好催了。哪怕在交给领导以前，我能抢先拿到书，就熬个通宵，看它个痛快。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好几次了，东盐池找本书太不容易了，经常是想看的人多，借阅的期限太短，只好大家轮流。

建勇的宿舍黑着灯，门上还挂着锁。我还不死心，朝礼堂远远望过去，发现广播室的灯还亮着，我又疾步朝广播室走。广播室的门大开着，我进去时看见只有苏巧玲一个人，正背身俯在办公桌上吃东西。她听见响动，回头看是我，急忙用双手捂着脸，好像很害羞地扭着身子哼哼道：“哎呀，怎么让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什么呀，不就是你在吃东西吗？”这时我看见了她手上的半截红薯，说完话我转身朝外走。就听苏巧玲喊：“哎，回来。”

我转身问她：“有事吗？”

苏巧玲慢悠悠地说：“这么晚了，你到广播室来干什么？”

“哦，我来取报纸，”我解释说，“我写材料要查一点资料，看见广播室灯还亮着，就顺路过来了。”

“今天报纸没送来。”她说。

我转身又要走，只听苏巧玲在身后又喊：“回来”，我再转身时，她咯咯地笑着说，“报纸来了，我骗你呢。”她用眼神示意着外间的办公桌。

我来到外间，发现新到的报纸边，还有不少杂志，杂志封面的右上角写着订户的姓名。我在这一期的《红旗》杂志上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张贵亭”。他是我的老班长，厂里的劳模。出身雇农，从小要饭，他的典型事迹是我写的：老班长虽然没上过学，不识字，而且现在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却一直坚持订《红旗》杂志。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让我给全班同志读党中央的声音。我看见了一本《解放军文艺》，封面上画着一群英姿飒爽的女飞行员，我急忙翻开看，第一篇文章是《沙漠清泉》，标题边还有大幅插图，解放军边防官兵和哈萨克族民兵，骑马挎枪地巡逻。这让我喜出望外，我已经几年没有见过文学杂志了，没想到刚看到一本，还是描写解放军和牧民守边疆的故事，好像专门为我写戏提供帮助一样。我刚看了没两行，苏巧玲倚在门边说话了：“哎哎，这个你不能看，这是刘副教导员订的，他还没有看过呢。”

我只好悻悻地放下杂志，想尽快离开这里，但又有点不甘心。那本《解放军文艺》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我的双眼。我决定讨好苏巧玲，争取快速看完那篇《沙漠清泉》，便对她笑着说：“建勇什么时候回来？”

苏巧玲说：“你是和我说话吗？我还以为你不理睬我呢。”

我说：“不理睬你，我可不敢，我笨得很，不会和不熟悉的人说话。”

“你笨得很？我没看出来，不过，”苏巧玲笑了，“你小时候是不是特爱哭？”

“没有没有，我小时候爱笑。”

“算了吧，你小时候像个女娃娃，和别人吵个嘴都哭。”

“别听人胡说，我从来不和别人吵嘴。”

“还不承认，小时候有人欺负你，都是建勇保护你。”

“这是实话，”我也强笑着，扬起手中的报纸，“报纸我领走了。”

“哎哎，你别走，我话还没说完呢，”苏巧玲急忙喊住我。

“你还有事吗？”我强忍着内心不断上升的怒火。

“你和建勇、菊都是一个院子长大的？”

“就是。”

“你们两个是不是都特喜欢菊？”

我沉默了一下，没有回答。

“这有什么，你还不好意思了，”苏巧玲吃吃地笑，“说一下嘛。”

“建勇现在喜欢你。”

“你呢，你不喜欢我吗？”苏巧玲向我挤了挤眼。

我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说：“我要回去了。”

我快步走出广播室，还能听见苏巧玲在背后叫我。我装作没听见，我怕我再多待一会儿，会忍不住直接回答她说我不喜欢你。我可能还会说，从第一次见面，你叫我挥娃子，问我是不是小时候特爱哭开始，我就讨厌你。还有你的斜眼，你的黄牙，你说“什嘛”，还有你欺负仇梅，在我面前说些不着调的话。只不过你是苏副厂长的妹妹，我惹不起；再说你和建勇谈对象，建勇对我有恩，我不想扫他的面子。可以说，我在东盐池宣传队已经五年了，来来去去这么多女演员，没有人他妈的像你这么装模作样。

我一路上在心里愤怒地叫骂，咆哮，发泄着没有看上那本杂志的失望。快走到宿舍门口时，广播里传来了熄灯号，这时候再听这段号声，便觉得格外难听。老胶木唱片纹理都快磨平了，唱针也没有换，唱机的转速不匀，播放出来断断续续、怪声怪调。过去我们在宣传队经常帮金一鸿放广播——起床号、集结号、熄燈号，还有我们喜欢的唱片音乐。如今放广播的是这么个“傻波依”（宣传队的北京人都这样骂人），我对这段号声的厌恶更加强烈了。

我是被彭兴国骗到大老王家里来的。彭兴国说大老王找我有事，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反正是好事，你去就知道了。

彭兴国敲开大老王家的院门，像是特务对暗号——用的是手鼓的鼓点“咚巴拉咚巴”，门就开了，大老王笑容满面地看着我说：“欢迎寇队长光临。”

进到屋里，小饭桌也摆好了，大老王的老婆也笑吟吟的，给我递上一杯热茶。我问大老王找我有什么事，他笑着说：“坐下喝茶，喝好了再说。”

这时彭兴国已经从里屋捧出一个帆布包袱，放在桌子上。大老王让我打开包袱，是一副麻将牌。我好奇地看着大老王，问道：“你哪里来的这玩意儿？”

“我自己做下的，”大老王自豪地说，“你摸摸，细细地摸，这比真正的骨头麻将还攒劲。”

我用手细细地摸这副暗红色的麻将牌，光滑、细腻。又问道：“你用啥做的？”

大老王得意洋洋地齜着金牙说：“用啥，用‘耐灵片。”

我问他什么是“耐灵片”，他说“耐灵片”就是汽车上的刹车片，刹车片是橡胶的，里面还掺着钢丝，因为它是箍在刹车轴鼓上，要特别耐磨。质量最好的就是美国“道奇车”上的。

我说：“你做这个干什么？”

大老王说：“看你问的，做它就是为了玩么。”

我吃惊地说：“啊，你们在玩麻将！”此时我明白了，彭兴国为什么总是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原来他和铁柱在大老王家里打麻将。

“是的呀，今天铁柱到火车站送人去了，三缺一，‘尿盆子等不及了，叫你来凑个数。”

“这个，我不会，”我急忙摆手，又说，“再说，现在还不知道让不让打呢。”

“没问题，让打，”大老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厂领导我都请示过了，没说不准打，但是不提倡。要不我做麻将干啥，没有卖的么。”

“没事，真的没事，”彭兴国已经按捺不住了，把麻将搓得哗哗响，开始洗牌说，“我们都打了两个多月了，上次我们出去演出，好多地方都在打。”

“可我不会打，”我为难地说，“麻将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会了学嘛，这玩意儿好学，打两圈就会了。”彭兴国安慰我。

“算了算了，还是等铁柱回来吧，”大老王说，“寇挥一点都不会，也没有心思学，好久不见了，我们说说话吧。”

我帮着码牌，不由又拿起麻将牌仔细地看，忍不住夸赞道：“老王你真有本事，简直和真麻将一个样。”

“不是我吹牛，这比真麻将要高级多了，”大老王更来劲了，“麻将一般都是骨头做的，现在还有塑料的，和我这个不能比。我这是‘耐灵片，结实、有弹性，不滑、不涩，美得很。”

说到这里，大老王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制作过程：“耐灵片”做麻将特别难，一是材料太硬，下料困难；二是半圆形，怎么才能变成平板，让他绞尽脑汁。大老王是机修工，专门请教那些老司机，有人告诉他，把“耐灵片”扔进大锅煮软，用厚钢板压平。他按照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他又请钳工师傅们用电锯、刨床、做成小骨牌，再用细砂纸打磨，一张一张地雕刻。这副麻将牌整整做了半年。

“上面的字是谁刻的？”麻将上的字吸引了我。

“当然是我么，太费劲了，我一天只刻两张，”大老王把一支锋利的刻刀递到我面前，“字嘛，是学校的高老师写的，人家上过私塾，一手漂亮的隶书。人家都以为我刻章子哩，还有人说我真有才，在宣传队会打鼓板、吹大号，还会刻图章——”

“行了行了，再别吹了，我都听过几百遍了，”彭兴国实在忍不住了，“本来想着礼拜天打个痛快，你看天都快黑了，还没开战。”

正说话间，铁柱急匆匆地跑进来，连声说开战。坐下洗牌时又说到火车站送人，车坏在半路了。大老王的老婆把门插好，也坐下码牌。

我第一次见人打麻将，有些好奇，看了一会儿，觉得这玩意有点意思，便一边观战一边和大家说闲话。这天晚上铁柱的手气特别好，连着和了好几把，得意地唱京剧，吹口哨；大老王最背，一直没有开过张，气得他日娘捣老子地乱骂。熄灯号响的时候，大老王骂道：“把他妈的，我说这几天背时得很，都是这个丧门的声音给闹的。”

铁柱接着说：“妈的，连个广播都不会放。唱片擦干净，唱针经常换一下，这么简单的活都干不了。”

彭兴国说：“就是，苏副厂长那个妹妹，一看就是个‘傻波依，不靠她姐姐，吃屎都没人拉。”

大老王的老婆说：“你们又乱糟蹋人家大姑娘。我看女子长得好，不然你们赵建勇能看上么。”

大老王说：“你懂个啥，赵建勇是个宋江，一心往上爬哩，他是要抱副厂长的大腿呢。”

铁柱说：“这小子，野心大大的有，不然，他能看上个‘山里红吗？”

大老王的老婆说：“山里红，谁是山里红？”

彭兴国说：“西盐池牧业队的人，脸上都有两酡红圈圈，我们叫的‘山里红，杰子他们说得更好玩，红二方面军的。”

大老王的老婆说：“呸，你们这些男人，嘴咋这么损，太缺德了。”

铁柱说：“尿盆子，你给学学苏巧玲广播。”

彭兴国扭了两下，清了清嗓子，细声细气地说：“全厂的职工家属请注意，今天晚上有电影，你问俄（我）什嘛电影，法国总统碰肚皮（蓬皮杜）访问中国。大家不要笑，我是个陕西娃，不会说普通话，你问俄（我）在哪达演，礼堂里么。不过要自家带凳凳呢，有凳凳的坐哈么，没凳凳的站哈，实在不行圪蹴（蹲下）哈算球哩。”

“哈哈哈……”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大老王的老婆“扑通”一下趴在牌桌上，麻将牌稀里哗啦倒成一片。大老王手指着彭兴国说，“你这个尿盆子，就会败坏我们陕西人。前面几句还像个人话，后面就乱编得没样子了。”

我一边笑，一边暗自吃惊：我已经半年多没有和大老王、铁柱他们来往了，他们说的怎么和我心里想的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不敢说出来。这些年在宣传队，大老王和铁柱简直就是一对冤家，大老王喜欢神聊，铁柱偏偏和他抬杠，彭兴国跟着起哄，三天两头吵成一团。我一直嫌他们无聊，不愿意像他们那样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这时我才感觉到，他们活的比我真实，也比我快乐。而且我们原来还有不少相通之处，我们是一类人。

早上醒来天已经大亮了。我一睁眼看见马远基坐在火炉边吃早饭。他问我昨天晚上跑哪去了，说赵建勇回来了，傍晚让仇梅来找我去政工组，他帮着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我躺着没动，嗯了一声。

马远基有些意外，看我一眼说：“你今天咋了？听到建勇回来咋没反应了。”

我懒洋洋地坐起来，打着呵欠说：“马小飞，我怎么觉得浑身没劲。”

马远基说：“你没睡够吧，你半夜才回来，尿盆子干脆就没回来，我觉得他好像在和谁打麻将呢。”

我佯作吃惊地说：“打麻将，他和谁打？”

马远基说：“和谁打不知道，在哪里打也不知道，我就看他经常嘴里嘟嘟囔囔，，还掐着指头算：清缺、八叶、连六、中心五，还有晚上不回来。”

我笑着说：“馬小飞，你不愧是远东情报局的上校组长，该给你发青天白日勋章了。”

马远基说：“行了，再别扯淡了，你赶快收拾一下上班吧，马上吹号了。你赶快找赵建勇要《水浒》，我还想听你讲故事呢。”

我说：“哎，我已经都不抱希望了，你还惦记上了。”

马远基说：“这是咋回事，我刚才还说你咋没反应呢。”

我说：“你发现没有，我这几年挺倒霉的，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老是拿不上。”

我甚至想告诉他，前天我以为建勇回来了，到处去找，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的事。

马远基低头不语，我准备穿衣出门时，他突然说：“寇挥，你说你倒霉的时候，你想想我。我到现在，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倒霉。”

这句话让我站住了，我转身看着他，他抬头又说：“你在宣传队里有一帮朋友，你混到政工组写材料，我都没觉得你怎么样。就那次比赛，你打败了邵医生，我服你了，当你是一条好汉，你咋又突然软蛋了。”

我被他的话噎住了，不知道说什么，想了想，笑着对他说：“我上班去了，晚上回来给你讲《水浒》。”

上班的路上，我脑子里全是马远基，我又想起七年前在喀什噶尔；批斗马远基，赵建勇用军用皮带抽他，小学生怒吼着扇他耳光，用脚死命地踢，马远基梗着他那个大头方脑袋，一声不吭；在下马崖，他刚上完小学，就跟着我们这批初中生来到了东盐池；在老一连当知青这几年，除了干活，没有人会想起他。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抱怨，别当软蛋，不顺的时候想想马远基，就挺过去了。

建勇办公室的门大开着，我兴冲冲地走进去，却见他阴沉着脸坐在桌前，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热情地打招呼，他只是冷淡地“嗯”了一句。我又问他书带回来没有，他问我啥书，我说你给我答应的《水浒》，他“噢”了一声，说带回来一套，金厂长拿去看了。

他看见我笑了，但仍然没有在意，只是平静地问我，“你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

“和宣传队一帮人打牌、聊天。”

“又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不屑地冷笑一声，又说，“你没和他们打麻将吗？”

“没有。”我回答得很镇定，但心还是突突直跳。

“戏写得怎么样了？”他又问。

“前两幕的初稿已经写完了，现在正在写第三幕，我去给你拿草稿。”我想借机离开了。

“不用，”他摆摆手，“写完我再看吧。”

“师里的作家什么时候来？”我问。

建勇又看了我一眼，摇头说：“不来了。”

“不来了，那我们的戏怎么办？”

“你抓紧时间，先把草稿写完吧。”

“可我这个水平太低了，没有老师来指导怎么行呢？还有，写作班子什么时候成立，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

“写作班子也没有了。”

“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吗？”我觉得建勇情绪低落与这件事有关。

“没出事，就是领导换了，”建勇没好气地说，“罗主任变成了叶副主任，叶副主任对我们成立写作组的事，不感兴趣，认为我们是瞎胡闹。”

“啊？罗主任呢？”

“他是那批‘戴领章帽徽的，林彪的人，调走了。”

建勇说的“戴领章帽徽的”，是专指68年从北京来的军管干部，当时遍及我们兵团的各单位，林彪事件以后，逐渐都调走了。

“我们的戏怎么办？是不是白忙活了。”我试探地问。

“不管他，你写你的，写完，写好，”建勇说，“我给刘副教导员请示过，他说我们不等不靠，师里不要，我们宣传队自己先排演。只要是好东西，早晚有识货的人。”

听到这里我心里凉了半截，什么进省城、参加汇演，全成泡影了。我起身说：“好吧，那我干活去了。”

“你等一下，”建勇叫住我，又说，“《水浒》没给你看，是我没办法，但我还是给你带了一本书。”他边说，边从军用挎包里朝外掏。

一听有书，我立即面露喜色，眼睛直盯着他的手，他取出一本白皮红字的小册子，递给我。我一看书名《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作者张春桥。

“啊？这就是你给我带的书？”我失望极了，哗哗地翻着书页说，“这篇文章已经广播好多遍了，谁也没听懂，太深了这个。”

“就是因为太深了，才要你认真攻读，”建勇突然打了一个呵欠，又说，“下阶段的运动重点，都在这本书上，写材料全靠它。”

“这我干不了，建勇，”我把书放在桌上说，“你就是把我累死，我也看不懂。厂里那些大学生、高六六，你让他们弄吧。”

“你不要再推辞了，”建勇不由分说，又把书递到我手上说，“给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到省城太不顺了，本来还想拿着剧本大纲向领导报喜呢，反而被叶副主任训了一顿。他批评我们怎么还在写戏、‘评水浒，现在的重点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那本《水浒》，是金厂长的老战友，师部工交处的吴处长自己的，他托我带给金厂长，你明白了吗？”

我有些内疚，看着建勇因为熬夜布满血丝的眼睛、疲惫的神态，觉得自己错怪他了。建勇叹了一口气说：“挥娃子，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那还有啥可说的，”我说，“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心里全记着呢。”

“你知道我把你借调到政工组来，费了多大的劲吗？”

“知道。”我回答得很干脆。

“你还知道，可惜你不珍惜呀。”建勇说得语重心长。

“我怎么不珍惜了？”我有些不服。

“还要我说嘛？”建勇又板起脸，“当然，要说写戏，你工作热情还是很高的，活干得也不错；可是搞宣传工作呢？一说到《水浒》，你眼睛放光，听说我回来了，到处找我要书；一说到学习张春桥的重要文章，你耷拉个脑袋，还推三拣四的。”

他正说到这里，那扇和舞台相通的门上有钥匙开暗锁的声响，接着门开了一条缝，半张脸闪了一下消失了，门“咔”地锁住了。我们俩都知道这是谁。建勇缓和了口气，恳切地说，“挥娃子，我们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儿，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用手指着刚才门响的方向，“他们不用操心，随随便便，有人给安排好工作，吃香喝辣的；我们不行，我们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所以，我们才要做事，而且要做大事，”建勇说到“做大事”时，还重重地拍着桌子，“不要因为有人一反对，我们就泄气了，就往后缩，叶副主任算个老几，当年我们在喀什噶尔，地委书记游街时的高帽子谁给戴上的？是老子我。”

说到这里，建勇的脸上青筋毕露、发红的双眼闪着光，样子有些吓人。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正沉默间，那扇门又有人敲。建勇过去拉开门，是仇梅，端着脸盆和抹布。建勇说：“仇梅你先收拾礼堂，我这还有事。”

仇梅说：“厂部通知你，十一点去开会。”

建勇看看手表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关门，回来坐下问我，“你觉得仇梅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当然是工作，还有她这个人。”

“工作没说的，这个娃娃勤快得很，人也老实。”

“老实？”建勇的鼻子哼了一声，摇了摇头。

“怎么了，她不老实吗？”我不服地问，我想起了苏巧玲，她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和仇梅过不去。

建勇没回答，他沉默了一下，又说：“你听说我和苏巧玲谈对象的事了？”

“听说了。”

他又问：“你觉得苏巧玲怎么样？”

我想了一下，说：“不如她姐姐漂亮。”

“是吗？”建勇轻轻一笑说，“就因为她是红二方面军的？”

我的心又突突地跳，脸也涨得通红，但仍然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再回答。我只想赶紧离开，这样的谈话太他妈的累人了。

他看出了我的烦躁和困窘，大度地说，“好吧，今天就说到这里，开会时间到了，有话以后再说。”

我回到办公室，一直心绪烦乱。上午和建勇的谈话，老是在我的脑子里回旋，还有他阴沉的脸。我有一种预感，好像最近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这些年来，我和赵建勇的关系一直这么磕磕碰碰。我想起了在下马崖来东盐池的知青欢送会上，建勇因为我莫名其妙地挨了学校的工宣队长一顿臭骂。所有的同学都为他打抱不平，在来东盐池的一路上有意孤立我，还是建勇器量大，主动和我和解，到东盐池这几年，因为我头脑简单、说话随便，容易遭人暗算，还是他经常帮助我、保护我。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不愿意领他的情，还老是反感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还有那种“智斗”般的交谈。我在感激他的同时常常感到压抑，这时候我很想念杰子，他是受管制的北京青年，在我们宣传队一直是控制使用。尽管建勇一再告诫我，不要和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我都当成了耳旁风。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关照我，我还和他合作写过相声、快板。可惜最近他回北京探亲去了。在这位老大哥面前我很放松，可以任意地胡说八道、嬉笑怒骂，根本不用担心每一句话的后果。我甚至开始羡慕昨晚通宵打麻将的那几个家伙，他们偷偷摸摸的无聊中，肯定有很多快乐。

我提笔想写歌剧第三幕《胜利欢歌》的草稿，可脑子里乱哄哄的，老是发出兵团汇演取消、歌剧创作暂停的杂音，我又拿起那本《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好一阵子连一页都没看完，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这时候我又泄气了，突然觉得我现在做的一切实在没有意思。我确实是个意志薄弱的人，非要让我咬牙坚持做成一件事，简直是活受罪，我很想再和建勇见面时对他说：“算了吧，建勇，我又要辜负你对我的期望了，你还是让我回连队去吧。”

中午在食堂打饭，正排队间，听到身后有人叫我，我回头看，是孔宪实。他坐在一个角落的饭桌上向我示意，我打好饭过去坐在他身边，向他打招呼说：“孔大哥，你回来了。”

“噢、噢，”孔宪实微笑着向周围的人点头示意，转脸对我說：“上午我们开政工干部会，传达文件，马上要开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

“我知道，建勇上午给我说了，还给了一本张春桥的书。”

说了几句闲话，孔宪实看周围没人了，低声对我说，“我问你个事，你觉得仇梅这个小孩怎么样？”

“啊，孔大哥，你怎么也问这句话？”我感到他问得奇怪。

“布置工作的时候，赵建勇建议，让仇梅离开政工组，下连队劳动去。”

“啊，为什么？”我大惊失色，急忙说，“孔大哥，仇梅这个娃娃挺好的。”

“是呀，我也觉得挺好的，老实、听话、勤快，”孔宪实皱着眉头说，“我在会上也这么说了，但是老刘也同意赵建勇的建议，准备再研究研究。”

“孔大哥，你要给刘副教导员说说，”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让他再研究研究，让他高抬贵手，不能让仇梅这么离开，她才十六岁，她还是个小孩。”

“我也是这么说的，”孔宪实扒完最后一口剩菜，又喝了一口开水说，“好像赵建勇对她意见挺大的。”

“主要是苏巧玲，她一直看不上仇梅。”我赶紧提示孔宪实。

“是的，我也看出来了，”孔宪实点了一根烟，说，“我还劝过苏巧玲，都是西盐池过来的，她还是个小孩，不要老是训她。”

“苏巧玲怎么说？”

“她说她最看不惯仇梅土里土气的，政工组是文化部门，让外人笑话。”

“啊，她还嫌别人土气，”我实在哭笑不得，“我×，我真想让你听听尿盆学苏巧玲放广播。”

“行了行了，你再别火上浇油了，”孔宪实说，“还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吧。”

我平静了一下，给孔宪实讲仇梅她爸病逝，她妈多病，她学都不上了，要来东盐池，甚至拒绝了北庭古城邮电局的工作。孔宪实只是低头抽烟，沉默不语。

“孔大哥，你还是找一下刘副教导员，”我央求孔宪实，“他是我们宣传队的老领导，你们又是老搭档。要走我走，我明天就离开政工组，回连队去。”

“这是两回事，你不了解现在的形势，”孔宪实扔掉烟头，说，“这次运动的重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新生的资产阶级。现在群众对我们政工组有意见，都是厂领导的亲戚，这怎么能行。”

“仇梅算是哪个厂领导的亲戚？凭什么要她走？”

“我知道你要说谁，苏副厂长，师里有人，老刘都让她三分，别惹她。”孔宪实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再别犯傻了，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不值得，走吧。”

我坐在椅子上不动，内心充满了愤怒。食堂已经空了，厨房传来炊事员们收拾菜盆、垃圾桶的巨大回音。

孔宪实又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快要结婚了，对象在省城，一直在帮我办调动。老刘一直有个想法，说你是个人才，让你接替我放电影，就是因为厂里的领导子女摆不平，讨论了几次没通过。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冲动，别把事情办砸了。”

“孔大哥，我知道，你们都是真心对我好，可是，我，我，”我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脯，“我们做事情要凭良心！”

片刻，孔宪实说：“好吧，我去找老刘说说，你也找仇梅谈谈，给赵建勇，给苏巧玲认个错，想办法把她留下，好不好？”

午后阳光强烈，我一从食堂出来，身上像着火一样发烫。戈壁滩四野空荡而寂静，只有远处柴油发电机的轰鸣清晰可闻。我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碰到一位调到厂部医务室当护士的女知青，她笑着和我打招呼，我向她匆匆地点头致意后快步走远了。我无端地开始讨厌这位性格温顺、相貌还算俊俏的姑娘，我觉得她的两只脚的内八字太严重了，走起路来就像两只割草的镰刀。

“凭什么你到厂部当护士，不就是因为你他妈的有个在师部当科长的舅舅吗！”我在内心愤愤地咒骂。

我回到办公室刚坐下，仇梅就进来了。她提着热水瓶走到桌前给我倒水，又把一个小本子放在我的面前。

我说：“你这是什么？”

仇梅说：“你说让我收集一些哈萨克的民歌，给你写戏当参考，我想了一首歌，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我打开小本子，第一页上写着《青青的牧草黄了》，歌词是：“满天的大雪飘过来了，青青的牧草黄了，阿巴别克走到哪里去了，他的牛羊和帐篷也不见了。”

我盯着那几行方正整齐的字迹，有些发呆。仇梅看着我的脸色，又小心翼翼地问：“寇挥哥，是不是不行？”

我笑着说：“行，好得很，正是我需要用的材料。”

仇梅笑了，笑容腼腆而满足。我说：“仇梅，你把这首歌唱一下，我可能还要采用这段音乐呢。”

仇梅急忙说：“哎呀，我不行，我不会唱。这是我干妈唱的，她的歌可多了，还会说汉语，这个是她给我翻译的。”

“你干妈？说汉语？”

“噢，我干妈是哈萨克族，我小时候病多得很，我爸爸讲迷信，就给我认了个干妈。”

“噢，什么时候能听她唱歌就好了。”

“能听到呀，”仇梅高兴地说，“你到我们大黑沟去嘛，我干妈的奶茶最好喝了。”

“我爱吃饺子。”

“好呀，”仇梅拍手叫道，“我干妈的羊肉椒蒿饺子最香了。”

看到仇梅眉开眼笑的样子，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仇梅看我脸色发青，忙问道：“寇挥哥，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强笑着说：“没事，我好着呢。你坐下，我要和你说个事。”

仇梅端坐在我办公桌对面，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

我干咳了两声，说：“我刚接到通知，马上要搞运动了，政工组要我们先自我检查，看看自己身上哪些问题比较突出，写个思想汇报。”

“那我干什么？”

“自我检查呀，你最近工作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苗头。”

仇梅皱着眉头思索，我又试探地问：“比方说，你和单位上同志们团结怎么样，产生过矛盾了没有？”

“有矛盾，巧玲姐批评我，我顶嘴了。”仇梅坦白道。

“仇梅呀，你看，”我看着她的脸色说，“咱们是不是多做自我批评，给她承认个错误。”

“為啥？是她不对，每次都是她先惹我的。”仇梅生气了。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像是哄小孩一样耐心地说，“以后我也让她给你承认错误，行不行？”

“我没错，为啥要承认，”仇梅嘴噘得老高说，“有一次她还骂我，她的一封信找不到了，还是我打扫广播室给她找到的，她不感谢我，还说我偷看她的信。”

“肯定是她不对！”我也义愤填膺地附和仇梅，然后又笑着说，“你就让她一回，行不行？她姐姐是当官的，我们不要惹她们。”

“我从来没有惹她，是她惹我，”仇梅继续为自己辩白，“当官的咋了，当官的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仇梅的话让我哑口无言。我上学当过班干部，在宣传队当过副队长，我已经拿出了做思想工作的全部本事，但还是没能说服她。更何况有个人影老是在门口晃，扰乱我的思考。她很倔，我觉得再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便笑着对她说：“仇梅，过两天我就要回连队了，我希望你在政工组好好工作，让大家都喜欢你。”

“你回连队？你为啥要回去呢，他们不要你了？”

“不是不要，是我在这里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再说，我和你不一样，我是从连队借调来帮忙的，就像在宣传队一样，都是临时的。现在连里事情多，要让我回去。”说到这里，我对着门外喊，“姓马的，别在外面瞎转了，进来吧！”

马远基点头哈腰地进门，讪笑着说：“仇梅也在这呢？”

我没好气地说：“你有事没事，有事快说，没事赶快滚。”

马远基不高兴了，挺了一下腰板，对我瞪着眼说：“注意你的态度！我当然有事了。不然我到你这里来干啥。”

我说：“好好，我注意态度，什么事，你快说。”

马远基说：“指导员让我找你，让你到连部去，他找你有事。”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啥事我不知道，不过看他笑嘻嘻的，一定是好事。”

我回到连部，指导员正在和两个陌生的女青年谈话，那两人低头做笔记。见我进来，指导员笑着说：“我们的笔杆子来了。”然后给我介绍说，这两位是从省城来的记者，到东盐池来写“评水浒”运动的典型报道。两个人都微笑地向我伸出手，我吓了一跳，急忙伸手去握，脸先红成一团。

再坐下指导员又说，我们连队“评水浒”的材料，都是寇挥写的，现在又抽调到厂里去了，情况由他介绍。两位记者主要是要采访我们的老劳模张贵亭，他是寇挥的老班长，材料也是寇挥写的。你们先谈，我还有事。

指导员走后，那个看上去年龄稍大戴眼镜的女记者对我说：“我们先更正一下，我们俩还不是记者，是新疆大学的学生。现在报社毕业实习，从报纸上看到过张贵亭的先进事迹。要写一篇老班长在‘评水浒运动中再立新功的通讯报道。”

我说：“啊，你们还要‘评水浒的材料，我们单位为这个都挨师里批评了。”

女记者说：“怎么回事，你们单位出事了？”

我说：“没出事。师里又布置新任务了，要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女记者说：“噢，这样呀，这个我们管不了，报社给我们的任务是‘评水浒，我们就完成好。”

我说：“老班长的事迹很多，我可以提供材料，不过，‘评水浒的材料，我都是从报纸上抄的，主要是我没看过《水浒》，不知道咋样写。”

两个记者对看了一眼，还是那个眼镜笑着说：“想不到你还挺实在的，这样吧，你就带着我们去找老班长，我们要亲身感受一下他的工作、学习。”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带着两个记者开始采访老班长，下工地劳动、参加班组学习，还给她们讲了不少老班长的故事。两个人记笔记，还拍了不少照片。看到她们的工作，我心里很羡慕，几次想问问大学是什么样，上大学是什么感受，但话到嘴边都咽下去了。想想我有个当过国民党老兵的父亲，马上就泄气了。

她们采访结束，准备回省城了。临走的时候，戴眼镜的女记者从挎包里取出一本书递给我说：“寇挥，谢谢你，送给你一本书，做個纪念吧。”

我一看书名，顿时一阵狂喜——这是一本《水浒传》。

她接着又解释说：“《水浒传》一共三本，前两本八十回，被同学借走了。我这次出差，就带了这本第三册，专门讲宋江招安投降的。”

我急忙说：“谢谢记者姐姐，你留个地址，我看完给你寄回去。”

她笑着摇头，说：“你留着吧，我也是老知青了，知道你们找本书不容易。不过，我没有想到，你们这里这么荒凉。”

厂部的解放牌卡车开过来，驾驶员是我的知青伙伴李永强。我叮嘱他一定要把两位记者送上火车，他憨笑着点头。三间房火车站是老风口，客车只停一分钟，狂风大作时，经常有人误车。我目送她们坐进驾驶室，向她们挥手告别。汽车走远了，我打开书的扉页，上面写着女记者的名字，李小勤。

我跑回办公室，坐下就捧起《水浒传》读。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午饭，口渴得厉害才发现没开水了，走到门口又看见学生们叽叽喳喳地吵闹着放学回家。我活动着手脚，揉眼睛，然后在椅子上养神。我觉得这一天过得太幸福了，太过瘾了！我再拿起书，发现自己已经读了一多半，正看到第九十二回《振军威小李广神箭打盖郡智多星密筹》。我这时又舍不得再看了，想把这种喜悦再延长一些时间。

下班号响了以后，我去打饭、打开水。这时候仍然晴空万里，西天的群山间彩霞缭绕。我在食堂里吃完了两个苞谷面发糕和一大盘水煮白菜，第一次觉得食堂的饭菜并不难吃。吃饭期间广播响了，苏巧玲通知大家，今天晚上地区盐厂有电影，朝鲜战斗故事影片《一个护士的故事》。我想起彭兴国模仿她的陕北话，暗自窃笑一阵。同时又感到庆幸，放电影就不用回连队开会了，我又可以读小说啦。一想起每天晚上回到班里，老班长让我念报纸上的社论，头都大了。

回到办公室，我重新泡了茶，书也开始从头读，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当我再次读到“宋江三胜高太尉”，梁山英雄燕青和高太尉摔跤，把高太尉摔得鼻青脸肿，我不由笑出了声，心里痛快极了。这时候马远基突然冲了进来，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来。

我得意洋洋地骂他说：“你又他妈的乱跑，又找我干什么？”

他大口喘着气，断断续续地问我：“仇梅、仇梅，哪去了？”

我说：“不知道，我陪记者采访，没见她。怎么了？”

马远基说：“仇梅不见了。”

“不见了？大活人怎么能不见了。”我不以为然地又捧起书，“今天不是地区盐厂放电影嘛，看电影去了。”

“她看啥电影，她怎么可能去看电影？”

“咦，你这个人，”我觉得马远基今天晚上有点胡搅蛮缠，不过我急着看书，想早点打发他走，“人家想不想看电影你怎么知道，你——”

“她被赵建勇赶走了！赶出政工组了！”马远基冲着我大吼。

我愣住了。马远基继续说：“仇梅她们宿舍的，跑来找你，说她下班回来，看见仇梅一直在宿舍里哭，眼睛都肿了，晚饭也没吃，天一黑就跑出去了，找不到了。”

“别急别急，”我劝马远基，“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不会是赵建勇赶她走吧。”

“啥不会，我路过政工组，孔宪实在办公室，他让我给你说，仇梅的事，他该找的都找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好像没起作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冲动。”

我急忙操起手电筒，和马远基出门。我心里开始害怕了，因为前不久我们老一连出了一件大事：一个盐工正在上中学的儿子，从老家接来不到两个月，因为学习被父亲骂了一顿，一气之下跑到戈壁滩上喝“敌敌畏”自杀了。仇梅表面上老实听话，其实性格很倔强，我真怕她一时想不开出点事。

想到这里我的牙齿开始“得得得”地响，膝盖也软得迈不开腿。我一直在心里骂自己：寇挥，你他妈的真是个混账东西，前天还在为仇梅说情到处找人，今天为了看书，把这件事忘了个干干净净。我们先围着大礼堂转了一圈，所有的灯都黑着。我不甘心，又敲广播室、政工组办公室的门，都没有人。我们又到仇梅的宿舍、赵建勇的宿舍，门上都挂着锁，屋里也是黑的。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厂里的人们可能都到两公里以外的地区盐厂看电影去了，整个矿区空荡荡的。我们两个人都急了，对着戈壁滩晃着手电筒边走边喊。

这一天的夜晚星光灿烂，满天的群星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闪烁着、沉默着，好像是一大群看热闹的闲人，幸灾乐祸并且交头接耳。远处传来喇叭里激烈的枪炮声，我心存侥幸，想仇梅会不会去看电影了，这个年龄的女孩，情绪变化很快，说不定哭一场就没事了。我把这个想法给马远基说，他鼻子“哼”了一声，好像是赞同我，而且转身就朝地区盐厂走。

我们快走到放电影的操场时，碰到了迟媛媛，她是我的知青同学。她见我们神色慌张，问我们出了什么事。我简单说了仇梅的事，她听完问我，是不是帮孔宪实放电影那个小女孩。我们说是。迟媛媛说，她在来看电影的路上，隐约看见仇梅朝学校那边走，当时天刚黑下来，没看清楚。她当时还觉得奇怪，操场那边《新闻简报》的声音都传过来了，人们都朝放电影的方向跑，她怎么还反着走。

一听迟媛媛的话，我们俩松了口气。迟媛媛让我们别着急，还说她去女知青宿舍找一圈，让我们回宿舍等回话。

这时候操场那边传来童声合唱的《金日成将军之歌》，我们知道电影快演完了，这是护士姜连玉把四个病危的战士抢救过来送到后方，小战士们感动万分，纷纷起立唱起了这首颂歌。我正在凝神聆听，就听见迟媛媛骂道：“啥破烂电影，老掉牙了不说，一胜利了就哭着唱慈父般的领袖。”

我不想回宿舍，让马远基回去等着。这一天大起大落搞得我失魂落魄，再说现在仇梅还没有消息。我打开办公室的门窗，亮着灯。我想，不管仇梅在哪里，只要看见远方的戈壁滩上还有一间亮灯的房间，她会回来的。这是她参加工作第一天劳动的地方，是她把这个到处是油腻、沙尘的老机房，打扫得窗明几净，变成了东盐池最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金厂长路过时进来过一次，惊讶极了，开玩笑说他都想马上搬到这里来办公，说比他那个又暗又矮的“土房房”高级多了。

我在办公室里外间来回走，心乱如麻。这时候听见门外急促的脚步声，赶紧迎过去，进来的是赵建勇。他看上去也很紧张，一见我就问：“找到仇梅没有？”

我摇摇头。他又问道：“他们西盐池过来的，沾亲带故的，找过没有？”

我说：“迟媛媛天黑的时候看见过她，她正在女知青宿舍那边找。”

赵建勇一听，也松了口气，坐在办公桌前说：“噢，这就好。我刚看完电影回宿舍，苏巧玲跑来告诉我，她都急哭了。”

他看见桌上的《水浒传》，拿起来看了我一眼，又打开书，说：“李小勤，女记者送给你的？”他见我仍然不搭理他，又劝我说，“挥娃子，你不要着急，应该没事了，她可能到哪个老乡家玩去了。”

我强压怒火说：“她现在还有心思去玩吗？”

“她情绪很正常呀，”赵建勇说，“我今天上午和她谈话，她的态度很端正，没有发现有啥情绪，她——”

“是不是你让她离开政工组的？”我打断了赵建勇的话。

“是我，怎么了？”赵建勇轻松地说，“会议上决定的，你有意见？”

“那你讓她到哪里去？”

“下连队呀，又怎么了，”建勇一脸的不解，像外国人一样耸了耸肩，“我们像她这个年龄，不都是在连队劳动吗？”

“这是一回事吗，这能一样吗？”

“奇了怪了，这有啥不一样呢，你不是到现在还在连队劳动吗，你会想不开，跑得让人到处找吗？”

“这不是一回事。”我争辩说，“人家干得好好的，你们——”

“等等，你说啥？”赵建勇打断我的话，“你知道她都干了些啥吗？”

“我不知道，我要听你说。”

赵建勇迟疑了一下，说：“有些话，会上提出来的，有组织原则，我就不说了。就说我和苏巧玲的关系，现在外面议论纷纷的，有些话很难听。”

“这和仇梅有什么关系？”

“你说最近谁和苏巧玲接触最多？”

“你怀疑仇梅，不如怀疑我。”

“我怀疑你干啥，你我还不了解吗？你可能会当面告诉我，你不喜欢苏巧玲，也会直接劝我，别找这样的女人。可仇梅呢，她偷偷拆开苏巧玲给我写的信，然后到处散布。”

“建勇，你搞错了，仇梅不是这种人，她不会做这种事。”

“真的不会吗？”赵建勇冷笑道，“我也承认，仇梅很勤快，看上去也老实，可是，她要是从内部搞点事，就严重了。”

“她一个十六岁的娃娃，能搞什么事？”

“被人利用呀，现在有人想一箭双雕，把我搞臭，苏副厂长也跟着完蛋，然后夺权，上台。你明白吗？书呆子。”

“建勇，你把人想得太坏了。”

“不是我想得太坏了，是现在的社会太复杂了，”赵建勇痛心疾首地说，“这些年我为咱们知青排、民兵排立了多少功，可就是有人嫉妒我，想整垮我。我能不处处小心吗？”

“那你也不能冤枉仇梅呀，建勇。”

“你可真是执迷不悟啊，”赵建勇长叹一声，又说，“好吧，我问你，仇梅怎么来的？”

“她爸爸病死，她妈没工作，她就不上学了——”

“我没问你这些，”赵建勇打断我，“她是靠她叔叔的关系，给厂里的领导打招呼进来的。她叔叔是古城的地头蛇，当地一霸。仇梅一来就进政工组，连队里一天也没干过。”

“她不就是一个干杂活的吗？”

“群众会这么想吗？我们在戈壁滩上顶风冒雪，她一工作就进厂部，凭什么？这运动才开始，好多人提意见，说我们搞不正之风。”

“那苏巧玲呢？”我不服地问。

“哈哈，她和苏巧玲比，”赵建勇大笑几声，又说，“苏巧玲十五岁就跟着姐姐在铁姑娘排干活，比你资格都老，再说，她们姐妹更惨，父母亲62年就都没有了，还要比吗？”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感到心里憋屈得很。

“满天的大雪飘过来了，青青的牧草黄了，”赵建勇拿起作业本念，“阿巴别克走到哪里去了，他的牛羊和帐篷也不见了。你看看，”赵建勇把本子朝桌上一摔，“我都不用猜，这肯定是仇梅写的。你不是说她只有十六岁吗，脑子里全是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还要替她说话吗？”

“这是我让她帮我收集的哈萨克族民歌，写戏用的。”

“你哄鬼去吧，”赵建勇火了，厉声喝道，“你写戏能用上这种下流小调？你鬼迷心窍了吗？”

“下流小调？”我一下子又被激怒了，“你水平高，你说说，怎么下流了？”

“挥娃子，我和你说话实在太费劲了，”赵建勇气得脸都白了，“我现在才知道你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了。”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求求你告诉我。”

“好，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赵建勇从桌子上拿起我的钢笔，用双手的指头转着说，“我问你，最近马远基是不是经常朝你这里跑。”

“噢，来过两次。”

“不是两次，是六次。”

“他来过，怎么了？”

“他来干啥？”

“他干了不少活，帮我收拾办公室。”

“他帮你，哈哈，”赵建勇笑了两声，“已经有人多次反映，仇梅和马远基在一起嘀嘀咕咕。”

“没有的事，这不可能。”我坚决地说，“马远基来的时候，我都在场。他们没——”

“什么没有，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赵建勇打断我说，“马远基是啥人，你不知道？一个小女娃娃，成天和反革命混在一起，现在形势这么复杂，你敢保证不会出事？”

“反革命？你到现在还认为马远基是反革命？”

“那你说，他是个啥好东西？”

“赵建勇，我可是每天都和马远基混在一起，他是反革命，我呢？”

“你和他同流合污，”赵建勇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劝过你多少次了，不要老是和厂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从来都当作耳旁风。”

我这时候也明白了问题的根源，我为什么和赵建勇说话那么费劲，而且一直在磕磕碰碰，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类人，尽管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共同度过幼儿园、学校、造反、知青的岁月。他眼睛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都和我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好像命运总是把我扔在他们中间，多少次我想从人堆里挣扎着爬出去，结果还是被扔回来。想到这里，我对赵建勇说：“建勇，我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照，这里，”我指着他面前的那张办公桌，“我不想呆了，你让我回连队吧。”

赵建勇听完一愣，盯着我说：“你不想呆了，你咋说得这么轻松，你知道我为了调你费了多大的劲吗？啊？”他越说越火，拍着桌子大叫起来，“挥娃子，我他妈的全是为了你好。”

我也拍着桌子大吼：“可你不能欺负人！”

“欺负人？”赵建勇说：“你说清楚，我欺负谁了？”

“反正你就是欺负人，你就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失去理智了，像一个蛮不讲理的泼妇，无力地狡辩着。

“算了，我不和你胡搅蛮缠了，你这个幼稚可笑的老毛病，看来无药可救了，”赵建勇起身朝屋外走，在門口停下，转身对我说，“挥娃子，何去何从，你自己想好。以后再想指望我们帮你，恐怕没有可能了。”

仇梅走了，她没有选择下连队，而是离开了东盐池。

那天晚上，赵建勇走后不久，马远基就来告诉我，仇梅找到了。迟媛媛让我们赶紧回去睡觉，有话明天再说。

第二天一早，迟媛媛把我从宿舍叫出来，告诉我说：学校有个姓汪的女老师，是从西盐池调过来的，以前教过仇梅。她打听到这个消息赶到汪老师家，仇梅果然在那里。汪老师说她看电影回来，发现仇梅在他们家门口站着等，而且一见她就哭。迟媛媛去的时候，仇梅已经睡了，汪老师说她劝了很久，仇梅就说一句话，她要回家。

也是那天早上，上班号吹响的时候，厂部的通讯员到宿舍找我，通知我政工组的决定：借调工作结束了，赶紧去把办公室腾干净，交回钥匙。我从口袋里掏出办公室钥匙，交给通讯员说，昨天晚上我已经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了，桌上那本张春桥的书，是赵建勇的，还给他就清了。

我回到连队以后，大家都在传，寇挥这小子不懂事，恩将仇报，赵建勇费那么大劲把他借调到政工组去，他为了苏巧玲和赵建勇闹得不可开交。刘副教导员曾经想培养他到厂部去放电影，可这小子不争气，硬是把领导得罪了，现在灰溜溜地回连队劳动。他的同学基本都调出连队了，现在下工地的，主要是一帮刚从农场招来的小青年。

我已经没有朋友了，只有马远基和我朝夕相处。每天晚上，我给马远基讲《水浒传》，我是从第三册开始讲，有一天晚上我讲到“李逵大闹忠义堂”，正讲到“李逵挥舞大斧，先砍倒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撕得粉碎，”马远基突然插话说：“仇梅已经在北庭古城的邮电局上班了。”

我说：“啊，是吗？你怎么知道？”

马远基说，是汪老师说的。还说那天赵建勇找仇梅谈话，让她离开政工组下连队，仇梅回到宿舍哭了一个下午。晚上，她跑到邮局，让那个邮递员小薛给他叔叔打了电话。她叔叔一听，当时就安排小薛用邮政车把她送回北庭古城，仇梅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东盐池了。

汪老师还说，那天晚上仇梅从邮局回来，到学校找过她，可她去看电影了。仇梅一直坐在写作组办公室后面的墙脚下，一直坐到深夜。她围着办公室转了好几圈，发现我一直坐在桌前看书没动弹过，她几次想推开门进来和我告别，却看见我简直迷到书里面去了，怕打扰我看书没进来。她也听见了我们在戈壁滩上到处找她的喊声，但她又谁都不想见了，她只想快一点离开东盐池。

马远基说完，我们俩低头沉默了好久。我说：“马小飞，你知不知道，你那天说仇梅不见了，其实把我吓坏了。我当时害怕她想不开，万一自杀，那就麻烦了。”

马远基说：“我当时为啥急了，也是这么想的。你知不知道，我当时身上带了一把刀子，我就想，×他妈的，仇梅要是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一定要宰了赵建勇个王八羔子，我和他同归于尽。”

我说：“仇梅现在不错嘛，那可比在东盐池强多了。”

马远基说：“就是，那时候我就说过嘛，谁头吃肿了，放着城里的工作不干，非要到这来。”

我说：“马小飞，你觉得我们傻不傻，仇梅是谁，她和我们非亲非故的，你为了她想杀人，我为了她把好工作都给丢掉了。我们这么干，图了个什么，到底值不值？”

马远基想了想，点头说：“值！你刚给我讲的李逵，不就这样吗。”

没多久，我和马远基身边又多了一个伙伴，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外号“扁头”。他爸爸田松林是我们班的老职工，外号“田老鼠”。扁头的脑袋又大又长，像一个大冬瓜。走路一摇一摆的，好像脑袋太重，压得腿都有些弯。“田老鼠”晚上开完会，喜欢在集体宿舍串门吹牛，把扁头留在我们宿舍做作业。扁头学习好，跳过级，刚上五年级才三个月，就把课本上的数学题做完了。老师给他找了一堆初中课本做参考。我就是那段时间太无聊，晚上翻看那些课本，逐渐找到了乐趣，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我和扁头一起做题，马远基在旁边抽烟，看着我们俩“喝喝”地傻笑。有时候我们三个人结伴在戈壁滩上闲逛，有人就觉得很滑稽：当时我苍白消瘦细高，身后跟着两个脑袋奇大的小矮子。

很多年以后，东盐池的露天影院上映了一部动画片《三个和尚》，彭兴国指着银幕对大家说：“你们看這三个和尚，像不像以前的挥娃子带着那两个小傻瓜。”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那一年，我在省城的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扁头刚考上西北气象学院，马远基在“严打”运动中，因为酒后打架用刀子捅伤一个新来的民工被判刑七年。

冬天到了，宣传队每年到这个时间就开始组建，今年没动静了。据说中央决定撤销兵团，移交地方。我们厂正在和地区盐厂进行合并、重组，流言四起，人心浮动，特别是厂里的领导们，都在为自己的前途谋算，也就没有心思再组织宣传队了。

我们连的任务是在盐田里装盐包。休息的时候，老班长又把全班召集到一起，从羊皮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报纸，让我念上面的社论。我刚念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劲，一看报纸上的时间，我笑着对老班长说：“老班长，这是两个月以前的报纸，这篇社论学过好多遍了。”

老班长说：“是吗，我又拿错了。算了，你们休息吧。”

我坐在盐包上翻看报纸上的新闻，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本报记者李小勤报道：初秋时节，在巴里坤草原上，映入眼帘的不是一望无际碧绿的草原，遍地优质的“酥油草”，而是满目苍黄的枯草，给人的感觉已经进入深秋了。目前，草原各族人民，正在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战胜天灾，力保牲畜安全过冬。

我想起了那个戴眼镜的记者姐姐、《水浒传》，还想起了仇梅的作业本上那首哈萨克族民歌。好像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离我的生活太久远了。

春节前，又有一批人来了，走了。孔宪实结婚了，调去了省城；赵建勇成了团委书记，苏巧玲没当广播员，而是厂部的打字员。他们俩以订婚的名义请喀什噶尔来的老同学喝酒，没有通知我和马远基。杰子从北京探亲回来不久，就被连队派到千里之外更荒凉的一个石膏矿上盖房子去了。他临走的时候让彭兴国给我传话：“见了小寇子告诉他，《水浒传》里面没有一个大将叫‘卡祥，王庆手下那个和梁山好汉打仗的将军叫“卞祥”，波依安‘卞，妈的秀才认字看半边。”

除夕的那天下午，我和马远基下班回到宿舍，扁头一个人在床边做作业，见到我们进屋，说：“寇挥哥哥，汪老师让我给你带包裹来了。”

我奇怪地问道：“汪老师给我们带包裹，什么东西？”

扁头一边装书包，一边指着一个花布包袱说：“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吧，我要回家过年去了。”

扁头走了，我和马远基打开包袱。看见一个小纸箱，纸箱上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东盐池老一连，寇挥同志收。落款是：北庭古城邮电局。我打开信封，展开信纸，上面写道：

寇挥哥：

过年好。

我现在在北庭古城邮电局工作了，一切都好。

春节前回家，我妈妈听说你最爱吃饺子，让我给你带。可是路太远了，饺子不好带，我妈给你们做了些我们老家的山东大包子，你多吃几个，要是好吃，我还给你带。

此致

敬礼

仇梅

这是我在那个春节收到的唯一的信，还有礼物。

我和马远基打开纸箱，里面装了满满一箱冻包子，包子很大，硬邦邦的，上面还有好多裂口。我笑着说：“马小飞，我们今年过年太丰盛了，这么多大包子，专门给你解馋的。”

马远基没说话，突然飞跑出去。等我捅开火炉，换完衣服，他提了一瓶白葡萄酒进来。我们俩把包子放在炉盘上烤，打开酒倒在茶缸里，大包子慢慢变热，散发出一股喷鼻的香气。

马远基双手捧着烤得金黄的包子，来来回回地端详，喉咙“咕咕”地响，舌头舔着嘴唇，就是不张口。

我说：“吃吧，这么多，管你够。”

马远基这才张开大嘴，一口咬下半个包子，一边用力咀嚼，一边含混地说：“好吃好吃，太香了。”

我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顿时感到嘴里又麻又辣，我惊叫起来：“这是什么馅，味道这么怪。”

马远基说：“啊，这可是羊肉椒蒿馅的，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椒蒿是野菜，只有草原上才有呢，新鲜羊肉，东盐池根本见不到，你这个人太土了，没见过世面。”

我说：“这个味道我不行，吃不惯，再说，羊肉好像不新鲜了。”

马远基说：“你知足吧，羊肉肯定是最新鲜的。要把包子做好、冻上，再从那么远托人带过来，咋能保证新鲜呢？不过，还是特别香。”

我说：“你要是觉得香，你多吃几个。”

马远基狼吞虎咽地吃着，喝着，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一会儿，摸着凸起的肚皮说：“好好，今年好，这个春节真好，吃美了！”

我笑骂道：“你他妈才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这就算好了。”

马远基说：“真的真的，就是好。挥娃子，我告诉你说，这是我过年最高兴的一次，最难忘的一次。”

我说：“我也是。来，再干一杯。”

我们俩的茶缸碰出一声像玻璃杯那样的清脆悦耳之音。

睡到半夜，我的胃突然剧烈地痛，我挣扎着坐起来，想找点药吃。

马远基听见动静，赶紧坐起来打开手电问：“你怎么了？”

我说：“肚子疼，可能是包子不新鲜，把我吃坏了。”

马远基说：“你真娇气，我吃的比你多好多，我咋没事。”

我说：“你睡吧，我吃个药就好了。”

我从箱子里翻出来一瓶胃舒平，就着开水喝了两片。过了一会儿，胃不痛了，肚子里却搅拧得难受，跑了几趟厕所都止不住，快天亮的时候，拉得全是清水。

早上，我踏着满地的积雪和鞭炮纸屑来到厂部医务室看病，值班的是邵医生。他问了问我的病症，淡淡地说：“小毛病，肠胃有些发炎，给你开几支庆大霉素针剂，你口服两次就好了。”

我拿着开好的药方，起身朝外走。

邵医生在我身后突然说：“后天休息，我想约你打场球。”

我转身有些惊异地看着他，他并没有抬头，用笔在纸上不知写着什么。

我说：“好的，我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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