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非老年人群养老服务市场认知

陈浩宇 朱雨蕾 方文箐 陈娜 李歆,4,5

(南京医科大学 1康达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0；2医政学院；3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南京医科大学 4药学院；5全球健康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1〕，这为我国未来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确立了新目标。据统计，2017年中国60周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17.3%，65周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11.4%〔2〕，大力发展养老服务市场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3〕。

养老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得到了政府、社会、市场、个体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目前研究的情况上看，基于老年人群切身感受的调查研究较多〔4～6〕，但针对非老年人群的调查相对较少。实际上，非老年人群是当前养老服务市场重要的“利益相关人”〔7〕，甚至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养老服务市场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50～60岁的人群是未来养老服务市场的“实际消费者”，40岁左右的人群可能是当前养老服务消费的“主要购买者”，而20～30岁的人群或许是养老服务市场中的“参与者”(如公益活动)，因此促进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理所应当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本研究以非老年人群为调查对象，旨在了解非老年人群对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市场的认知与感受情况，并基于人口学特征展开比较分析，进而提出改进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即设计调查问卷，收集、分析并比较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非老年人群对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市场现状的认知状况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首先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识别养老服务市场的主要特征，及该市场中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关注的视角；其次，在参考相关文献〔8～10〕的基础上，设计出问卷初稿，并经专家指导形成本研究最终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共有16个题项，分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当前养老服务市场的感知题项，涉及对社会老龄化程度、养老服务知识、养老服务市场现状、养老服务市场问题、养老服务消费及未来养老服务发展趋势等方面；第二部分是人口统计学特征题项，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单位性质等。

1.2数据采集 本研究采用街头拦访和网络问卷填写两种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街头拦访在社区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共收集有效问卷46份；网络问卷通过问卷星网站发放，网络链接先推送给同学和老师，再利用便利性样本收集方式，进而推送给相关熟人、亲友填写，共收集有效问卷349份。将街头拦访获得的46份问卷一并录入问卷星系统，最终本研究共收集395份有效问卷。

1.3统计方法 运用SPSS24.0进行χ2检验，使用Bonferroni法校正后进行两两比较。

2 结 果

2.1对我国当前老龄化程度的认知差异 随年龄增长，被调查者认为我国已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比例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0～29岁与40～49岁、20～29岁与50～59岁人群对老龄化程度的认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别，可能的原因是，越年轻的人群，家庭中老龄化人口还比较少，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暂时还不迫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20～29岁人群相比，39.6%的40～49岁人群和42.3%的50～59岁对社会认知的切身感受相对较强。不同学历层次人群对老龄化程度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硕士与博士学历人群对老龄化程度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可能原因是非老年人群的学历层次越高，掌握的知识技能越全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就越关注。见表1。

2.2对未来养老服务发展方式的偏好差异 对于国外较为流行的代际养老(即养老院和幼儿园相伴存在，老人和孩子经常在一起活动)、候鸟养老(即购买养老储值卡或房产)、互助养老(老人之间结对互帮)和租房养老(即老人将空余的房屋出租给年轻人，相互照料)四种未来养老形式中，20～29岁的人群较为接受代际养老和互助养老；30～39岁和40～49岁的人群最为接受的两种方式是互助养老和代际养老；但是对于50～59岁的非老年人群，最为接受的则是互助养老和候鸟养老。男性和女性对新型养老方式的偏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偏好互助养老的方式；不同年龄段、学历层次、工作单位人群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表1 老龄化程度的认知、新型养老方式偏好差异分析〔n(%)〕

2.3对家庭养老费用可接受程度的认知差异 年龄低的人群相较于岁数大的人群而言，倾向于每个家庭养老费用的投入额度和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少一些。在20～29岁的人群中，54.6%认为家庭每月养老花销<3 000元是合理，24.2%可以接受在3 000～6 000元；对30～39岁的被调查者来说，接受<3 000元养老开销的占45.6%，接受3 000～6 000元的占34.3%。对于40～49岁人群，32.7%的人认为合理的家庭养老投入费用<3 000元，39.6%的人倾向于3 000～6 000元；在50～59岁的受访者中，接受<3 000元的占30.8%，42.3%的人接受3 000～6 000元。不同年龄段人群可接受的养老费用投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0～29岁与50～59岁、30～39岁与50～59岁人群可接受的养老费用投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工作单位人群可接受的养老费用投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非老年人群可接受的养老费用投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与年龄、工作单位有关，与性别、学历无关。以上统计结果，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目前承担养老压力不大，或者直接感受不深，另一方面对于养老服务的直接“购买者”或准养老服务市场的“消费者”而言，当前我国家庭养老服务开销还是较为沉重的。见表2。

表2 适宜养老费用投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分析〔n(%)〕

2.4对养老服务需求关注度的差异 23.2%的女性不清楚应关注何种养老服务，而男性最关注的是护工照料服务；20～29岁的人群中最多比例关注的是对文化娱乐的满足(65.7%)；30～39岁的人群中最多比例关注的是医疗保健服务(59.2%)；40～49岁的人群中，最多比例的关注的是护工照料的便利性(54.5%)，而50～59岁的人群中，关注最多的则是日常生活寄宿的满足情况(42.3%)。硕士生最关注护工照料，博士生则关注日常生活寄宿，本科生主要关注护工照料、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均高于50%)；来自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被访者最关心护工照料的满足情况。不同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学历和单位)的人群对养老市场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3。

表3 对养老服务需求关注度的差异分析〔n(%)〕

2.5对养老服务市场存在问题的感知差异 78.7%的男性认为养老机构收费高，而78.8%的女性被调查者认为民办养老机构不规范；20～29岁的人群认为当前我国养老服务市场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分别是养老机构收费高、民办养老机构不规范和养老机构少；30～39岁人群认知的三个最大问题是民办养老机构不规范、养老机构少和政府管理力度不足；对40～49岁的人群而言，认知到的最大问题与30～39岁人群较为一致，只是提及比例有所增强；而50～59岁的人群，关注的三个最大问题则是养老机构少、民办养老机构不规范、和养老机构收费高。本科生最关注的问题是养老机构少、民办养老机构不规范和养老机构收费高，硕士生则最关注的是养老机构收费高和民办养老机构不规范；来自事业单位的被访者主要认为养老机构少，民营企业认为民办养老机构不规范是主要存在的问题。除年龄外，不同性别、学历、单位的人群对养老市场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4。

表4 对养老服务市场存在问题的感知差异〔n(%)〕

3 讨 论

3.1倡导社会关注，提高非老年人群对人口老龄化的正确认识 健康、有序、高效、优质的养老服务市场，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群自身的“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值”，还关系到千千万万拥有老人的家庭的幸福和谐，更关系到社会、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非老年人群的年龄和学历与其对我国老龄化程度的认知情况有统计学关联，且年龄越小，认知度越低；博士学历层次的非老年人群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最关注。笔者认为，针对这一结果，应有针对性的加强对低龄人群的宣传和教育，并在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的相关课程中将我国有关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方针及时传递给非老年人群，提高其对人口老龄化的正确认识，树立正确的养老观念〔11〕。从需方角度，帮助未来的养老服务消费者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倡导积极的养老理念，未雨绸缪、合理消费。媒体可进行广泛宣传，引发社会关注，使不同年龄段的非老年人群能为未来的自身养老做一些适当的储备，并鼓励和促进非老年人群积极投身养老服务之中，采取措施激励其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家庭中的老人，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了解养老市场的发展动态〔12〕。

3.2拓宽养老筹资机制，持续加大养老服务的社会投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识的不断转变，未来新型养老模式和养老支出将继续增加。而本文调查发现，尽管不同年龄和不同工作单位的非老年人群对当前养老服务的家庭支出的认知存在差异，但是大部分受访者均认为养老支出在家庭支出的比重应在10%～30%。这一比重相对于家庭其他支出来说处于较高水平，如果按照受访人群的意愿投入养老支出，无论非老年人群来自政府事业单位，还是外资企业或国有企业，毫无疑问均将会给其增加一笔沉重的负担。本次调查还发现，无论作为养老服务“直接购买者”的30～40岁人群，和作为未来“准养老服务消费者”的40～50岁人群，目前的养老支付都是家庭的一笔较大的开支。持续增加养老服务的社会投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即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增加经费投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场所、服务设施和医疗机构的建设〔13〕。而若要增加投入，则应拓宽养老服务的筹资机制。笔者认为，应通过设计针对有养老服务需求的非老年人群开发商业补充保险产品，拓宽社会筹资渠道，如设计类似零存整取或贷款模式；或借鉴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税收筹资的做法，建立长期照护筹资制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长期照护服务〔10〕。

监管投入，对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加强监督、管理，扶持机构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规模，规范机构的运行制度和运行水平〔14〕。

3.3满足非老年人群的需求，开发符合我国文化习惯的养老服务模式 本次调查发现，不同性别的非老年人群针对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的接受程度存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女性更能接受互助养老的方式，男性则较女性更容易接受租房养老，即老人将空余的房屋出租给年轻人，相互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性别的人群对家庭观念、人际信任和消费理念的区别。此外，大部分受访者选择了代际养老和互助养老两种养老服务模式。该结果说明，存在于国外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并不能都符合我国国情，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而是应根据我国文化习惯，开发出能满足非老年人群需求的养老服务模式。同时，养老服务市场的参与者(政府、机构、从业者)应积极思考，根据不同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资源优势，创新创造更多的养老服务新模式，满足未来养老服务需求〔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