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活动、生活教育与参与实践

廖洪兰

【摘要】红色文化具有维系身份认同、彰显执政主流价值、规范社会行为等价值功能。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个集体记忆唤醒、群体情感构建、个体行为自觉的系统工程。通过举行有组织的仪式活动、开展群众性的生活化教育、推进个体自觉的实践参与等渐进路径，将有利于红色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

【关键词】红色文化  传承发展  组织强化  情感认同  行为自觉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3.019

红色文化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形象化表达”，[1]表现为红色遗存、纪念场所等实物形态，政治法律制度、文件政策规定等制度形态，以及红船精神、苏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各种具体的精神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红色文化历史厚重、内涵深刻、形式多样，承载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特定的生成逻辑与价值指向，发挥着维系身份认同、彰显执政主流价值、规范社会行为等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积极推进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课题。

仪式活动：凝聚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组织强化

仪式活动是指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和地域空间举行的，借助于文化符号、器物等有形载体，运用既定操演程序来表达特定主题意蕴的系列行为方式。仪式活动通过形象、直观的感性认知，以“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2]从而实现文化情感的构建及文化身份认同的塑造，是实现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随着网络社会的逐渐兴起，个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群体生活特征被削弱，个体以仪式感体验寻求群体身份认同的现实需求日益强烈。通过举行蕴含红色内涵的仪式活动，可以唤醒并强化国人关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集体记忆，满足群体身份认同构建的现实需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第一，强化红色文化仪式活动的时空印记。时间和空间是开展红色文化仪式活动的基本要素。实现红色文化的赓续传承和不断发展，需要注重强化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形成的重大节庆、典型人物、重要事件、遗址旧址、纪念馆、纪念碑等要素的深刻内涵，例如，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彰显的革命奋斗精神，董存瑞、邱少云等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伟大长征孕育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精神，等等，将这些重大时间节点、典型人物纪念日、地域空间节点的庆祝纪念活动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形成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时间、空间符号，实现在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的重复性追溯的自觉。第二，明确红色文化仪式活动的鲜明主题。红色文化仪式活动的主题应该彰显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流价值，具体而言，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爱国主义情怀，进而增强人民认同，夯实执政基础。我国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地域空间、不同的人物代表等又有不同的意蕴内涵。因此，红色仪式活动要细化到不同的主题上，同时要保证活动主题的准确。例如，土地革命时期相关的纪念仪式活动要突出苏区精神、建政精神，改革开放相关的纪念仪式活动要突出勇于创新的精神，国家公祭活动要凸显爱国主义情怀，等等。第三，丰富仪式活动的操演形式。红色文化内涵具有特殊严肃性，红色文化仪式活动都有特定的规范程序。在此基础上，更需要与时俱进，增强红色文化的大众接受度，如以情景体验、互动参与等方式不断丰富创新红色仪式活动的操演形式。

红色文化仪式活动是一种有组织、有明确价值指向和目的要求的文化表达和客观实践，宏观叙事是红色文化仪式活动的基本形式，组织强化是其基本特征。红色文化仪式活动在发挥教育和传承发展功能的同时，宏观叙事的手法容易造成受众的距离感，伴随组织强化而来的工具化、形式化等缺陷也容易造成受众的排斥心理，以至于影响红色文化仪式活动教育和传承发展的有效性。这就要求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回归到现实生活，以生活化的教育来巩固仪式活动唤醒红色集体记忆、构建情感认同的成效，同时进一步克服仪式活动衍生出来的种种缺陷，达到“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的教育效果，从而增强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动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生活教育：构建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情感认同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社会生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着第一位的作用，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红色文化的生活化教育。生活教育运用微观叙事手法，主张以人类的现实生活为原点来开展教育，将生活及发展的价值融入于教育之中，在生活中教，在生活中学，最终在生活体验和生活实践的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和塑造。无论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主张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还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坚持的“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都是这一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仅需要仪式活动这种非日常性的组织强化，而且也离不开生活化教育这种日常生活性的熏陶影响。坚持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回归于现实，立足于现实个体和生活世界，将红色文化内涵浸润于现实的生活体验和生活实践，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让受教育者获得真切体验，以增进红色文化的情感体验，并进一步内化为群体情感的文化认同。

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活化教育，需要走进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创新群众可接受的方式方法。通过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能够让红色文化真正活起来，从而实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在红色资源丰富的地区，要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为民精神等价值意蕴，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红色研学等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式的深入感受，让体验者了解红色历史过往，感悟红色精神内涵，激发情感共鸣，构建情感认同，从而达到在生活中教育、在生活中传承发展的目的。与此同时，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反映群众生活诉求、实现群众利益的传承发展形式会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目前，红色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大多是连片贫困的地区，这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精准扶贫时代”消除相对贫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薄弱环节和关键节点。第一，通过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及丰富底蕴，积极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革命老区厚重历史底蕴与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对接，将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帮助革命老区人民群众进一步摆脱相对贫困，助力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第二，构建生活化的红色文化符号系统。不同的符号系统往往会塑造不同的思维范式，从而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因而，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红色文化符号的时代性创作，例如，根据时代特色，挖掘整理红色文化故事、歌谣、口述史等，与时俱进地创作出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又朗朗上口的红色歌谣、漫画、访谈录等便于传播的新型文化符号。在传播阶段，在传统媒体之外，要特别充分利用新媒体，注重发挥纪念网站、自媒体、公众号等媒介载体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多维、互动、立体的形态来传递红色信息，运用图、文、声、光、电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红色文化的生活化传播，实现受众群体全方位的全覆盖。要创新形式加强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红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强红色文化的民族自信。第三，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生活区、特色红色文化公园等。在红色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的生活区域内营造红色文化氛围，通过悬挂红旗，在墙体上绘制红色宣传标语、红色故事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红色历史场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定数量的红色文化生活區;根据不同地区的红色资源优势进行主题分类，建设各类便于群众生活的红色文化公园。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活化教育需要警惕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生活化总是伴随着消费，作为消费的红色文化的生产往往具有后现代史学的特征，从而导致红色史料的挖掘、利用过于强调满足当下个体精神文化需要。例如，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或者更多的关注，文化书写主体往往会过于迎合消费主体的当下需要，关注所谓的热点话题、重点关注、流行话语等，并运用现代思维及审美方式予以创作和传播。这一微观叙事方式，解构了宏观叙事的“正史”书写方式，往往通过虚构、想象、戏说等方式对红色史料进行挖掘和运用，以碎片化、庸俗化、娱乐化的形式进行红色文化传播，因而就有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需要予以警惕。

参与实践：培育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个体自觉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所主张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科学实践观，实际上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一切领域中的人的“对象性的活动”都纳入实践的范畴，实践成为人之所以存在的一种理解方式，即人都是作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而存在。作为实践的主体，人既有客观物质性，又具有主观能动性。通过具体实践活动，人能够改变世界、创造历史，从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通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这一“对象性的活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红色文化的深刻意蕴和精神内涵被不断挖掘、凝练、提升，并经过人的创造性发展得以赓续传承并不断发展。

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是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历时性实践进程。如果说，组织强化的仪式活动唤醒了民众关于红色文化的集体记忆，而生活化的红色教育进一步构建起民众关于红色文化的群体情感的话，那么，培育个体实践参与的行为自觉则是红色文化的个体认同。行为是记忆、思想、情感等个体内在要素的外在表现形式，但还只是唤醒民众文化认同的初步阶段，当这些记忆、思想、情感外化为个体的行为自觉以后，则是文化认同的更高层次的表现。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文化源泉，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和理想追求。要坚定红色理想信念、增强政治责任感、激发爱国情感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激励民众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形成民众参与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行为自觉，为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组织强化与生活化教育提供合法性的群众基础。

当前，需要进一步激发个体参与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动自觉。第一，创造个体红色实践行为的社会意义。当红色文化内化为个体的情感、认同以后，个体的价值观念会与党执政的主流价值保持一致，也必然会通过个体的行为自觉加以表现出来。文化认同不仅具有“社会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把某一文化系统内化于自己心理和人格结构之中”的价值观的塑造，而且具有“自觉遵循这一文化系统并用以评价事物和规范自己的行为”[5]的规范功能。满足个体需要、实现个体价值是文化认同转自觉行为的前提条件。创造个体红色实践行为的社会意义，形成红色实践行为的正面评价氛围，例如，通过树立先锋模范典型，形成正面向上的评价氛围等。第二，搭建红色文化传承的民众参与平台。要特别注重依靠网络的互动性，提高民众参与度，培育民众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自觉。例如，在网上开展全民办展览等活动，让网友上传、发送与红色文化有关的历史文物图片、故事歌曲等资料，发动民众参与宣传。第三，组织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志愿服务队。组织志愿者深入一线群众中去开展红色专题讲座、宣讲红色故事、教唱红色歌曲、放映红色电影，等等。吸收红色文化方面的专家和业余爱好者进入志愿者队伍，在普及红色文化知识的同时，可以为业余爱好者提供向专家学习的机会从而提高对红色文化知识专业性、系统性的认识，进而促进红色文化传承发展专业人才队伍的培育。

结语

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个历时性的实践进程，从集体记忆的唤醒到情感认同的构建，再到实践行为的自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群体和个体的作用发挥缺一不可。当前，全球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民族本土文化展现出蓬勃生机并不断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红色文化，必然成为引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传承发展好红色文化，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注释

[1]高翔：《充分认识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党建》，2019年第5期，第17～18页。

[2][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21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5]李娟：《“文化整体论”：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研究的视角转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6期，第108～112頁。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