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后的远握》

2020-11-06 08:10刘文飞
花城 2020年4期
关键词:维塔耶娃里尔克

刘文飞

在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中,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是两位最杰出的诗人,他俩与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共同构成白银时代的“四大诗人”(Big Four)。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和茨维塔耶娃(1892—1941)几乎同龄,他俩同是莫斯科人,同样出身书香门第,同样曾留学德国,甚至连他俩的母亲也同样曾是钢琴家鲁宾施坦的学生,他俩前后脚登上俄国诗坛,并与马雅可夫斯基等一起成为俄国白银时代“莫斯科诗歌”的代表,开始与以勃洛克、阿赫马托娃、古米廖夫等为代表的“彼得堡诗歌”比肩。但是,在茨维塔耶娃1922年流亡国外之前,他俩在莫斯科只有泛泛之交,匆匆谋面三两次。1922年夏,帕斯捷尔纳克突然收到茨维塔耶娃赠给的诗集《里程碑》,他读后十分震撼,感慨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把自己的诗集《生活是我的姐妹》回赠女诗人,此时,携女出国寻夫的茨维塔耶娃已身在柏林,她读了帕斯捷尔纳克寄来的诗集后同样十分震撼,迅速写出一篇题为《光的雨》的书评,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推崇备至。两位诗人惺惺相惜,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

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间的通信肯定未能全都保存下来,因为他俩都曾遭遇兵荒马乱,都曾有过颠沛流离,他们包括书信在内的文档多有遗失,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就在自传《人与事》中提及,战争期间,一位主动要求替他保管他重要书信的人却把装信的手提箱遗忘在火车上,其中就有茨维塔耶娃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比如茨维塔耶娃返回苏联前把许多文稿和书信留在法国,它们后来大都下落不明。保存下来的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间的书信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帕斯捷尔纳克留下的个人文档;二是朋友熟人当年留下的抄件;三是由茨维塔耶娃的妹妹和女儿后来搜集整理的茨维塔耶娃文献,其中有茨维塔耶娃的许多笔记本,茨维塔耶娃有个习惯,在给别人写信时喜欢在笔记本上先打“草稿”,或在写完信后把她认为重要的书信再抄录在笔记本上。2000年,俄罗斯出版了一部厚达700多页的《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通信集》,共收有两人书信200封,其中第一封信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茨维塔耶娃的,时间是1922年6月14日,最后一封是茨维塔耶娃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时间在1936年3月。

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两人“书信罗曼史”的高潮无疑就是1926年的“三诗人书简”。在那一年,与里尔克建立起通信关系的帕斯捷尔纳克,把里尔克也介绍给了他热恋的茨维塔耶娃,同样视里尔克为诗歌化身的茨维塔耶娃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里尔克,里尔克则把茨维塔耶娃的爱当作他生命中最后一束温暖的阳光。三位大诗人在书信中彼此敞开心扉,互诉衷肠,同时也在书信中展开关于诗歌的深刻讨论,探究抒情诗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可能性,他们的通信构成了世界诗歌史中的一段佳话。那段往来于瑞士、法国和苏联之间的通信持续近一年,穿过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就像一部四季交响乐,后来,帕斯捷尔纳克的前妻和儿子等把三位诗人的书信编辑出版,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书名——《抒情诗的呼吸》。

我们在这里选译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间的最后十封书信,这些信的写作时间在1932年5月至1936年3月之间。在1926年的“三诗人书简”之后,他们两人的通信频率虽有所降低,但在里尔克于1926年12月29日去世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的“无唇之吻”似乎又以通信的方式得以恢复。而在这十封书信的写作年代,两人的生活却又都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书信断片式地记录下了他俩当年的生活和创作,心境和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同时遭遇了诗歌创作和家庭生活两个方面的危机和变故:1931年,他的妻儿流亡德国,在这之前,他的父母和妹妹早已生活在德国,帕斯捷尔纳克独身一人留在莫斯科,被视为所谓“内侨”;1932年,他颇费周折,甚至试图自杀,最终得以与第二任妻子济娜伊达·涅高兹结婚;1933年,在创作上遇到困难的他开始翻译格鲁吉亚诗人的诗歌;在1934年的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因受到高尔基关照,他做了大会发言,从此开始赢得一定程度的“官方诗人”身份,相继得到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套住宅和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与此同时,流亡法国的茨维塔耶娃也生活艰难:她租住在巴黎郊外,不停地搬家,居无定所。为了赚取稍多一些的稿费,茨维塔耶娃开始写作散文,她感叹:“流亡把我打造成了一位散文作家。”丈夫埃夫隆在俄国侨民界从事亲苏活动,最终因在1937年参与一桩谋杀案而潜逃回苏联;女儿不愿忍受流亡生活,也在此前返回莫斯科;因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因为对马雅可夫斯基等“苏维埃诗人”的正面评价,茨维塔耶娃在法国俄侨界受到排挤,几乎失去通过文学写作养家糊口的可能。这便是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在写作这最后十封书信时的生活和创作背景。这段时间两位诗人关系史中的核心事件,就是两人于1935年6月在巴黎的相见。当时,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赴巴黎出席世界作家保卫和平大会,两位诗人期盼已久(或许也推诿已久)的相见终于实现,但由于种种原因,帕斯捷尔纳克却表现得相当冷淡,在与茨维塔耶娃同游巴黎时,帕斯捷尔纳克不停地对茨维塔耶娃谈论他的妻子,并让茨维塔耶娃替他试衣,看他买给妻子的大衣是否合适。第二天,茨维塔耶娃不愿再陪帕斯捷尔纳克,便让女儿出面代替她。他俩这次相见的结局近乎闹剧:茨维塔耶娃一家在一间咖啡馆招待帕斯捷尔纳克,席间,帕斯捷尔纳克借口去买一包香烟,就此一去不返。愤愤不平的茨维塔耶娃,因此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将这次巴黎相见称作“非相见”。

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两人的通信终止之后,他们依然有过一些接触。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回到莫斯科,不久,她的丈夫和女儿相继被捕,她四处漂泊,靠文学翻译,甚至做杂工维持生计。苏德战争爆发后,茨維塔耶娃决定随苏联作协的作家们前往疏散地叶拉布加,据说帕斯捷尔纳克曾劝茨维塔耶娃不要急于离开莫斯科,还建议茨维塔耶娃住到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帕斯捷尔纳克全家住在郊外别墅),但茨维塔耶娃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好意。1941年8月8日,茨维塔耶娃乘船离开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去码头相送。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耶娃在叶拉布加自缢身亡,帕斯捷尔纳克得到消息后深感内疚,在1943年写作的《悼茨维塔耶娃》一诗中,他这样写道:“我至今仍难以想象,/你居然已经逝去,/像一位吝啬的百万富婆/置身于饥饿的姐妹。//我此刻能为你做什么?/请多少给一点信息。/在你离去的沉默中,/藏有没说出口的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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