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故宫景点介绍牌新旧英译本对比研究

吴子蘅 林灿灿 王铭 郑诗茗 周江丽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由胡庚申教授创立。该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为哲学依据，以译者为译论取向，兼容华夏文明中“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等生态智慧，探讨翻译的实质、过程、原则、方法和标准等（郝珊等，2019）。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并把“译者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如何进行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作为该论重点问题（胡庚申，2004）。经过近20年的理论拓展演进，翻译适应选择论不仅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阶段成果，同时也构成了生态翻译理论系统的中坚力量，具有承上启下的广阔空间（胡庚申，2014）。

在适应选择论视域下，翻译方法受“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原则指导，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语言维是指译者从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上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文化意识，克服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顺利实现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交际维是指侧重于交际层面、关于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4）。翻译适应选择论同时也对译评标准和“成功译作”加以界定。该论视角下，成功的翻译是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即“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张群星，2010）。“整合适应选择度”的具体测定指标可概述为3方面：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胡庚申，2004）。

二、从三维转换对比故宫新旧介绍牌英译文本

（一）语言维

由于英汉语言形式和风格相差较大，必须从语言维入手，提高译文在句间逻辑、写作风格、情感态度等方面与原文的契合度。正如奈达、泰伯所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须尊重每种语言的特征”（Nida&Taber，1969）。在对比分析故宫新旧介绍牌英译文本后，笔者发现，较旧版而言，新版的语言维转换程度显著提高，并在3个方面予以集中体现：词性转换、成分改变、语序调整。其中，成分改变和语序调整虽同从属句法层面，但各有侧重：成分改变侧重于句子结构的改善，而语序调整则侧重于句子内涵的准确表达。

1.词性转换

（1）例1（语料摘自奉先殿）

原文：奉先殿历经多次修缮、改建。

旧版：无翻译

新版：It subsequently underwent repeated repair and reconstruction.

原文使用简单句，具体描述了奉先殿“修缮、改建”的历史事实。由于汉语在叙述中多用动词，因此其语言呈“动态”语言。而英语则多用名词，因此呈“静态”语言。汉语中任一动词（词组），无需改变形式便可充当句子的各个成分（连淑能，2010）。在原文中，“修缮”“改建”两动词同时充当了该句的宾语，“动态感”十足。而旧版介绍牌上却疏漏了这句话的翻译。新版翻译中，译者并未落入汉语的表达陷阱，使用动态动词直译为“It was repaired and reconstructed many times”。而是保留动态意义较弱的“underwent”为谓语，搭配“repair”“reconstruction”兩个名词，加以形容词 “repeated”修饰，不仅准确传递了原文含义，同时体现出英语语言的“静态”特点。

（2）例2（语料摘自景仁宫）

原文：明代为妃嫔居住，清代为后妃居住。

旧版：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mperial concubines used it.

新版：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Qing（1644--1911） dynasties it was the residence of empresses and imperial consorts.

汉语中“主语”的概念是从英语中加以引进的，并且在汉语中，常常存在“主语省略”的情况。因此在原文中，虽然两个分句均存在主语位的缺失，但并不影响整体理解。然而在英语中，主语是必不可少的。对比新旧译文，可以发现二者在主语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并直接影响谓语选词。旧版译文选用“妃嫔”为主语，与原文相左。且旧版对应谓语选用“use”一词，理解上过于生硬，未能准确传达原文“居住”之意。而新版译文遵循原文，以“景仁宫”为主语，将整句侧重点放在宫殿，而非旧版的妃嫔上。其次，选用名词“residence”转化原文中的动词“居住”，既符合文本含义，又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便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同时，新版译本中在朝代后添加年份信息，扩大了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减少他们处理信息的努力，增大认知效果，从而提高了翻译的有效性。

2.成分改变

例如（语料摘自太极殿）：

原文：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坤宁两宫火灾后，明神宗朱翊钧曾在此居住十数年，成为明清历史上唯一在此居住和处理政务的皇帝。

旧版：In 1596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Qian Qing Gong（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 and Kun Ning Gong（Hall of Earthly Tranquility） were destroyed by fire. Thereafter， Emperor Shenzong（Zhu Yijun） of the Ming Dynasty lived in Tai Ji Dian for more than 10 years. He was the only emperor of either tho（拼写错误） Ming or the Qing Dynasty who lived and handled state affairs in this hall.

新版：After the 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Qianqing gong） and the Palace of Earthly Tranquility（Kunning gong） caught fire in 1596， the twenty-fourth year of the Wanli reign（1573-1620）， the Emperor lived in this palac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becoming the only emperor to live and handle state affairs here in Ming（1368-1644） and Qing（1644-1911） history.

从原文来看，该句主要介绍了太极殿曾在万历朝用作皇帝寝宫的史实。结构上以流水句居多，句子之间关联词较少，“居住”“处理”等多个动词在同一句话中出现。

除旧版的拼写错误外，新旧译本在句型上，均遵循了英语“形合”的语言习惯，将原本“居住”的动词进行拆分。但仔细甄别可以发现，二者具体拆分方式存在差异。旧版译本将原句拆解成多句话，且除“thereafter”之外再无其他关联词。这样处理虽不影响译文大意，但破坏了句子之间的连贯性和逻辑性。新版文本则将整句话转变成主从句，以“after…caught fire”作为时间状语，并将末尾句“成为明清历史上唯一在此居住和处理政务的皇帝”降格，处理成非谓语结构，实现了句子结构的整体优化，使译本更加连贯，富有凝聚力。

3.语序调整

例如（语料摘自太和殿）：

原文：殿顶天花正中的藻井雕有口衔宝珠（又称“轩辕镜”）俯首下视的蟠龙。

旧版：The caisson in the center of the ceiling has a carved crouching dragon with a bright pearl（known as a “Xuanyuan Mirror”） in its mouth.

新版：Another dragon occupies the recess in the centre of the ceiling， holding a pearl（also called the “Xuanyuan Mirror”） in its mouth and facing down.

原句简单介绍了太和殿内殿顶的艺术设计。原文中，充当状语成分的“藻井”可以视为整句话的主语，而“蟠龙”则充当宾语。旧版遵循原文语序进行翻译，虽不出彩，也算准确达意。而新版译文改变了原文和旧版译本的语序，首先选取动态意象“蟠龙”为主语，静态意象“藻井”为宾语，突出了原句的中心内容——蟠龙俯首。同时，选用动态动词“occupy”代替旧版译本中静态词“has”，进一步加强译文的动态感，使得游龙盘踞殿顶之态在新版译本中尽显，可谓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二）文化维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因此，翻译不仅仅是机械的语言转换，同样也是原语文化的输出。对于故宫这一座文化宝库而言，设立英文景点介绍牌，以翻译为桥梁传递中华文明，意义重大。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在人文内涵、宗教观念、历史成因、价值取向等诸多文化因素上相去甚远，翻译中，诸如“文化缺位”“文化错译”“文化冗余”等现象屡见不鲜。对比新旧景点介绍牌译本可以发现，新版译者在旧版基础上，利用归化、异化、合译、释译等翻译策略，探索出“文化弥补”“文化省略”“文化修正”等翻译手段，弥补旧版译本中文化缺位、冗余、误译的不足，显著提高了文化维度上的适应选择度。

1.文化弥补

例如（语料摘自乾清宫）：

原文：乾清宫又是明清两代皇帝死后的停灵之地，以示“寿终正寝”。

旧版：In the Qing Dynasty， after an emperor passed away， his coffin was kept in this hall， to prove that he had died peacefully.

新版：In addi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lace was where the coffin of the deceased emperor was pla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lief that he should ‘end his days in his bedchamber （shou zhong zheng qin）.

原文中，除開介绍乾清宫为“停灵之地”的具体用途之外，同时传递了华夏文明特有的文化意蕴：“寿终正寝”。“寿终正寝”指老死在家中，也比喻事物的最终消亡，出自明代《封神演义》。“寿终正寝”之意，与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善终”“安详离世”之意相近，暗含了中国人叶落归根的生命观和安守故土的人生观。

然而，在目标语国家中，并不存在“寿终正寝”即为“善终”的文化观念。因此，翻译中必须要突出中国人思想里“寿终”与“正寝”的逻辑关系，方能便于读者的整体理解。旧版译本中，将“寿终正寝”直译为 “died peacefully”，忽略了西方观念对此的文化缺失。动词“prove”在文中衔接“his coffin was kept in this hall”和“he had died peacefully”，虽有“证明”之表意，却不能体现前后句的因果关系。读者在文化背景缺失的前提下，定会深感不解：“为何棺木置于宫中，便可证明安详离世？”新版译本中，译者以名词“belief”打头，将读者置于华夏文明价值观中，再以音译和释译两种方式翻译“寿终正寝”，确保文化信息传递的准确全面，也方便读者从母语层面，一窥语言中承载的生命观、人生观。

2.文化省略

例如（语料摘自保和殿）：

原文：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这里成为“殿试”的固定场所。

旧版：In 1789， the emperor supervised the final stage of examinations to select officials among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新版：In 1789， the 54th year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reign， this hall became the permanent site for the Palace Examination.

原文主要介绍了保和殿承担殿试的功能。结合上下文可以发现，原文的介绍对象侧重于主语“保和殿”，而非分句中的“殿试”。因此，“殿试”所隐含的文化要素相比于保和殿是次要信息，应在翻译处理中予以简略处理。

旧版英译文本中，译者将主语变更成“the emperor”，以便展开对“殿试”这一文化要素的释译。然而，译文经过处理之后，句型烦琐冗长，原文中“保和殿”的主语地位也随之丧失。双重文化要素的叠加，使译本不但没有还原出原文的文化特色，反而加重了读者跨文化理解的负担。新版译本中，译者省去了殿试的介绍文字，只用直译保留“Palace Examination”这一名称。修改后的译文，在保和殿的介绍上尽显简洁明晰，同时也留给读者对于“殿试”语义联想的空间。由此可见，恰当运用“文化省略”，有时反而易于凸显原文要素，烘托主旨。

3.文化修正

例如（语料摘自中和殿）：

原文：……皇帝家谱（玉牒）修好后，恭进皇帝在此阅视。

旧版：…the emperor read the pedigree out loud.

新版：…it would be sent to the emperor for approval.

原文在介紹中和殿的基础上，简单描述了玉牒修成大典的经过。清玉牒，即清朝皇帝家谱，是中国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家谱，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谱。据《清实录》及相关古籍记载，从古至今，玉牒均为皇室私产，惟天子可过目。即使是现代，也未有一朝玉牒真迹予以展出，足以反映玉牒之珍贵和机密。

然而，旧版译文将“阅视”一词囫囵翻译为“read…out loud”，回译后，原文竟变成“皇帝大声诵读代表皇家私密的玉牒”，可谓荒谬之至。该翻译不仅曲解了“阅视”，更是对玉牒所暗含的政治地位和文化价值一无所知。所幸，新版译本对此及时予以更正，用意译“sent…for approval”来替代原本的文化错译，较为准确地传达玉牒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由于文化误译不同于“缺位”和“冗余”，属于文化维度上的“低级错误”，出现频率理当较低。令笔者颇为惊讶的是，中和殿此例并非个例，在故宫神武门、大石雕等旧译本中，均出现了文化错译现象。由此可见，在翻译中，译者务必深入了解原文所隐含的文化要素，以保证译文的严谨达意；切勿望文生义，以致遗留“错译”而贻笑大方。

（三）交际维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交际维的适应选择主要体现在突出原文交际意图，并忠实准确地传达给目标语读者。对于故宫景点介绍牌而言，译本不仅需要体现介绍性文本客观准确的特征，也应承担起文化普及的功能，传递故宫所特有的文化价值，以激发外国游客对于故宫的深入了解。

对比旧版，故宫新版介绍牌更加重视译本的交际作用。译者不仅选用象译归化、保留必要修饰等翻译手段，弥补旧版译本中处理交际维的不足；同时对介绍牌上的符号标识进行改良，用符号语言对译本进行辅助，进而优化了译文的整体交际效果。

1.巧借归化象译

例如（语料摘自奉先殿）：

原文：殿分前后，中以穿堂连接，俗称“工”字形殿。

旧版：In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 “工”， Feng Xian Dian consists of front and rear halls， which are linked by a hallway.

新版：The hall consists of front and rear sections connected by a corridor， forming an “H” shape.

原文介绍了奉先殿“工”字形的特殊建筑风格，意在以“工”字形状，突出奉先殿建筑风格之精巧。从交际维度上看，该句翻译的重难点集中在对“工”字形象的转述上。旧版介绍牌采用“异化+杂合”的处理方式，即保留汉字“工”在原句中的象形特征，并于目标语中夹用汉语词。这种处理方式虽然简便，但“工”字的表意特征，只能在汉语语境中得以体现。旧版译文仅着眼于“工”字的形状特点，便将其突兀地置于英语译文中，显然不能为外国读者所理解，更不能在交际效果上，突出奉先殿的建筑风格。

新版译本中则使用了“象译+归化”的翻译手段。所谓象译，即用具体形象表达原文意义，使读者一看译文就有形象感（蔡文萦，1980）。象译原本多用于英语名词的汉译，但新版译者却根据英文字母“H”的象形特征，创造性地将象译运用在汉英翻译中，用“H”代替了“工”。这样不仅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同时也在交际意图上，准确表述了奉先殿“殿分前后，中以穿堂连接”的建筑风格，方便外国读者的理解。

2.保留必要修饰

例如（语料摘自铜铁缸）：

原文：明代缸两耳均加铁环，样式上奢下敛，古朴大方。

旧版：…has two iron rings， ancient， simple and natural.

新版：…on the two ears， a wider upper body with a narrower base， and a simple yet elegant style.

景点介绍牌的汉英翻译研究中，“缩译概述”当属常用翻译手段，即删减或概述汉语中不必要的修饰、赞美词（例如秋高气爽、树木葱茏、胜景如斯等），使英文译本重点突出，符合介绍牌文本简洁直观的特点和要求。然而，“缩译概述”的使用同样需要有“度”。若因过分追求译本简洁，而删减了必要的形容词，势必会影响译本在交际维上的适应选择度。

原文中，作者用“上奢下敛”“古朴大方”两个成语，不仅准确地介绍了明代铜铁缸的样式，也不乏对铜铁缸设计艺术的赞美。因此，原文中修饰词的使用是必要的。然而，旧版译本不仅删减了“上奢下敛”的英译，对“古朴大方”一词的概述，也有颇多疏漏：既已是古迹，为何刻意强调“ancient”，是否有语义重复之嫌？“simple” 一词用于单独修饰，其意是褒是贬何以界定？而“natural”又是否准确表达了原文“大方”的含义？旧版介绍牌上虽使用了“缩译概述”的翻译手段，其译文却并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丧失了可欣赏性，可谓“弄巧成拙”。新版介绍牌中，译者删除了旧版的 “ancient”，同时也对原文中其他修饰词进行了保留，忠实地保留了原文风格。可见，使用“缩译概述”的翻译手段，需要建立在保留必要修饰的基础上，才能达到预期成果。

3.善用符号语言

例如（语料摘自故宫新旧介绍牌）：

符号语言虽不属于翻译范畴，但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符号语言同样是一种适应性翻译选择，可以较好地完成交际功能（胡庚申，2004）。善用符号语言，不仅可以是优化介绍牌译本的必要手段，也可以提高游客对于景区的好感度。

笔者发现，故宫旧版介绍牌的右下角，往往都会标有“美国运通公司敬赠”字样，同时配有该公司商标等符号信息。然而，该符号语言不论与景点介绍，还是与景点标识均毫無关联，属无用信息；而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故宫，其指示牌竟均由国外打造，这种现象不仅使外国游客深感不解，同时也引起了国内游客的反感。自2014年故宫全面更新介绍牌后，相关符号语言也进行了统一。“禁止吸烟”“请勿喧哗”“小心地滑”三张标识图，位于介绍牌英文译本正下方。这种整体布局，不仅让提示标识与介绍牌文本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同时也在缺少文字协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该符号语言的“警示作用”，满足了交际效果。

三、结语

实际上，故宫景点介绍牌译本质量的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三维”转换程度的提高。2014年起，故宫方面成立“标识牌及护栏整治工作领导”专项小组，邀请翻译界权威人士，从原文、译本两方面润色文本。原文上，较旧版介绍牌，新版删减了晦涩繁冗的次要信息，突出原文主要信息，方便故宫文化的大众普及。译文上，除本文提出的翻译方法外，故宫也着力对旧版译文中的“牛皮癣”，即拼写错误、中式英语、格式错误等基础性问题进行剔除。正是译者素质及原译本内容的整体提升，促进了故宫景点介绍牌总体质量的进步。

尽管故宫景点介绍牌已实现总体质量的飞跃，但新版译本中仍存在瑕疵，有待进一步改进。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玉娥女士曾从目的论角度出发，对新版译本中的翻译局限进行分析（王玉娥，2018）。另外，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新版译本若要达到“成功翻译”的标准，即“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不仅要提高译者素质，优化译本的多维转换程度，也应把“读者反馈”作为重要标准。鉴于故宫博物院景点的特殊性，笔者很难对景点介绍牌译本质量进行广泛调研。因此，笔者希望故宫有关方面发挥其职能优势，以境外游客为主要对象，开展对景点介绍牌译本的满意度调查，通过数据的辅助，今后提升译本质量会更加便利，更具针对性。

同时，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故宫新版介绍牌总体质量的提高，同样也反映了“事后追惩”机制的必要性。事后追惩，即译事之后，需对译文进行评判和处理（胡庚申，2004）。故宫方面在旧版介绍牌发布和使用后，发现了文本中的翻译问题，并及时对文本内容进行“汰弱留强”，最终以统一更新介绍牌的方式优化了译本。反观国内诸多景区介绍牌译本，虽错误百出，却不加修正。这不仅会影响境外游客的旅行体验，也不利于我国外宣工作和旅游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相关景区应以故宫为标准，积极开展介绍牌译本的“事后追惩”工作，同时完善译者的遴选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翻译错误的产生。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