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定窑“官”与“新官”款的关系

2020-11-09 04:03:39 东方收藏 2020年10期

杨敬好 张建锁

学术界普遍认为“官”字款白瓷绝大多数为定窑产品,“新官”款现只发现于定窑,但对“官”与“新官”款的关系,尚未有专题论述。我们的拙文《浅析定窑15字铭文白瓷碗与定窑“官”字款瓷器的联系》发表后,有的读者又提出了“新官”问题,认为对定窑“官”与“新官”款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分析也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近些年来新发现的唐后期对定窑相关文字的记载,并结合对有较清晰纪年的出土瓷器分析,试对“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予以探讨,略述心得,失当之处,还请方家斧正。

●   义武军对定窑管理时期的分期

从唐建中三年(782)始建义武军,至公元929年义武军灭亡,义武军对定窑的管理历时约一个半世纪。期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782—822),义武军在瓷窑村设立了瓷窑冶机构,瓷窑的管理、销售方面的官员由义武军人员充任。

第二个阶段(822—879),期间节度使虽然更换频繁,义武军对定窑的管理非但没有中断,并且在瓷窑的基层生产和技术方面亦有义武军人员参与。这时定窑的主要产品为日用粗瓷和化妆土白瓷,并着力对精细白瓷的制作进行试验试制。

第三个阶段(879—929),王处存家族统治阶段。据《旧唐书·王处存传》载,乾符六年(879)十一月,以定州以来制置使万年王处存为义武军节度使。乾宁二年(895)王处存卒,其子王郜始为义武军留后,寻为节度使。光化三年(900)张存敬入祁沟,郜遣马步都将王处直将兵拒之,为张存敬所败,同年冬十月三十日,王郜奔太原(李克用),军中推王处直为留后,后为义武军节度使。921年王处直为其子王都幽禁,923年卒,924年葬于曲阳县敦信乡仰盘山。明宗(后唐李颤,926年继位)时,王都反,招契丹为援,为后唐军所败,929年(天成四年)定州城破,王都与家属皆自焚,王氏遂绝于中山。王处存家族在唐亡后仍依赖与后唐姻亲关系,独镇易定前后达50年之久。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多年试验探索,这时的定窑已具备了规模生产精细白瓷的条件,从此结束了生产化妆土白瓷的时代。王处存家族统治阶段,定窑步入了发展的繁荣兴盛期,“官”字款的白瓷也应运而生。

●   “官”与“新官”款含义分析

1985年至1987年在定窑遗址发掘中出土“官”字款残器14件,“新官”款残器1件。2004年,定窑作坊遗址保护棚清理出土“官”字款残器4件,“新官”款残器2件。2009年发掘出土“官”字款残器2件。此外,在墓葬和窖藏亦出土了一些有明确或相对明确纪年的“官”字款定窑白瓷:如河北省灵寿县唐景福二年(893)墓出土的两件“官”字款白釉钵;1985年3月在西安火烧壁一窖藏出土“官”字款瓷器33件;1978年浙江省临安市钱宽(卒于895年,葬于900年)墓出土“官”款瓷器17件。水邱氏(葬于901年)墓1980年出土白瓷器 “官”款3件。出土“新官”款白瓷的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有:1978年浙江省临安市钱宽墓出土 “新官”款碗1件;水邱氏墓1980年出土“新官”款白瓷11件;1986年7月在洛阳后梁教坊使高继蟾(葬于909年)墓出土 “新官”款五曲葵口碗1件;1995年在曲阳王处直(葬于924年)墓出土白釉钵残器1件,底部阴刻“新官”款。

分析钱宽、水邱氏墓出土的定窑白瓷,据先刻款后施釉,刻款明显较西安火烧壁窖藏白瓷刻款流畅俊秀的特点和碟“新官”款比“官”款更为精美的特点,这些瓷器应为王处存、王郜主政义武军时期的定窑产品,时间在879至900年之间。1985年定窑遗址发拙出土“官”字款白釉碗残片, “新官”款白釉梅瓶残片;2004年定窑作坊遗址保护棚清理出土的“官”字款白釉碗残片,应属于这一时期。“新官”款瓷器制作年代晚于“官”字款瓷。王处直墓在定窑遗址周边,此墓内出土的刻有“新官”款的瓷器肯定是下葬时取自当时的定窑产品,应是王都主政义武军时期(921—929),具体说是公元921至924年之间的定窑产品;高继蟾墓出土的“新官”款碗和其他瓷器可能都是他生前使用器具,何时所得,无法考证,具体生产时间应在公元909年之前。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通入藏时飧刻的供奉藏品之物账目碑,碑文开头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金银器衣物如后”。“恩赐”物系唐懿宗(860—874)李漼所赐,“新恩赐”物系其继子唐僖宗(874—888)李儇所赐。“官”“新官”与“恩赐”“新恩赐”都处于唐晚期,又形式相同。据上所述,对“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自公元879至929年,王氏家族主政义武军期间经过了王处存(879—895)—王郜(处存子,895—900)—王处直(处存弟,900—921)—王都(处直子,921—929)。我们认为,王处存时定窑开始批量生产“官”字款瓷,王郜时,因其为王处存之子,为表示对事业的继承及对父亲的尊敬而改用了“新官”款。王处直主政义武军20多年,他为王处存弟,故在王处直时期定窑又使用“官”字款,这与至今发现的五代及之前的“官”字款定瓷远多于“新官”款也相吻合。2004年定窑作坊遗址保护棚清理出土的“官”字款白釉碗残片,2009年定窑遗址发掘出土“官”字款白釉碗残片,应属于王处直这一时期。而到了王都时期,因其为王处直之子,则又改用“新官”款了。 2004年定窑作坊遗址保护棚清理出土“新官”款白釉碗残片,应属于王都这一时期。

●   后义武军时代(929—1004),“新官”款白瓷的停烧

后唐天成四年(929)攻灭王都,割据五十年的义武军王氏家族灭亡,削平了易定军阀,自张孝忠以来的官办定窑至此时结束。

929年至1004年,雖有“官”字款定瓷生产,再没有发现明确纪年的“新官”定瓷的烧制,其原因可能是“官”字款是王处存时期创制的定瓷高档代表性产品,王郜、王都都为其晚辈,才改为“新官”款,王都又投靠契丹,为后人所不齿。其后,窑场只用“官”款而不用“新官”款,也是可以理解的。定窑遗址1985年发掘出土“官”字款白釉碗残片,应属于这一时期。

综上所述,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动乱形势促成了义武军对定窑的管理,义武军的管理使定窑成为了藩镇官窑,藩镇官窑的性质诞生了“官”字款瓷器,五代、宋初北方边境地区的混乱局面使“官”字款定瓷得以延续。定窑“官”字款白瓷烧造了百余年之久,而“新官”款白瓷只是这段历史之中的一小段插曲,它只烧造了十多年时间,是当时藩镇割据的动荡政治局势和世袭制度的特殊历史而反映在定窑生产上的一种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