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生吉金之外刻艺举隅

2020-11-09 04:03:39 东方收藏 2020年10期

杨未君

陈寅生是清末知名的铜刻名家,所刻铜墨盒、铜镇尺之属,在同治年间已是闻名遐迩的琉璃厂名物,“足与曼生壶并传,都人士争购之”,百余年后的今天,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品,成为众多刻铜爱好者的心头所爱。那么,陈寅生除了刻铜之外,还刻别的吗?有没有其他材质的“寅生刻”呢?比如竹、牙、木或其他?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收藏圈的朋友们所关心的。不同材质的镌刻,从立意、技法、刀工、打磨等方面都各有不同,甚至差距还很大,但刻艺大多是相通的。陈寅生在刻铜之外,也有在其他材质上驰骋刀笔,挥洒才情。本文题目中的“吉金”,指铜、锡、金、银、铁等金属;寅生治印,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所写只述及寅生竹刻、牙刻、砚刻、木刻四题,其他如琢玉、刻瓷、刻紫砂、碑刻等,因见闻所限,尚付阙如。即使言及的这四项,也挂一漏万,有待博雅诸君指谬补充。

一、陈寅生竹刻《兰亭序》

曾寓目陈寅生刻兰亭序全文铜墨盒数品,其中尤以寅生光绪辛巳(1889)摹刻定武兰亭(图1),以赠花农十二兄徐琪者最为惊艳。寅生竹刻,亦见有刻兰亭序全文者,载于斯宾克父子(spink & Son)1979年出版的英文书籍《中国和东方的竹木雕刻》(Bamboo & Wood Carvings of China and the East,1979年,图2)中图版第105号。外文书载有陈寅生史料的向无多见,此书出版于1979年,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民间收藏尚处于半地下状态,陈寅生之名更是知者寥寥。笔者收集陈寅生文献史料数年来,多以清末民国间旧籍为重点,外文资料尚无力涉及。此资料是陈寅生外文资料之仅见,虽出版问世未久,却足以引起相当重视。

斯宾克父子是近代知名古董商,因经营中国艺术品而闻名。其关注东方艺术始于1850年左右,曾为英国皇家御用古董店,英国皇室有优先挑选权,其次由王公贵族挑选,最后才进入市场面向大众。斯宾克于20世纪初叶大量收购中国艺术品,其出版的东方艺术品图谱近年来颇为国内投资者重视,是很受推崇的艺术文献,如今已价格不菲。法国投资人利维尔·D·斯托克(Olivier D. Stocker)2002年买下斯宾客拍卖行 ,2015年宣布将其首席执行官办公地点移居香港,显示对亚洲拍卖市场的重视。

此件陈寅生竹刻兰亭序(图3)2018年现身拍场。品名标作“臂搁”。考此件竹刻长为43.4厘米,较一般臂搁要长一些,且两端有小孔,当是穿绳之用。其实,此物应称为“心板”,而非臂搁,是一种较罕见的文房。

“心板”又叫“禅板”或“倚板”,是坐禅时安放两手或作为靠身的法器。心板的作用,是为夏天静坐而设,把它横放在两腿上,再将两手心按在心板上,凉气由手心沁入,内热溢出,可降心火。据日本僧人无著道忠(1653—1744)编著的《禅林象器笺》中介绍,禅板有两种形式与用途。其一是坐禅时小憩之用,此种禅板较宽大,上下穿孔系绳绑于禅椅,可以倚靠略做休息,因此也叫“倚板”;其二略短,形制似腕枕(臂搁),但比腕枕宽大,用于炎夏坐禅时抚摸静心。

此竹刻有上款“筱槎二兄大人雅玩”(图4),以及时间款“甲申春仲寅生刻”(图5),是寅生光绪十年(1884)的作品。

寅生竹刻另见有“寅生镌字”尺八一件。附记于此,以广见闻。所谓尺八,是一种类似竹箫的乐器,唐宋时期传入日本。竹制,以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其音色苍凉辽阔,善于表现空灵、悠远的意境。寅生镌字的这件,见于2018年1月31日某网拍标的,两件一组(图6),其中一只上镌隶书“和深温静,圆润清超”八字,款字為行楷,内容为“朗臣自制于听雨轩,寅生镌字”,均为寅生典型字体,刻工亦精湛,也是陈寅生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二、陈寅生牙刻《三绝图诗文砚屏》

见于江扬、杨学军主编《尚艺山房藏中国象牙雕刻》(古吴轩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一书第144至145页,尺寸为连座高15.2厘米。书中有说明文字,节录如下:

在中国古代铜墨盒雕刻领域,陈寅生的名字,大家并不陌生,他被公认为第一刻家。然而以象牙材质来展示其书法篆刻技艺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件陈寅生雕刻的象牙诗文砚屏,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在材质选择上的多样性。所刻书法工整秀丽,笔触交代清楚,体现了作者对象牙材质也有着很好的把握和控制能力。因此这件作品对研究陈寅生篆刻技艺有着特殊的意义。

该作品亦见于拍场。北京古天一拍卖2011春季拍卖会 (2011年6月4日)“宽以居藏文房珍玩”专场,拍号及品名为“Lot1048,清代象牙寅生刻兰石图诗文砚屏” ,注明“来源:《Oriental Works of art》,1999.6.8—6.26 ,Lot50”,应是纽约佳士得的拍目,说明此件寅生作品是回流藏品。估价12万—15万元,成交价56万元。

此屏如图所示为两面刻,一面刻文字(图7):“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定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节临孔和碑。庚辰夏日,寅生刻”。孔和碑,又称《乙瑛碑》,是汉碑中的名品。庚辰年是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另一面刻兰竹雅石(图8),款题“兰芬芳,石坚烈,竹清虚而有节,是谓三绝。树孙珍赏,寅生并题”,下刻小印“寅生”。从题识看,此图称“三绝图”比拍目中所标“兰石图”为宜。此屏材质稀有,集陈寅生书法、绘画、刻艺于一身,有年款和上款,十分难得,是陈寅生研究的重要资料。

三、陈寅生铭松花石小砚

见于中国嘉德香港2018秋季拍卖会(2018年10月2日)拍号及品名为“LOT,0519 清晚期 寅生铭松花石小砚”,尺寸为纵6.5、横5.5、厚2.2厘米,估价0.5万—0.8万港元,成交价10.2896万元 (港币11.8万元)。

此为松花江砚,椭圆形,小仅盈握。砚堂光素平坦,便于磨墨。一端有凹洼处,是为墨池,状似弦月。砚背平坦,寅生铭文(图9)为:“其体方,其质坚,圭棱不露,似圆非圆,摸之如温润之玉,握之如婴儿之拳,文房小品,良哉方寸之田。乙酉仲冬下浣,寅生铭”。

此为目前寅生刻砚之仅见者。此砚在2018香港上拍之前,曾有过上拍记录,见于上海崇源拍卖公司2005春拍,拍品号及品名为“LOT,0701 邵氏藏端砚”,估价0.8万—1.2万元,成交价7.15万元,并说明是“碑砚斋藏珍”。碑砚斋,是清末邵友濂的斋号。邵友濂(1841—1901),字筱春(亦作小村),浙江余姚人,早年因父功由监生赏补员外郎,任职工部。1865年(同治四年)举人,曾任驻俄钦差大臣。1882年授苏松太道道台,1884年去台湾,襄办防务,后协助曾国荃与法国谈判和约。1886年任河南按察使,次年晋台湾布政使。1889年迁湖南巡抚,1891年(光绪十七年)调任台湾巡抚。雅好收藏,因喜蓄砚,后又得东坡妙墨亭断碑砚,颜其斋曰“碑砚斋”,由吴大徵题写斋名。其文孙邵洵美(1906—1968)是与徐志摩齐名的诗人,美术家,亦曾沿用“碑砚斋”旧名,故此项藏珍,乃余姚邵氏累世之秘,后人不守而释出。戊戌香港嘉德重新上拍,遗漏这一重要源流信息,概是不够重视未做功课之故。

四、陈寅生木刻

木刻艺术,直接欣赏木头上的刻字(图案)或整体造型,和刻成印版印在媒介如纸绢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后一种方式中,雕刻印版和“书写(或绘图)上版”又是两回事。在陈寅生研究中,寅生刻木尚无明确的资料,寅生“书写(或绘图)上版”是有的。比如鲍康编辑出版刘青园(鲍康友,也是陈寅生的舅舅)的著作时,是请陈寅生手书上版的;在出版李佐贤的《续泉汇》时,书中的钱币拓片是由胡石查和陈寅生摹写上版的。手书上版是在木板上写画,写画完成后再进行雕刻,这两道工序一般分工合作,也有由一人完成的。

目前发现的寅生绘图的木版笺纸和蜡笺等有多种,如青云斋“木兰花”笺(图10)等。这类纸品的木版,据笔者个人的理解,寅生亲自操刀施刻的可能性不大。寅生以刻铜为业,古人讲究“隔行不取利”,出笺纸的名店又都有自己的木版刻工,被青云斋、秀文斋、含英阁等店主请来书画笺纸,寅生司职是书画,一般来讲自己是不刻的,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当然也有例外。

目前见有寅生自用的“蓝色小纸”,其木版极有可能是“自书自刻”的。

曩年在北京乡公周继烈老师府上,得晤陈寅生的曾孙陈先生,有幸和周老师一起看到了陈先生带来的其家藏的一些寅生旧物。其中一件纸品,即是这张木版刷印的广告纸(图11)。其尺幅近似二十二开,纸质颇薄(或是绵连),蓝墨楷书竖排,十行,每行四至二十字不等,共一百五十二字。字体是我们熟悉的寅生楷书,是寅生亲笔所书。

内容如下(句读为笔者所加):

启者:

近因镌字墨盒各处假冒贱名者太甚,真假难以凭信,不得已添设发票一纸,注明年月款识。凡有赐顾者,请详查字体、刀法并核对年月款识,庶不致误。抑或携盒至舍查验,尤为妥当。光绪五年八月初一日起,以后所刻皆有此票为凭。倘盒上所刻年月上下款识与票上所书不符者,亦系伪作。

鲍康在其著作《观古阁续丛稿》(光绪初年出版)中提及陈寅生,有“余戚陈寅生麟炳,工篆刻。所镌铜墨盒足与曼生壶并传。都人士争购之。厂肆颇有袭其名者”的说法。“厂肆颇有袭其名者”,可见光绪初年,即有寅生刻铜仿品出现。在未見到这页“寅生蓝印小纸”之前,我们曾提出疑问:不知当时寅生仿品多到何种程度?不知寅生对坊间仿品态度如何?仿制者是何等水平?现在从这件珍贵的史料中,我们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从这件文书的文字和语气看来,在当时仿制寅生或已相当猖獗,“镌字墨盒各处假冒贱名者太甚”,陈寅生对造假者也几乎是忍无可忍了,才采取了积极的打假措施。

假冒陈寅生的刻铜作品,有水平很差、“一眼假”的,似乎也有水平足够高的,以至于寅生说出“请详查字体、刀法并核对年月款识,庶不致误。抑或携盒至舍查验,尤为妥当”“倘盒上所刻年月上下款识与票上所书不符者,亦系伪作”这样的话来。这页“蓝印小纸”是附随真品墨盒送给顾客的(“光绪五年八月初一日起,以后所刻皆有此票为凭”)。这页纸品,不仅是寅生真品的“发票”,是作者亲书的鉴定证书(墨盒的形制、刻制年月和上下款都是要在这印好的纸上亲笔添写),也是一篇讨伐假冒伪劣的檄文,是陈寅生的“打假宣言”。虽区区百五十言,薄薄一张旧纸,但意义极为重要。寅生研究本来就资料缺乏,只言片纸亦足当珍视。其不仅对研究寅生刻铜有意义,也对我们了解清末琉璃厂的文化商业有帮助,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工艺美术史有帮助。

这件寅生墨盒的真品证书,有发票和打假的功能,是寅生自用的,刻板的工作或许不需假他人之手,因此笔者认为若谈及陈寅生木刻作品,可举此件为例。

从以上关于陈寅生刻竹、刻牙、刻砚和刻木等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寅生刻艺多属于文人刻艺的范畴,所刻之物是文房用品,是寅生作为篆刻家、铜刻家之“余事”。从目前的发现看,所刻诸物要么是仅见,要么极少,与相对数量很多的刻铜文房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寅生的主业仍是刻铜。但即便如此,寅生刻艺在非铜材质上,艺术水准依旧十分高超,依旧用刀如笔,线条爽利,气韵生动,显示出寅生对不同材质的把控能力,这与寅生的书画根底、刻铜的熟练高明是相辅相成的。刻铜之外的刻艺相对稀少,更决定了其愈发珍贵。收藏欣赏这些不同材质的艺术表现,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寅生刻铜,也有一定的帮助和积极意义。

(此文承蒙多位收藏家师友提供藏品大图、拍卖信息、文献资料等,在此特别鸣谢乡音室周继烈老师、陈寅生后人小妙严室以及收藏家常宝波、金晨、李彦、悦铭轩等诸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