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到没到35岁，你理想的职场什么样?

邢梦妮

今年开学季可能迟来了一些，但校招带来的一拨“灵魂拷问”还是逃不过去。裸辞、算法、酒桌文化、职场霸凌……太多让人心里痒痒的话题和关键词。

对此，未来预想图推出“年轻人职场调查”，这次的主题有些让人焦虑，但是又反映了年轻人的职场状态：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在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你会担心自己的“35岁”吗？我们想问，现实和理想之间，年轻人在面临什么样的落差？

本次调查于2020年9月21日至9月28日通过未来预想图公众号（ID：D-Laho）发布完成，共回收312份问卷。其中，有95.8%的受访者年龄分布在21至39岁之间。20岁一代（21至29岁人群）与30岁一代（30至39岁人群），恰好是总受到舆论关注的“90后”与“80后”。这两代人的成长过程也不断被质疑、比较。但在职场中，不同年龄族群是否真的有很大认知差异？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以20岁一代与30岁一代为对比基准，发现了7个具有参考性的结论。

受访者年龄

受访者性别

受访者职场资历

受访者所在行业

受访者工作地

Point 1“35岁焦虑”确实存在，但年齡与资历影响着思考方式

从结果来看，大多数受访者都相信，35岁求职难的现象的确存在，为此焦虑的受访者占全体的37.2%。

如果细分年龄，在21至29岁的人群中，半数受访者表示无所谓或者有信心，但有36.5%的人受“35岁”焦虑影响，而30至39岁受访者中，有34.1%的人很焦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受访者都不太常见到“35岁以上且发展不错的同事”，认为舆论太夸张的受访者分别只占7.1%和11.4%。在上海一家合资工厂担任文员的于重远说，因为公司结构、层级等缘故，他身边的人只有领导超过了35岁，他也没有考虑过怎么样才算“发展不错”。

另一方面，年龄和资历明显会影响受访者的思考方式，30%还没到30岁的人，倾向于“无所谓，走一步看一步”。相比之下，约3成的“30岁一代”不再那么随性，却也多了几分坚定与自信。

30岁的自由职业者薛成认为，没必要渲染“35岁焦虑”，公司本就是金字塔结构。他倾向将35岁看作一个人生转折点，因为家庭、公司和外部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力会减弱。

在他看来，焦虑只是表象，不该绑定年龄。每个人有各自的特殊情况和偶然性。那实际上每一个节点你都焦虑，因为你总在赶进度、追别人。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条件，按部就班地往前走，会存在内驱力，但不叫焦虑。

你对于当前讨论度很高的“35岁焦虑”怎么看？

注：在本次调查分析中，“20岁一代”指的是21至29岁

3位年龄段在21至29岁之间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还不能想象这种焦虑，理由是“35岁离我还很遥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只会等待，已经有人行动起来。他们通过人群，“30岁一代”指的是30至39岁人群。问卷告诉未来预想图：“希望通过现在的自己，更努力一点，改变未来的焦虑状态。”“不担心自己的认知发展，会担心自己的技术发展和身体情况，会尽可能做好准备的，不单单是为了工作。”

超过35岁，也不等于拿到了“安全屋”门票。40至49岁受访者中，也有2位表示他们焦虑职场发展。尽管已经在职场超过10年，他们似乎还没获得安全感。

Point 2不想按部就班一条线，又觉得意外太多很没安全感

何皎是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应届生，计划回老家考公务员。她说道：“初中时候还很不屑公务员来着，觉得十几年如一日。现在就不要说北上广了，在十八线省城赶地铁我都觉得累。公务员朝九晚五，在到处996、007的焦虑里是清流。”

何皎告诉未来预想图，像她一样焦虑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很多人瞄上了“稳定、有保障”的公务员，千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她所在的学院，“（考公务员）上岸率才4.9%”。这群大学生习惯把考研、考公务员成功称为“上岸”，不用“下海”创业，还能脱离“苦海”。

她和室友天天讨论是否要留在上海打拼。“30岁之后，想要买房、结婚的话，压力超级无敌大，完全受不了任何意外的发生。”她担心一场大病就能把“沪漂”们统统打回原形，更别提照顾父母和谈恋爱了，“平时完全没时间”。

“不想按部就班一条线，又觉得意外太多很没安全感。”她说。

更让她害怕的是，企业可能无法给上了年纪的员工提供保障。“效益、业绩不行就可能被辞退了，甚至一些互联网大厂因为更年轻的人加入，就辞退掉中年人。那社保怎么办？企业会给员工养老吗？”何皎说。

何皎的故事，与我们的调查结果十分吻合。大家对未来的焦虑，集中于4个方面：职业方向和工作意义、尚未稳定的情感关系、债务及养老问题。

数据显示，年轻人更容易迷失方向，约70.6%选中了“还没找到职业方向，看不到当前工作的意义”一项，相比之下，年龄大于30岁的受访者，只有45.5%这么选，更多人担心晋升空间不足。

因为人生处于不同阶段，两组人群关注的事物也不太一样。72%的30岁以下年轻人每月负债不到3000元，但36.3%的30一代每月负债超过5000元，他们有的人可能已经成家，操心子女抚养问题或者买房买车，背着贷款。

Point 3“同辈压力”带来的负重也在逐渐变化

越来越多人把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挂在嘴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87年一篇研究青少年群体关系和自尊心的论文里，作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教授B.Bradfnrd Brown。他发现，假设一个同辈团体对个人施加影响，会促使其改变态度、价值观或行为，遵守团体准则。

我们发现，本次调查受访者在这一项的选择分布更多集中在“竞争压力”。44.6%的受访者更关注自己与同辈在个人能力上的差距，约4成人表示没能进顶尖大公司或心仪的公司，但同辈做到了。

无论哪个年龄段，受访者都可能受困于同辈压力，但会随着年龄和资历增加渐渐缓解。自己有没有同辈优秀、为什么同辈先抓住了网梦机会……20多岁的受访者，近半数还在反复怀疑自己。一旦过了30岁，虽然分别还有27.3%、30.7%的受访者仍在纠结，但也有一些人已经释然。

29岁的何承君就“想通了”。他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当研究员，这是他“北漂”的第7个年头。何承君和未来预想图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个比他小一两岁的朋友，学历和工作能力都不如他，但后来去了非常有名的大公司，顺利升职，现在年薪70万元。

“如果是去年，我肯定会很有压力，想着为什么她能这么厉害，能够升职什么的。”他说。但2020年开年疫情来袭，何承君被迫闷在家里，思考了足够长时间。“我慢慢觉得，应该活个明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他自认虽然工资买不了房，但也够在北京生存。

同辈压力不—定是自己给的，也可能来自“别人家的孩子”。

今年23歲的李想，因为迷茫于就业方向，2019年4月至今，在家待业了一年。辞职前，李想会和父母抱怨职场，他们非但不理解，还会反过来批评她：“你要不要反思—下，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关于她回家休息的决定，父母始终不赞成，双方经常吵架。每当冲突爆发，父母就搬出“别人家的孩子”向李想施压。“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父母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小孩，怎么都能上好大学，都一毕业就在好公司待着了。”李想说，父母的言语攻击、冷暴力让她逐渐放弃沟通。

李想归纳了家庭矛盾点：父母不能忍受你偏离大众的“进度”，认为人不能闲在家里。“如果我之前在读书，想和他们申请gap（休学）一年，他们只会反对，因为那等于不务正业。”

最近，她打算找工作，尽快离开父母。“我自认为是个很灵活的人，觉得每个（公司）都试一下，最后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就行了。我总是说自己还年轻，我什么都能试。”李想说。

Point 4职场去与留，关键词在于财务&自由

薪资是辞职的最大原因，47%的受访者在意薪资，而50.8%的20岁年龄组对薪资有要求，同样的原因，也让38.1%的30多岁的受访人群为此挂心。

对于未来，你最焦虑什么？

你感受到“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都是在什么时候？

对职场新人来说，工资低很正常，未来工资会随年龄上涨。75.8%的受访者税前收入超过5000元。在21至29岁的年龄段中，34.1%的受访者每月税前薪资超过1万元。而30岁一代的受访者有68.2%每月税前薪资超过1万元，但可支配收入同样超过1万元的仅占38.6%。超6成“万元户”都来自北上广深，各地收入很不平等。

田靖容今年32岁，创业半年有余，拥有自己的家庭，女儿已经上幼儿园。她承认：“债务很多，房贷、车贷、保险、租金、学费，很多东西是你没成家的时候不需要承担的。”但她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家庭嘛，分担要乘以2，得到的也要乘以2。”

早些年，田靖容曾为了在大城市就业而考研到上海，因此有一些心得。“年轻人通常（工作）1到2年会有个瓶颈期，很多人在此期间会做不下去，很迷茫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你计划跳槽时，可能并不想换行，只是觉得现在感受不好，（觉得）是不是公司有问题，就很容易换工作。”

但换工作不意味着解放，一些现象属于整个行业。“最后跳来跳去，发现可能就是行业现状……”田靖容苦笑。她认为，职场瓶颈才是常态，每隔几年就会撞见。

从业15年的HR刘媛媛也同意这个说法。她认为新人初入职场，适应期可能长达3年。“年轻人很需要工作中的意义，如果没有意义，他们就会抗拒甚至放弃。”

从问卷结果来看，受不了机械重复的工作内容、看不到所在职场的晋升方向、厌恶所在职场的“企业文化”等也是热门理由。其中，21至29岁年龄段中，48.1%的受访者受不了枯燥乏味的工作，30至39岁的受访者更会忍耐一些，但占比仍达到了38.1%。

2018年，刚从大学毕业的李想，在杭州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她受聘于一家大约拥有30名员工的科技公司，但她人职未满一年，就主动提出离职。

最大的原因是公司分工不明确，上司老是加塞岗位职责之外的工作。李想应聘的岗位是撰写文案、运营公众号的产品助理，但上司却让她用软件录入关键词。“这不是分内事。”她强调说。

哪些因素会让你“决定辞职”？

上司甚至要求所有员工填写工作日志。“一定要事无巨细地写满8小时，不能有空余，每天都要做。”李想回忆道。她非常厌恶这种重复且没有意义的记录，庆幸自己已经离职。

Point 5 工作AB面，时间和收入是“斜杠青年”

超过8成的受访者同意，工作只是个人价值的一部分。职场人都在乎成长空间、自由度等因素。在满足薪资/福利的条件时，59.1%没有到30岁的职场人士更容易“为爱发电”，而42.9%的30岁以上人士可能因为疑虑于晋升渠道而寻求自由度。

尽管85%的受访者承认，他们需要完善的薪酬福利制度、明确的晋升路径，然而干活动力也不全靠这些。喜欢的工作好像有“魔力”，即使有生活压力，72.6%的受访者仍希望喜好与谋生二合一——认同这个观点的20岁一代多达74.6%，略高于69%的30岁一代职场人。整体上，67.4%的人更关注个人职业发展方向，这倒不违背对升职加薪的需求。

95后的叶彤是一名研发工程师，她把自己所在的体外诊断产品（IVD）行业称为“第二产业”，也就是医疗器械制造业。叶彤经手的诊断试剂，从实验到投入生产已经耗时2年。“这行留不住年轻人。”她举例说，虽然在上海，但目前税后工资还不到6000元，公司员工也大多在30岁左右。

叶彤时常感到和同龄人合不来。“身边的年轻人基本扎堆往第三产业跑，”她也质疑一些现在流行的论调，“有同学学算法，只想去互联网‘大厂，好像大家都追求财务自由，只有我像个白痴一样说梦想，不被理解。”但谈起工作，她又高兴起来，“疫情期间我在加班，核酸检测试剂盒就是我们行业做的，有人对我说：‘我突然觉得你们的工作好伟大啊。”

叶彤不急着离开父母，对工资要求也不高。而且，生物研发工作专业性很强，让她总是在领教新知识，平时业余还有空发展绘画爱好。

与叶彤的状态相反，在调查中，一位20多岁的受访者在“对未来的焦虑”一题里写道：“这份工作特别忙，完全没时间充实自己，买的书到现在还没有看，感觉工作就是在不断地消耗自己。”

自我提升是职场“标配”，也是很多人焦虑的原因。88%的受访者都会主动提升专业技能，其中半数有相对明确的目标计划，更愿意抓住机会。在业余时间，84.5%的受访者认同工作之余应该去做别的事，维持别的兴趣。

职场外，拥有多重职业的“斜杠青年”也成了一股新势力。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7年《纽约时报》的职场专栏，记者玛茜-阿尔伯赫（Marci Albonher）发现，越来越多人用斜杠（slash）区分多重身份和职业，比如她自己就是“记者/律师”。同年，她出版了一本书《一个人/多重职业》（One Person/Multiple Careers），探讨这个流行趋势。

职场履历5年的小佑就是一名斜杠青年：编辑/烈酒品酒师/摩托爱好者/UP主。她从2019年8月开始玩摩托车，最开始，她把GoPro相机挂在头盔前记录影像，后来也请朋友协助拍摄。在视频中，她一身水手服，骑着摩托车在公路上奔驰。她的账号“小狮子佑酱”在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拥有8.1万粉丝，视频平均播放量超过2万，她本人也拿到了哔哩哔哩vlog领域优质UP主认证。

在遇到提供更高薪资/福利的职业选择的时候，哪些因素会让你“决定留下”？

你会主动提升自己（工作上的）的专业技能吗？

她認为，“主要还是人设容易火”，女骑手少，水手服辨识度高。目前，她的副业收入主要来自平台根据流量转换的现金激励，偶尔会为品牌方定制视频、植入广告。“只是让你不再纯粹用爱发电，但离全职还差得远。”小佑承认，这还不及另一份主职业薪资的1/3。

但这都建立在时间充裕的基础上。为了持续更新，她几乎牺牲所有业余时间，陪伴男朋友的时间也更少，但投入或许还远远不够。“粉丝涨到50万、变成一线UP主之前，我是不会考虑辞职的。如果我把视频当作事业来做，拿原创推荐需要一周双更，剪片子要熬到晚上12点，我目前只能承受一周一更。”她说。

我们也从一些受访者的反馈中发现，他们可能缺乏安全感。这些人不满职场福利、工作强度的同时，也表示不知道职业晋升路径。这实际上往往意味着，他们看不到努力的成果，没有盼头。

2020年9月，29岁的林波晋升为基层管理者。谈到激励机制，他认为无非是“加钱”，除此之外都是“虚的”;比起升职，他认为与工作量匹配的收入更实在。林波进一步表示，上级经理职责涉及拉客户、谈项目，他一时半会儿还没法升职。

田靖容解释了自己离开职场的契机：管理层永远是少数，上升通道也只对幸运者敞开，“在领导不会走的情况下，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没法继续往上爬，只会一直做些不突破能力边界的事情。”

她认为，存在两种职场：一种以媒体为代表，员工需要自驱力很强，但同时又总是在单打独斗，她评价为“太过自由”。另一种则是企业。“这很看你的团队领导，如果是中层，可能受高层人事斗争的影响，而且企业里的职务偏执行，晋升预期更可控，但你不需要太多想法和发挥空间。”

Point 6虽然厌恶“996”，但他们未必真的在逃避加班

曾引发广泛争议的“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仍受到大部分受访者的负面评价。各资历组都有超6成人不认同这种制度。其中，30岁以上受访者更坚决，共有66.7%不支持“996”。但总体也有22.6%受访者认为这事不好说。

在北京传播行业工作的徐婉可能更能体会“996”。她的丈夫在当地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就职，几乎每天都加班，这对未满30岁的夫妻因此过上了带“时差”的日子。“在互联网大厂，996是常态。”徐婉说，但她又补充道，虽然不在这类企业，但她本人完全接受为了项目加班。

徐婉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完善的福利制度会减轻一些年轻员工的生活成本，造成“自愿加班”的现象。“这些人大部分是毕业不久的独居青年，喜欢每天在公司从起床待到睡觉……三餐免费，健身房休息室一应俱全，合租的单人卧室步行就能到达，换作我一个人，也愿意从早到晚待在公司。”

至于下班后的时间，82.2%的受访者希望不要再有工作找上门。我们发现，48.1%的20岁一代会惦记工作，而30岁一代受访者责任感更强，下班后愿意付出时间完成职责的人占比67.8%。

不过，加班可能也得分场景。曾到技术公司工作的李想观察到，业务中心的人要相对轻松一些，研发岗位工作得更久。

21至39岁受访者中，超过半数都非常厌恶完全在磨时间的加班。李想直言：“这没有意义。”但如果是为了完成工作，24.9%的20岁一代职场人就不在乎。在徐婉看来，他们这年纪应该为生活打拼，35岁以前会走一步看一步。

20多岁的职场人也能为了实现目标而“循序渐进”，69.1%的受访者能够忍受从打杂、支援型工作做起，但13.2%的人认为这不太符合他们的意愿，其中，79%的人认为可以接受在学习阶段干杂活，一旦认为自己具备了相应能力，就不再愿意继续“被安排”。

但不是谁都想好了干什么、怎么奋斗，没有目标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在机械生产这行做文职的于重远就是一个例子。因为特别讨厌应酬，他不想升职。“我做事不主动，搞人际关系也不行，给我做领导职位，发挥不好还压力贼大。”于重远说，他确实有焦虑，比如如何和家长相处、害怕职场工作内容变动，但都不紧迫。

从出生到工作，他从未离开上海。“我这人就是超怕麻烦，超没毅力。”于重远半开玩笑地说。他表示，身边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平时见缝插针地“摸鱼”（指在工作时间偷懒、休息）。

资深HR刘媛媛认为，一个团队中应该有不同类型的成员，不是人人都非得当leader。即使是支援型的行政工作，也是在起到维持团队运转的作用。

Point 7理想的职场，也不是虚无的乌托邦

以下不同的职场想法，你认为什么样的描述更适合你？

 一旦下班，我希望不要有工作找我

下班后，我也会惦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愿意付出时间 

工作只是我個人价值的一部分，我也有别的事/兴趣，去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比起薪酬福利，我更看重个人职业发展方向 

完善的薪酬福利制度、明确的晋升路径，才能让我有动力工作

在你所處的职场环境中，有你欣赏/想成为的人，或者有你羡慕的生活方式吗？

你理想的职场具备哪些特质？

你目前职位的年假天数？

你理想的年假天数？

受访者薪资、负债与可支配收入

川川毕业于社会工作专业，此前一直为公益组织工作，这让她更擅长从社会层面思考解决方案。她联合一些关注性别平等、提供法律咨询的公益组织，设计了一套针对性骚扰的“开源工具包”，未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链接免费下载资源。她也认为，企业制度与员工沟通都很重要。

“我们说起职场幸福感也好，职场性骚扰也好，可能很多时候都把个人和组织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我们让个人独自走太久走太远了，是时候组织要发力了，让那些漂浮在空气中的价值观真正落实下来。”川川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于重远、何皎、林波、田靖容、李想、何承君叶彤、小佑、徐婉、川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