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裂实力”到“通实力”：战后国家实力演变

李振福

【摘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实力形式不断演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历了由“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到“巧实力”的演化，并通过分化、战争、诱导以及软硬兼施等方式，不断制造冲突，以从中谋取国家利益。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原则。然而，近来西方舆论却对中国强加“锐实力”标签，指责中国对其他国家不断渗透甚至霸凌。面对西方舆论的歪曲，中国应大力发展符合传统价值观念且满足世界人民需求的“通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

【关键词】国家实力  “硬实力”  “软实力”  “巧实力”  “锐实力”  “通实力”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30.0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重塑让世界各国意识到了国家实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作用。对于国家实力的概念，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将其定义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动的力量”，美国“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权力和相互依赖》中将其描述为“对资源的控制力或者影响结果的潜能”。以此概念为基础，诸如“软实力”和“巧实力”等已被广泛接受的国家实力形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结合当时国际发展趋势，对国家实力内容所进行的提炼。“软实力”是国家使用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资源，吸引、诱导、说服他国服从自己的目标，从而利己的能力;“巧实力”是国家使用支配性实力并结合诱导性实力，对他国进行威逼利诱，一边维护自身形象一边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能力。这两种国家实力形式分别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以及美国形象在对伊战争期间大幅下降后提出的，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国家实力解读。这充分说明，国家实力依据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目的，主要表现形式会随之发生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通过使用现有资源，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面对西方学术界不断提出的国家实力形式，中国学者以促进国家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为基本出发点，积极对现有国家实力进行分析和总结。蔡拓、杨昊（2011），章一平（2006），刘再起、徐艳飞（2012），张磊、胡正荣、王韶霞（2015），叶自成、陈昌煦（2015），高宏强（2008），武铁传（2009），张殿军（2011），张文富、徐刚（2016），王霄巍、王甜（2009），洪晓楠、李琳（2014）等从不同角度对不同阶段的国家实力进行了研究。

然而，在中国学者积极研究国家实力并努力将其付诸于实践时，2013年约瑟夫·奈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俄罗斯不了解软实力》的文章，否定了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进西方“软实力”概念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极为不利，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实力话语体系。于是，中国著名学者张立文教授在“和合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融突和合的“和实力”概念。此后，国内相关学者纷纷响应，莫林虎（2015）、徐进（2015）、叶自成和龙泉霖（2015）、洪晓楠（2016）等对软实力等国家实力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和实力”给予肯定。

“和实力”虽受到国内部分学者的认可，但并未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也未受到国际社会认可。面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亟需通过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促进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经济水平下的国家间的沟通联接，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通过对二战以来国家实力演变形式的梳理发现，世界需要一种互联互通的力量，即符合未来发展需求的“通实力”。

西方大国已有国家实力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与总结

国家实力的概念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国民需求的改变而不断转换其主要输出形态。二战结束前，国家为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而不断发展以扩张和扩充为主导的国家实力，即“扩实力”;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国家实力到达发展的井喷期，西方列强为了避免再爆发不必要的冲突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先后发展和使用了以分裂、强制和诱导为主导的国家实力理论，即“裂实力”“硬实力”与“软实力”;在单一国家实力无法为西方国家取得利益时，西方大国基于所处的国际环境，开始发展软硬兼施的国家实力，即“巧实力”。通过梳理国家实力的主要发展脉络，可以更加直观地认识到国家实力在国际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能够有效辨析西方“锐实力”与中国“通实力”的本质差别。

从二战结束前的“扩实力”到二战结束初期的“裂实力”阶段。“扩实力”主要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是国家之间通过战争和人类活动等手段，以满足本国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为目的，掠夺、索取、占有资源的国家实力形式。通过国土扩张，可以增加国内自然资源的储备量;通过扩充军事力量，可以提升国家的国际话语权;通过综合资本的不断积累，可以增加国家往来的贸易量。所以，“扩实力”是满足国家建设基本需求的原始国家实力形式，是符合传统国家崛起要求的国家实力。两次世界大战是“扩实力”充分彰显的时期，各国为扩张势力范围或为抵抗他国的扩张而进行激烈的争夺。

“扩实力”符合这一时期国家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不适应国家发展和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此，国家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不断演化和具体化，在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同时，为使用国谋取最大的利益。

“裂实力”是二战后国家实力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接连经历战争的洗礼后，西方列强已经无力再承担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消耗，但是为了在世界政治舞台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自己手中已掌握的资源和權力，在有历史渊源但制度、信仰等存在差异的地区，以“伪调节”为手段，刻意制造分裂。“裂实力”是一种通过军事援助、经济资助等方式间接从冲突双方获得利益的国家实力形式。“裂实力”成为西方列强在战后控制其他地区并源源不断为其带来国家利益的国家实力形式。

首先对“裂实力”加以应用的国家是英国。英国通过大航海时代对“扩实力”的有效应用，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广袤的殖民地。但是随着世界大战的发生，英国被欧洲主战场所牵制，中断了对其所拥有的殖民地的统治。迫于《大西洋宪章》的规定限制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英国不得不同意向其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移交政权。但是，英国为了能够在从印度撤离后依旧保持对印度地区的控制权，利用自己一手制造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教派政党矛盾，以“蒙巴顿方案”推动印度地区独立，继续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蒙巴顿方案”将英属印度地区一分为三，即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以及王土公邦。规定中标明，王土公邦有权自愿选择加入上述两个国家，或者依旧同英国保持旧有关系。由此一来，印度两大教派政党围绕着国家统一或分治，以及争夺王土公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虽然，绝大多数的土邦加入了印度，但是原北部土邦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围绕着克什米尔地区，印巴两国先后发生过三次战争，而英国此时则借以调停冲突为由趁机介入原英属印度区域事务，以获取其在撤出印度地区后的最大利益。

紧随英国之后积极使用“裂实力”的国家是美国。由于远离欧洲地区主战场，美国的综合实力在世界大战期间被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在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美国建国较晚，相对于传统的欧洲列强来说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发展“扩实力”。于是美国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源源不断地获得利益，其借由二战后强大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凭借战胜国主要代表的身份，或间接通过协同英、苏等国操纵联合国，介入地区争端，制造分裂或分化。亚欧大陆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核心区域，因此，其“裂实力”的使用区域也遍布西欧至东亚。其一，美国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西欧与东欧对抗的开始;其二，美国以联合国之名分裂巴勒斯坦，诱发巴以冲突;其三，美国再借联合国之手阻碍朝鲜统一。

“裂实力”为英美等列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国家利益，也在国际社会发展中留下了后患，诸如东西德经济发展不协调以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等。东西德合并后，由于经济实力相差极其悬殊，且两地货币兑换率不切实际，令东德工业竞争力大幅下挫，经济出现重大损失。时至今日，东德仍需借助每年1000亿欧元的特殊补助来恢复和重建，而援助东德亦使西德资源紧缺，最后导致不少最初受东德政府支持的亏本工业需要私有化。而在朝鲜半岛，美国的“裂实力”危害更加深远。朝鲜一再重申，只要美国不放弃敌视朝鲜政策，朝鲜也就不能放弃核遏制力。这使得联合国不得不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以遏制朝鲜的核导开发计划。

二战后初期的“硬实力”发展阶段。“裂实力”的出现为美英等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在英美国家势力边缘或已超出其势力覆盖范围的地区，仅仅凭借“裂实力”是无法长久获取利益的。因此，以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为主要构成的“硬实力”，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实力的主要表现形式。

“硬实力”绝不仅仅是美英等国的专利，由于世界大战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对全世界的影响，“硬实力”成为矛盾双方解决问题以及利益争夺的直接手段。约瑟夫·奈将“硬实力”描述为“通过惩罚的威胁或回报的承诺迫使他者去做本来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典型方式就是“军事大棒加经济胡萝卜”。而在这一时期，“硬实力”使用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托管地区，如朝鲜半岛以及越南等。

虽然“硬实力”可以实现国家的利益目标，但是其负面影响有时远超其所带来的利益。对于朝鲜半岛，“硬实力”的强制干预使得半岛至今无法统一，并且“硬实力”惯性使得朝鲜至今都在投入大量资源于军事设备的研发上，朝鲜半岛南北冲突使得东北亚局势飘忽不定;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在越战中赢得了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不单单是战略和政治的胜负，更是美国在越战中应用的“硬实力”违背了国内人民的意愿，并与世界人道主义相悖。

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软实力”发展阶段。“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发展是交叉进行的。“软实力”概念的萌芽始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系统化、理论化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将其界定为“同化式实力”，在国家层面上，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他人，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结合国家实力的概念，可以将“软实力”理解为，国家通过综合运用国内的文化、制度等资源，向他国输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等，以达成影响甚至控制他国为目的的国家实力形式。

不同于“硬实力”使用激进的方式达成目的，“软实力”往往从内部影响、控制甚至瓦解目标。美国对苏联的瓦解是“软实力”的代表作。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由15个权力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按照自愿联合的原则组成的。二战后，丘吉尔发表的“铁幕演说”以及美国的“杜鲁门主义”前苏联倍感威胁，同时，因为伊朗石油问题以及希腊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美苏各自所在的集团分别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形成苏美的冷战对峙局面。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的干涉，虽然此举结束了社会主义中极不正确的霸权主义，但是却将苏联本就脆弱的“软实力”暴露在西方思潮之下。随着开放性政策的日益深入，西方思想不断渗透，苏联的历史问题被逐渐揭露，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民心涣散。东欧各国在美国巨大的经济利益引诱下，爆发颜色革命，发生了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巨大震荡，苏联也于1991年宣布解体。

“软实力”的作用进程虽然缓慢，但是其作用效果却是不可逆的。苏联的解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打击，究其原因，除了内部的贪腐外，最重要的是苏联在发展的中后期不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不断被西方势力渗透。在种种压力的影响下，干部以及群众思想变得愈发混乱，最终使共产主义思想产生动摇。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执政者发现并企图解决问题时，一切已然不可逆转。

始于本世纪之初的“巧实力”发展阶段。“巧实力”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于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并在此后由约瑟夫·奈等人加以完善。由于当时的美国正陷在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之中，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即片面强调硬实力的侵略性单边主义战略，使美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国家实力受损严重。而“巧实力”的概念切中时弊，所以一经提出立刻受到了美国政界和专家的赞许和欢迎。

约瑟夫·奈认为，“巧实力”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体，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工具箱。它既强调强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同时也极其关注联盟、伙伴关系和各个层次的协调机制，目的就是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并建构美国行为的合法性。2009年，在小布什结束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后，奥巴马接过了急需改变外交政策的美国，而“巧实力”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美国恢复其全球领导力的主要手段。

“巧实力”旨在利用一切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外交将在奥巴马政府中占主导地位。奥巴马上任后，改变了在小布什时期单纯依靠“硬实力”的外交政策，开始将更多的“软实力”融入到外交政策中。在“软实力”的运用上，为了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奥巴马先后访问了土耳其、沙特和埃及，并表示“美国永远不会与伊斯兰世界开战”，他在开罗大学演讲时大量引用《古兰经》中的经典词句，展现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寻求新合作的诚意。奥巴马政府表示愿积极推动巴以和谈，将塔利班温和派视为可以争取的力量;表示愿与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古巴和朝鲜等国家领导人进行“无条件”对话;下令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访问拉美国家，强调与拉美各国“平等的伙伴关系”;重启与新兴大国俄罗斯的关系，等等。奥巴马在外交事务中对“软实力”的合理利用，使得世界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谦逊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对于“硬实力”的使用。奥巴马宣布向阿富汗增兵，并不断加大打击塔利班“顽固派”和“基地”组织的力度;针对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以文字形式承诺将动用包括“核保护伞”、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全方位军事力量向韩国提供“延伸遏制力”。奥巴马政府通过对“巧实力”的运用，带领美国朝向“聪明的大国”迈进。

然而，“巧实力”虽“巧”，但其关键在于“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投入比例，投入比例的偏差会使得“巧实力”的作用效果產生较大差异，甚至出现负向影响。奥巴马政府在巴以和谈的处理上没有任何创新，并且由于美国过多地向巴勒斯坦以“硬实力”施压，而使得阿拉伯国家大失所望;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没有因为奥巴马的新战略得到好转，反而因为增兵的做法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巧实力”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早期和晚期作用效果的差异，也说明了“巧实力”战略的局限性。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实力”外，从“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到“巧实力”，都直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国家、集团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实力形式不断发生变化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实力不能单单依靠强硬手段，而要通过改变国家实力的作用理念，提出和发展适应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国家实力观。

“通实力”的提出

“和实力”的基础贡献。“和实力”的提出，是中国对国家实力观的重要贡献。“和实力”是由中国著名学者张立文教授提出并完善的国家实力表现形态。在约瑟夫·奈否定了中国对“软实力”理解的同一年，张立文教授基于“和合学”发表题为《和实力的意蕴与建构》的文章，正式提出“和实力”理论。“和实力”是指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的融突和合。2015年，张立文教授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专访时，将“和实力”的概念扩充为“是军事、经济、话语、制度的融突和合，以及在融突的实践交往活动中和合为一种新实力”。

“和实力”是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传承。首先，“和实力”符合我国一贯的国家政策和主张，符合我国在处理国际间、地区间以及民族间问题时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战略思维;其次，“和实力”是中国用自己的话来概括和阐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再次，“和实力”是对中华民族“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价值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最后，“和实力”体现的是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虽如此，“和实力”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其一，“和实力”来源于中华传统中的“和合学”，主要体现的是中国的价值观。所以，中国以“和实力”影响世界的同时，也易被西方国家妖魔化。其二，按照张立文教授的定义，“和实力”“是军事、经济、话语、制度的融突和合，以及在融突的实践交往活动中和合为一种新实力”。这一概念其实延续了“巧实力”的定义逻辑，依旧强调对各种因素的融合，只是融合的力量更多元而已，依然是以自身国家或行为体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没有进阶到各国或各行为体之间互联互通、互利互惠的模式。

因此，在保证中国国内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需要在“和实力”的基础上进行延展，搭建不同价值观体系间沟通的桥梁，增加世界各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于是，符合世界发展需求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通实力”，将作为联结的纽带，成为国际社会国家实力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通实力”的概念和内涵。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人、财、物以及信息等在全球加速流动，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空前紧密、利益共生不断深化。这种互联互通的状态也在重新界定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实力、权利、利益、责任等概念。在国家主权根本原则不变的条件下，国家实力、权利、利益、责任等日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关联性特征，国际关系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关联国家实力、关联权利、关联利益、关联责任等。以邻为壑、排他结盟、独占独享等陈旧观念和做法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小多边封闭政治集团、排他性贸易集团、针对他方的对抗式军事结盟体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贸易主张以及文明冲突思维等已成为互联互通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阻碍因素。以“通”为思想内核的“通实力”理论，主张冲破主从之分、阵营之别的思想藩篱，强调各国人民交往、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化交流，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将成为推动互联互通深入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劲驱动力。

“通实力”是指利用自身经济、文化、外交、制度等资源，促进国家内部、国家与其他国家间以及世界各国各地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沟通、交互、理解，是符合世界发展需求和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互利共惠的国家实力形式。不同于“软实力”等国家实力的冷战色彩，“通实力”更强调“多元”而不是“二元”，更强调“对话”而不是“冲突”，更强调“理解”而不是“取代”，更强调“互惠互利”而不是“损人利己”，是一种为实现多赢目标的国家实力形式。

不可否认，世界各个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家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影响因素。以往经典的国家实力概念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国际关系现状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通实力”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每个国家都会在复杂关系网络中发挥影响作用，关系的强弱也在复杂网络关系中不断变化，外部环境或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改变也会影响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一观念摒弃了单极主宰世界的惯性思维，波动、转化与联系成为“通实力”的主要特质。构成的复杂关系处于同一维度的考量范围内，不会出现双重的判断标准，真正形成国家实力在对比中衡量的局面，网络的核心成为重要的实力点。然而，关键节点也并不意味着唯一，谁都有机会成为世界关系的关键点。可见，“通实力”的构建并非空想而成，而是基于对经典实力观的总结概括，抽取国家实力观的本质要素而形成的更具广泛应用的实力理论。“通实力”理论继承了传统经典实力观的发展理念，又进一步从本质上解释了实力的含义与特质。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以往国家实力形式的内涵可以看出，“扩实力”“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以及“和实力”都是“通实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不管是“扩实力”“裂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还是“和实力”，都是通过实现“通”来达到国家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扩大的目的。其中，“裂实力”看起来是要切断两个行为体的联系，是“不通”，但这种西方国家依靠“不通”而造成的自身影响力的扩大，也正是“通”作用的体现，使其“不通”，让其发展受阻，正说明使用者认识到“通”的巨大作用。所以说，“不通”也是一种“通”。

“通实力”在思想内涵上更加强调“通”的程度和“通”的广度。主要体现在四“通”上。即通“经”、通“惠”、通“德”和通“权”。对于通“经”来说，地缘经济合作是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沟通交流的渠道，是世界各国进行交流的前提和保障;所谓通“惠”，就是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贸易、资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让各国共享世界发展成果;通“德”强调各国致力于为全球课题贡献力量，强调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如果说通“德”的构建，能够让其他国家了解和接受本国;通“权”则更强调符合全球化背景下自由市场竞争的要求，也要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要求。

“通实力”是对 “锐实力”的有力回击

“锐实力”是西方学者和媒体继“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理论后，又一强加给中国的标签。“锐实力”一词首见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在2017年12月初所发表的一篇长达156页的主题报告，名为《锐实力：上升中的集权主义影响》。而同期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将“锐实力”作为封面专题，并首推《中国的锐实力，西方难以抵挡？》一文，将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成功、外交建设的成果以及文化建设的成绩，错误理解为中国正试图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以贿选、经济威胁等“尖锐”的方式渗透甚至霸凌他国。

很明显，“锐实力”是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诬陷。随着中国与俄罗斯的崛起，中俄话语权的提升使得西方原有的国际地位发生动摇，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引发了西方尤其是西方精英界深度的“战略焦虑”。为了应对冲击同时维护自身的国际话语权，西方舆论盲目地将中国积极利用的国家实力定义为危害他国的力量。这是继提出“软实力”与“巧实力”之后，又一个在西方经济低迷、政治体制弊端丛生、社会价值观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以西方国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通过设定假想敌，促进国家内部团结的纯粹西方式做法。

从根本上讲，“锐实力”不能算作一个完整的国家实力观，只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正常外交的一种曲解。所以对于“锐实力”反击的最有力方式不是说“锐实力”为什么是错的，而是要对目前的国家实力发展阶段进行正确解读，来说明“锐实力”只是一种错误说法，根本称不上是一种国家实力形式。

通过对国家实力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可以发现两点：其一，已经存在的国家实力形式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霸权主义根据自身的利益所提出的;其二，西方提出的国家实力中含有浓厚的冷战色彩。而在西方舆论为中国添加的“锐实力”标签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冷战思维影响了西方对中国实力的理性判断，盲目的指责反而将西方在中东地区推行“锐实力”的行径暴露无遗。在中东地区连年战乱，伊朗、朝鲜半岛核问题威胁世界安定时，需要一种声音和力量推进世界和平发展，所以“通实力”是应时代需求而出现的。

“通实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实力。它以搭建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基本需求;以发展惠民为基本目标，让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以互惠互利的经济发展为使命，满足世界发展的基本需求;以搭建沟通桥梁为主要目的，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以沟通协商为基础手段，促进冲突双方、争议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以和平发展的世界政治环境为核心，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北极航线战略与海洋强国建设研究”与大连海事大学重点科研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ZD170、3132019307;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关静荣、刘永麟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Morgenthau， H. J.， 2005，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738-740.

Keohane， R.O. and Nye， J. S.， 2004，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158-165.

蔡拓、楊昊，2011，《试析“硬实力”困境》，《现代国际关系》，第2期。

章一平，2006，《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现代国际关系》， 第11期。

刘再起、徐艳飞，2012，《软实力是影响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江汉论坛》，第3期。

张磊、胡正荣、王韶霞，2015，《“软实力”概念在中国的挪用与流变——基于学术话语、媒体话语和官方话语的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叶自成、陈昌煦，2015，《从美国“软实力”到中国“柔实力”——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评析》，《国际观察》，第2期。

高宏强，2008，《中国睦邻外交中软硬实力的构建角度》，《前沿》，第4期。

武铁传，2009，《论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辩证关系及意义》，《理论导刊》，第5期。

张殿军，2011，《硬实力、软实力与中国话语权的建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7期。

张文富、徐刚，2016，《软实力、硬实力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学术论坛》，第11期。

王霄巍、王甜，2009，《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的实质》，《和平与发展》，第6期。

骆郁廷，2010，《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与中美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5期。

洪晓楠、李琳，2014，《约瑟夫·奈的“巧实力”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江海学刊》，第3期。

Nye. J. S. ， 2013， "What China and Russia Don't Get About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April 29.

莫林虎，2015，《“和实力”可作为国家战略思想进行建构》，《人民论坛》，第19期。

徐进，2015，《中国外交的“和平牌”与“和实力”——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人民论坛》，第19期。

叶自成、龙泉霖，2015，《中国和实力的战略深意》，《人民论坛》，第19期。

洪晓楠，2016，《和实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文化学刊》，第10期。

张立文，2016，《“和实力”与“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人民论坛》，第7期。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