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年来台湾电影的脉动

王 帅

(淮阴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大众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勃兴，以及对大陆电影市场的考量等多重因素，台湾电影步入一个新的转型阶段，众多影片文本不仅显影出这一时期台湾社会民众集体意识的复杂而多元的面向，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质，并且展现出当下台湾电影人创作理念的微妙转变。

一、推进文化认同，折射社会变迁

近年来，台湾影坛涌现出一系列正面探讨本土化与中国化认同迷思的台湾电影，这些影片折射出社会变迁及其所导致的台湾民众主流意识的变化。

其一，族群融合的呈现。台湾社会的族群矛盾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刻意的人为建构中形成的。“解严”后，随着政治氛围的日渐宽松，之前被“消声”的族群问题逐渐成为电影创作的热门议题。《悲情城市》《超级大国民》及《天马茶房》等影片纷纷采用“本省人”的叙述视角，审视并质询着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而《老科的最后一个秋天》《海峡两岸》及《暗恋桃花源》等影片则进行着“外省人”的离散叙事，着力于调解族群矛盾。总之，这些电影中的族群认同，由于创作者视点的不同，衍生出多元驳杂的身份诉求与认同话语。

随着社会的变迁，近年来不同族群之间民众互相通婚的情况日益普遍，“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群属界限不断模糊，族群认同问题被归纳在以“爱台湾”为旨归的“台湾主体意识”之下，族群融合成为当下台湾民众的共同愿景。《不老骑士——欧兜迈环台日记》中的建华爷爷、达基爷爷和德玉爷爷是“外省人”，玉宝爷爷、弘道爷爷和团长赖清炎爷爷则是“本省人”，他们互帮互助，一起完成了“挑战80，超越千里”的环岛征程。该片导演华天灏在接受访谈时指出：“60年前他们见面是在战场，60年后他们一起骑车环岛旅游，命运很神奇，这几乎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事情。”并表达了对族群融合这一现状的喜悦：“在《不老骑士》里，有很多本省(人)、外省(人)的互动，而且互动非常好，所有团员都非常尊敬团长，而团长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族群上、文化上、宗教上……我在剪接时，想要凸显不同的族群、历史相处很融洽这件事，当然这件事是事实。”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走出五月》《白天的星星》《暑假作业》《阿嬷的梦中情人》等影片均在不同程度上夹带着促进族群融合的意识，积极推动着跨族群认同的达成。

其二，文化认同的推进。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ECFA协议的签订推动了两岸电影业的合作，促进了两岸文化间的互动与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时期台湾电影里的中华文化认同建构。

《宝岛大暴走》和《宝岛双雄》等影片以“大陆民众赴台旅游”作为情节模式，塑造了有情有义的两岸民众形象，内在涉及的情感涵盖了友情、爱情、亲情等多重向度，体现出海峡两岸民众间无法切割的情感关联。《Love》《饮食男女：好远又好近》《对面的女孩杀过来》《痞子遇到爱——爱在垦丁》及《大喜临门》等影片以“两岸恋情”作为情节模式，积极挖掘两岸民众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层面的共性，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对话融合，实现了文化认同的对接。《为你而来》《追爱》《回到爱开始的地方》及《河北台北》等影片以“台湾民众到大陆寻根”作为情节模式，展现的是台湾年轻一代采取主动的姿态替代父辈前往大陆寻根，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台湾年轻人对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同根同源的体认。此类影片均在人物关系上设置两岸双主角，叙事空间涉及两岸双城或多城，剧情中巧妙融入两岸文化的勾连，致力于唤起海峡两岸共同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情感，积极推进着中华文化认同的达成。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台湾电影人用影像观察并记录着社会变迁的历程以及主流民意的变化，以相对平和的创作心态提供了多方视点，发展和深化了台湾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

二、关注普通民众，倾注人文关怀

近年来，台湾岛内蓝绿实力的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政局持续动荡的同时，民怨也持续累积，各种社会运动层出不穷，萎靡不振的经济状况导致失业率不断上涨，“太阳花学运”、捷运凶杀案、澎湖空难等事件的接连爆发也不时刺激着民众的敏感神经。在此背景下，台湾电影人着力于表现当下时空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倾注悲悯的人文关怀。

其一，聚焦普通民众生活，凸显人文关怀。《鸡排英雄》中“八八八”夜市的摊主和员工们都是乐观开朗的好心人，他们即便贫穷也会在每周三做善事，免费请清洁工们吃饭，所以当夜市遭遇不法拆迁时，大量民众纷纷赶来支援，最终成功守护了夜市。该片既表达了“善有善报”的道德观，又传达出对本土文化的守护意识。对真善美等核心价值的倡导有效地凝聚起社会共识，并践行了近年来台湾社会一直宣扬的“全球情感、在地精神”的文化理念。

一些侧重于针砭时弊的影片，却有意识地软化了人物与现实世界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贫民英雄》与《行动代号：孙中山》等影片以喜剧的方式展现病态社会的各类丑恶现象，在虚构的情节中对社会现状进行幽默化的讽喻和指涉，使其格调严肃又不至于压抑，而是充满温情。《贫民英雄》中的每个人都为发财致富而不择手段，影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人性的虚伪与贪婪，但绕过了对这种卑劣人性形成原因的社会根源进行深入探讨。《行动代号：孙中山》中的国中生阿左与小天，年纪轻轻却因生活的贫困而日夜忧思，为了争夺变卖孙中山先生铜像的权利，进行了一场关于“谁更穷”的比赛，一种对人性善良和理性力量的怀疑态度通过他俩略显荒诞的举动散发出来。创作者重点倾注人文关怀，却收敛了批判的锋芒，未对尖锐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剖析。

其二，关注边缘人物，倡导多元文化。台湾本地居民的人口总数仅占台湾总人口比例的2%左右，相对于汉人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边缘位置。《赛德克·巴莱》《灵魂的旅程》及《太阳的孩子》等影片都以本地居民作为叙事主体，致力于呈现本地居民丰富多样的面貌。《赛德克·巴莱》既解构了此前电影中本地居民愚昧、落后、残暴的“野蛮人”形象，又对本地居民英勇的抗争精神进行了高度赞扬。《灵魂的旅程》不仅探讨了本地居民青年在台北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境，还表现了当局对阿美族部落的强制拆迁，传达出对本地居民族群遭受压迫的深切同情。《太阳的孩子》通过展现Panay的反抗行动(阻止汉人当局侵占本地居民土地)的无效性，呈现出本地居民面临的艰难处境。

由于自身条件受限，残障人士在工作、生活、感情等方面会遇到很多困难，容易沦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带一片风景走》不仅真实地呈现出小脑萎缩患者秀美的生存状态，还以温情的方式展现出患者家属的内心世界，从而肯定了家人的爱与陪伴是患者对抗疾病折磨的一剂良药。《逆光飞翔》展现出视障人士裕翔对命运不妥协、对未来有期待的乐观态度。此类影片的相继涌现，让残障人士这一边缘群体得以显明化，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残障人士人权保障的关注度。

作为以出卖色相和身体来谋求生存的一个群体，性工作者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并遭受人们的蔑视和指责。《黑猫大旅社》《醉·生梦死》《第四张画》《拍卖春天》《你现在在哪》《天亮之前》等影片塑造了有情有义且敢于追求爱情的妓女形象，解构了以往影像中其下贱且卑劣的刻板印象，凸显其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肯定了性工作者作为“人”所具有的正能量的一面。通过关注她们在现实压迫下的挣扎以及漂泊中的困顿，表达出电影创作主体强烈的悲悯意识。

总体而言，对多元价值的倡导以及对人权保障的关注，表明台湾电影人对各种社会诉求不断进行着积极的思考与回应。此前十多年里，许多台湾电影人热衷于参加国际电影节，那时，他们关心的不是本土的民生疾苦，而是国际影展评委们的审美喜好。如今，台湾电影人目光向内、回归本土，这是值得大加肯定的。

三、保持艺术品格，对接商业美学

台湾20世纪80年代的新电影运动与90年代的新新电影运动所创作的影片，都比较推崇精英主义思想和作者论创作法则，重视电影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表达而忽视其娱乐性与商业性的挖掘。其间所创作的影片虽然国际能见度较高，不断斩获国际影展大奖，但在台湾电影市场却曲高和寡，以至于造成了观众对本土电影的逐渐离弃。近年来，台湾电影人的创作理念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类型元素的混搭与叠加，既可以丰富电影的表现形式，也能够强化影片的观赏性，从而满足不同观众的多元文化诉求与审美喜好。

以喜剧片为例。爱情轻喜剧是喜剧片与具有圆满结局的爱情片(不包括悲剧性的爱情片)相嫁接形成的喜剧亚类型样式。这类影片主要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讲述美好纯真的爱情故事，不仅融合了两者各自的特点，还拓宽了两种类型的受众群。《海角七号》《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一个人咖啡》及《我的少女时代》等影片采用“欢喜冤家”或“两男追一女”的情节模式进行叙事，并结合夸张、错位、变形等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不仅营造出温馨又欢快的氛围，还成功激起了观众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之情。

市民喜剧是反映市民生活的伦理片与喜剧片相结合而产生的喜剧亚类型，此类影片往往将镜头聚焦于草根民众的生活，以喜剧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生活状态。《阵头》《大尾鲈鳗》《总铺师》及《人生按个赞》等影片以诙谐幽默的叙事方式切实触及当下的民生，探寻着生命的意义以及人生的价值，敏锐又准确地捕捉到了台湾社会文化发展的脉搏，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喜剧片与具有阴暗、悲观、恐惧等情绪为特征的黑色电影相嫁接而形成的黑色喜剧，能够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感、人性的多元面向，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引发观众对混乱的世界、崩溃的道德以及复杂难测的人性进行反思。《青田街一号》《楼下的房客》《一路顺风》及《大佛普拉斯》等影片运用喜剧的方式展现世界的荒诞与人性的幽暗，蔑视与嘲笑各种戒律和禁忌，引领观众思考并选择自己的人性归属。

在台湾政局不稳、经济衰退的社会背景下，喜剧电影往往融合了青春、爱情、搞笑、励志乃至惊悚等元素，根植于现实生活，展现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承担着释放不良情绪、宣泄心理压力的重要功能，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市场表现良好。对接商业美学并强化观赏性，有助于台湾电影增强市场竞争力与艺术生命力，也是对此前有所偏颇的电影观的必要的矫正。

近年来，台湾电影呈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其一是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地反映当代本土民众的生活状态，折射社会变迁并彰显时代性；其二是倾注悲悯的人文关怀；其三是不断探寻着适合主流电影市场的影像表现形式，在保持电影的艺术品格的同时，注重商业美学的对接与观赏性的强化，致力于创作出能够满足广大观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