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艺术电影发展的产业化路径

井延凤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仅就电影产业而言，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对电影的差异化、多样化需求与我国电影产品供给的单一化、同质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艺术电影发展的不充分造成的。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电影既具有工业属性，又具有艺术属性，两者犹如马之两骖，不可偏废。而以探索性、实验性、主观性为特质的艺术电影，在电影风格的探索和突破、电影语言的创造和更新、电影表现主题的开掘和拓展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换言之，艺术电影是电影产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养料和动力，只有艺术电影充分发展，整个电影产业才能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艺术电影充分发展的重要途径则是艺术电影自身的产业化，那么，目前中国艺术电影的产业化进程如何？与先进国家相比有何差距？中国艺术电影应采取何种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化路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提供合理化的路径策略。

一、困境与机遇：中国艺术电影产业化现状

中国电影产业化真正的开端是在2003年。这一年，广电总局密集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电影的条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20号令《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这个规定的颁布实施意味着中国电影在制片、发行和放映诸方面彻底打破了国有制片厂的垄断，民营企业可以进入电影行业成为投资、制作和放映的主体。事实上，在此之前电影行业已经开始了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以1993年和1994年广电总局先后颁布实施的《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为标志。不过，此一时期中国电影行业虽然已逐步市场化，但国有电影制片厂依然是电影制作的主体。一些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电影院校毕业的导演，因无法获得体制内拍片的机会，或者自己筹措资金，或者利用民间投资和境外资本，拍摄了不少具有探索性和主观性的艺术电影。由于无法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获取公开放映的机会，这些影片主要通过参加国际电影节(展)和地下的小规模放映收回成本和获取回报。这样的违规拍片、送展行为造成了电影创作者与相关管理部门的紧张关系，一些导演一度被禁止拍片。评论者将这些艺术电影称为“独立电影”或“地下电影”。这些影片虽然制作粗糙、风格小众，但却在中国电影题材的拓展、表现手法的创新、国际关注和声誉的提高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艺术电影的这种遭遇在前文所述的2003年得到了彻底改观。随着20号令的颁布实施，中国电影开启了产业化之路，“地下”导演的创作禁令被解除，艺术电影开始汇入产业化大潮之中。但面对商业电影巨大的票房号召力，原本就属于小众的艺术电影的产业化之路并不平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艺术电影发行、放映院线的缺位。2006年12月由贾樟柯的艺术电影《三峡好人》选择与张艺谋的商业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日上映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是凸显这一问题的代表性事件。对于何以如此选择，贾樟柯是这样解释的：“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样的言论和姿态使得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矛盾公开化，贾樟柯认为张艺谋借助行政资源垄断院线，《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制片人张伟平则认为《三峡好人》的票房失败应从自身找原因，并嘲讽了《三峡好人》获得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含金量。抛开这次冲突中的个人意气，我们可以看到在艺术电影院线缺失的境况中艺术电影生存空间的狭仄。如果艺术电影有相对完善的发行和放映院线，这样的冲突原本不会发生。联系《三峡好人》最终200多万元的国内票房和《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2.91亿元的国内票房，以及影评人和知识精英对《三峡好人》的一致好评和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诸多批评，还反映出优质艺术电影在院线缺失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即观众基础的薄弱，这也是影响中国艺术电影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中国艺术电影的工业体制也不够完善。许多青年导演获取资金的渠道非常有限，在完成创意之后，他们主要通过参加电影节(展)争取投资，渠道非常单一且往往无法争取到相对充分的拍摄资金。此外，他们在具体的拍摄、制作过程中也没有专业成熟的团队，影片的拍摄质量和艺术水准很难得到保证。在这样的境况下，结果大概率是最终的成片既无法赢得国内观众，也无法参与国际竞争。贾樟柯艺术电影的成功在中国电影史上几乎是一个例外，除了导演个人的才华之外，国际化、专业化的制作团队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不但保证了贾樟柯每一部电影的制作水准，也保证了其电影在国际艺术电影中的竞争力，甚至形成了独特的贾樟柯品牌。为贾樟柯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部电影《小武》(1998年)，虽然拍摄资金非常有限，但摄影师余力为有着良好的国际电影教育背景，他毕业于比利时国立电影学院电影摄影系，且与贾樟柯在电影理念和审美上有高度的默契。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这部电影的艺术水准。之后，贾樟柯电影的制作班底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2006年一举拿下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的《三峡好人》，制作单位除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西河星汇有限公司之外，还有美国的New Yorker Films，发行公司更是包括了中国的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影视发行分公司、意大利的Lucky Red、荷兰的A-Flim Distribution、法国的Ad Vitam、加拿大的Mongrel Media等在内的12个国家的13家公司。此外，日本北野武工作室(Office Kitano)和法国MK2电影公司(MK2 S.A)是贾樟柯的长期合作伙伴，这不但保证了影片制作的国际水准，也保证了影片的全球发行网络，从而使得贾樟柯电影在获得国际上艺术认可的同时也能收回成本并获取利润。

不过，这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中国艺术电影在寻求国际投资、融入全球发行网络时，如何保持独立性并构建自己的主体性？乌里奇曾这样评价中国的艺术电影：“中国独立电影最有意思的就是题材的广泛，经常闪现天才，勇气和坚持令我们感动。……现在的电影有些问题，形式上受西方的影响还是比较大，这有点危险。”“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也可以认为是认同或取悦西方的艺术电影传统和审美，这或许是中国艺术电影频频在国际上获奖但国内票房不佳的部分原因。中国艺术电影在融入世界电影的过程中,如何在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既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又被世界认同的艺术形式、风格，是我们目前必须直面并且逐步解决的问题。

虽然中国艺术电影的产业化之路还面临诸多问题，但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首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指出：“新时代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当下，在后工业化时代强劲的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快感文化和快餐文化的盛行已经使人们的“精神食粮”日益庸俗化、粗鄙化，与此相伴的后果是民众道德底线的不断下滑和精神品格的日益贫瘠。艺术电影的永恒使命是对人、人的灵魂和人的存在的执着关注、追寻与探究，它尊重人的价值，凝视人的心灵，既直面人性的幽暗又发掘人性的美好。加强这种依靠大众媒介传播、对青年群体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电影产业的发展，将有益于新时代人们精神食粮的丰富和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作为“国家名片”和“铁盒子里的大使”的优质艺术电影，在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之外，还能体现一个文化大国对于艺术探索和创新的尊重，对于人的命运和尊严的关注，对于人性的理解和人类存在的困境与出路的探索所能达到的深度，从而实现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求同存异。

其次，我国庞大的电影产量和巨大的电影市场足以支撑艺术电影的发展。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年产量也位居世界前三，电影屏幕数已居世界首位。据统计：“2017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559.11亿元，比2012年增长227.48%；2017年城市影院观影人次为16.2亿，比2012年增长247.64%，创造了世界电影市场的增长奇迹。2012年我国电影总票房为北美的25%，是第三大市场(日本)的1.125倍；2017年则达到北美市场的77.41%，是日本市场的4倍。”艺术电影并不以商业成功为主要诉求，也并不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它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庞大的电影市场和电影工业的支撑。而庞大的电影工业的良性发展又需要优质艺术电影提供艺术手段和题材的滋养。仅从这一点上来讲，目前我国加强艺术电影产业的发展恰逢其时。此外，2016年11月7日发布，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以下简称《电影促进法》)对于艺术电影的产业化发展也是一个重大利好政策。尤其是该促进法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展现艺术创新成果、促进艺术进步的电影”的创作和摄制。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支持电影产业的艺术创新，它对我国艺术电影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国的经验与做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影的创作、摄制、发行和放映就被纳入国家体制之内，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电影并没有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的分野。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中国电影逐步市场化之后，商业电影才渐渐涌现。然而中国电影产业化真正的开端是上文所述的2003年，也就是说，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历程仅有短短的十几年，经验并不十分丰富，更遑论并不占市场优势的艺术电影的产业化。不过，作为艺术电影产业化的后发国家，有许多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有艺术电影第一大国之称的法国的成功经验。

第一，“文化例外”政策与文化多样性的诉求。

20世纪中叶以来，法国在文化保护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完善的“文化例外”政策。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就提出了“文化例外”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正式提出了“文化例外”的概念。所谓“文化例外”指的是，文化产品虽然具有商业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属性，因此不应该将电影和其他视听产品纳入一般性服务贸易之内，而应该通过国家补贴的方式扶持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2013年，法国联合欧盟其他国家共同维护其“文化例外”立场，并坚持“把视听领域排除在自由贸易谈判之外”。

法国施行“文化例外”政策是基于保护民众在美国的文化霸权下能够分享和拥有多样性文化的诉求。在法国的呼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10月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个公约的达成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不同的文化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它们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被尊重和保护。法国政府支持下的电影发展，不但以文化多样性为诉求，而且将文化多样性原则贯彻到底，主要体现在法国既倡导和保护本国艺术电影的多元性，也对世界各国尤其是非美国家的能够体现文化多样性的电影予以推介和促进。总之，法国基于文化多样性诉求的“文化例外”政策，既有保护本民族文化纯粹性、独特性的目标，也有抵抗美国文化霸权，抵抗基于文化领域侵入其他领域企图的考量。在以税收优惠和政府资助等手段保证之下，法国的“文化例外”政策卓有成效，其艺术电影发展不但首屈一指，而且向全世界输出艺术电影理论和艺术电影评价标准，参与和影响了世界电影的格局。

第二，成熟、庞大的艺术院线网络。

1962年，法国一共有50家影院被认定为艺术与实验影院，截至2015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159家。相对于法国6000多万的人口，1159这一数字不可谓不庞大。这1000多家影院每年会为大约350部被列入“艺术与实验电影”的新片安排超过100万场的放映。这一成熟、庞大的艺术院线网络的形成得益于法国体系化的资助政策的引导。法国艺术与实验影院协会(AFCAE)是法国重要的官方电影协会组织，该组织在1955年由院线经理和影评人发起，4年后被授予官方机构资格。为了使艺术电影能够在法国的所有城市和村镇普及放映，AFCAE将分散于各地的电影院和地方协会组织起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艺术与实验电影”院线网络。1956年，法国还领头联合瑞士、德国、荷兰成立了“国际艺术与实验电影院线联合会”(CICAE)，推广优质艺术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发行与放映。AFCAE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依照严格的评审标准定期组织“艺术与实验电影”的评选，入选的电影将会进入“艺术与实验电影”片库，进而在艺术院线中发行、放映。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还通过AFCAE对艺术影院进行评选和资助。首先由艺术影院提出申请，评委会会依据影院所在地、影院规模、艺术电影放映所占比例以及为推广艺术电影所举行的活动等指标进行评定，从而决定申请影院获得的补贴等级和补贴金额。CNC对艺术电影的补贴持续了50多年，据有关数据，仅2015年的补贴金额就有1452万欧元。正是基于完善、系统的补贴制度，法国才形成了庞大、成熟的艺术院线网络。

第三，独特而深厚的迷影文化。

法国所谓的“迷影人”不同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影迷”，他们“将电影视为世俗时代的宗教，对电影充满信仰和忠诚，对电影审美品位有极高的要求，同时直接影响着电影史的书写”。这种迷影文化的形成与法国实行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和政策密不可分。文化民主化原则认为文化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被权力垄断，更不能被资本裹挟，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人们无论居于城市还是乡村、市区还是郊区，都享有同等的文化权利；2.重视艺术教育，反对一切艺术教育上的不平等；3.大规模扶持艺术与文化产业等。正是在文化民主化的深刻影响下，法国才有了遍布城乡的艺术影院，而艺术影院除了放映活动之外还举行导演见面会、学术研讨会等众多的电影推介、教育活动，再加上政府对艺术教育十分重视，使得法国形成了独特而深厚的迷影文化，从而为法国艺术电影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后发与奋进：中国艺术电影的产业化路径

第一，构建有效的、可操作的、体系化的艺术电影发展体制机制。

作为特殊的文化产业，艺术电影的发展首先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理念和政策上的支持。我国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加快影视等文化的产业化进程；2014年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提出加大对电影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2017年实施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更是在立法的层面上保证了电影发展的资金支持。不过这些政策是在更宏观层面上做出的对整个电影产业乃至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资金支持和法律保障，只有《电影产业促进法》提到和涉及艺术电影的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促进艺术电影发展的政策及措施。考虑到艺术电影的特殊性，以及它在彰显文化大国艺术品格、人文关怀和价值理念方面的巨大作用，艺术电影更应该在政策和资金方面获得国家的支持和保障。具体实施可以参照上文所述的“法国国家电影中心”和“艺术与实验电影协会”的做法，成立官方和行业艺术电影协会，负责优秀艺术电影定期的推选和评审等工作，使那些优秀的艺术电影首先在行业内得到认可，进而获得资金支持的可能性；通过国家专项资金或基金的方式，支持艺术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保障资金支持进入艺术电影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上述基础之上，探索和构建有效的、可操作的、体系化的促进艺术电影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中国艺术电影健康长远的繁荣发展。

第二，建立和完善艺术电影发行和放映院线。

目前我国电影院线主要包括以万达、大地电影院线、广州金逸珠江、浙江横店及中影数字院线等为代表的传统院线，以及以百度影业、阿里影业、腾讯影业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发行和放映均通过这些市场化、资本化的院线和公司，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当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在同一档期竞争，艺术电影就会因为上座率低而面临排片率低、下架快的命运；通过同一渠道发行和放映也不利于形成和培育艺术电影稳定的观影群体等。目前比较可行且便捷的做法是，上述院线拿出少部分影厅作为艺术影厅，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或税收减免。成立于2013年的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和成立于2016年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已为艺术影厅的设置奠定了基础，但要使其可持续健康发展，尚需要政府系统化的财政政策的支持。此外，晚近以来，出现了一些拥有放映设备的书店、咖啡馆、酒吧等特色文化机构，它们依托稳定的消费群体定期举办一定规模的艺术电影放映活动，满足小众群体的艺术电影观影需求，支持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政府应该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对这些特色文化机构进行投入，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税收减免，争取能够培育出像德国“军火库”影院那样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民间艺术影院。通过现有院线以及民间放映机构的努力，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以及民间资本的支持，我国的艺术电影院线将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

第三，加强艺术电影教育，培养优秀艺术电影人才。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四十二条指出：“国家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培训机构等开设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和课程，采取多种方式培养适应电影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具体来讲：首先，国家应该加大对高等院校电影类专业的投入，增加电影类专业在全国的布点数量，并提升此类专业的硬件和软件水平，大量培养高质量的电影人才。其次，要加强艺术电影教育。我国高等院校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教育主要以艺术电影为主要价值取向，培养出了一批影响中国电影发展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声誉的艺术电影导演、摄影师以及表演者，而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推进，中国高等院校的电影教育开始侧重于商业电影。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并重，尤其是在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影与制作等本科专业，可以设置模块化课程，学生在修完专业基础课程之后，可以按照兴趣选取不同的方向。再次，提高电影制作人才的培养规格。电影的工业属性决定了它需要精良而专业的制作，我们的电影院系应该培养国际领先水平的电影制作人才。最后，在高等院校的通识课教育中，增加有关艺术电影的课程及其比重，提升大学生对艺术电影的鉴赏力，为形成独特的中国电影文化奠定基础。

第四，充分发挥独立影评人、电影杂志、艺术电影节的作用，提升中国艺术电影评价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在艺术电影文化的培育和传播过程中，独立影评人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法国和中国台湾的杰出影评人，不仅发掘了优秀的青年电影导演，提升了影迷的艺术鉴赏力，还提高了本土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可以依托行业、高校和优秀的电影杂志，营造良好的适宜独立影评人发挥作用的生态。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逐步建立中国艺术电影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并逐步扩大它在国际艺术电影中的影响：其一，以法国电影杂志《电影手册》为标杆，倾力打造有影响力的电影杂志的海外版，结合网络新媒体，传播中国电影文化，参与并影响世界电影格局；其二，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电影节，尤其是扶持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和平遥国际电影展这样的新生艺术电影节，提高办展规格，创新办展形式，扩大其国际影响力，构筑中国艺术电影乃至世界艺术电影发展的良好平台。

产业化是艺术电影发展的必由路径，中国艺术电影的产业化需要政府、经营主体、创作者、教育机构和公众的多方努力。虽然这个进程才开始，但中国文化强国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电影工业的迅猛发展，为其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中国艺术电影的充分发展将营造和谐、多样化的文化生态，彰显文化大国的文化自信和包容胸怀，传递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品格、人文关怀和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