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女性困境的现代表达

宋子龙

(曲靖师范学院，云南 曲靖 655000)

《送我上青云》是女性导演滕丛丛的处女作，电影讲述了由姚晨饰演的个性强、追求独立的女记者盛男在罹患卵巢癌之后，一方面由于无力支付高额手术费不得不为暴发户的父亲写传记，另一方面自身承受着对死亡与术后“非正常女人生活”的恐惧，追寻自我和解与心灵寄托的故事。影片利用丰富多样的人物细节全面深刻地展示了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自我困境，同时稍显大胆地直白表达了女性的欲望，称得上是中国内地银幕史上缺席已久的性别意识的一次回归。

从类型片中功能性的女性角色，到文艺片中引领剧情走向的女性主人公，比起主流男性导演在影片中对女性的无意识忽略，正在面对全新电影市场与受众的年轻导演更愿意通过女性故事进行文化反思与时代批判。表达真实自我的所想所感似乎已经成了部分女性导演的一种共识，而这些感触往往与女性细腻敏感的特质紧密相连，由这种共识构成的作品充实了大银幕上的女性角色。《送我上青云》通过一个真实女主人公形象以及被父权话语所压迫的男性群像，展示了结构性不平等现状下的两性困境。突破了男权话语下的男女关系，展示了不同人群在同样的霸权压迫下不断纠缠撕扯的欲望与出路。

一、困境的呈现：被默许的“凝视”与“规训”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指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女性是男人凝视、幻想和规训的目标。在主流男性影片中，总是出现无意识的“男性凝视”，这种镜头下的女性从外在穿着到灵魂意识都被物化为标签式的存在。而只有当女性真正参与到创作中来，立足女性视角下，改变这种被“凝视”的命运，才能打破男性“想象中的建构”，将女性真实一手的经验进行记录与表达，实现女性主义上的突破与反抗。

在《送我上青云》中，导演滕丛丛从女性视角出发，多次将男性“凝视”掩藏在戏剧冲突与荒诞笑点之中，将女性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骚扰、嘲讽与性别暴力，不加批判地进行了“合理化”白描，将女性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境与面对困境的无可奈何和盘托出。首先是女性在生理上存在的客观弱势。在影片开头，盛男一身稍显脏旧的暗色装扮，身处荒郊野岭一个人带着相机实地探寻真相，她用枯草点烟，甚至第一句台词便是一句脏话，镜头通过白描直接勾勒出了盛男硬气独立的女性形象。她看上去既不是被消费主义规训的“洋娃娃”，也不是男权想象中传统概念上的“女强人”。但是面对男性精神病人的袭击，完全无力招架。从生理角度看，男女性在激素水平与肌肉力量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客观差异，看上去是盛男在抱怨社会观念对男女的要求不同，其实进一步表现出：性别问题从来不是男性和女性的问题，而是谁更有权力的问题。

其次，影片展示了盛男作为社会女性在男权话语霸权下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性别压迫”，甚至“性别暴力”，如盛男在得知自己身患卵巢癌之后向男同事毛毳诉苦，面对女同事的悲惨遭遇，毛毳的回应却是充满暗示意味的性骚扰。而盛男只是回瞪一眼，并未表达更激烈的愤怒，也没有更激烈的对抗。盛男作为一个敢于在职场上正面回击权力上层的“女强人”，在如此极端境况下依旧默许了身边男同事完全没有同情心的语言性骚扰，从侧面展示出了女性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性别暴力。毛毳始终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对盛男进行说教与批判，在这段友情关系中表面上盛男占据着主导权，盛男看上去更强硬，但实际上两人的不对等地位始终在男女的性别差异结构性矛盾中存在。影片也在人物设置与剧情发展中塑造了极具代表性的、扬扬自得的男性形象，展示了男性如何利用自己的性别权力身份，凌驾于女性群体之上，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无尽的说教、否认并讽刺女性的想法，进行无形的霸凌。其中男同事毛毳一直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影响盛男，他在妥协于生活与世俗之后，不断讽刺盛男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可是毛毳却从未意识到蝇营狗苟渴望成功的他其实与盛男同样是父权话语霸权的受害者。

如果说盛男作为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尚且面临如此多习以为常的困境，那么作为男权话语归顺者的梁美枝来说，她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凝视与规训”几乎是令人窒息却完全无意识的。因此，影片对梁美枝困境的呈现就是将她塑造成为一个被“规训的产物”，在自身形体与服饰上对“凝视”的恪守。年过半百的梁美枝主动整容丰唇，从外套到座驾都是粉红色，呈现出被男性审美所规训出的“幼态”，她在无数的生活细节中懂得示弱，上山爬得很慢，不主动背行李，也不主动承担责任。就像她教导女儿盛男所言“那么能干，难怪找不到男朋友”，她在男权逻辑中自如从容，并且利用自己曾经“年轻漂亮”的性别优势获得相应的阶级跃升。在婚姻中，梁美枝完全被动，婚后失去作为一个成年人所需要的社会生活，成为被豢养起来观赏的“金丝雀”，失去想要的爱情，更失去了自我。

二、困境的“出逃”：疾病隐喻与女性身体

影片中的疾病叙事指向了影片对于生命主题的探讨，疾病作为一个特殊的意象，指向了社会和女性自身对于身体的认知。对于如果从疾病叙事角度观照整体剧情，影片讲述的其实是两个女性面对既有疾病与困境的“出逃故事”。当盛男得知自己身患卵巢癌时，她面对的是来自卵巢癌手术后失去生命的可能性，更面临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同时失格带来的焦虑，更有对死亡的恐惧，是疾病带来的困境激发了盛男决定前去解放自我的欲望。而面临绝经与更年期的梁美枝想要逃离丈夫出轨的寂寞生活而捆绑盛男进行自我寻找。

文化心理学提出了“缺乏性动机”和“丰富性动机”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基于人在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而产生的动机，那么充满着隐喻的“疾病”就是激发女性出逃的“缺乏性动机”，女性的“出逃”既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同时也是对性别压迫的实质反抗。影片一开头便介绍了盛男身患卵巢癌的故事背景。当盛男得知自己拥有性生活的时间与可能性已经非常有限之后，她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才真正开始觉醒，开始直面自己的身体与欲望，因此，卵巢癌在影片中承担着推动剧情发展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卵巢癌也有其相应的疾病隐喻，卵巢作为生殖器官，也是女性生理性别的标志之一，因此在盛男得知自己患有卵巢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质疑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更严峻的道德压力，对女性特殊疾病的污名化也展示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压迫。

而梁美枝所面临的绝经与更年期症状也代表着卵巢的衰老与女性生育价值的彻底丧失。类比许多女性面对乳腺癌手术后“我不是完整的女性”的想法，可以反推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的这一观点。这一生活中常见的女性观点展示了男权话语霸权下女性对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无意识，也展示在阶级与性别合谋下，女性自我认同的倒错与自我意识的缺失。女性对维护自身天然性别的执念一方面来自全社会对女性社会价值的狭隘认知传统：女性认为失去生殖器官的同时丧失掉的还有她们唯一拥有的“社会价值”——生育价值。“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在男权话语的压迫下，女性已经在潜意识中将“男性凝视”与“女性物化”合理化。另一方面来自统治阶级对女性自我认同的压迫，通过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唤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除了疾病，影片也展示了女性身体所蕴含的更丰富的隐喻。在许多讲述两性关系的电影文本中，导演乐于展现女性的情感需求，而选择性地忽视了女性的生理欲望。《送我上青云》大胆地突破了主流意识观念与传统文化的束缚所导致的女性欲望的“不可说”与“不可见”，用真诚客观的态度不带偏废地考察了女人作为人的生理欲望。盛男性别观念的转变发生在她直白地对刘光明表达自己的生理需要，用最简单却也是最准确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欲望。这背后所代表的除了女性欲望的正当性，更是对性权力的观照进入女性主义作品的象征。但是导演并未就此打住，刘光明在得知盛男患病之后落荒而逃的场景中所传达出的荒诞与尴尬气氛，完全将观众能直白感受到的“女性主义”解构，通过反讽的手法更加深刻地展示了女性在直面自我欲望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三、困境的“落网”：批判的不足

盛男在影片中的形象始终是独立的都市女性，在自救与解放欲望的路上，她性别意识的成长与自我认同的完善也打破了女性“总要处于被动位置”的迷思。身处难解困境的女性，不需要男性的帮助，能够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导演也完成了“讲述一个城市里普通独立女性的故事”的叙事目的，完整地呈现出在家庭矛盾、理想主义受挫与情欲被压抑下女性的愤怒与和解这个复杂过程，实现了性别意识的呼唤与补位。

但不得不承认《送我上青云》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依旧没有呈现出一个相对崭新并且单纯的讨论空间，去探讨女性在自我探寻道路上更多的可能性。电影主题涉及家庭、死亡、性别与理想主义，生死爱欲的混杂导致整体叙事氛围沉重拖沓，无法针对单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比如，影片在一些段落中刻意回避了男女性面对的“结构性差异”。盛男生活中大部分的冲突根源并非性别矛盾，尤其是在与影片中部分配角的剧情互动中，缺乏更犀利的性别视角，如在温泉旅店场景中盛男与富商李平发生正面冲突，盛男选择通过攻击李平的性能力来讽刺男性的傲慢，但是两人争执的起源并非来自李平对盛男进行的性别侮辱或骚扰。在如此剑拔弩张的人物关系中，导演反而将性别议题矛盾转移到“理想主义”与蝇营狗苟功利生活的矛盾之上，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批判气质。

另外，影片中的盛男拥有新中产阶级知识新贵的身份，并以此作为挡箭牌，让她有条件拒绝男权对“她”的倾轧与压迫。而盛男却并未产生这种自觉，在影片中，盛男对被男权话语规训的母亲梁美枝反复训斥，虽然到影片最后，盛男用一次拍照完成了与母亲的和解，但她始终保有“独立女性”的优越感，缺乏对全体女性被压迫处境的同理心和悲悯。盛男始终将女性受到压迫与困境归因为“不独立”女性的自我放弃，影片也因此没能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未完成真正有效的洞察与抗议，最终呈现为“逃脱中的落网”。同时，影片所选择的女主角罹患卵巢癌的故事背景，本质也是一种妥协。影片中绝症成为女主人公欲望觉醒的催化剂，然而正是这个设定削弱了女性欲望的合理性，对自我，欲望的解放和对情欲的追求本无须此般的末日狂欢叙事。

虽然《送我上青云》对女性现实困境的呈现有余，批判不足，但是影片还是利用黑色幽默，反讽与戏谑地完成了一场现代女性生活既“荒诞”又“现实”的精彩演绎，用荒诞消解了男权话语霸权下男性女性所共同面对的沉重现实。影片的片名来自薛宝钗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与影片的整体内容对应之后便形成了导演想要表达的错位的荒诞效应。性别问题交织在阶级问题之间，无论在影片还是在现实中，人们所渴望的“好风”永远都不会出现，而影片戏谑嘲讽的氛围就像盛男在影片最后的三声大笑，这也许是抵抗现代生活本质溃散与绝望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