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双绝耀宇内,江山生色蕴风骨

2020-11-16 07:32邓苗苗
廉政瞭望 2020年20期
关键词:杨慎贾岛遂宁

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邓苗苗

“国无廉则不安,家无廉则不宁”,黄峨以诗曲、言行演绎“助廉”。

永和三年(347年),东晋大将桓温收复蜀地,立下大功。回朝路上,桓温一行路过涪江中游,只见波光粼粼的涪江两岸一片祥和,还有歌声飘荡,洋溢着对和平安宁的由衷喜悦。

桓温倍感欣慰,便取“平息战乱,遂得安宁”之意,析置遂宁郡,寄托的是人们对海晏河清的向往。近两千年来,遂宁这片土地上文脉承继,名士辈出。

“大廉”余响担当“不谦”

唐代苦吟诗人贾岛被称作“贾长江”,因为他曾在遂州长江县(今遂宁蓬溪、大英一带)度过三年。那是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他因被人诽谤诬告,被贬至长江县做主簿。

遂州据涪水上游,倚有“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之称的金华山。这个东川名邦山水灵秀,其间佳气腾浮,酝酿出的四时风光、人文风情,与贾岛的家乡范阳(今河北涿州)、久居之地长安有很大的不同。想必长江县对贾岛的人生而言也有一定的意义,否则他怎会乐于接受“贾长江”的名号,还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长江集》。

在长江县的三年,当着小官,俸禄微薄,加上他不如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有些微经济头脑,没有找到作碑志等谋生的手段,清寒苦寂依然是贾岛生活的浓郁底色。

初到长江县时,贾岛受好友亦是著名官员、文学家的令狐楚接济,才有了过冬可穿的棉衣——“长江飞鸟外,主簿跨驴归。逐客寒前夜,元戎予厚衣”。

贾岛与遂州长江邂逅,为这一方土地增添了些许诗情,遥与百余年前涪江中游射洪的陈子昂唱和。

韩愈曾说,“国朝文章盛,子昂始高蹈”,唐朝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从“五古正宗”陈子昂开始。以诗歌为载体,陈子昂肆意挥洒笔墨描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以“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注目战争下的普通黎民,以“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批判当权者的独断专行,更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跳脱出个人范畴的感怀,留下极致的孤独。

“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明清之际的诗评家黄周星对《登幽州台歌》赋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到底这二十二字不过是一场牢骚,却能爆发“掀天揭地”的力量。

除了《登幽州台歌》的苍茫遒劲,还有“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讽刺恐怖政策高压之下,人们怒不敢言的现状;“布衣取丞相,千载为辛酸”,表达对告密之风盛行,以告密谋取高官厚禄行径的愤懑。庄子《齐物论》中曾讲到,“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陈子昂在诗作中展露出的风骨正气,正是对“大廉不谦”的诠释。

曲中易安诗情助廉

盛唐的荣光留在了历史长河的璀璨波光中,明清时期的遂宁依然为文献名邦,熠熠生辉。清代学者孙海为光绪本《遂宁县志》作序,称遂宁为“东川名邦”,“焜耀宇内,为江山生色”。

明清时期,遂宁出现了不少大家族,世居遂宁西眉镇(今属遂宁安居区)的黄氏以明代工部尚书黄珂及其子布政使黄华、女黄峨为代表。

明朝文学家徐渭称黄峨“才艺冠女班”,还有人称她是“曲中易安”。黄峨的确与李清照在家世、婚姻、人生经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些背景映射到作品上,自然有所体现。

早在少女时期,黄峨便以一首《闺中即事》,展露才华。“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文字细腻活泼,别有情趣。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死于豹房,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即位为明世宗。在围绕地方藩王即位引起的“大礼议”事件中,黄峨丈夫杨慎竭力坚持维护“正统”,两次受到廷杖,最后谪戍云南永昌卫。“大礼议”的是非不论,黄峨为杨慎坚持自我、不屈于最高权力者的品质深感自豪。尽管两人面临的是长期的分离,她仍寄诗鼓励——“公义私情不两全,愿君早向凌烟勒”。

5年后,杨慎获准回川探望病重的父亲杨廷和。黄峨见杨慎因有足疾,便亲手制作了一根竹杖,寄托了她希望杨慎能始终像竹子一般行端影直、虚心淡泊的愿望。杨慎十分珍惜妻子的情谊,接过竹杖刻上了“中空外直节劲心虚”八个字。

这次省亲后,黄峨随杨慎同赴云南戍所,在遍地风烟的滇南流寓三年。在这段时间里,黄峨目睹了更多的民间疾苦,灾荒、瘟疫、战乱,无一不令她深受触动。离开云南前,黄峨深切嘱咐杨慎,要坚持勤廉为民。杨慎也没有辜负黄峨的期盼,在云南不法官吏与当地豪绅勾结,利用疏浚滇池之机侵占湖滨时,杨慎以《海口行》《后海口行》等诗,揭露他们的行径,还多次为民请命,致书云南巡抚赵公炳,最终使官府停止了治修海口之役。

张氏文章焜耀宇内

四川抗日爱国将领李家钰曾说,蜀中旧事“相业以张文端公为最优”。张文端公即是从遂宁这片土地上走出的,有“天下廉吏无出其右”之誉的清朝名臣张鹏翮,官至宰相,在政治、文学、水利等方面皆有所建树。

诗如其人,张鹏翮居官清廉,“诗亦纯实简质,自是正声”。张鹏翮的诗风“独抒性灵”,以性情为主,与其为官做人的风格一脉相承,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

山东兖州是张鹏翮仕途中重要的一站,在这里他心系百姓,积极审理积压的悬案冤案,重视农桑,发展教育,留下极好的官声,离任时百姓拦路哭留。张鹏翮也难抑激动,以“莫讶使臣多顾虑,先忧后乐古人情”,道出了承借自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士子赤诚。

这样的诗句,在张鹏翮的笔下并不少见,无论是“可怜亿万苍生苦,引领滂沱应毕生”的悲悯,还是“河平足国计,谷熟慰民生”的期冀、“比户安居歌帝力,河清海晏太平时”的欣慰,寄托的都是这位一介不取、清正廉洁的官员的真性情。

贾岛与遂州长江邂逅,为这一方土地增添了些许诗情,遥与百余年前涪江中游射洪的陈子昂唱和。

张鹏翮对治河颇有心得,忙碌之余时有诗作表明心迹。洪泽湖畔“第一山”上,有一处摩崖石刻,刻写了一首《玻璃泉》:“停车一憩白云深,为爱清泉似我心。到晚只宜观皓月,傍岩淮水绿沉沉。”据说就是张鹏翮为治河往来黄淮间,在此小憩酌饮泉水时所留下的,以清泉、皓月明志。

张鹏翮的诗,有晚明公安派的“性灵”之风,但其政声远远大于诗名。而其玄孙张问陶受其影响,成为清朝“性灵派三大家”之一,“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其诗名却远远大于政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月,时年27岁的张问陶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是同科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人。年少意气,“入世身闲仍爱古,承家心壮在能贫”,尽管此时尚未得重用,但也要承袭廉能经世的家风传统。在仕宦生涯早期的诗作中,张问陶常感叹自己未居清要之职、抱负难施的不甘,但又时而以家风自勉自励,两种思绪反复拉扯,难分胜负。但他还是与自己和解,不再将县令等地方小官视作“粗官”,而认为“酬世经纶在,亲民事业宽”,“好官奇节在安贫”,传承着张家的廉洁基因。

张鹏翮所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正是清朝鼎盛之时,其诗谈及时事满溢骄傲欣慰之情。而张问陶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正处于清朝开始由盛转衰的乾隆末年、嘉庆年间,战乱迭起。面对一地疮痍,即便在文字高压政策下,张问陶也忍不住奋笔直书、针砭时事,“心空妄见凭真气,诗敢危言托圣朝”,表达忧国忧民之家国情怀。

书乡书廉蕴中川骨

诗书画自古不分家,蓬溪能成为书法之乡,不是偶然,作为文献名邦,遂宁传统文化根基殷实丰厚,在此处培育出一批书法家不足为奇。远的不论,晚明时期从遂宁走出的吕潜就博学工诗、善书画,素来有“诗书画三绝”之誉。

崇祯十五年(1642年),吕潜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太常博士,此时,他不过22岁,正是未来可期的大好年华。可惜生逢乱世,作为明朝遗民,吕潜目睹战乱中的百姓疾苦,经历江流离迁,如此人生经历影响了他的创作,吕潜的书法风格清秀古淡,散逸苍清,以淡墨恣意潇洒,多抒个人情怀,往往是自己所作诗词,承其思想。

吕潜之姊与同是遂宁人的著名文学家、理学家、语言学家李实结为夫妻,其子李仙根为四川入清后获鼎甲第一人,也是有清一代四川唯一榜眼,遂宁史上科第最高者。与同乡张鹏翮一样,李仙根进入仕途后,亦展露出外交才能,康熙七年、八年(1668年~1669年)奉使安南,康熙赐其正一品麟蟒服,还赞他“办事有才”。

李仙根清正廉洁,素以秉直著,“内传李仙根有骨气可用”。他曾为无辜受三藩案诛连者平反,“全活万人”。字如其人,被誉为“中川风骨”的李仙根在书法上也有极高的造诣,风格遒逸,曾“日书径二尺字,观者惊为神”。名相陈廷敬以“千古风流让蜀人”评价李仙根书法艺术在朝中的影响力,并以“即无金玉装奁轴,肯设桓家寒具油”表达索书之意。

与其说李仙根一人为“中川风骨”,倒不如认为遂宁的代代英才共同构成了遂宁之风骨。他们以诗、书描绘着人间江山,书写着千古廉声。“涪岭维峭,涪江维清,峭清浑融,介为遂宁”,时光流淌中,不变的是遂宁的山水风光与清廉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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