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工极巧 精雕细琢

2020-11-16 01:49:17 东方收藏 2020年9期

粟磊

竹雕,亦称竹刻。清末著名学者、古玩收藏家赵汝珍所著《古玩指南·竹刻》中,言“竹刻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

我国是世界上使用竹制品最早的国家,竹雕在华夏由来已久。而且作为一门艺术,竹雕始于六朝,直至唐代方被人逐渐所识并受到喜爱,明清时则达到了鼎盛,出现了百花争艳的景象。明清两代,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竹雕的文化含量亦迅速攀升。此时文人画的勃兴,亦促使了竹雕与书画、雕塑艺术的结合,导致了竹雕艺术的空前发展。

自明代以来,作为文房用具的笔墨纸砚等,亦随着文人风气渐盛而兴。其中始见于明嘉靖后,为搁置毛笔专用的“文房第五宝”之笔筒,当属最迟者,是雅舍、书斋案几的必备陈设器具。尤其是进入明末清初后,笔筒日益普及,其材质亦现多样,有竹、瓷、木、漆、玉等诸种,制作工艺愈趋精细。而竹雕器作为笔筒之大宗,以其材质虚心劲节之性颇合文人雅趣,常用以表现文人隐逸之情怀。其时,竹刻名家辈出,竹雕笔筒亦为世人推崇,可谓繁盛一时。

本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藏为例,为读者介绍于一器之微处穷工极巧、精雕细琢的多件明清竹雕笔筒。

●  明代“嘉定三朱”款竹雕笔筒

这是台北故宫藏的一件明代朱三松雕竹窥简图笔筒,其口径8.2-8.5、底径8.5-8.7、高14厘米。取竹干一段的笔筒,平口,以竹节横膜为底。外壁浮雕一位盛装披帛、高髻的女子伫立屏风前,展读一本手卷(图1-1)。另一女子自屏风后探身而出,以指竖唇作间,作示噤声窥视状(图1-2)。而另一侧屏风后,陈设有几案、瓶花、炉盒香具、古琴、笔砚之类;屏风上阴刻花鸟画,下具阴刻楷款“三松”。全图与明末画家陈洪绶为《西厢记》所作《窥简图》版画插图,显得十分接近。人物衣装神态相仿,屏风画、瓶花的笔势亦自其中剪裁;唯有减四扇屏风为一扇,并增加几案陈设,使其既在屏风后,也似在红娘身后,兼顾了笔筒周壁围绕、构图须连贯的特性。其雕刻自平磨素地,而红娘、屏风、崔莺莺,渐起渐高,层次深而雕法变化大,在高浮雕的人物及屏风面上,又兼施毛雕、线刻、浅浮雕,隐起磨砻亦施展有致。雕者在构图上的匠心裁量,营造出绘画般的气氛,又力求工序繁复的技术表现,使此笔筒成为了嘉定派竹雕的极致代表。

这件竹雕笔筒的作者朱稚征,字叔子,号三松,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人,家居江苏嘉定县城东清镜塘。其出自竹雕世家,与祖父朱鹤(松邻)、父亲朱缨(小松),并推为“嘉定三朱”。

陆扶照《南村随笔》称:“城(嘉定)竹刻,自明正嘉间高人朱松邻鹤创为之,继有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

三松为人淡泊,能画山水,尤精画驴。其刻竹态度谨严,刀不苟下,一器之成常经年累月,故三松所制精品甚多。嘉定竹刻至三松时器物品类愈备,刻工愈精,声愈渐隆,学之者亦愈众。

另有一件清“三松”款雕竹仕女笔筒(图2),其口径14.5、 高15.7厘米。笔筒雕刻者利用山石与松树隔成两景,一为室内,一为室外。室内之景运用镂空透雕技法雕出圆窗,窗外横生一株松树。四位云髻高耸的仕女,一人立于屏风后,右手指着屏风,回首与捧书画卷轴的女子相谈,屏风上阴刻工笔梧桐。一位女子手捧如意,与另一侧身女子欣赏瓶荷。室内横陈长榻,室外的松石下,有三女小憩,一坐蒲团上吹箫,一背坐石上弹奏,一持扇立松树下。弹奏女子昂首回头。石壁间有浅阴刻行楷书“三松”二字款。

尽管这件雕竹笔筒具有朱稚征竹刻作品的某些特征,但可能是后人的冒名之作,也是传世众多“三松”款识作品中难得的精品。

朱小松是明隆庆、万历时竹刻名手。字清父,名缨。作为朱稚征之父,他一生不事权贵,清高自珍,人称“貌古神清”。常寓情于诗酒、书画与竹刻。擅长小篆及行草,于绘事造詣更深,刻竹木为古仙佛像,鉴者比于吴道子所绘。毛祥麟谓小松“能世父业,深得巧思,务求精诣,故其技益臻妙绝”,有出蓝之誉。

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明代小松款雕竹羲之书扇图笔筒(图3),口径6.7、足径7、高15.6厘米。其竹干一段为笔筒;口壁内斜,口唇窄圆棱凸起,底唇宽圆鼓出,微具三小足,以竹节横膜为底。外壁浮雕一位文士临桌坐,右手执笔托腮,左手持扇欲书状;身旁有美姬侍立、童子研墨;桌前老妪含笑恭谨弯腰揖立。老妪身后的松树、湖石,亦当文士身后之景,兼为全图的起首和结尾,布置得体;松干枝叶更是沿器口横展,连贯全景。松树根处有小溪流过,鹅戏水中;美姬回首,目光与鹅相应,当是写《晋书》所载“王羲之为老妪书扇”的故事。有“小松”二字行书阴文款落在松石间隙处。

●  明末清初竹雕笔筒

于明万历、天启年间活跃的,还有字仲旭、禹门,号禹川的沈大生。嘉定人的他精通医术,诗画俱洒脱不凡。沈大生与兄沈汉川并传朱氏竹雕深刻之工,尽得其法。而清康熙年间,嘉定马陆村有一封氏竹刻家族,形成了以竹刻圆雕为主的重要流派。家族中以封锡爵(字晋侯)、封锡禄、封锡璋(字汉侯)兄弟三人,成交最高,号称“封氏三鼎足”。其中老二封锡禄最为杰出,人称“竹刻王”。还有与周颢并称、以艺名扬中外的沈全林。其字榕盘,晚号西池老人,嘉定人。他画花鸟草虫,无不工妙,工刻花鸟于竹玩。

明代与嘉定派并称的金陵派竹刻的创始人,是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的濮澄(字仲谦)。因其住在金陵,且制作风格和“高、深、透”的嘉定朱氏特色迥异,故人们按竹刻风格,将竹刻分成嘉定和金陵两派。濮仲谦的雕刻独具风格,刀法惯常简洁,对选材尤为重视,喜欢随形施刻。尤其是他古雅可爱的“水磨器”之作,更是妙绝一时。

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明末竹雕笔筒中,有一件明末清初雕竹郭子仪免冑图笔筒(图4),其高15、径13.57厘米。笔筒将绘画的构图方式应用在雕刻上,雕镂繁复精美的层次。这件笔筒两组人物相对而立,松树下,一位老者骑在马上,一手持长棍,一手拉绳;相对的一群兵士,跪伏地面。描写了唐代名将郭子仪以其德望,单骑说服进犯的军队之故事。背景中的刀法雄劲,线条的表现奔放大胆。

另一件为明末清初雕竹达摩故事笔筒(图5),又名“竹雕仙人笔筒”。其口径8.9、直径9、高15厘米。笔筒用一段竹节雕成,外壁雕饰古松数棵与五位仙人。其中一位仙人盘坐于松树下,旁有茶具;一位仙人手捧一物站立于前,背后另立一位回首的仙人。竹筒另一面有两位相对的仙人,其中一位手持芭蕉扇。全器以镂空及浮雕技法,精雕细刻而成。

进入清代后,稳健发展的金陵派,又产生了潘西凤、韩潮等竹刻大家。其中潘西凤(1644—1774),字桐冈,号老桐、天姥山樵。他侨居扬州,见识卓越,以其余竹枝,镌制印章,赠送亲友,亦名闻一时。与当时名流费执玉、郑板桥、李复堂、杨吉人等人常相过从,结伴同游。《郑板桥集》中即收有《赠潘桐冈》等诗数首,盛赞其刻竹艺术,并称其为“濮仲谦以后第一人”。

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前期雕竹竹林七贤笔筒(图6),绝对称得上是当时的经典之作。其高15.6、径13.7厘米。口沿微向内斜,底作三足。外壁雕竹林七贤在山中饮酒作乐、读书对奕之情景。图中七人分别是阮籍、稽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为晋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因常聚会在竹林中而有“竹林七贤”之称,行为不羁。而这件笔筒上的纹饰,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

●  清代竹刻笔筒名家与名作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为嘉定竹刻的璀璨期。吴之璠作为领军人物,金元钰《竹人录》称其作“秀媚遒劲,为识者所珍”。乾隆皇帝曾亲自题诗赞其高超技艺,并让匠师刻于吴之璠的作品上。吴之璠,字鲁珍,号东海道人,江苏嘉定人,康熙前期的竹雕名家。他早年在故乡刻竹,师法“三朱”,工画人物花鸟,书法秀媚犹劲,尤以竹刻擅名。他多用深浮雕或透雕,人称“三朱之后嘉定竹刻第一名手”。

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前期吴之璠雕竹牧马图笔筒(图7),口径7.3、高15.5厘米。其取竹干一段,直壁,以竹节为底,修出三足。外壁浮雕一马仰卧翻滚,旁一养马的圉人,持绳含笑睥睨。马张目露齿,掀鼻仰首,鬃鬣及尾毛四散,作腰腿用力滚转的姿态。马夫侧身跨步,自身侧甩绳,充满动感。马夫身后有行书阴文款:“吴之璠制”。

吴之璠擅长素地浅浮雕的技法,《竹人录》称此法为“薄地阳文”。这件笔筒除一人一马的主题雕刻之外,其余部分均减地而成,并且光素留白。主纹高于地子,同时边线锐直地浮显在地子上,于人马的神情、肌肤、衣纹之处,再作细腻的高下浅雕、圆磨、隐起的变化;鬣毛则自躯体斜刻隐入平滑的地子里,丝丝可数。

嘉定派与吴之璠齐名的竹刻家,是字晋瞻,号芷岩、雪樵等的周颢(1685—1773)。他在朱氏刻竹的基础上,独出心裁,新意迭出。其一般采用浅浮雕、平刻为主的技法,一变前法地不借画稿,而是直接在竹筒或竹片上,以刀代笔刻出画面纹饰,从而独创了“凹凸皴法”。

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三十六年周颢雕竹谿云山阁笔筒(图8),高15.5、口径11.7、底径12.0厘米。全器以阴刻技法雕出崇山峻岭,一户两进村居掩映山中,屋前有广场,曲折栏杆外只见大石砌成护堤,堤外围绕大石。越过小溪,此岸有山路衔接小桥,桥面跨越溪河,桥左端一人右行,后随一位侍童;桥对岸有一树林,穿过树林,只见水上架盖木构楼阁,门窗开启,人影疏落;楼阁右侧掩于山石后,越过山石,可见一条山间小径,小径往右下方延伸,至一巨大山壁右折,在山壁右稍偏上方又见这条小径,以及前述村落、小桥等等。在这巨大山壁上作者以行书阴刻:“谿云山阁,乾隆辛卯秋日仿古,芷岩”。款字清晰,书体秀丽。乾隆辛卯年乃乾隆三十六年(1771),即作者周颢去世前二年,时年八十七岁。

王永芳,又作王若芳,清初嘉定竹人。《竹人录》中记载曰:“王永芳字玉斧,自署舜江,工镌字,墨守苏文忠清劲洒落。”嘉定竹人阴刻文字,清前期所作者字体较大,清代中期日渐趋少,其他地区则有不少擅长篆刻的文人或印人,以业余之姿参与竹刻艺术之创作;其所阴刻文字多偏小字,此时已不易觅得如王若芳般大字深刻之文。

这是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前期王永芳雕竹文字笔筒(图9),其口径6.8、通高15.21厘米。笔筒以一节竹雕刻而成,接一个圆形的三矮足底座。笔筒上阴刻:“苏子瞻曰:岭南风气不齐,吾常云菊花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需以日月为断也。今岁九月残暑方退,既望之后月出逾迟,予常夜登合江楼,与客游丰湖,入栖霞禅寺,扣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殆古今绝唱也。舜江吴永芳录于一枝居。”

●  清代中晚期竹刻笔筒名家

时至清代中期,嘉定派竹刻继续名家辈出,成熟发展。在大量涌现出的名家中,最为突出的当为竹刻家邓孚嘉之子,有“乾隆朝嘉定竹器刻字第一高手”之誉的邓渭(1736—1795)。他自幼师承家学,擅长刻竹和治印。竹刻工薄地阳文,又善刻行楷,字迹秀丽,且佼佼者中,还有马国珍、秦时敏、徐裕基等。而活跃于清后期的,有时澄之、封鼎、王梅邻等。

金陵派名家中,则有活跃于清嘉庆至道光年间,被吴昌硕誉为“嘉道时善刻竹者第一人”的韩潮(1781—1846),字鲛(蛟)门,浙江归安人。其以精于刻竹而闻名,运刀挺拔峻峭,自然率真。工书法、篆刻,圆转自如,尤其擅长摹刻钟鼎款识。所刻行楷潇洒秀雅,金文苍古朴拙,作品品位极高,为世人所推崇。以及活跃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孙韡(音伟)。其字隶英,号漱石、漱石道人,又号怡堂。江苏六合人。尝得宣和印讲原本,简练揣摩,技遂大进。著有《漱石印存》,皆为竹根印。

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清代竹雕笔筒中,更是不乏精品佳作。有如清代雕竹人物笔筒(图10),其口径6、高14厘米。笔筒以一节竹雕刻而成,底平,带有三矮足。竹筒表面刻一位蹲坐人物。此人物留鬚,咧嘴而笑。竹筒另一面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全器穷工极巧,以薄地阳文技法雕刻而成。

另如清代竹雕人物笔筒(图11),其口径9.6、高14.9厘米。笔筒用一段竹节雕刻而成。外壁饰有远山、浮云、苍松,远山之间筑有一关口,苍松前有两人物,一人持辔骑骏马而行,一人持杖步行于旁。竹筒另一面光素无纹。全器以浅浮雕技法雕刻而成。

又如清代竹雕山水人物笔筒(图12),其口径16、通高16厘米。笔筒以竹雕刻而成,底带有三矮足。器表饰亭台楼阁,周遭密布峻石、梧桐、松、竹与芭蕉树。平房内桌上置一砚,一位仕女手持毛笔,临窗书写。桌前一人拱手而立,门外一位仕婢捧碗正欲进屋。房屋雕饰细腻,屋檐刻有如意纹与回纹。竹筒背面饰雕有花纹之栏杆,上端雕有凉亭,内有方桌。

再如清代竹雕出狩图笔筒(图13),口径14.5、通高17.7厘米。镶深棕色木口与底座,底带三矮足。器表周饰苍松与峻石与一队人马狩猎图。全器精雕细琢,以高浮雕、浅浮雕与浅刻技巧雕刻而成。

上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明清竹雕笔筒,就整体风格而言,明代的竹雕笔筒质朴浑拙;清代的竹雕笔筒,康熙时期沉实幽雅,乾隆时期绚丽富丽,清后期则平浅单一但不乏精品。它们虽为冰山一角的代表之作,但也彰显了这门辉煌的工藝,在中国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是华夏民族宝贵的艺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