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述评与展望

徐如明

摘要：社会融入是衡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宏观、中观、微观是社会融入研究的维度，浅层融入、深度区隔、区隔中融入是社会融入的三个特点，主客观条件是制约社会融入的因素。目前，来华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来华韩国人、来华日本人两大群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比较研究、文化随迁视角的研究有待成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新趋向。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文化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5-099-007

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2亿人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之外[1]。流动人口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在流入地的适应与融入。融入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高低，而且关乎该群体流动的成败。社会融入是衡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存状态的重要指标。从概念提出到理论的发展，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已有诸多成果。本文从社会融入的维度、特点、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述评，并指出今后可能的研究转向，以期对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社会融入维度划分的三个视角

维度划分是社会融入研究的前提。在社会融入的维度划分方面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在宏观层次上，学者们从经济、社会、政治或经济、文化、行为、身份等维度对社会融入进行研究;在中观层次上，学者们把社会融入划分为文化接触、结构性同化、通婚等维度;在微观层次上，学者们从行动者个体的感受、社会联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融入。宏观视角和中观视角对社会融入维度的划分有利于研究群体的社会融入。微观视角对社会融入的划分有利于研究个体的社会融入。

（一）宏观中观层次对社会融入的划分

梁波、杨菊华从宏观层次对社会融入进行划分。梁波认为迁移者的社会融入有三个分析视角，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在移民融入的归因解释上，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政策制度的解释范式三种主要的理论解释[2]。杨菊华则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应当囊括经济、文化、行为、身份四个角度;以移民在经济、文化、行为、身份等方面的适应程度衡量，流动人口的融入产生隔离、多元、融入、选择、融合五种融入结果[3]。社会融入指标体系下辖就业机会、居住环境、教育培训、人际交往、职业声望、生活习惯、婚育行为、收入水平、人文举止、社区参与、工作环境、价值观念、人文理念、心理距离、身份认同、社会保障共计十六个指标，每个指标之下有变量若干[4]。

Gordon对社会融入的划分是一种中观层次的划分。在跨国流动人口的研究中，Gordon主张从文化接触、结构性同化、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价值和权力冲突等维度对族裔成员的社会融入情况进行测量[5]。

（二）微观层次对社会融入维度的划分

Crawford从微观层次对社会融入进行研究。Crawford认为，社会融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动者在生活区能够享受到平等、关爱和尊重;另一方面是行动者能够建立互信、赏识、尊重的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家庭、朋友圈，还是在生活区[6]。Burchard对社会融入另一种结果社会排斥进行了界定，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个体虽然生活在某一社区，但是他（她）缺乏社会活动的参与，那么该行动者就处在被排斥的境地，社会排斥存在于生产、消费、政治、社会交往等场域[7]。

学者们对社会融入维度的划分差别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学科背景、研究对象不同造成的，并没有优劣之分。他们对社会融入维度的划分为后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社会融入的三个特点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学者们认为跨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浅层融入、深度区隔、区隔中融入等特点。浅层融入是从融入程度而言的，即流动人口悬浮在主流社会之上，融入程度不深;深度区隔、区隔中融入是从融入的结果来讲的，深度区隔是指流动人口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区隔中融入是指跨国流动人口在区隔与融入之间寻求平衡，即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又寻求在一些方面融入主流社会。

（一）浅层融入

在华非洲商人具有浅层融入的特点。许涛认为绝大多数在华非洲商人还处在社会适应的较低层次。在华非洲商人关注的重心在于谋求在中国的生意和生存，对身份接受和身份认同并不关注。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对社会适应产生直接的影响。非洲商人在中国的适应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U型，其获取的社会支持越多对在华非洲商人在中国的适应越有利，中国的签证制度以及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均对其在中国的适应情况产生显著的影响[8]。

（二）深度区隔

周大鸣认为，文化适应是广州韩国人深度區隔的核心，完备的韩国文化生态是广州韩国人深度区隔的社会环境，缘分主义的圈子构成了广州韩国人深度区隔的组织基础，中国朝鲜族与韩国人的经济互补为韩国人隔离于主流社会提供了可能[9]。广州韩国人不打算居住中国，一般采取临时适应策略，而不是文化融入策略。

（三）区隔中融入

马继认为义乌阿拉伯人大多不以长期在中国居留为目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为了逃避战乱而在中国以打工、经商方式滞留。义乌阿拉伯人自觉建立起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新兴社区，生活区成员的连接不是基于熟人网络而是基于共同信仰[10]（P62）。周阳指出中非伴侣及其混血子女为应对来自地方的社会排斥，采用区隔中融入的应对策略[11]。伴侣中的非洲一方自外于主流社会，大部分中方伴侣亦非广州本地。中非伴侣及其子女希望能在广州享受良好的社会资源、生活环境和福利。中非伴侣的混血后代不被社会接纳，生存在家庭矛盾、无法落户、父母教育观念差异的夹缝中，面临身份认同危机。

浅层融入、深度区隔、区隔中融入是流动人口融入的三个特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否还有其他特点尚需进一步研究。

三、社会融入的四类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不能自由发展，其社会融入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影响社会融入的主观因素主要有行动者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客观因素主要有城市包容度、政策、族裔经济等因素。

（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入产生影响

行动者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朋友圈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入产生影响。Katrine认为工作、教育等因素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得到工作和接受教育是青少年移民人生中的关键一步，受教育减少了青少年失业的风险，消减了移民与非移民的收入差距。而歧视是青少年移民就业的主要障碍[12]。那些既有迁入国朋友又有移民朋友的年轻移民，以及那些拥有较高学历或较好工作的年轻移民，在面对歧视和羞辱时有一定的免疫力。

（二）城市包容度对社会融入产生影响

城市包容度对社会融入产生影响。Frank认为城市包容度有高低之分，不同的城市培育了不同的移民融合度[13]。Frank指出与在美国旧金山和欧洲的一些融入程度低的城市的二代移民相比，在美国纽约和欧洲的一些融入程度高的城市二代移民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融入。融合程度高的城市不但培育了移民融合度，而且培育了种类不同的融合。不受移民欢迎的城市是相似的，但是受移民欢迎的城市受欢迎的原因各不相同，迁入地的接收程度对于移民社会融入具有重要意义。

（三）族裔经济对社会融入产生影响

族裔经济的存在使移民避免失业，减少跨越最低收入、社会层级的难度[14]。一部分学者认为族裔经济对移民适应移入地，融入主流社会具有积极作用。周敏认为族裔经济的老板热衷于聘用族裔成员，族裔经济为处于弱势的族裔成员提供了避免失业的机会，为个人乃至整个群体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15]。王剑飞认为，几乎所有的移民或族群都有打上自己族裔烙印的经济体，族裔飞地经济的优势要归功于对族群共同消费市场的占有，族裔联合企业可以在商品流向市场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吸取价值[16]。

有些学者则认为族裔经济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消极影响，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刘云刚认为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使广州日本人过于依赖于族裔经济而形成封闭性小圈子，反而“作茧自缚”，不利于族裔成员融入主流社会[17]。周雯婷认为，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日本人和中国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18]。

（四）政策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在对待国内的移民、跨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上，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比利时、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方法、历史观、文化批评理论、新世界秩序理论、意识形态[19]。西方围绕“多元文化”之论争，几乎贯穿20世纪之始终，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易导致民族隔阂固定化、合法化，实际上无异于在不同种族之间构筑起不可跨越的鸿沟[20]。

Katrine认为结构化和政治方面的因素比如限制性移民政策，福利系统的组织，整合政策等等，也可能导致排斥。公民身份不但是一个法律上的现象，而且是一个标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社会和政治现象[12]。

这些结论主要是学者通过定性研究得到的，需进一步通过定量方法来验证。除了上述因素，还有哪些影响因素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产生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四、来华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

国内对来华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来华跨国流动人口的总体研究，另一类是对某一个跨国流动群体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聚焦于來华韩国人、来华日本人两个群体。

（一）来华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总体研究

徐剑、曹永荣对上海外国人的宗教融入进行了研究。徐剑、曹永荣认为外国人大多有宗教信仰，在公众场合的宗教活动不活跃，在私人场所开展的宗教活动突出。这些外国人对中国宗教政策了解有限，其不断增长的宗教活动需求和国内有限的宗教活动资源矛盾突出[21]。

刘云刚、陈跃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在华跨国移民以高端移民为主，以男性居多，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具有单身赴任、滞留时间短、受教育程度高、任职于外企或跨国机构、集聚于沿海发达省市等特征[22]。

来华外国人千差万别。学者们的总体研究大多泛泛而谈，忽视了来华跨国流动人口的群体差异。

（二）隐形隔离：来华韩国人的社会融入

来华韩国人主要聚集在北京、青岛、广州等城市，例如在北京有望京“韩国城”。何波认为，相对于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年男性，为了陪伴亲人来到北京的妻子、老人等韩国侨民，这些韩国侨民对全新文化环境的适应过程更长，对本民族聚居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更加强烈，也是促成望京韩国人聚居区高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23]。

周雯婷、刘云刚等认为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由于中国朝鲜族的参与，形成了主动融入、隐性隔离的特征。韩国人、中国朝鲜族和非朝鲜族的中国人三者貌合神离，实质上处于隐性的隔离状态[24]。尽管韩国人与中国朝鲜族本属“同源异流”，但韩国人出于强烈的民族认同，视中国朝鲜族为中国人，除经济活动及工作方面的必要来往外，韩国人与中国朝鲜族的接触并不多。而中国朝鲜族则多认为韩国人对其不信任，甚至有轻视中国朝鲜族的倾向。

刘云刚、周雯婷等通过对广州远景路韩国人研究发现[25]，当地政府是自上而下推动韩国人聚居区形成的重要推手，对韩国人群体主要持欢迎和服务的态度;不仅积极引进韩商进驻远景路，甚至推出“民泊屋”以解决其住宿问题。刘云刚、周雯婷认为，在远景路，中国朝鲜族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因为远景路的韩国人以商人为主，相比中国朝鲜族，使用广东话的汉族更有助于其事业拓展。

孙亚楠认为[26]，韩国人来青岛，主要是为了赚钱，甚至有捞一笔就走的投机心态，韩国人在这个城市具有“漂浮性”特点。以“权宜性”和“漂浮性”存在的青岛韩国人社区也将韩国文化强势向当地推进，使得青岛在城市面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具有了浓厚的韩国色彩。“漂浮性”的文化适应对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形势的迁移群体而言只是一种“权宜性”的适应方式。

（三）被动隔离和主动隔离：来华日本人的社会融入

黄舒雨、肖玲认为[27]中日两国对历史的认识不同且在领土上仍有纠纷，双边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这直接影响到民间往来和两国人民的关系。日本侨民构筑的跨国社会空间对外界存在排他性和防御性。受日本企业的安排、日本媒体及社团活动的要求，双边关系和签证政策等外部客观因素，日本民族特性、工作思维等内部主观因素，以及跨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日本侨民的社会隔离存在被动隔离和主动隔离特征。

刘云刚、谭宇文等认为[28]，在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是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促成其封闭性或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多语言环境、针对移民的政策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由移民的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所造成的文化特性使然。

（四）来华阿拉伯人的社会融入

学者们认为来华阿拉伯人群体在子女教育、学习等方面存在一些不适应，建议吸取中国古代“番坊制”和新加坡、日本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马继从民族学视角研究了在义乌的阿拉伯人日常生活、宗教生活、社会网络关系。马继认为在义乌的阿拉伯人在子女教育方面还存在困难，但是他们沿袭其历史先民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吸纳，积极应对各方面挑战[10]（P62）。王力以跨文化适应为主题访谈了8位在上海工作的阿拉伯工程师。王力认为同年龄大的、已婚的、对宗教比较虔诚的阿拉伯人相比，对宗教教义持自由态度的年轻人有更多的中国朋友，能更好地适应上海社会[29]。Sandra研究了阿拉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情况。Sandra认为阿拉伯留学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学习压力[30]。

葛壮研究了在义乌的阿拉伯文化调适问题，提出要汲取中国古代王朝实行过的“番坊制”经验和新加坡、日本等在管理外籍穆斯林方面的做法，为在义乌的阿拉伯商人提供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配套措施，以便来华的各国阿拉伯商人较快地完成文化调适[31]。

上述研究者对来华阿拉伯人做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但是访谈对象过少、访谈深度亦有待深化。目前尚需对来华阿拉伯人的社会融入特点进行归纳，对来华阿拉伯人群体与其他来华外国人进行比较研究。

五、结论与展望：社会融入研究的文化转向

本文通过回溯国内外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从社会融入的维度、特点、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三个特点和四大影响因素。希望通过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回溯，从中窥见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历程，为社会融入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借鉴。学者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已较全面，但是研究深度方面，尤其是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比较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

随着工业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口的跨区域、跨国流动变得越来越普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中的文化视角理应成为研究的新趋向。结合已有文献的积累，本文提出社会融入研究的文化转向。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一方面要开拓创新，另一方面需要让经典理论在经验研究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王宁通过借鉴默顿的“本土人”理论，用“本土性消费”概念揭示因流动人口的消费本土性而产生的文化随迁[32]。本土人是指出生在一个社区，并在此居住了很長时间，对该地有很深的依恋之情，兴趣只集中在本地社区的一种人。本土人的消费具有本土性特性，他们固守家乡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对迁入地的文化接纳较少。本土人在迁移的过程中，往往把家乡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边缘带到半边缘或者中心。

文化随迁理论作为文化传播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可以解释文化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如何通过各民族之间的接触而传播的。从文化随迁的视角对社会融入进行研究，研究跨国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的文化随迁、文化接纳、文化模仿与文化坚守，将进一步丰富跨国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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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and Prospe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ting Population

Xu Ruming

（Department of Decision-making Consultancy， Party School of Ningxia Committee of C.P.C

/Ningxia Academy of Governance，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 Social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living condition and life qual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inflow area. Macro， in-the-middle and micro are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research. Preliminary integration， deep segregation and integrationwhile segregation are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are the factors which restricting i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social integration of trans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mainly focus on the two major groups of Korean and Japanese immigrating to China.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th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igration could be expected as the new prospec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Culture

责任编辑：文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