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在厨房写作

2020-11-16 10:31:31 读者 2020年23期

林松果

60多岁时,杨本芬坐在厨房的矮凳上,开始写一本关于自己母亲的书——《秋园》。她写了一个家庭在百年中的随波逐流、挣扎求生,写了许多普通人的生生死死。

这是一间由封闭阳台改建成的厨房,四五平方米的小小空間,安置了水池、灶台和料理台,只剩下一点点空隙,连张桌子都放不下。杨本芬很多时间都待在这间厨房里,忙活一日三餐。她爽快麻利,寻常日子里,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汤在炉子上滚沸,抽油烟机在轰鸣。

她就在一张矮凳上坐下,再找一张更高的凳子,在一沓白纸上,开始写文章。

第一页纸,她写她的母亲:

“下了几天的雨,洛阳市安良街的屋檐下满是积水。一个5岁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裤管卷得老高,转着圈踩水玩。水花四处飞溅,女孩一门心思戏水,母亲走近了,她还全然不知。”这是1919年,女孩名叫秋园。秋园是杨本芬的母亲,真实姓名叫梁秋芳。

在此之前,杨本芬这一生从未做过任何和文字相关的工作,写什么、怎么写,完全依凭感觉。她种过田,切过草药,当过会计和县城运输公司的职员。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是外孙女秋秋的外婆。1995年前后,她从南昌到南京,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刚出生的孩子。

那一段时间,她读到一些作家写母亲的文章,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写:“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她真的来过这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

于是她开始动笔,写自己的母亲,写一家人的经历。写20世纪,他们一家人像水中的浮木,在中南腹地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她所见的那些邻人的生死。

没有所谓“写不出来”的痛苦,只要一拿起笔,回忆就源源不断地从她脑子里流淌出来。

她常常是做着菜,突然就想起很多细节,然后马上记在纸上。但另一种痛苦在于,记忆里有太多伤心事,回忆与咀嚼,让她的眼泪大把大把地流。有时还没写几行字,纸就已经湿透了。写作时她会躲开孩子,不让他们看到自己哭,也从不在夜里写,只要一开始写,“整个人浮想联翩,晚上我就不能睡觉了”。

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她写完10万多字,稿纸有8斤重。其中,很多故事被她反复写了许多遍,还有一些是眼泪的重量。

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是一位作家,她把妈妈的文字录入电脑,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取名《妈妈的回忆录》。2019年,出版人涂涂读到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乡间生死》,他立刻就想,这本书应该出版。他把那一篇文章完整复制下来,做成Word文档,发给编辑。

杨本芬

2020年6月,在作品完成17年后,这本书终于出版,书里的主人公真正是历史的尘埃。千百年来,历史里有无数这样的尘埃。他们无法参与历史,只能被历史和时代裹挟,但他们一样散发着迷人的光辉。

秋园是洛阳一家药店老板的小女儿,17岁那年,在街上一户人家出殡的热闹里,被当时国民党的年轻军官杨仁受看中,二人在洛阳结婚,又搬到南京生活。很快到了1937年秋天,南京即将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大小官员都陆续后撤。

后撤的轮船经停汉口,仁受心神不宁,他牵挂把自己带大的瞎眼老父亲,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下船,回湖南湘阴老家看一眼。举棋不定中,他请一位有“半仙”之称的同事帮自己算了一卦,对方说卦象显示应该去看望老父,他们便下了船。

仁受是个读书人,他善良、纯真,同时也孱弱。回乡后,他做过乡长,因为无法与人同流合污而辞职;做过教师,又因为向往田园生活而再次辞职回乡。他的善良令他总是选择退让,但终于退无可退——在土改中,他先是被划为贫民,又被改划为旧官吏,被批斗,最后在门板摇摇欲坠的破瓦房里,于贫病交加中病逝。

丈夫去世那年,秋园46岁。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最艰难时吃不上饭,她带着孩子流落到情况稍好的湖北,在那个不允许流动的年代,她不得不又一次结婚,以求获得安稳生活。后来女儿逃到江西,小儿子意外落水溺亡。第二任丈夫去世后,64岁的秋园回到湖南,活到89岁。

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就住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屋前屋后种着枫树与樟树,两个儿子陪着她。过去的事情她不再提了,孩子们从没听她抱怨过生活、抱怨过身世。

她穿自己做的白布对襟衫,露出干净的白色衣领,头发一丝不乱。她讲究生活情调,给上大学的外孙女写信,让她给自己捎一块带花的桌布。她小小的屋子里,每间房都插着一束映山红。章红最后一次去湖南乡下看望她,映山红开过了,“如果你们早来半个月就好了”。章红记下了那次见面:“88岁,她依然为我没看到山崖上的映山红感到惋惜。”

去世前几年,秋园常常念叨:“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她去世后,孩子们在她的一件棉袄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她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

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

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

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

最后还有两行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这本书写到秋园去世,也就结束了。

秋园的女儿杨本芬,今年已经80岁了,她有一种可爱的天真,普通话里夹杂着湖南方言。

杨本芬前半生最大的愿望是读书,始终盼望,终究落空。最初是因为她是家里的长女,要帮忙做家务,带弟弟妹妹。村里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小学,她直到10岁才等到机会,只能直接从四年级上起;小学毕了业,好不容易考上岳阳工业学校,读到最后一年时学校又停办了;她别无选择,跑到江西,又找到一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读了不到一年,又因家庭成分被下放到农村。为求学流离奔徙,却始终没能毕业。

她试图用婚姻换得读书的机会。那时她20岁,别人给她介绍了个男人。她不讨厌他,只是一心想念书。对方承诺,结了婚还让她上学。她在书里回忆那时的自己:“维持着女学生式的体面外表,但内心绝望地知道,除了跟这个长相颇为英俊的陌生男人结婚,自己没有别的出路了。”但后来这个机会一直没等来,孩子们陆续来临,读书终于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就算成了母亲,她也跟别人不一样,不愿意一直待在家里。她在意自己是不是有工作,是不是被社会承认,但这也落空了。

因为要照顾3个孩子,她错过成为中学老师的机会。29岁,她开始在县城的运输公司上班,当时有一纸文件,称某年某月之前入职的临时工,都可转正,她偏偏差了两个月,只好自嘲是“长期临时工”,委委屈屈地干了一辈子。

到了晚年,孩子们各得其所,而杨本芬依然没有摆脱生活的重负——丈夫年事已高,有糖尿病和轻微的失忆症状,她必须像护士一样,时刻照顾他。女儿章红心疼她:“如果年轻时是不得不奔忙,那她活到70岁了,都还不能睡一个囫囵觉,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

章红知道妈妈有未竟的文学梦想,于是鼓励她写作,偶尔从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实现自我价值。

即使在挣扎求生的境地里,杨本芬一生都在尽全力读书。她的3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全部考上了大学。再贫困的日子,他们都可以说一句:“但是,还有书籍。”

那是在江西宜春的铜鼓县城,杨本芬与丈夫建立起一个小家。20世纪70年代的小县城里,书籍稀少而珍贵。杨本芬一边在运输公司上班,一边做繁重的家务,还在这间隙里抄书。她抄过风靡一时的《第二次握手》,厚厚的一本。为了得到一本书,往往要想很多办法巴结人家——她针线活好,就帮别人绣鞋垫,给袜子镶底,请人家吃饭,甚至把家里的鸡杀了招待对方。

入夜,運输公司的宿舍里,杨本芬的小房间热闹起来。那时候没有电视,邻居、汽运队年轻的司机和修理工,还有杨本芬的朋友,都聚在她家听她讲故事。杨本芬记忆力好,看书过目不忘,她给大家讲《七侠五义》《聊斋》《镜花缘》和《红岩》,也讲国外的经典,比如她最爱的《安娜·卡列尼娜》《三个火枪手》。能找到的书不多,看了什么,她就讲什么。

女儿章红记得一个个冬夜,她们七八点就钻进被窝,听妈妈讲故事。妈妈讲到悲惨的情节,章红往往会哭。

那时候也是真穷,夫妻俩都领固定工资,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每个月“月光”。但他们总想在节俭之上,有些别的生活体验。一次,杨本芬决定带孩子们去看电影,左算右算还差两角钱。他们找遍家里各个角落都没有。最后找邻居借了两角钱,一家人高高兴兴去看了电影。

秋园每年也会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看电影,每个月都要看一场,一场电影3毛钱,为了不给女儿女婿增加负担,她就去捡废品。比如在汽车上捡橘子皮,一斤能卖4毛钱。她还捡过废铜废铁、水泥袋子,最有收获的一次是发现一棵茶树,发动全家去摘,最后卖了4块钱,大家都好高兴。

后来3个孩子已经或将要到外地念大学,工资实在不够花,杨本芬夫妻俩开始在工作之余养猪,但报刊征订表发下来,父亲还是让章红想订什么杂志就随便勾,都订。

那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生活”,只觉得这是不可免除的需要。大女儿章南快60岁,还是个电影迷;二女儿章红从小立志以写作为生,后来考上南京大学,读了中文系,真的成了作家。

章红认为,母亲对孩子们的影响不仅仅关乎文学,更关乎道德与善良,关于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其他人。章红非常细致地讲了一件童年往事。

那是20世纪70年代,她还是一个小学生。某天,县城一个照相馆的年轻人被抄家了,理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邻居们看完热闹回来,议论纷纷,都说那人有多腐化堕落,有钱买饼干,买了还忘记吃,床底下都是饼干屑。章红一听,非常惊讶,连饼干都忘了吃!

杨本芬没去看热闹,回到房间,她自言自语了一句:“这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单身汉啊,容易肚子饿,备了一点儿饼干又忘记吃完,被老鼠拖到床底下去了……”

章红后来回忆道:“你知道小孩子是很容易被外界塑造的,听到别人对一件事情怎么看,她就记在脑子里。听到我妈这么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件事也可以有另一种看法。我的叛逆和独立思考,可能由此启蒙。”

40多年后的今天,章红仍然记得这件小事。她知道母亲不是一个反叛者,反而一生都很顺从。母亲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秉持的是直觉与人性。

《秋园》一书的折页上,写着一句介绍:八旬老人讲述“妈妈和我”的故事,写尽两代中国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和美好。

但如果把时间拉得再长一些,实际上不是两代,从秋园算起,到秋园的孙辈,这个家族已经有四代女性。她们活出的100年,是女性逐渐获得解放、走向自由与更广阔世界的家史。但又不只与时代背景相关,每一代女性获得的机会,都是凭借上一代女性用尽全力的托举。

这个家族的第四代,26岁的女孩秋秋,现在已经远在大洋彼岸,做一份最现代的工作,但家族里一代代女性的历史像树根,像蜿蜒的长城,为她阻挡漂泊感的入侵,让她无论何时都有在大地上行走的勇气。

(映 如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