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结构、影响与功能
——中美教育智库对比的视角

教育智库肩负着服务决策、指导实践的重要职责，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教育智库为教育决策提供决策咨询，围绕教育政策开展调研、评估等活动，推动教育政策改进。美国教育智库起步较早，有较成熟的影响政策的体制机制。本文从智库结构、影响、功能3个方面对比中美教育智库的差异，借鉴国外经验，探寻我国教育智库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中美教育智库结构对比

（一）中美智库性质结构：我国体制内智库占比过高，美国智库比例均衡

智库性质决定了主要资金来源渠道、隶属关系以及独立性，可以很好地反映智库的多元化程度。不同类型的智库均衡发展有助于智库保持独立性，有助于智库观点多元发展，百家争鸣。因此本文首先对比了中美教育智库的性质结构。

1.中国智库索引显示教育智库中体制内智库占比高达87.8%。在中国智库索引网站的机构检索版块检索研究领域为基础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政策的智库，笔者共发现49家教育智库，其中2/3为高校智库，高校、党政部门、社科院、科研院所类智库占比总和为87.8%，企业、社会和传媒类智库仅占12.2%，智库性质结构严重失衡。

2.专业影响力排名前10名的智库中只有两家社会智库。根据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2019年3月发布的《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教育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前10名的智库中只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两家社会智库，其他均为国家党政部门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

相比之下，美国影响较大的教育智库中社会智库占比较高，不同性质的智库比例更均衡。根据麦甘的《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美国排名前10名的教育类智库中非公办性质的智库高于50%，影响力较高的教育类智库中社会智库占比远高于我国，公立和社会智库的发展更均衡。

国内社会智库占比较低可能影响教育智库的多元化发展。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在组织上也有一定隶属关系，在吸纳人才、获取经费、传播研究成果方面相比社会智库都有很大优势，但也在研究成果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容易造成研究领域重叠，研究结论同质化等现象，影响智库的独立性、自主性。

（二）中美教育智库类型结构：我国专业性智库占比过高，美国综合性智库较多

根据《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我国教育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前10名的智库多专门从事教育决策研究，名称中均包含“教育”二字。根据《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美国排名前10名的教育智库中有6所为综合智库，将教育与其他领域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分析，各有侧重，综合性智库占比较高。

只关注教育领域的智库具有聚焦、专业、深入的优势，但也容易就教育谈教育，分析教育政策时对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考虑不够，难以客观全面地诊断、应对教育政策实践中的难题。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研究更符合现实规律，发展具有教育专长的综合性智库有利于提高教育研究成果的有效性。

（三）中美教育智库研究人员结构：我国较为单一，美国更复合多元

我国教育智库研究人员学科背景与工作经历较单一，同质性较高，影响政策建议的有效性和实践性，无论是国家党政部门智库、科研院所智库类还是社会教育智库，均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中国智库索引，教育智库中2/3为高校智库。高校智库中研究主力为大学教师、科研人员。高校长期处于被教育政策调整的被动位置，较少了解、参与政策制定、出台环节，难以从全过程的角度给出实践性较强的政策建议，影响智库成果的有效性和实践性。

美国教育智库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和实践经历则更多元。如美国城市研究所教育领域研究人员具有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应用数学经济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背景，来自政府机构、高校、幼儿园、非营利机构等多个领域，具有高管、教授、评估人员、技术援助、项目经理等丰富经验。

教育智库研究人员同质性高不利于把握复杂的现实状况并得出实践性较强的政策建议。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例，该纲要研究制定历时18个月，参与起草与论证的专家共有500多人，却在颁布时就受到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参与制定纲要的专家学者基本上来自教育领域，具有高度同质性。这些专家的理论基础、获取到的信息、学术及实践经历接近，无法把握真实复杂的现实情况，因此制定出来的纲要实践性不足，不能深刻把握教育问题。

中美教育智库影响对比

开展国家教育政策研究，为重大教育政策出台、评估与改进提供参考和咨询服务是教育智库的重要功能。因此智库的影响力是衡量智库的重要方面，下面主要从影响力和影响途径来对比中美教育智库的影响。

（一）中美教育智库影响力对比：我国综合影响力等有待提升，美国综合影响力较高

多份智库报告显示我国教育智库综合影响力、系统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等不足。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还是四川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智库排名》，均显示教育智库的综合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不足。

美国影响力较大的教育类智库在综合影响力方面也表现不俗。从《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来看，美国教育政策领域排名靠前的综合性智库在综合影响力方面也排名靠前；而我国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家综合性智库进入了教育政策领域智库排名，排名为第16名，没有一家专门进行教育领域研究的智库进入教育政策领域智库索引。

教育领域排名在前10位的美国智库中，有5家综合排名也在前10位左右。实力雄厚的综合性智库为教育研究的开展储备了大量的多学科、多领域人才，也为教育领域智库成果发挥影响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中美教育智库影响途径对比

对比中美教育智库影响途径，可以发现中美教育智库均对政策制定者、教育行政机构、学校和公众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对象一致，但在影响途径上存在差异。

1.中美教育智库影响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过程的体制机制不同。受中美政治体制的影响，中美教育智库影响政策制定的途径不同。中国教育智库可以通过提案、委托课题等方式参与政策制定。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教育智库可以通过向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递交提案来提出建议，提案得到回复即表示所提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但根据国务院公开的信息，教育类提案占比不高，回复率不高。可见在现行的体制下，提案这条渠道不能很好地帮助教育智库对政策产生影响，还需要更健全、合理的通道与制度保障。此外，体制内教育智库会承接委托课题，服务国家决策，社会智库可以借助智库主要成员的影响等便利条件，宣传推广研究成果，为教育政策建言。

美国智库则主要通过听证，为政策制定者、政策倡导者提供数据支持，以及定期发布政策倡议等途径影响教育政策。相比之下，我国智库参与制定和建言献策缺少稳定的制度设计，这一定程度上导致智库研究人员缺少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实践经验，不能结合政策实践，难以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并提出符合实践的建议。此外，智库咨政辅政的方式、渠道、成果形式、标准化程序以及政府购买智库服务的政策依循与操作方法尚不规范。

2.中美教育智库对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的影响途径比较一致。具体表现为开展合作、提供数据和工具、为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提供管理和咨询服务等。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广泛合作，为教育行政机构提供管理和咨询服务。美国城市研究所通过交互式建模工具，帮助弗吉尼亚等州了解其学校资助公式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学生，帮助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作出明智决策，帮助其调整内部管理和招生策略。

3.中美教育智库均为学校提供管理和咨询服务，影响途径比较一致。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学校提供管理和咨询服务。美国兰德公司评估学校改革模式，并对个别学校和学校系统进行个案研究分析。

4.我国教育智库对公众的影响范围较小，途径有限。中国教育智库主要采用出版书籍、发表期刊论文、举办讲座和沙龙、举办论坛或研讨会等方式发挥影响力，在引导民意、提升公众教育认知、优化公民教育决策等方面的作用有限。美国教育智库则采用数据可视化的方式，以仪表盘、各种工具鲜活地呈现教育决策，能更好地加深公众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教育智库的宣传传播方式还可以更加灵活生动，以普通民众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宣传、介绍最新的教育政策，帮助普通民众理解教育政策，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进行教育决策。美国智库注重推广宣传智库研究成果，人们以“游客”身份在智库网站留下邮箱即可订阅最新的智库研究成果。中国教育智库网站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成果的介绍较简略，在智库推广宣传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提升决策服务功能：美国教育智库的启示

（一）服务于教育政策的全过程

完整的政策制定过程包括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采纳、政策执行与政策评估等环节。教育政策的出台需要前期论证和调研，中期评估与调整，后期总结与改进。美国教育智库在教育政策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作用，而我国教育智库在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等环节发挥的作用有限。

（二）基于数据，提高专业性与科学性

扎实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得出合理建议的基础和保障。在研究方法方面，美国教育智库更强调基于数据和证据的实证研究，在教育数据采集方面也做得更好，很多领域已经开始采集追踪数据，基于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研究方法的数据。美国教育智库已经逐步实现基于证据的功能提升，在政策研究、政策倡导、实践改进等各个环节均以证据和数据为基础，围绕调查数据开展研究。

我国教育智库以及教育政策研究缺乏有针对性的、基于大范围数据调查的教育政策评估。从对国内政策研究的梳理来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对政策执行与评估等实践性问题关注与研究不够，基于数据的政策研究占比较低。

我国存在政党型智库、事业单位型智库、民间智库等多种智库，不同类型的智库在数据获取和调查方面存在不同的优劣势。政党型智库和事业单位型智库具有行政和职务上的便利，在采集数据上能够获得被调查单位积极配合的优势，可以承担起采集科学、全面、系统数据的重任，将各种调查数据联系起来，并分享给其他智库共同研究。不同类型的教育智库应发挥不同的数据调查优势，加强沟通协作，进行科学的研究设计，采用先进的计量分析方法，采集追踪数据，持续跟踪政策效果，在大规模数据调查的基础上加强政策实践研究，提高政策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更好地为教育改革服务。

推动中国教育智库建设的建议

通过对比中美教育智库在结构、影响和功能方面的差异，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一）增强教育智库人员多样性

政策出台到落地会面临实践中方方面面的难题，为了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教育智库需要吸纳具有丰富实践经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智库可以主要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方式提高智库研究人员的多样性。“走出去”即建立健全智库专家到政府决策部门挂职的相关制度，补足智库专家缺少实践经验的短板，丰富既有研究人员的实践经历。“引进来”指教育智库应改变理念，在选聘研究人员时应秉承多样化原则，吸纳多学科、具有各种实践经历的专家，采用返聘等多种形式将党政机关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吸纳到智库团队，发挥他们的余热。此外，教育智库在内部管理上应以项目制等形式搭建平台，推动不同学科和实践背景的专家协同合作，推动思想上的碰撞。

（二）培育具有教育专长的综合智库，提高综合研判能力

对教育决策的深入研究建立在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具有教育专长的综合智库建设，在多学科专家的协作下，推动教育、经济等多领域智库研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三）增强教育智库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

国内教育智库研究成果的传播性较低，影响力有限，尚未很好地发挥通过媒体塑造民意、宣传推广、影响偏好方面的作用，官方网站对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数据采集等方面介绍较少，透明度较低，还应进一步重视舆论影响，重视研究成果的宣传和传播，发挥智库解读教育公共政策、引导公众参与教育议题、宣传智库成果的积极作用。

（四）完善教育智库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体制机制

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智库服务决策的作用，应切实落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要围绕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健全课题招标和委托制度，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科学规范透明的立项机制，建立长期跟踪研究、持续滚动资助的长效机制。除此之外，还应建立并完善智库成果扶持、筛选、奖励机制，为优秀的智库研究提供资金、奖励等支持。

（五）提高服务教育政策全过程的能力，提高专业性与科学性

我国教育智库尤其需要加强在问题界定和政策评估环节的作用。在问题界定阶段，教育智库需要加强社会影响力，针对大众开展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深入阐释和科学界定，引起民众和政府的关注。在政策评估阶段，教育智库要加强基于客观全面数据的政策评估，不断提升政策评估方法，采用更前沿的准实验评估方法，提高政策评估的专业性与科学性。不同类型的教育智库可以扬长避短，互相协作，共享数据，建立特定政策的普查共享数据，为更科学的教育政策评估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