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流人书房联和身世

周哲辉

（海东青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清兵入关之后，在北京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这个历史阶段，民族矛盾激化。清政府为巩固其统治，对明朝残余势力、江南汉族地主豪绅和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打击。什么“反清案”“复明案”“通海案”“科考案”，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涉案者波及当时十三个省数千人之众。一人犯罪，祸及九族。主犯被杀，受牵连者流放尚阳堡、宁古塔（今宁安市）、卜奎（今齐齐哈尔市）等苦寒之地。流人的命运极其悲惨，饱尝艰苦，备受折磨。一旦被处为奴，便终生失去人身自由，任凭凌辱、迫害、宰割，不准反抗。否则，就会被处死。被流放的江南文人和各地贬谪官员，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又受各种管制，只有默默读书以遣愁怀。众流人，虽遭大不幸，于绝域乃大幸。到宁古塔来的流放文人开馆授徒，教化群伦，著述宏富，功不可没。不仅丰富了清代牡丹江地区的文化生活，而且为后来的地域文化发展，积淀了坚实雄厚的基础。在宁古塔流人的书房里，多有悬挂联语于中堂。下面，就依据宁安市已故文联秘书长郭军先生，从《御笔宝珊》一书附录中，摘抄的七副流人书房联，分别作以简略剖析。

方拱乾书房联

挹林壑之清旷；

乐琴书以消忧。

方拱乾的书房，位于宁古塔城南江沿，结芦为舍。约藏书数十卷。书房内自书“事君尽礼”四字中堂。

此联表达了方拱乾身处逆境，“守清道而抱雌节”（《淮南子·原道训》）的隐者情怀。所谓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一个出身官宦世家、文章世家的年轻有为者，家庭突遭如此大劫，由风光秀丽的江南鱼米乡，谪戍到绝域荒塞的北徼宁古塔，已把功名利禄之心打得粉碎，宣布了仕途的死刑。不得已而求其次，方拱乾只能寄情山水，淡泊明志。好在他不借酒浇愁，破罐子破摔，而是此路不通择别路，以琴棋书画为乐，化解心中块垒，用一技之长著书立说，因而成就了他的不朽文学事业。

挹：意为牵引。郭璞《游仙》诗：“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林壑：指山野，与林泉、林薮、林下都是一个意思，借指退隐之地。

方拱乾（1596—1667），初名策若，字肃之，号坦庵，晚年改号苏俺，又号云麓老人，安徽桐城人。桐城方氏是当地望族，明清两代，世多显宦，所谓“江东华胄推第一，方氏簪缨盛无匹”。其父方大美曾任明湖广常德府推官（知府），擢御史，巡案江西、河南、顺天等地。后迁太仆寺卿，以“执法不阿”为民称赞。方拱乾的长兄体乾、次兄承乾、三兄应乾均为恩贡生，四兄像乾官至按察司副使。其族人以仕宦、治学称于世者，更是数不胜数。

方拱乾自幼聪明，7 岁能读诗文，成童可记五经。“弱冠负文誉，经史一览不忘”。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第进士。官庶常，馆选第一，“文名震当世”。崇祯十三年（1640），升任詹事府右少詹事。

清顺治十四年（1657）南闱科场案发，方拱乾五子方章钺在科举考试中，被人弹劾与主考方猷联宗，有舞弊行为，拿解刑部。十五年（1658）方拱乾及长子方玄成、次子方享成也受牵连入狱，十一月被判处流放宁古塔。与同案受牵连的难友吴兆骞情好殷挚，在流放戍所经常一起切磋诗文，每至夜分。共同收集整理了黑龙江省最早的诗词合集《质薤》，已失。所著《何陋居集》，是黑龙江现存的第一部古代诗集。顺治十八年（1661）冬，由族人出巨资，认修京师前门城楼，方拱乾全家被赎回。南归后寓居扬州随园，撰写了著名的《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后来家族破落，方拱乾无家可归，流浪街头以卖字为生。康熙六年（1667），72 岁在贫困交加中病死。

47 年之后，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南山集》文字狱又发，其长子方玄成虽然已经故去，仍然被开棺戮尸。方玄成之子方登峄、之孙方式济（《龙沙纪略》的作者），再次被流放到塞外卜奎。方氏四代人，两次遭此悲惨厄运，天可怜见，实为可叹！

吴兆骞望蜀书社联

寄情风尘而外；

养性山水之间。

吴兆骞居宁古塔城东大街路北，三合院，在东厢三楹设书房，藏书百余卷。书房内自写 “教以人伦”四字草书。

吴兆骞书社何以名之曰“望蜀”。笔者认为，这一是因为他有个亲属叫叶之馨，是四川巴县人，有天府之国第一举人之称，曾任云南大理府府尹，为一代名流。后获罪流放宁古塔，常到书社谈诗论文。二是清初大兴文字狱，估计是因为怕直说思乡“望吴”再次获罪，有意回避，以“蜀”代“吴”。在吴兆骞心目中，“蜀”即是“吴”也。三是因为思乡之切，伤心淌血。“望蜀”从成语“得陇望蜀”截下，并付与新义，那就是“岁积苌弘怨，春深杜宇哀”（唐·雍陶诗《蜀中战后感事》）。传说杜鹃鸟为战国时蜀王望帝杜宇魂魄所化，苌弘之血三年化碧。又说闻杜鹃初鸣的人，将有伤别之事。

这副对联，是七言律句，言简意赅。作者吴兆骞虽遭冤狱，仍洁身自好。远离污浊和纷扰，修身养性于青山绿水；“抱璞休奇售，临觞得缓斟”（元好问诗《怀益之兄》）。尽管怀藏真才实学，却不得不恬淡退守，安贫屈居。

吴兆骞（1631—1684），清初爱国主义边塞诗人，字汉槎，江苏吴江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其六世祖吴洪田、五世祖吴山，皆官至尚书。以后几代祖先，也曾做过大小不等官员。其父吴晋锡，被誉为“文行并茂”之才子。

吴兆骞“少颖悟，有隽才”，“一目十行，过诵不忘”。7 岁参玄文（指参读汉代文学家扬雄所著深奥难懂的《太玄经》），9 岁作《胆赋》，10 岁赋《京都》。崇祯十三年（1640），其父吴晋锡考中进士，并被授为永州（今湖南零陵）推官，携全家赴任。吴兆骞览山川形胜写下《金陵》《夜次京口》《扬州》《登汉阳晴川阁》《岳州》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崭露头角。“与华亭彭师度、宜兴陈其年（陈维崧），号江左三凤凰，尤善无锡顾贞观”（《吉林通志》卷一百十五）。

顺治十四年（1657），吴兆骞考中举人。第二年在南闱科场案中被人诬告，含冤入狱，判处遣戍宁古塔。康熙四年（1665）夏，与张缙彦、姚琢之、钱虞仲、钱方叔、钱季丹、钱德维，在宁古塔旧城（今海林市旧街）结成黑龙江、吉林第一个诗社“七子之会”。寓居宁古塔23 年以授课为生，十分悲苦。曾借清廷封祀长白山之机，撰写《长白山赋》进呈御览，企盼开恩赦归，深受康熙皇帝赏识。但因谗言干扰，希望落空。后经京中好友顾贞观、纳兰性德、徐乾学等人鼎力帮助，方得赦还。第二年病死京中，享年只有54 岁。著有《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等。其子吴桭臣生于宁古塔，著有《宁古塔纪略》。

张缙彦外方庵书房联

临喜临怒见涵养，群行群止见品德；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怀。

康熙年间，张缙彦家住在宁古塔城东门外路北，三合院东厢三楹为书房，藏书近百卷。书房内悬挂“以友辅仁”中堂，笔力遒劲。

外方庵书房联，气度非凡。颇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匡世济民风范。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喜怒行止，大事难事，逆境顺境，皆能见素抱朴，固守本真，一以贯之，始终不变。这除非仁人之心莫属，除非君子莫为。如此大手笔，和张缙彦的曲折复杂经历息息相关，别人是写不出来的。

张缙彦 （1599—1670），字濂源，号坦公，又号大隐、菉居先生、筏喻道人，河南新乡人。生有敏才，读书必求根柢。天启辛酉（1621）乡举第二， 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任河南清涧县知县、三原县知县、户部主事、编修、兵科都给事中、兵部尚书。明亡降清，任山东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等职。顺治“十七年（1661）二月，上甄别三品以上大臣，谕曰：‘张缙彦自擢任侍郎，不能实心任事，且耽情诗酒，好结纳交游，沽名取悦，殊失人臣靖共之义。著降四级调外用。’寻补江南徽宁道。是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大学士刘正宗罪恶，言缙彦与为莫逆交，序其诗称以将相之才，词诡谲而心叵测。均革职逮讯。御史萧震复疏劾缙彦曰：‘……缙彦仕明为尚书，在籍时即交通闯贼。及闯贼至京，开门纳款，犹曰事在前朝，已邀上恩赦宥。乃自归诚后，仍不知洗心涤虑，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拟斩决。’上贳缙彦死，裭其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清史·〈贰臣传〉》卷十二张缙彦列传）。张缙彦“生平才学，排荡百家，为诗文宗匠。著作之富，几于充栋。国初以来，邑中通籍士子，多所裁成，盖巍然河朔一津梁也，所著有《依水园诗文集》等书行于世”（《新乡县志·文苑》卷三十三张缙彦列传）。在宁古塔，张缙彦与吴兆骞等结成“七子之会”，建立黑龙江、吉林有史以来第一个诗社。著有《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等。

杨越读书草堂联

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

读书草堂在宁古塔城西南关路北，三合院砖瓦结构，西厢两楹设书房，藏书百余卷。杨越曾在此书房内挥毫， “和乐且耽”作中堂。其联是对仗工稳的律联，颇富才情词藻，用典不着痕迹；大气而高雅，磊落而超群。大雅，本是《诗经》组成部分之一。这里借指大才、高才。《文选·班固〈西都赋〉》：“大雅宏达，于兹为群。”李善注：“大雅谓有大雅之才者。《诗》有《大雅》，故以立称焉。”《汉书·景十三王传赞》：“夫唯大雅，卓尔不群。” 容物：度量大，能容人。《庄子·田子方》曰：“缘而葆真，清而容物。”上联的意思是德高望重，满腹经纶的人都应春风沐人，春风化雨，虚怀若谷，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秋水，即秋天之水，王勃《滕王阁序》：“秋水共长天一色”，比喻清澈。今通称独立成篇、有组织的文字为文章。曹丕《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下联的意思是大雅之人写文章，做经国之盛事，决不能含含糊糊，一定要有文气，像秋水一样清新澄澈，不能有任何污染，不能沾丝毫尘埃，不能包藏一点私心。

杨越（1622—1691），原名杨春化，字友生，自号安城，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安城村人。其父杨蕃，早年业儒，后投笔从戎，官至京口副总兵。杨越少喜读书任侠，长而重气节、好交游，慨然有济世之才。后散家资结客，豪杰盈门。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反清复明，进攻长江流域，势如破竹，得到反清绅士们的支持和资助。兵败退回海上，清廷大兴“通海”之狱。浙东通海案首要分子均被斩首，杨越、祁班孙、李兼汝等一百多人受牵连被长流宁古塔。杨春化流放后，改名杨越。先后在乌拉（今吉林市）充当水兵，在宁古塔城搞贸易，与妻子范氏开饭店，经营浙江风味小吃，传授烹饪技术。康熙二十八年（1691）十一月，杨越病死宁古塔。流放近三十年却不能归葬，其子杨宾（著有《柳边纪略》）跪哭兵部，请求接父亲遗骨回故里，两年后获准。迁归时，宁古塔亲朋友好“哭声填路”，“设鱼餮送行”，宁古塔副都统称杨越为“济世英才”。

祁班孙漠北书斋联

爱惜精神留他日，担当宇宙；

蹉跎岁月待何时，报答国家。

漠北书斋于顺治年间，建于宁古塔北岗子。草庐两楹做书房，藏书数十卷。斋内中堂“乐以忘忧”。书联彰显了祁班孙的冰雪肝胆，松梅情怀，“宁愿玉碎，不作瓦全”的精神境界。祁班孙被遣戍宁古塔时年仅28 岁，英年惨遭厄运，不坠青云之志。不言苦，不思乡，不借酒浇愁，不虚度光阴，念念不忘爱惜自己头脑中早已生根的意识、意志、理想，留作今后担当天下大事，报答国家。他牢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行身，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古训，流放未敢忘忧国，始终不渝，以复明大业为重。

祁班孙（1635—1673），字奕喜，小字季郎，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出生书香门第，仕宦之家，祁氏淡生堂藏书，与宁波天一阁齐名。其父祁彪佳为明苏松巡抚，清军攻入杭州时，写下绝命诗“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沉池殉难。祁班孙生而“颖悟绝伦”，喜诗文，通佛学。 明亡，祁班孙与其兄祁理孙毁家纾难，结纳反清人士密谋恢复，事泄被捕，涉嫌浙东通海案。祁班孙与李兼汝、杨越等一百多人被流徙宁古塔。三年后逃回苏州，于虎丘大会宾客，被官府发觉，隐入尧峰山削发为僧。后到常州马鞍山寺作主持，法号咒明林。公元1673 年英年早逝，仅39 岁。著有《东行风俗记》《东书堂集》《紫艺轩集》。

都本裕北疆书屋联

与古人为知己；

集斯文之大观。

北疆书屋旧址在宁古塔三灵屯孟家大院西院。正房两间设书房，藏书数十卷。其联亦是一幅修养极深的上乘之作。这里所说的“古人”，应指古代圣贤、君子、仁人。显然这些人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与前代人虽然无法谋面，却可以为伍，交谈对话，掏心掏肺掏肝胆，知言知行知声名。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饱览群书，从中探索发现，结为知己。唐太宗李世民曾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上联，恰恰囊括了这一经典。斯文：斯，此；文，指礼乐制度，后以“斯文”泛指文人或儒者。杜甫《壮游》诗：“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崔、魏，即崔尚、魏启心，杜甫同时代人；班、扬，即班固、扬雄，汉代文学家。下联明确提倡向古代文人或儒者学习看齐，希望天下人都修炼成这样的人。

都本裕：原籍江苏，世居南京金闾门外，明嘉靖太仆寺卿都穆之孙。康熙十四年（1675），因文字狱谪徙宁古塔，余则不祥。

载澜养心斋联

书不误人徒悔昔年曾释卷；

墨原磨我却笑今日尚临池。

载澜的养心斋，在宁古塔城南江沿，是砖瓦四合院内跨院，两楹书房，藏书百余卷。

清代文字狱极端残酷，据说某秀才随便说了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竟涉嫌影射清廷而遭残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的《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9 辑65 案，涉及流放宁古塔的有金圣叹的《哭庙案》，方玄成的《南山集》大案尚且漏编，可见此类案件何其多也。身为清朝统治者之一的载澜，被贬遭遣之后，似乎有所悔悟，欲为当时的冤狱打抱不平。所以，他写出了书不误人，何必白白悔恨以往曾经手不释卷潜心读书的上联。下联则不仅叹息白驹过隙，人生苦短，而且津津乐道地自嘲自讽，从不后悔自己一生的癖好。“墨原磨我”，典出苏轼《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诗：“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垒先耻。” 究竟是“墨原磨我”，还是“我原磨墨”，苏轼所答，一目了然。终年磨墨写字、做文章，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一块收藏使用了三十年的宝墨，在不停地磨转中，不但逐渐地消磨了自身，同时也消磨了人生。表面上看是人在磨墨，其实却是墨在磨人。载澜借用苏东坡的名句，幽默恢谐地付与文房四宝之一“墨”以生命，用拟人修辞手段，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副典型的“墨奴”、“书痴”形象，展示了逆境中的旷达胸怀，黄昏岁月的“临池”怡乐情趣。

载澜：光绪皇帝长兄，博学多才，晚清书法家，人称“澜公爷”。民国《宁安县志·人物》卷四云：“载澜清宗室，袭公爵，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拳匪倡乱被议，谪戍新疆。民国元年（1912），由戍来宁古塔。陈都督昭常报经袁前总统，准予留宁，不得回京。为人不脱贵胄习气，骄傲自矜，在宁数载，颇自忏悔，于五年（1916）卒于戍，时年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