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感念一个人

赵国培

人一生的重要选择往往被很多偶然事件所左右。而在偶然事件中匆匆出现的那些人，似乎冥冥之中就是要出现在那里，影响着其他人一生的命运。回想起来，这种擦肩而过的缘分，似乎分外的玄妙，又分外地让人感念……

这两年，我特想一个人，想当面向他道声：“谢谢！”

他的名字叫孙启。

我知道，他应该从他最后一个工作岗位——紫光电影院党支部书记任上退休了。我还想，他肯定住在朝阳区。但我怎么也闹不明白：基本上每天都生活、劳作在朝阳区的我，这么多年来，怎么就未能在随便什么场合，见到他一面呢？

1975年夏天，《北京日报》《北京文艺》选中了我两首短“诗”，并通知了推荐人——当时在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负责文学辅导工作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老师。这对于初中毕业后还乡劳动七年、尝试业余文学创作三年的我，当然是天大的喜讯。但依当时的规定，需“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批准盖章。为此，陈老师不知打了多少电话；文学组组长胡然老师更是头顶烈日，骑车往返几十里，到当时的中阿公社及大队，反复做工作，磨破了嘴皮；负责政工的公社副主任孔樊治也打保票：此人没问题，完全可以发表作品！但我所在的大队掌印人，就是不盖这个章。理由呢，挺简单，也特“革命”：贫下中农还没发表呢，他一个地主的孙子……哼！

可笑吧？可笑。荒唐吗？荒唐。但这确确实实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朝阳区，发生在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业余作者身上！

转过年的三月，《北京文艺》编辑李志老师，又带着一份作者登记表，找到朝阳区文化馆。当时陈祖芬老师正办诗歌创作学习班(我因大队不批准未能与会)。在场的诗友们愤怒了：一个共青团员竟不能发表文学作品！岂有此理！陈老师也很着急，因为刊登拙作的杂志第4期就要开印了。她找到文化馆党支部书记孙启同志。孙书记二话没说，当即提笔写下“同意”二字，又盖上了文化馆党支部的大印。在场的人皆大欢喜。而此时的我，竟然毫不知情，白天在“大寨田”里挥汗劳作，夜里或为大队宣传队编写文艺节目，或写些分行押韵自以为“诗”的文字，乐此不疲呢!

一晃儿，多少个年头过去了。我已从二十开外的毛头小伙儿，迈入了老年人行列，参加工作六年的女儿，都赶上我当年的岁数了。身边日新月异，变化天翻地覆，简直难以用文字或语言表达。我的处境，自然也同整个社会大气候一样，大有改观。但有一宗，始终未变——仍如醉如痴地迷恋着文学，忙里偷闲地读、写。我没有天分，又整日为生计奔波劳碌，苦于用来写作的时间少得可怜。但由于坚持不懈，仍小有成果：每年都能在报刊上露面，发表被称作“短诗”“小小说”“散文”之类的心血之作。还侥幸出了几本书。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北京作家协会吸收入会，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几个农民会员之一。

现在，尽管自己受聘供职于一家中央级报社总编室工作已经多年，但仍是一名临时工；尽管在一些场合被一些人称为“作家”“诗人”，但无一例外地在前面被冠以“农民”二字。所有这些，都不会让我脸红。唯一让我惭愧不安的是，我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以便当面向孙启同志汇报。

明知自己不行偏偏写心不死，固然是深爱于此，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时刻，孙启同志挺身而出，拉了我一把，使我没有理由颓废、退缩，始终如一地坚守信念，笔耕不辍。滴水之恩，理当涌泉相报，何况如此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只能永远不丢下手中的笔！哪怕终日辛劳苦不堪言，哪怕冷嘲热讽棒击捧杀，哪怕诱惑纷纷如潮相袭……我都终生不渝，至死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