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新疆汉文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王聪延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疆考古界一系列新发现，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聚焦在新疆汉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新疆汉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新疆汉文化相关研究。

[关键词]新疆;汉文化;相关问题;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5—0061—08

[作者简介]王聪延，女，兵团党委党校屯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汉文化是指滥觞于中原黄河流域，以汉民族为主体和统治地位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在全方位吸收了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精髓的基础上①以汉字为载体、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内容而创造的一种综合文化体系。由于其强大的文化张力，漢文化自形成后就不断地向周围地区传播、扩散，与其他地域文化互动、交融并发挥了凝聚中华各民族文化成为有机整体的 “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体系的核心作用。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并存的区域。根据考古和史料的发掘：先秦时汉文化就已经传播到西域并开始了在西域长期发散、传播的过程。汉文化与西域其他多民族文化长期互动交融，最终形成了新疆地域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也共同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新疆考古一系列新发现，新疆汉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广泛的关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新疆汉文化相关领域不断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推动了国内新疆汉文化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本文拟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新疆汉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作以综述，以期推动新疆汉文化研究的继续深入。

一、研究专著

目前学术界针对新疆汉文化的专著研究尚显薄弱，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西域通史的研究专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新疆简史》 （1—3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1987年）、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专著，这些成果为后人研究新疆历史提供了基础的资料。

第二，侧重对新疆某一地域、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进行的研究。如王明哲、王炳华的《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孟凡人《楼兰新史》（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0年）、刘锡淦、陈良伟《龟兹古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以及刘锡淦《突厥汗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分别对历史上曾经在西域活动过的民族或某一地方政权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0世纪70—90年代，一些学者专注于历史上西域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研究。梁斌《先秦时期我国内地和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亲密关系》（《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任一飞、安尼瓦尔《新疆地区与祖国内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陈垣、陈智超《西域人华化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对历史上西域与祖国内地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段锟、李德华、刘星主编《新疆与内地关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考察了历史上新疆与内地血脉相连的关系。朱培民《新疆与祖国关系史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利用各种考古资料证明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是文化传播的载体，研究汉文化与西域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必须要研究中原汉人往西域的迁移和流动。周轩、高力《清代新疆流放名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把清代中央发配至新疆流放的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进行了研究。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涉及汉族迁徙西域的内容。袁祖亮主编《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对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地人口有精准的数据，但没有统计当时在新疆各地生活的各民族人口数量。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汉民族发展源流为研究对象，对汉民族的起源、发展、特征、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

其他方面，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民国时期新疆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口活动进行了探讨。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丝绸之路宗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历史上新疆宗教的演变与发展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

第三，涉及汉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专著。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认为“唐代长安与洛阳的‘胡化现象盛行与李唐王朝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以及当时中西交通形势有关”1。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介绍了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西域历史和文化以及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居民的生活习俗。其中“西域史前文化与其东西两方均有交往和联系”的观点说明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久远的。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即已存在，只是没有文献的记载，依据考古资料它至少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尚衍斌在《西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第四部分就汉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汉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及传播进行了论述。薛宗正主编的“《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对历史上曾在新疆生活过的部落、族群、民族的生活全貌进行了论述”2。肯定和强调了汉人自汉朝以来就不能视为新疆的外来民族，而是本地多民族成员的一部分。《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清朝至民国）》（苏北海、黄建华，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有关于清朝至民国时期汉文化对哈密维吾尔社会影响的论述，认为由于近现代汉族在哈密的耕垦、营商，维、汉两族间文化的交融甚为显著。

在对西域文学的研究方面，吴蔼宸《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以及周轩、修仲一、刘长明等共同编注的《纪晓岚新疆诗文》《林则徐新疆诗文》《洪亮吉新疆诗文》和《祁韵士新疆诗文》系列书籍的出版对推动西域文学相关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屯田，作为我国历代中央政府进行国家治理特别是对边疆进行治理的一条基本国策，始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以后历代沿袭。由于屯田，大量中原人进入西域，把中原先进汉文化播撒到天山深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西域各民族构建对中原王朝、对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过程。1985年，马国荣在《浅谈汉代在西域的屯田》〔《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刘光华在《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论述了汉朝在西域屯田的作用。之后，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成崇德《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对清朝在西北的屯田进行了研究。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 年）、赵予征 《丝绸之路屯垦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和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则较系统地研究了从汉代到清代西北屯田发展的全过程。2010—2011年，张安福等《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西域屯垦人物论稿》（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对历代王朝屯垦西域对国家安全、管理制度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1984年，周连宽在《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对玄奘取经的路程进行了论证并就玄奘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评价。仲高《西域艺术通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从艺术角度介绍外来文化对新疆艺术的影响。王建基、许学诚《爬梳镇西——掀起新疆汉文化神秘盖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许学诚《神话镇西——掀起新疆汉文化神秘盖头》分别对巴里坤的汉人生活和民间宗教信仰进行了梳理。王保国在《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形成》中“论述并分析了中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向我国西北地区传播的特性、方式及路径”1。马克章《西域汉语通行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汉语在西域传播的史实。

总体看来，截至目前，关于汉文化在新疆传播方面的研究只能散见于关于西域历史及文化的研究成果之中，而且内容涉及很少，针对汉文化在新疆传播的系统研究尚很单薄。

二、学术论文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疆汉文化相关研究的论文成果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魏良弢《西辽时期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该文认为契丹西迁后建立的西辽政权“是一个受汉化影响较深的王朝”;“契丹上层人士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甚至有的已经汉化”;“西辽时期是继汉、唐之后汉文化在中亚传播的又一高峰”。王治来《历史上汉族人向西北邊疆迁徙》（《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通过论述汉人进入西域的途径认为“汉族人很早就进入西域”。薛宗正《麹嘉考——兼论麹氏王朝的内外政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认为创立了麹氏王朝的麹嘉， 对内弘传汉文化， 对外依附强权， 推行内外有别的二元化国策， 这一政策成为麹氏王朝世代相承的政治传统。荣新江，朱丽双《于阗国王李圣天事迹新证》（《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对活跃于公元10 世纪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一生的事迹做一个总体的考察。这些论文都用事实说明历史上除了中原汉人外，其他少数民族也为弘扬汉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具体来看，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汉文化在新疆传播的研究。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隋唐时期西域受到中原文明强烈影响;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宗教、神话传说和东西文化交流》（《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涉及汉文化传入西域的原因，认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西传西域与汉文化自身的先进性、汉朝与乌孙联姻、西域遣子入侍等有关;此时高昌与焉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马克章《新疆汉族地名汉文化透析》（《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对新疆汉语地名进行界定后认为新疆汉语地名蕴涵着丰富的汉文化内涵，同时反映了汉族的共同民族心态、民族习惯。王东平《先秦至唐代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赵文润《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2月）、郎樱《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韩涛《略论唐代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论文从不同历史阶段论述了西域与祖国内地的文化交流，认为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并对两地文化的发展都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根据汉文化在西域传播地域进行研究的有周轩、张岩《巴里坤移民屯戍与汉文化》（《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在新疆移民屯戍史上，巴里坤是汉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仲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和《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汉文化的输入使和田绿洲文化从物质、制度和观念层面都发生了嬗变，这一时期是于阗文化的勃兴期;唐一统西域后，于阗文化与西域地域内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水乳交融，隋唐时期堪称于阗文化的盛世。

第二，涉及汉文化相关概念界定的研究。刘文琐《汉文化与古代新疆》（《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汉文化实际上是‘泛汉民族文化，是一种以典型、纯正的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和统治地位的共同体文化，历史上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对西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1。荣新江《“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指出唐朝官方文献中所指“西域”地理范围是随着唐朝在西北边陲统治方式的深刻转变而不断向西推进，分别代表了敦煌以西、今吐鲁番以西及帕米尔以西地区。

第三，把进疆汉人作为整体进行考察的有马国荣《两汉时期新疆汉人的社会生活》（《新疆社科论坛》1997年第1期）认为至西汉末年汉人已经形成遍布天山南北的大分散和以各屯区为中心的小集中格局。万雪玉《清以前新疆地区汉民族寻踪》（《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认为汉族是较早进入西域的民族之一，清朝以前历朝都有汉族进入新疆定居，他们大多随着历史的演进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只有少部分在西辽之后进入北疆的汉民与清中期进入新疆的中原汉民汇合。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有数量可观的汉人进入西域以及进入西域的方式、屯戍士卒的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的考察。2006年，贾丛江《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探讨了两汉时期中原姓氏观念传入西域与王莽“去二名”法令之间的关系。2011年，贾丛江又在《元朝前四汗时期西域汉人的来源》（《西部蒙古论坛》2011年第3期）探讨了元前四汗时期西域汉人的来源。2014年，周泓在《晚清民国新疆汉人主体文化——新疆汉人社会研究之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中论述了近代新疆汉人源流和其文化认同以及汉人主体社会的生成问题。任克良《唐代西域汉人与当地民族的融合》（《新疆地方志》2015年第1期）认为历史上曾在西域活动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出现了少数民族受汉文化影响，而汉民族也被少数民族“胡化”的现象。

近年来，关于历史上汉人向西域迁移的问题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阚耀平《清代天山北路人口迁移与区城开发研究》（2003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对清代从内地迁入天山北路移民的数量、类型、迁入方式以及人口迁移和区域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贺萍《两汉时期西域的汉族及其对开发建设西域的贡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阐述了两汉时期汉族通过联姻等各种途径大量入居西域，改变了西域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推动了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李洁在《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及作用》（《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认为“历史上汉族迁移新疆的动因多种多样，在迁移过程中汉族移民把先进文化传播到新疆地区，扩大了边疆和内地的文化交流”2。李洁在《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有30万汉人从内地迁入新疆，对于促进新疆社会的发展、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改变新疆人口分布态势、巩固边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集中探讨清代汉人在新疆活动的专题研究有齐清顺《清代新疆汉民族的文化生活》（《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侧重从“婚姻、节日、祭祀、娱乐、教育、丧葬、结社等方面论述了清代新疆汉民族的文化生活”1。黄达远《清代新疆北部汉人移民社区的民间信仰考察》（《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2期）通过对清代新疆北部汉人移民社区民间信仰的考察，认为民间信仰对于巩固新疆汉人移民社区适应新的地域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与作用。许建英《坛庙与神祇：清代新疆汉族移民的社会文化构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以内地坛庙和神祇进入新疆及其在新疆传播为视角，综述清代新疆内地坛庙的建设及其种类，分析内地移民对坛庙和神祇的现实与精神生活的双重需求，展示了清代新疆汉族移民社会文化生活的断面。2

对西域历史人物个体研究中涉及汉文化有张广达先生在1978年发表的《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该文引用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喀什噶里在《突厥语词汇》中对“桃花石”的解释说明“中国是一个统一体”“喀什噶尔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我国兄弟民族之间结成的血肉联系” 以及作者在《突厥语大词典》中随附的圆形地图中的标识，说明作者从内心认同自己的故乡喀什噶尔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赵荣织《浅谈耶律大石的历史功绩和西辽的历史地位》（《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在颂扬耶律大石历史功绩的同时，指出他统治西域期间弘扬了中华汉文化。荣新江、朱丽双《于阗国王李圣天事迹新证》（《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对李圣天一生事迹做了总体考察。认为李圣天的各种称号体现了于阗传统的佛教思想与中原汉族王统思想的结合。赖美琴《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燕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通过考察历史上少数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认为历史上众多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与作为汉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有吸引、凝聚少数民族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属性密切相关。

第四，流放人员在西域的生活也受到学界的关注。齐清顺《清代“废员”在新疆的“效力赎罪”》（《 清史研究》 2001年第3期）认为“新疆是清朝政府发遣‘废员的重要地区之一。不少‘废员在新疆‘效力赎罪期间， 作了许多有益于边防建设、发展生产和繁荣文化的事”。李方《唐代西域的贬谪官吏》（《新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认为唐代某些贬谪官吏不仅有较好的政治素养而且具有一定的治国安邦的能力，贬官西域对他们个人来说是政治上的失意，但对于西域地方的发展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五，中原漢家公主与西域少数民族首领和亲是汉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因素之一。黎虎《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 期）认为“解优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从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要大于细君公主和后期的王昭君”。薛正昌《西汉女外交家——冯燎》（《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论述了解忧公主的侍女冯燎随解忧进入西域后为促进西域各城邦诸国和中原交好做出贡献。崔明德、林恩显《论中国古代和亲类型、特点及其它》（《民族研究》1995年第5期）论述了和亲公主在西域传播汉文化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俞明在《细君、解忧公主和亲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认为“细君、解忧与乌孙和亲对维护汉王朝领土之完整、边境之安全以及促进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3。

第六，关于中原王朝在西域屯田的论文。王泽民《汉代西域屯田与汉语汉文的传播使用》（《新疆地方志》2003年第3 期）认为汉代在西域屯田为汉语汉文在西域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高莉琴《新疆的屯垦移民与新疆汉语》（《语言与翻译》2004年第3期）论述了汉、唐、元、清几个朝代的屯垦移民对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七，关于内地制度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曾提到回鹘自唐初就接受了唐朝的羁糜州制度并引入唐朝的官制。尚衍斌《关于晋唐时期西域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l期）认为晋唐时期是西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西域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吸收了中原汉法有关。 陈国灿《唐西州的四府五县制——吐鲁番地名研究之四》（《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2期）认为唐灭高昌王国后，从军事和地方行政体制上，实行了一套新体制，使高昌“在管理体制上与全国融为一体”。

第八，对高昌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1983年，学者韩国磐在《关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户籍残卷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根据对唐代西州户籍残卷的研究得出：第一，唐代西州因为耕地太少，不敷分配，所以普遍存在受田少的问题;第二，唐代西州户籍内已受田中的永业田即相当于口分田。第三，唐代西州已受田的各地段下所登记的田地名称有的按经营的作物有的按土田的质量命名。郑炳林《高昌城诸门考》（《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认为高昌城诸门名称及命名明显受到以汉长安城和十六国时期洛阳城为代表的中原等城建制的影响，反映了汉文化对高昌影响之大、传播之广。1柳洪亮《新出麴氏高昌历书试析》（《西域研究》1993年第2 期）根据对新出土的《高昌延寿十一年（公元634年）历日》历书残卷的研究认为：麴氏高昌的历法属于我国传统的历法。薛宗正《唐代西域汉人的社会生活》（《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贺菊莲《从考古发现略论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丝绸之路》2010年第2期）皆认为汉唐时期内地在端午节食用粽子这一习俗已经传播到唐代的西州。但高启安《吐鲁番出土“草编粽子”名实辨考》（《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1期）却认为此“草编粽子”并非粽子，而是农户编织的悬挂于家中的小饰品，它是内地香囊文化在西州传播的明证。齐万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人的衣食状况及人文风习》（《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结合史料和考古发掘，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人在衣食住方面受西北游牧文化及中原汉文化的双重影响，但在文化思想方面受中原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浸染更多。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高昌王国无论是从语言文字、生活习俗，还是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方面都与中原内地保持着一致。董永强、 刘 戈《汉文化对吐鲁番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响——基于对〈吐鲁番 出土文书〉中容量单位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从容量单位的角度探讨了汉文化对吐鲁番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影响。

第九，其他方面涉及汉文化在新疆传播的研究。袁澍《新疆会馆探幽》（《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贾秀慧《近代新疆汉族商帮的同乡组织——会馆》（《殷都学刊》2014年第4期）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内地同乡会馆在新疆的设立对促进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所起的的作用。买玉华《清代乌鲁木齐秦腔艺术的发展》（《新 疆 艺 术 学 院 学 报》2012年第1期）、李燕《清末杨柳青年画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启示》（《甘肃社会科学》2014 年第6 期）分别论述了内地秦腔及年画艺术在新疆传播的情况。郑亮《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新疆社科论坛》2008年第1期）认为汉唐时期，中原西向求法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近年来一些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涉及新疆汉文化研究。如刘虹《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汉文化传播研究1884—1949》（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较全面地“梳理了新疆建省至民国时期汉文化在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传播的线索。认为清末至民国时期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维系了新疆世居汉人对自身‘老新疆身份的认同;是新疆近代化，尤其是文化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奠定了近现代以汉文化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疆多元文化格局的基础”1。

三、考古类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疆考古新发现，一批与汉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第一，由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从 “考古调查与发掘”“专题论文与研究”“图版” 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以来新疆考古研究所陆续在新疆各地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内容详实，可谓是新疆考古研究的一座里程碑。1981年至1991年，由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图书由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该系列图书记录了从1959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进行的十余次科学发掘所获得的近万片汉文文书。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对丝绸之路新疆段的考古发掘进行了研究。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收录了1975年以后，吐鲁番考古人员在清理阿斯塔那等地的12座古墓葬中陆续出土的年代为北凉、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文书，为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可谓是《吐鲁番出土文书》系列图书的一个继续。1986—198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天山以南和静县察吾乎沟的五处墓地的448座墓葬进行了全面地考察和分析。1999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新疆察吾乎——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对察吾乎考古文化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4年）对近年来汉代西域考古所取得的新发现、新认识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成果为推动新疆汉文化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支撑。

第二，助推了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年第7期）利用在新疆所发现的部分汉代遗物说明“远在公元前，中国汉朝就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廣大地区设有行政机构，完全统一了西域。”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利用汉晋时期新疆出土文物，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穆舜英连续发表的《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和《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从新疆最早期的细石器文化等共六个方面，对新疆考古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提出了“新疆发现的细石器文化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可能属于同一传统”，而且“距今七、八千年前，新疆地区就有了人类的活动”，“随着丝绸的运销，汉朝先进文化的传播曾经深入到新疆各个地区”等观点，印证了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7年，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整理的《吐鲁番晋一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从1959年起先后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地进行的十三次发掘过程中发现的二千七百多件文书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介绍，认为“古代高昌是我国汉族和兄弟民族聚居区”。1978年，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文物》1978年第6期）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高昌郡县行政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直到郡和军府机构完全和内地郡县相一致。”2王炳华《吐鲁番县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文物》1981年第1期）根据考古发掘论证了唐代租庸调制在吐鲁番实施的情况。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兼论悬泉汉简中的相关史料》（《中国学术》第六辑）揭示了西域诸国最初使用汉文作为官方文字的重要史实。林梅村《再论汉佉二体钱》（《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针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界在汉佉二体钱研究中存在的失误进行了探讨。林梅村《于阗汉文钱币考》（《钱币学论坛》1989年第3期）认为于阗汉文钱币的形态继承了中原地区方孔圆钱的传统，体现了汉文化的特点。

张平《新疆考古发现的龟兹钱范》（《中国钱币》1989年第3 期）“龟兹铸币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主要是受中原地区货币的影响”①。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认为自魏晋以来汉文化就根植于吐鲁番本地的“汉文文学的生产与流动，呈现出边地汉文化接受与传播的独特景观”②。张新国《吐鲁番文书〈武周赵小是户籍〉探析》（《文献》2014年第6期）从唐代西州一份户籍类文书说明了唐代内地户籍制度在西域西州的推行，证实了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管辖。

综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疆考古越来越多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西域史地的研究，并取得了累累硕果。学者们通过大量史料的研究并结合考古发掘，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部分学者通过对新疆汉文化的研究，论证了诸如“汉人很早就已经进入西域”“自汉以来，中原汉文化就开始了在西域长期的传播并和西域其他民族文化互动、交融，这种长期的文化交融使西域各民族文化具备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这是“新疆自汉以来始终隶属于中国的重要原因”“西域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等诸多观点，为今天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疆汉文化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来自于20世纪70—80年代老一辈史学名家所取得的成绩。进入90年代以后，有创新、重质量、高水平的科研精品鲜有问世，新疆汉文化研究没有创新性的突破，在许多领域还存在空白，尤其在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研究领域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还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释汉文化在新疆传播的动态化的、连续的整个过程，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再接再厉继续推动新疆汉文化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