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探秘与民族文化的溯源
——解读徐则臣《北上》

□ 沈倩倩 李掖平

京杭大运河这条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人工河流，从悠远的古时流淌至今，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这种影响体现于万千民众生活的肌理之中，它的发展踪迹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从某种程度上讲，追踪大运河的前世今生，思考大运河的未来景况和体味大运河与民众的深刻关系，就是在思考我们的民族古今。这样宏大的命题对于一个拥有严肃态度和艺术追求的作家来说显然是很有诱惑力的，《北上》是徐则臣交出的一份优秀答卷。作者以笔作桨，带领读者沿着这条凝聚了中国古人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英雄气魄的人工大运河一路穿行，触摸华夏大地的民族根性，寻索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感受其浩然之气、隽永之美、永恒之情。

以大运河为轴线，徐则臣精心构设并串联起两个时空、三组故事、众多人物，将横跨100多年的时空疏密有致地铺展于读者眼前，立体化刻绘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及其复杂而神奇的面貌，并以多重的比较视野带领读者审视着发生于大运河上的纷纭世事，在人物寻根溯源的旅程中寄寓着历史沉思和未来瞻望。作者不仅从故事的内容上透视大运河背后的社会生活变迁与民族文化浮沉，又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探索力，从情节铺衍的叙述节奏上切合其运动形态。于是，读者们在来回交叠切换的时空中，既看到了历史中的大运河和当下的大运河，更看到了历史与当下大运河的互为对比和参照，以及大运河之于中国之于世界之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由此，深层思考的探照灯逐渐照向前方：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创造性继承、创新性激活先人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又怎样借史鉴今、以史励今，来滋养我们的现实和未来？

一、 有意识的文化探渊

徐则臣在《北上》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若是拿通常意义上的标准找寻《北上》中的主人公，只怕是会失望而返，因为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条河。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塑造大河形象而闻名的优秀作家作品，就有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沈从文的《长河》、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鱼佬儿》)等，刘绍棠更是因一系列以大运河为背景的作品(《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尽管有这几座“滚烫的火炉”在前，但这似乎并未使徐则臣产生“影响的焦虑”。他选择以一种别开生面的艺术表达方式，将自己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深刻感悟与思索，沉潜在故事讲述、情节铺衍、人物塑造、文本修辞和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力图通过真实生动地写照和表征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和民心所向，以一种精神方式参与祖国聚力前行的历史进程，并以此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不断创新的历史发展逻辑，彰显出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格、展示民族力量、弘扬民族精神的深厚文化意义。

故事的发端是一封写于1900年7月的意大利文信件，由此信生发出三组故事。第一组故事发生于1900年—1934年间，意大利人费德尔因追慕大运河来到中国，之后通过一系列颇具传奇性的事件留在中国度过余生；第二组故事起始于1901年，费德尔的哥哥小波罗来中国找寻弟弟，以考察的名义组成了以他自己、谢平遥、邵常来和孙过程四人为核心人物的船队，他们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第三组故事发生于现代，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周义彦和费德尔的后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道。这些人相互间本来并无联系，但由于大运河的关系，他们在一系列事件中产生了交集，先后建立起或血缘或亲情或友情等各种关系。这三组故事分别发生于不同的时空之中，故事的走向和讲述的角度与风格也迥然不同，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相异性，使得原本线性行进的历史或横面荡开或旁枝逸出或折叠拐弯，展现出格外丰饶繁复的空间和层次。

我们先看发生于过去年代的两组故事：第一组以意大利人费德尔为中心的故事是通过第一人称来讲述的。这个“我”一反往常作品中外国士兵凶神恶煞的形象定位，当“我”身处意大利时就对中国的大运河心生向往，后来得以通过服兵役的方式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然而由于战争，“我”只能收起对这片土地的爱慕，用凶残的方式对待它，参与到了八国联军与义和团、清政府的战争中。“我”十分厌恶这场战争，并且非常同情义和团里的中国民众，在遇到心爱的女子之后，干脆隐匿起自己的身份，在大运河畔安家落户，度过余生。在这组故事中，徐则臣设立起一个“闯入者”审视中国近现代史的维度。通过设置费德尔这个外国人来“看”这场战争爆发的后果，“看”双方战士的痛苦，“看”中国百姓的痛苦，来增强这种叙述的感染力和真实性。在发生于1901年的第二组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各异，有代表外国势力的意大利人小波罗，有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谢平遥，还有代表农民反抗势力的孙过程及代表普通百姓的邵常来等人。作者在设置这些人物时显然煞费苦心，因为这些人物几乎囊括了所有曾对清朝末年社会走向产生巨大影响的各方势力。这些背景各异的人物一路北上，他们不仅观赏到波光粼粼的大运河美景，体味到氤氲着烟火气息的民间世界，同时还领略过清廷、义和团、洋人侵略者的刀光剑影。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徐则臣尽管也将这些势力作为描述的重点，但他塑造出的这些代表各方势力的人物，显然又与传统认知有所差异。譬如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外国人一定是为掠夺财富而来到中国，义和团中的人对洋人也必定是不分善恶地统杀。然而在徐则臣的笔下，小波罗是为寻找亲人而来，并且对中国怀有一种欣赏的态度，孙过程也并非完全与洋人水火不容。可以说，在这一组故事中，作者的意图在于将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图景像纪录片一样如实铺展，不仅要展现通常认知中的图景，更要挖掘历史中可能存在的越出常轨之处。在人物的设定上，已经如此颇具匠心，在具体塑造每一个人物、勾连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时，作者则显示出了更为精巧也更见其对民族历史深邃思考的写作功力。这些人物各个鲜活生动，对于眼前的乱世，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跟随着这些不同人物眼中的景致，其不同思考也顺理成章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譬如，在小波罗的眼中，他并不怎么在意这个东方古国的繁盛、衰败和战乱，对这里的人民也没有先在的恶意，他来到这里仅仅是为寻找自己的兄弟，他是用意大利的标准来衡量眼前这个即将走到终点的封建王朝和这里的人民的。在谢平遥的眼中，他痛心于自己的国家，同情困苦的底层百姓，却又无能为力。在与小波罗的同行过程中，他得以冷静地观察小波罗。而在曾经是义和团中一员的孙过程这里，他虽不理解朝廷的朝令夕改，但对于洋人的憎恶却并未消失，对于哥哥的临终所托他从未懈怠，后来通过与小波罗的相处改变了些许自身的观念。不难发现，在《北上》的这一组故事中，徐则臣通过这些人物的设置，构筑起一个发源于鲁迅作品中的“看”与“被看”的结构，并且，这个结构是多层次的：外国人眼中的大运河和中国；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底层民众；义和团中眼中的清廷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组故事中，叙述人的口吻变为了“上帝视角”的第三人称，试图建构起一种客观冷静的叙事。由此，通过这种匠心独运的人物关系建构、人物关系背后“看”与“被看”的叙事视角的多重设计，大运河上的或荒诞、或温润、或火热、或残酷的沉厚历史，得以充分而多层次展开在读者眼前。这段历史当然涂染着作者鲜明的主体性色彩，但也恰恰因此，《北上》中的这段历史才更具深远的启发性和独特的美感。

在前两组故事中，历史在横截面的展示中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到了第三组故事，时间跳转到了现代，视域随时空的大幅跳跃而随之放大放远，展现在眼前的是宏阔的国族百年史。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一百年的历史意义非凡，但作者没有正面处理，而是采用类似“探秘”的形式，通过对家族史的揭秘来承载对民族历史的溯源。这种溯源不仅仅是为了找寻到民族文化的“根”，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一“寻根”之旅中，重温并激活和传承民族文化充沛的元气、蓬勃的生命力以及丰厚的精神遗产。于是，“寻根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一主题，通过精心的钩织渗透到各个人物身上，在作品内部扎下根来。一百多年过去，邵常来的后人、谢平遥的后人、周义彦的后人、孙过程的后人和费德尔的后人，尽管身处不同的行业，但他们的生活依旧与大运河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乍看之下，小说呈现出的只是一些现代生活的不同侧面，但联系到其背后那条虽风光不再但依然浩荡的大运河，便可知晓，作者意在展示大运河在现代社会中附着在民众生活不同层面上的丰富意义。大运河不仅仅是很多人的“饭碗”，更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大运河塑造了他们的生活形态，大运河的踪迹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留印着清晰的刻痕。这些人物本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平缓运行，如同河流的支流终究会汇集到一起，这些负载家族“秘密”的人物是因为大运河汇集到了一起。随着这些秘密的揭开，随着时空距离的抻长拉宽，在与先祖命运的比较与联系中，一条条不同层面上的“出走——回归”的隐含线索徐徐浮出水面。生活在当下时代的邵星池是职业层面(试图逃离传统渔业，最终发现自己的根是长于此)上的，马思意是身份层面(被喊了一辈子“马思艺”，最终回归为“马思意”)上的，谢望和、周海阔显然是精神层面上的。而在两个外国人身上，此结构的完成则由小波罗和马福德二人经历共同构成，马福德因向往中国而出走，小波罗因寻找马福德而出走，虽然小波罗因意外而去世，但是他的弟弟却因爱情而寻找到新的故乡。既然他们出走和回归的动力皆源自大运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其实，启迪他们思索人生的、教给他们体念人生的、赋予他们智慧与品德的，绝不仅仅是他们在大运河畔结识的某一个或某一群人，而更是这条大运河。简而言之，不论是谢平遥、谢望和们，还是邵常来、邵星池们，或是费德尔、小波罗们，他们的命运始终与大运河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历史其实也就是大运河的历史，那么，他们的未来也就是大运河的未来。这使我想起了沈从文写在《长河》中的这几行文字：“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总那么想，一条河对于人太有用处了。”是的，每个人在追寻远方时须回看过往才能更好地走向远方，民族的发展也须得深刻溯源民族文化的根基，继承其精神价值，从而使个人、使民族更好地走向远方。徐则臣显然是深谙个中三昧的。他不仅是在以上述各色人等与大运河的血脉亲缘，来寄寓自己对大运河前世今生命运的思考、对个人命运和民族历史的思考，还企盼通过谢望和的故事来寄托大运河以及中华民族未来的荣光，希望借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一契机，不仅从精神层面上真正重视大运河，更从实际行动上激活其生命力，使其承载的民族历史和精神渗入平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成为民族生命、民族表情、民族人格、民族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上》的故事横跨两个时空，作者在单独观察每一个时空中的众生相时，实际上建立起的是一个时间的横坐标。在这一横坐标中，徐则臣通过活跃于其间的人物展示出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在代表各方势力的人物“看”与“被看”的结构中呈现出社会生活复杂的层次性，同时也展示出大运河之于民众生活的重要意义；而将两个时空联系起来观察时，实际上作者又建立起一个时间的纵坐标，通过这一纵坐标，徐则臣显露出他对于大运河和民族历史的思考，希望在“寻根”过程中深入挖掘并发扬光大其荣光，从而指向未来和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徐则臣是用一种由个人而民族而世界，又由世界而民族而个人的循环视角来看取民族历史的。也由此，作者呈现出的大运河不仅仅因勾连古今而有宏阔之势，蕴含了几代人的辛苦求索而现深沉之况，更因深入生活肌理而有温润之态，摇曳出不同于前人的别样风情。

二、 有意味的形式建构

通过《北上》不仅能看出徐则臣作为一名具有知识分子气息作家的深刻，还能看出他在叙述艺术上的自觉探索。当然，这种“格式的特别”的探索早已开始，在《耶路撒冷》中，他将章节分为奇数章和偶数章，同时在奇数章的内部又采取一种对称结构，采取这种形式也并非为新而新，而是为解决主体故事中容纳不下的思考。当这种艺术追求延续到《北上》时，为了适应大运河这个翻滚着波涛、承载着晃晃悠悠船帆的主人公，徐则臣探索出一种别致又恰切的艺术形式。

在《北上》中，考古报告之前有一段引言，引述的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诗句：“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这段话诚然可以解作从历史中走来的人和物皆会带有过去的印痕，以此呼应着《北上》的主题，但是这段话也潜藏着一个关于这部作品的文本艺术形式的秘密：过去与今日是如此地难分难解，前者是往昔对今日的抵达，后者是今日对往昔的重溯。这句话与文本第三部分中一些近似于夫子自道的话语遥相呼应：“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纪实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为什么就不能大撒把来干他一场呢？”看似简短的几句话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意思和意味：第一， 将自己想以虚构的方式来写作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坦诚交代；第二，这是在交代自己是用“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的手法进行并完成虚构的相关过程；第三，既然纪实和虚构串为一体相融相成，那么，小说的叙述就可以在铺衍故事的同时，来谈论正在进行的叙述本身，并使这种对叙述的叙述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第四，作者藉此提醒读者要对文本进行更深入的艺术思考和质疑，同时警醒读者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北上》由此而具有了鲜明的“元小说”的特征。借用“元小说”的技法弥合现实与艺术两者之间的界限，以看似“解构”的艺术形式来凸显书写者关于历史“建构”的思考。这种艺术构思的巧妙和大胆的确令人欣喜，扭结于作品中的具有比较视野的历史反思和具有阵痛的当下求索非但没有因之褪色，反而更为清晰，这一艺术上的尝试呼应的正是《北上》中那句具有点题之义的语句：“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

与大胆运用“元小说”技法来对百年民族史进行建构的想法相适应，《北上》中叙事时空的安排，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文本结构都别开生面。一切的故事都开始于一封写于1900年7月的意大利文信件，正是由于费德尔写的此信，他的哥哥小波罗也从意大利来到了中国。这两个闯入者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结识了不同的人，从而生发出不同的故事。一百多年之后，与他们二人相关的人的后代又因为此信汇集到了一起。表面上看，《北上》的故事结构具有圆融的特点，但是这圆融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那种逻辑严密的线性叙事，本文中的圆融充满了偶然性，内部的密度也并不一致，这显然是由于不同于一般小说中叙事时空的架构造成的。在《北上》中，作者将过去的故事和现今的故事进行了交叠切换式安排，第一部的第一节先叙述发生于1901年的小波罗这一线索上的故事，之后第二、第三、第四节中的故事却是发生于现代的，并与第一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到第二部中的第一、第二节，时空再次置换，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又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场景，第三节又回归到现代；故事行进到第三部，又重新回归到那封信上。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追述20世纪初所发生的事情时，都会由此(1901年)一再地溯源大运河悠远而丰饶的前世，而每一次回到现代，现代的节点都在不断向前延伸，使大运河的今生始终呈现为一种不断向前发展沿革的动态。据此，我们说《北上》故事内部的时空线索的铺设，既不是一种顺序时态，也不是顺序和倒叙互为穿插的错落时态，而是如同大运河本身的运动形态一般起伏跌宕、来回摇摆的交叠时态，如同大运河当中的一朵浪花，在水流的涡旋中不停地来回腾挪翻滚，每一次腾挪翻滚都看似相似，但实际并不一样；又如同不停行进的钟摆，每间隔60秒，指针就要重复运行到某一个点，但每一次的重复，却能指着一个崭新的时点或分点。运河人百年的故事和大运河数千年的流变，就这样时而疏离时而交叠，既互为镜像又相融相成，既所指着历史总在螺旋式上升的社会发展规律，又诠释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能指性。这是徐则臣的一次大胆尝试，亦是他的一个成功创新。一方面，这样给人以摇摆交叠之感的时空设置，一是紧密契合了主人公是大运河的身份定位，二是建构起了一种或抻长或缩短可随意折叠的新空间；另一方面，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通过血缘关系勾连起如此众多的人物，将他们妥帖地安放于不同年代。在讲述这些人物的故事时，开端详述，中间年代则略去不讲，到讲述21世纪的故事时才在人物的溯源过程中影影绰绰，或隐或现，这样的处理方式更有利于突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引领读者从历史发展的眼光、今昔对比的视角，来思考大运河所承载的历史和民众的命运。同时还有效增添了阅读的趣味与快感，作品的各个章节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随意抽取某一节进行阅读，都会觉得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桥段；假若不按照书籍目录安排的章节顺序进行阅读，即对其顺序进行随意组合之后再来阅读，依然可以体会到故事的完整性，进而乐享层次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这是传统的线性叙事所不具备的一种审美效果，从而使有意味的讲述真正获得了有意思、有兴趣的意味。

这种别开生面的艺术形式显露出徐则臣探索一种新颖的小说创作之路的勃勃雄心。但他所追求的“新”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为新而新”，而是如何更为有效地建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一则名为《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中，徐则臣曾谈到过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复杂，那我们就不应该人为地简化它，事实上传统的、逻辑井然的线性叙事就是简化为手段才得以成立的。”显然，《北上》是他这种文学观的具体践行，他在尝试着以一种别开生面的创新艺术形式来揭开历史的丰富性、偶然性和复杂性。这种艺术形式与其内容和主题相辅相成，高度契合，成功地将寻访一条河流、探秘民间生活底蕴、致敬乡野生命形态的个人具体行为，提升为追溯民族的文化根性和精神血脉的一个具有化人养心审美功能的文学史意义的事件，将一部小说熔铸成照亮华夏大地文化精神和生存境界的“大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可贵的艺术探索与创新，为当下的文学书写从文本结构的创建，到故事情节的铺叙，再到文化意蕴的涵容，从叙述方式的选择，到表现手法的穿织，再到语言文字的运用，如何有机整合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写实与虚构、中正与诙谐、笃实与空灵、明晰与隐晦、纯粹与杂糅、守成与创新等艺术思维和审美风格，建构一种具有民族文化高清辨识度的新时代文学符号，以生动鲜活的可能性，提供了以资矜式的镜鉴。

为徐则臣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