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徐闻

◇ 陈妃来

一

站在高高的碉楼顶，我渐渐平静了下来。

和煦的阳光如流水，从厚厚的云层边缘泻了下来，温暖着田野里五颜六色的花海，温暖着花海尽头逼弯了公路的山冈，温暖着山冈上昂首苍穹的碉楼以及碉楼后面郁郁葱葱的丛林。柔软的清风沾满阳光的味道，裹着我的目光、我的思绪，轻轻掠过花海、山冈、碉楼、丛林，飘向远方。天地交接处一片苍茫，目光也一片苍茫。唯有那思绪如一缕轻烟，又如一支利箭，刺破厚重的苍茫，径直飞了几百公里，抵达并久久萦绕在那片红土地上——那是我的家乡徐闻。

我依旧渴望家乡能跟这儿一样，一样碉楼林立。不是羡慕这些碉楼曾经受到导演姜文的青睐，在电影《让子弹飞》里风光了一把；也不是羡慕这些碉楼以其独特的魅力荣登世界文化遗址名册，享受着世人的瞻仰。只是看到这些规模宏大又保存完整的碉楼，我的心底时不时渗出一丝丝挥之不去的遗憾与失落。为什么，曾经跟这儿一样碉楼林立的家乡，才过几十年，要再找到一座碉楼就那么难呢？

我的确找了很久。有好几次，我以为再转个弯就能看见碉楼了，可诸多的山重水复过去了，就是等不来柳暗花明。问问村子里的人，不少上了年纪的人都一头雾水，个别老人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却也模糊不清。

也罢，消失就消失了，我也不必再辛辛苦苦地去寻找了吧。

对许多人来说，碉楼是一扇窗，唯有通过它才能看到那段历史，那段伤痛。

对我来说，碉楼的在与不在，那段历史，那段伤痛，都在我的眼前，都在我的心里。

二

徐闻没山，但有山贼。

所谓的“山”并非山，而是林。以前的徐闻覆满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遮天蔽日，林中荆棘丛生，终日迷雾弥漫，误入其中如置身深山，便有了“徐闻山”之称。

所谓的“贼”亦非贼，而是匪。贼还是怕人的，匪则人见人怕。发现贼，众人尚可高呼而逐之。匪来了，夺路而逃为上策。

呼匪为贼，足见徐闻老百姓之善良与纯朴。善良到宁愿他们登堂入室是一时之迷，宁愿他们攫人财物是走投无路；纯朴到相信他们作恶时也提心吊胆，相信他们终有一日会改邪归正。

然而，山贼终究是匪，他们以“万三三”之众，掀起了血雨腥风，淹没了整个徐闻，不给老百姓一丝为自己的善良与纯朴后悔的机会。

山贼之残忍，我不想说了。能置人于死地的手段，尽量往背离人性的方面去想象，只要你能想象得到，都不算过分。

不说，又怕有些人懒得去想，不知山贼之凶残，太便宜山贼了。

那就说说，只说一事。

相信不少人都从文学作品中看过诸如“人吃人的社会”之类的字眼，也都明了其中的“人吃人”不过是一种比喻，借以谴责社会之黑暗，并非人将人吃掉了。如果我说徐闻山贼吃人，你认为这也是一种比喻的话，那就有点儿天真了。

山贼不仅吃人，还吃得很挑剔，很血腥。

抓到老百姓，山贼会挑出相对健壮的男人，绑或钉在大树上，撕掉上衣，用寒光闪闪的尖刀，划过男人的胸膛，划过男人的腹部，任凭男人拼命地挣扎，任凭男人绝望地哀号，任凭殷红的鲜血潺潺地往下流，硬是将男人活活开膛破肚，挖出血淋淋的肝脏，直接切成簿片，排列在烧热的瓦片上烘烤，或丢到铁锅里爆炒。若此时有人不经意间闯进来，他肯定会看到这么触目惊心的一幕：一边是只剩下皮囊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一边是被捆绑着早已吓瘫了的老百姓，一边是就着烤熟的肝片喝酒的山贼。山贼已经醉醺醺了，还在划着拳，吆喝着，狂笑着，突然发现肝片不够吃了，便又提起了尖刀……

在一本地方文史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一家父子仨被山贼抓住，绑在三棵大树上。山贼当场生火，一个个地挖心肝，先挖父亲的，接着挖哥哥的，轮到弟弟时，人早被吓死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却列举不下去。

18年的贼患，是真真切切的吃人史。18年里，徐闻丧失了近80%的人口，这些人中又有近80%直接或间接死于山贼，贼患结束时全县只剩下区区五万余人。

对徐闻来说，没有任何时刻比这18年更血腥、更绝望、更濒临死亡。

如果愿意的话，请记住这18年，民国五年至二十二年，即公元1916年到1933年。

三

我一直想不明白，山贼的人性为何集体沦丧得如此彻底。

是环境使然？

雷州半岛地方不大，但位置独特，夹在广东、广西与海南的中间，成为南方各路军阀纷争的前沿。这些军阀勾结法国殖民者，串通政府官员，拉拢地方豪强，收买流氓地痞，巧立苛捐杂税，大肆搜刮民膏，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常常是那方收了人头税，这方便征田税地税；那厢收猪牛羊的税，这厢便征鸡鸭鹅的税；你提前收两三年的税，我提前征十四五年的税。不少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啸聚山林。

可是，这用以解释老百姓为何会沦为山贼还行，若作为山贼人性沦丧的原由，则显得苍白了。

是贼性使然？

给贼性定义似乎不是难事，我却一直犹豫不决。分析贼性时，我的眼前屡屡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人物，如风雪山神庙的林冲，如拳打镇关西的鲁达，如景阳冈伏虎的武松，如中州劫法场的李逵……其实，他们确实就是山贼，他们也杀人放火，也打家劫舍，也强取豪夺。只是，真正将他们与徐闻的山贼相提并论时，又觉得玷污了他们。至少，他们在民间备受推崇，是英雄，是好汉。徐闻山贼呢，缺少了豹子头的忠厚老实，缺少了花和尚的疾恶如仇，缺少了武行者的智勇双全，缺少了黑旋风的忠心耿耿，剩下的只有放荡不羁、目无纲纪，只有蛮横无理、仗势欺人，只有心毒手辣、冷血凶残。

进山为贼前，他们几乎是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饱受地主恶霸及贪官污吏等黑暗势力的压迫与欺凌的劳苦大众，心里有仇有恨，可以理解。匪夷所思的是，他们泄愤的对象理应是奴役他们的黑暗势力，为何总是将满腔仇恨撒向同样饱受压迫与欺凌、亟待拯救的无辜百姓？

莫非，真如荀子所谓的“性本恶”，有一种深深镌刻在整个人类的骨子里面的“恶”在作祟？但是，同为山贼，同是“恶”，为何上了水泊梁山的山贼能够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好汉，进了徐闻山的山贼却凶残如斯？

扭曲了，徐闻山贼的贼性严重扭曲了，扭曲得那么狰狞，那么毛骨悚然。

但是，狼虎尚不食同类，贼性再怎么扭曲，山贼还是人，人竟吃起人来，而且吃得血淋淋，这是简单的“扭曲”两字能够解释得了的吗？

四

都说邪不胜正。

假设这是至理，必定有个前提，得有正有邪。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贼患中，“正”在哪里呢？

相信不少人会和我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官府。不错，官府是理所当然的“正”。遗憾的是，当时混迹于官府的大多是贪生怕死之辈，或软弱无能之徒，见利便忘义，遇贼则龟缩，县长畏贼挂冠而去者有之，官员通贼济贼者有之，民团倒戈为贼者有之。习惯了声色犬马，习惯了鱼肉百姓，拯救黎民于水火的大旗，他们不愿扛，也扛不起。

军队，是正义的使者，是清剿山贼的中流砥柱。当然，若军队沦为了军阀，或跟山贼理不清关系，得另当别论，就像当年纵横雷州半岛的那些部队。

李福隆，曾任军阀胡汉民的讨袁军第一军军长及龙济光的三雷游击统领。他还有一个身份——山贼头目，其麾下士兵也全由山贼充任；

贼头杨陈仔，李福隆的继任者，曾接受粤军陈炯明部收编，任第三统领；

贼头蔡海清，受八属联军邓本殷招安，率山贼驻徐闻县城；

军阀龙济光部属兵败雷州，士兵陈亚凹纠集败兵携带武器进山为贼；

经不住引诱，驻迈陈两个连的士兵卷走所有器械，进山为贼；

前来清剿徐闻山贼的一连官兵，在驻地集体哗变，反叛充贼。

这种兵贼不分、兵贼一家的武装，已经成了老百姓的梦魇，别指望他们能“正”。

而老百姓呢，那么善良，那么懦弱，总是逆来顺受，总是孤立无援，就像过河的泥菩萨，就像面对狼群的小羊羔，要他们挑起反抗山贼的大梁，谈何容易？

或许，那18年里面，根本没有“正”。

若有“正”，邪恶会飞扬跋扈，徐闻会惨遭蹂躏么？

若有“正”，会有近20万的无辜生灵血染红土地，暴尸荒野么？

有没有人想过，红土地的土为什么会这么红？

又有没有人知道，因为上面流淌过太多太多的血？

五

对来势汹汹的邪恶，无助的老百姓不在绝望中觉醒，便在绝望中沉沦。

沉沦成山贼，沉沦成恶魔，沉沦到用鲜血来掩盖曾经的懦弱，沉沦到用毁灭来宣泄心底的恐惧。

觉醒成利刃，觉醒成烈焰，觉醒到用野蛮来武装曾经的善良，觉醒到用暴力来捍卫红土地的希望与未来。

觉醒的最好见证，便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炮楼，即开平一带所说的碉楼。

不同的是，碉楼多是华侨衣锦还乡的象征，而炮楼是老百姓万般无奈的选择。

碉楼的建造也是防御的需要，又不仅仅如此。开平是著名的侨乡，在海外经商致家财万贯者比比皆是，假若只是简单地筑起一座碉堡之类的建筑物，如何彰显荣归故里？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将碉堡打造得豪华、气派、别致——这才有了我们叹为观止的碉楼。

徐闻的炮楼没那么多讲究。没有讲究的必要，也没有讲究的本钱。

炮楼是用本地最常见的玄武岩方块石垒砌而成，或圆或方，或宽或窄，十来米高，墙体坚实，大门厚重，射孔棋布，通体深灰，质朴无华。炮楼虽简陋，可除了建造成本，还要购置武器、供养自卫队，算下来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一贫如洗的老百姓来说，这是沉重的负担。

以徐闻北部抗贼比较出名的高田村为例。高田村原有一千多人，经历早期贼乱，只剩下六百余人，四散避乱他乡达五年之久。重返家园后，村里举债建了五座遥相呼应的炮楼，购置枪支二十余条，子弹几千发。为了还债，全村人卖掉了一切能够换钱的农产品，吃了整整五年的番薯芋头。

老百姓就这样忍饥挨饿，硬撑起了一座座炮楼，抢占了自我拯救的制高点，开始了以暴制暴、以野蛮对抗野蛮的岁月。

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枪，此时起他必须学会枪；有的人不忍心听别人的哀嚎，此时起他必须学会让别人哀嚎；有的人连鸡鸭都不敢杀，此时起他必须学会杀人。对他们来说，这的确很残忍，但在特殊的年月里，残忍却是延续善良的不二抉择。

凭借炮楼，善良在坚守，希望在坚守，未来在坚守，终于迎来了月破云开——1933年3月，最后一批山贼被引诱出山，以“徐闻山北上抗日义勇军”的名义拉到雷州枪毙了。

最后肃清山贼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教导师第二团，团长是在广东军界享有“团长王”美誉的梁公福，系“南天王”陈济棠的嫡系王牌将领。这位团长是土匪出身，当了团长也没丢掉土匪的习性。他率部驻防河南一带时，手下骚扰民宅，强奸村妇，被村民怒而围攻，打死士兵一名。他立刻率队包围了村庄，把村里有威望的父老全抓了起来，逼迫村民筹钱赎人。

倒是他清剿山贼成绩斐然，肃清徐闻山贼仅用了几个月，接着到开平，也迅速摆平了那里的山贼。

这也是一种以暴制暴、以野蛮对抗野蛮吧。

六

记得还是学生时代，一位雷州的同学问我：听说你们徐闻的山贼特别残忍，是真的吗？

我不置可否，回了他一个苦笑。

同学摇了摇头，感慨道：徐闻人那时真是太可怕了！

我也摇了摇头，没有再接他的话。

不能说同学的话完全错了，徐闻的山贼确实有不少是徐闻人。

然而，他不知道，徐闻人那时不是太可怕，是太可怜了。

他更不知道，徐闻本土的贼帮为数不多，为害有限，而罄竹难书的都是外地窜入徐闻山的贼帮，其头领也不是徐闻人。比如：

李福隆，原海康县人，高峰期拥有贼众三千余人；

陈振彪，原遂溪县人，鼎盛时坐拥两千余人枪；

陈亚凹，原海康县人，掌握着堪称徐闻山最凶悍、最残忍的贼帮；

蔡海清，原海康县人，徐闻贼乱中期的主要贼头；

杨陈仔，原海康县人，李福隆的得力助手及继任者；

蔡阿兰，原海康县人，徐闻贼乱后期势力强大的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