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1942》的红色底蕴

□ 徐文胜

读罢蒋殊的新书《沁源1942》（山西经济出版社），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沁源这片叶形的硕大地图上，游走着一位女战士，她斯文而英武，飒爽英姿，腾挪闪移，手起弹落，百发百中。每一枪，都是一面小小红旗的升起，每一次落脚都是一处红色的氤氲，每一次回眸都是一个新故事的开端。

沁源大地，这片神奇叶子的纹理经络，立时灵动起来。时而红色浸染，时而绿波荡漾，时而血雨腥风，时而艳阳高歌，时而黑云压城，时而交织变幻。

历史上的沁源，就是一个神奇的矛盾所在，一片奇特的椭圆形梨树叶。叫过“谷远”，也叫过“谷近”，还叫过“孤远”。“万山环列，易于哨聚”，可谓闭塞，而八代沁源王留下的繁华诗文王公足迹，足以证实这里并非荒蛮之地。而在现代作家丁玲笔下，又是“离开太谷后所见到的最大的地方”（山西太谷，是晋商发祥地之一，繁华富庶，商贾林立，号称金太谷）。然而，身处二十一世纪初叶的当下中国，它还没有高速，火车有待开通（据说快有啦）。走近沁源，仍然是一件极其考验耐心的走心之旅。惟其如此，沁源，依然神秘而遥远，似懂而非懂。

尽管我明白，这片叶子，你看与不看，它都在那里；你知道与否，它亘古存在。

一片叶子，在红色和绿色的嬗变之间，有若干过度色，厚重、瑰丽、神秘、多元。

然而，因为蒋殊的《沁源1942》，这片叶子，从“宏大叙事”的深处，从苍茫迷蒙的远处，渐渐清晰起来。作者蒋殊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追忆、剥开发生在山西抗战老区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沁源那些惊心动魄的抗战往事，重现当年的抗战场面。宛若大师手中的8K 纪录片，英雄的沁源人民，智慧英武，刚烈无比，音容笑貌，活灵活现；残暴的日本鬼子，狡诈凶顽，人面兽心，狂妄自得，又对沁源人民的深山远藏、顽强不屈、拒绝“维持迷惑不解，恼羞成怒；汉奸伪军在享受私利和家国飘摇之间的游移不定、首鼠两端，屈从卑微，人性中的“小”，一点点压榨展露。

深山之处的红色沁源，不仅是太岳根据地的腹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军民依赖的大后方主心骨，也是二战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更是嗷嗷吼叫、气急败坏的日军眼中钉、肉中刺“一年战胜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鬼”的土墙标语，似刀，像剑！一时间，沁源这片树叶，成为地球上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生死予夺，命悬一线！

沁源围困战，约两年半时间。各路平民英豪横空出世，各色奸佞凶顽粉墨登场。蒋殊再次用她的“笨”办法，一点点田野调查，一趟趟翻山越岭。深山处，掘地三尺；窑洞里，浮想联翩；残垣处，睹物抚痕；访后人，复原先贤。好似皇城根儿下老舍笔下的“四世同堂”，战乱年代的人性集锦，就这样一点点珠联，一点点扩展，一点点丰满，一点点圆润而一旦素材齐备，羽翼丰满，如椽巨笔，洋洋大观，挥洒自如，气韵生动，如泣如诉，余音绕梁，字里行间，铿锵律顿。民族气节，沁源精神，气势如虹，一泻千里，昂扬蜿蜒，气冲九霄！

沁源原本是绿色的，蕴藉的，敦厚的，包容的，甚至“物华天宝”的。不然，怎么能养育八万沁源儿女，怎么能滋养抗日政权，怎么撑得下那么多军民鏖战?

逆行中的深山大转移，举世罕见。袅袅炊烟中铺黄蒿盖百草冷水伴炒面；太岳的一汪绿色，生命力之强大和旺盛，非同寻常。

放眼乌木沟，五万亩林子，水源充沛，土壤肥沃，博大的胸怀曾经接纳过从山东、河北等地逃荒的难民。即便是今天，依然是一座敞露在大自然的天然花园，郁郁葱葱，百卉争妍。天然氧吧，鸟鸣啾啾。然而，那棵90 度直角形状的壮硕古槐，还有那守护着乱岗坟亡灵的老榆树，依旧守护着不屈的生命，陪他们长眠。

“天时地利”虽重要，“人和”却是关键因素。沁源的绿色，更是智慧勤劳的沁源人民创造的。

抢种抢收，就像是一场天地间持久的魔术大剧。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魔术舞台，也只有沁源军民才变得出这么美妙的戏法。在鬼子疯狂的盯梢扫荡下，说来就来了，说变就变了，说走就走了。神不知鬼不觉，鬼子们除了自怨自艾“窝囊废”、“睁眼瞎”，无计可施。

作家周立波曾写下这样的诗行：

“太岳山上起秋风呀，

满坡的谷子黄圪橙橙，

风吹莜麦呀水圪涌涌，

齐腰深的荞麦白圪生生”

沁源围困战，艰苦卓绝，竟也如此诗意，如此美丽。

沁源军民更大的智慧，是对家园的护佑。党员、干部、民兵、积极分子们经过苦口婆心、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以及万人大讨论、统一认识后，村村告别老宅，丢下圈舍，依依惜别，归心不改。各种各样的反击，就在沁源深山中，不断上演。

吊桥下神出鬼没的“黑山羊”民兵，躲过了鬼子的手电光，用香喷喷的玉米窝头，与贪婪馋嘴的狗，巧妙周旋角逐，迎来了天边红晕，引爆隆隆巨响，鬼子和吊桥瞬间灰飞烟灭；桃卜沟的神枪手，同龄人贺逢光、余文海，把一手好功夫，从狐狸、野猪、野鸡们那里，瞄转向了鬼子。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群英会”上，万众欢呼声中，双双披红戴花，告慰那些牺牲的乡亲们；身陷囹圄的武拴牢，遭受毒打和水牢的折磨，用血肉模糊的手作铲、锨、利器，掘进，终于挖出一条通往家的路，通往光明的路，暗夜策马奔向山中；家境优越的乡贤阴明之，“八大碗”的善待面前，拒不出任维持会长，对诡异的皇军头目斋藤冷嘲热讽，谈笑自若，伺机逃脱，还给民兵带了情报，抢出了牲畜和羊；沁源的少年，被形势逼迫普遍早熟，小小肩头，扛着生活、扛着责任、扛着怒火、扛着希望；沁源漫山遍野的万花丛中，有一种女人花，倔强、隐忍、洁净、英武，顾全大局，誓死不从，喋血战火，义无反顾；“任彦在这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标榜，而是平民英雄的图腾、印记和集体嘶鸣，是沁源军民的一个生动样本、珍贵标本，“任彦在，沁源就在”的呐喊，壮怀激烈，至今在太岳回荡。

沁源是有情有义的。绿水青山间，平遥商贾后人张法中的烈士纪念碑，就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村子的名字，也改为法中村。沁源人用这种朴素的方式，永远铭记把青春、热血、智勇抛洒、奉献在沁源深山的这位异乡人。法中村还和张法中的老家平遥段村，结成友好互助村，长相往来，血浓于水，亲情永续。段村也和法中村一样，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烈士纪念碑。一位烈士牺牲，两处亡魂安抚。这一段中国式民间故事，承载了浓密的革命、青春、抉择、土地、乡情、生死、感恩等等太多的元素，循环往复，次第冲撞我已经不堪承重的心灵。读到这里，竟一时凝噎，无语良久。

绿荫剧团，是红色沁源的一抹生动绿意。泥土气息的动人演出，大篷车式的机动巡回，宛若文艺惊雷，炸响山间，也鼓舞着军民。连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359 旅的王震将军，也被深深吸引。王震情不自禁地在日记里留下了“绿茵，这名字相当风雅……将来，把鬼子驱逐了，重建家园，这里是会遍野绿茵茵的……”

游刃有余的故事，风物共体的写意，一次次鼓荡起沁源的风，吹过山岗，拂过太岳，掀起一阵血雨腥风，惊涛骇浪，复又平静如水，一波万顷，碧海连天。

红色是沁源的底蕴，绿色是沁源的光芒。

如果说刘震云的《温故1942》，是一部中国人民在那个年代的苦难屈辱文学史，那么蒋殊的《沁源1942》，是中国军民智勇奋战、民族气节高昂的流芳录。如果说山西右玉的绿色，是右玉人民久久为功，将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变为塞上绿洲、金山银山的艰辛创造，那么，沁源的绿色，是红色太岳的沁源军民不甘沉沦和屈辱，奋起反抗、改天换地、固本清源的奋斗果实。

经过《沁源1942》，蒋殊的“红色”创作，经历了又一次传承蜕变，又一次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