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根源探析

2020-11-18 11:01:09 时代人物 2020年22期

杨琳琳

摘  要: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是一场波及全人类的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在中国人民艰苦抗疫时,美国社会却是一片混乱。在人民的生命安全和选举利益的选择上,特朗普频频忽视前者,致使美国的死亡人数一度攀升,形成了与人口比例不符的反差。在这场治理能力测试中,美国不仅提交了一份零分答卷,还在国内民粹主义的大流下选择剑走偏锋,致使国内反智主义言论回流;中央与地方失去信任、互泼脏水以及在狭隘的国家主义、威权主义潮流下選择自我封闭,新冠肺炎这一威胁人类生命的病毒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美国政治操弄的工具。

关键:新冠病毒;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新自由主义

一、西方民粹主义的表现

(一)反智主义言论盛行,贻误控制疫情的黄金时期

反智主义,又称反理性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由来已久。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德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把反智主义一词推向大众的视野。反智主义并不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思潮,而是作为对科学、真相以及智慧的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以及其连带的,对科学家、学者以及专家权威人士的质疑与打压。当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纠缠在一起,其表现并不只是表面上的无知愚昧,实际上这种危害并不严重,反而是以无知为美德,以对抗权威标榜自己对自由与人权的追求。在西方社会这种以维护所谓人权作为从始至终的“政治正确”社会背景下,这种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反智主义危害巨大。

其一,阴谋论盛行,打压权威。反智主义的首要表现和危害,就是传播无法被证伪的阴谋论。在疫情爆发初期,特朗普就频繁发布言论称民众应当相信自己国家拥有最强的医疗条件,风轻云淡地散播诸如“注射消毒液治疗新冠病毒”、“紫外线杀死病毒”等一系列毫无科学根据的方法给抗疫带来阻碍。美国疾控中心CDC在2月底早已做出预警,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长达17页的疫情报告在白宫未被拆封。美国“抗疫队长”福奇也一再强调疫情不会很快过去,但是特朗普却说疫情将在春季结束。为营造虚假的祥和之状,他嘲笑那国内外宣扬正视疫情严重性的论调,并暗示任何“夸大其实”的言论都是民主党为防止特朗普顺利连任的阴谋。阴谋论影响下连热心慈善的首富比尔·盖茨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是病毒的制造者。

其二,撕裂社会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一味迎合民众。迫于死亡人数激增的压力,白宫不得不在4月份发布了由各州自行安排具体时间和严格程度的居家令,却引起了相当数量的示威游行运动。这其中的一部分民众深深信服美国领导人关于淡化疫情风险的反智言论,他们天真地淡化新冠病毒可能带来的危害,一部分自知在居家令的影响下难以维持原有的收支平衡,更有甚者,认为居家令限制了其人身自由,于是走上街头反对公共卫生服务部门的抗疫忠告。为了迎合民众对于戴口罩的抗拒,即便明知后果,政府也会对民众的呼声下坚持反智主义,在不同的目的下玩弄“戴口罩”的政治意义。在2020这个大选年,特朗普甚至不惜与美国各州行政长官撕破脸面 ,一度发推特支持民众“解放密歇根州”,喊话某些州长坚持实施居家令是“有些忘乎所以”,甚至鼓动弗吉尼亚州反对其州长对公民持枪权的限制,将抗击疫情不力的现实矛盾转嫁给各州长和共和党的政治对手,以期不失民心。

反智主义作为美国政府惯用的手段,已经帮助不少总统获得统治权力。美国学者利姆在四十余位总统的演讲中发现,多数总统更愿意在演讲中表现得不那么有智慧,并且带有反智主义倾向,质疑科学和理性,缺乏理性的公众往往会更加买账。特朗普借疫情之势,宣扬反智言论以挑起民众与特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阴谋论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声东击西,维护自己作为总统的权威。另一方面,美国的阶层固化情况严重,大部分平民与少数精英贵族所接受到的教育分化极其不平衡,这就导致普通民众很难在第一时间分辨正确与错误,在是是非非面前他们更容易产生基于主观层面的个人崇拜而不是客观地认识事物,这就给了反智主义很大的生存空间以及惊人的传播速度。而在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影响下的美国,错过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黄金窗口期,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行动限制的延迟使得至少3.6万人付出生命代价。

(二)煽动仇恨情绪,国内歧视与不平等加剧

在全世界都在抗击疫情期间,美国国内的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以及国务卿蓬佩奥在发言中反复使用“武汉冠状病毒”、“中国病毒”“kong flu”等暗含歧视性的语句,保守派媒体也纷纷效仿跟风,旨在煽动国内反华情绪。据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化证据研究实验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DFR)对美国社交媒体的最新分析,互联网上的反华言论在频繁污名化病毒之后有着显著增长。据统计,在过去的4个月,仅仅加州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就高达800余起。不仅如此,强烈的煽动仇恨还使得唐人街生意惨淡甚至遭到打砸,并爆发针对亚裔的恶性暴力事件。

在亚裔之外,美国非裔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的病毒影响下,美国的失业率从2月到5月增长了9.8%,远远高于同样为病毒所头疼的欧洲国家。在数千万计的失业人口中,非洲裔的失业比例与人口比例呈现不符的情况——全国范围内他们的失业率是白种人的2倍。国内种族不平等不仅影响了非洲裔的生计问题,还影响到其健康水平。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12日,非西班牙裔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以及非西班牙裔黑人因新冠病毒感染的住院率最高,其次是西班牙裔与拉丁裔。该机构还指出在全美范围内非洲裔的占比为总人口数量的12.5%,而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的占比高达22.4%。

美国的种族歧视与排外情绪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也有现成的条件——在特朗普上任后推出了“禁穆令”、修建边界墙、发起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迎合大多数白人选民喜好的政策。在民粹主义领导人鼓吹的“白人至上”原则下,很多国民认为难民、少数族裔占用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资源,国内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同发展“壮大”,而本应为此负责的政府或许无力治理,或许故意“装睡”。2020年年初英国公投脱欧尘埃落定,超过半数的英国人认为欧盟没有给英国带来实质的帮助,反而需要自己国家的经济受到拖累,尽管古今中外无数先贤以各种理论验证我们对于其他人多多少少有着一些道德层面的义务,但是民粹主义潮流下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底层民众似乎并不能理解。尤其是在别有用心的政客的煽动下,民众看不到国家付出的短期投入带来的长期回报,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资本的逐利性,他们认为对边缘群体的福利实际上就是对我者的“掠夺”。部分美国民众认为移民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抢走”了原应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加之在疫情影响下政府无法有效解决失业率的降低,为了转移矛盾,他们将枪口一拐,指向了更弱者。民族之间的关系紧张如斯,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信条悄然破灭,民粹主义可能并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必然,但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也无力解决的难题。

(三)切断国际合作,试图激活冷战思维

截至7月25日,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4万余人,累计确诊人数400万,约占世卫组织统计的全球确诊病例的26%,是国际范围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饶是如此,美国仿佛可以置身事外一般,从4月份宣布停止资助世卫组织,到7月份正式向联合国提出申请,一系列难以置信的操作让人见怪不怪。本届美国政府频频退出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致力于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一方面企图通过自制舆论苗头吸引视线,将国内矛盾转嫁给国际矛盾,一方面是为了維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并希望通过强制主义胁迫其盟国一起退出。由于中国防控疫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在世界抗疫的重要贡献,世卫组织不仅对中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否定了美国对于疫情赔款的荒谬逻辑及其对病毒政治化、对中国的污名化的做法。此举踩痛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流的尾巴,世卫组织成为了三年多来美国退出的第十一个“群”。疫情大考下,美国政府不去关心自己国家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反而对推行短视的单边主义政策乐此不疲。

尽管美国退出联合国世卫组织遭到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反对,霸权主义与民粹主义影响下的“美国优先”戏码却在无时无刻不在上演。6月29日,美国卫生与服务部一次性购买了抗疫药物瑞德西韦50万次疗程,几乎买断了吉利德公司未来三个月的所有产能,以确保美国人民有药可医。但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引起了加拿大等盟国的不满,高价采购瑞德西韦使一部分国家药物紧缺,可能造成世界范围更多的死亡病例。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社会遇到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领域危机,没有比这次危机更能体现人类的命运无关国家、民族与政见,总是息息相关的。在传统安全领域或许存在“非我即他”的政治困境,在关乎全人类健康的传染病这种和政治相关性最小的问题中,反而是“同生共死”的局面——只有集全球智慧与资源,控制住全球疫情蔓延,才是真正的胜利。而身为大国的美国,在需要承担自己责任的时刻,却自困于狭隘的零和博弈思维里无法自拔。民粹主义使得美国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和机会主义策略,当现有的制度无法适应新的变化,统治地位的政党通过幻想全民的敌人,以最终获得自私的团体利益,特别是选举利益。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最新社论指出,应对新冠疫情需要各国进行开放式协作,全球在疫情应对方面缺少团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威胁。

二、西方民粹主义危害的根源

(一)新自由主义发展,国内贫富差距过大

新自由主义根植于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时期,当时的美国面临着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两难局面,崇尚萨伊定律的里根政府创造了著名的“里根经济学”,通过减税、简化税制、放松对跨境资本的监管力度、放松工资管控以及削减公共服务部门的财政支出等政策,刺激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带领美国走出了“滞胀”的困境。“里根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信条就是“涓滴效应”,认为富人的财富增长终将惠及穷人(如富人的需要可以为穷人创造工作岗位等一系列机会),于是改革的红利最终更多的偏向了富人。可想而知,在短期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美国克服了当时的困难,但只有“看不见的手”控制的市场必将充满无序和混乱,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两极分化加剧。

占美国总人口的前1%的富豪的收入占比在浮动中稳健上升,从1975年的11.12%到2019年的20.52%增长了近一倍。财富的迅速集中必然会带来穷人的更加贫困,美国国内收入低的那50%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从1975年的19.99%降低至2019年的12.67%。换句话说,2019年美国有半数人口的总收入约为最富有的1%人口的一半。同时收入处于中上层的财富比重也在萎缩,这部分民众本应当在中间起到缓和两极化矛盾的作用,少了这部分的缓冲,阶级对立与冲突将会越来越明显,美国社会将从稳定的橄榄球型演变为“双钻石型阶级结构”[]

(二)资本实力过厚,政府治理能力弱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总结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20世纪下叶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主流政治经济思想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现象日益凸显。新自由主义崇尚资本的跨国流通,认为国家的过度干预会降低资本的效率,同时又期盼在危机来临时银行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保全跨国公司,尤其是使金融垄断资本免于破产。资本的跨国流通难免会导致资本在国际市场追求更低廉的成本,于是国内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共存。久而久之,劳资力量对比更为悬殊,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上形成了难以跨越的阶级壁垒。精英与权贵阶层接受的教育与生活环境虽然相似,但其本质上是一群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群体,当出现社会矛盾时,阶级鸿沟会自然而然的把二者的关注点区别开来,这也为全球民粹主义运动所诟病。

同时,资本先天的逐利性使跨国贸易催生了一系列避税操作,并且更愿意选择加入国际联盟、组织与公约,这使得主权国家的国库日渐“消瘦”,对资本的制约能力越来越弱,出现了资本权力远远大于国家权力的现象,最终权力与资本勾结,导致国内腐败现象积重难返,即便参选时信誓旦旦如特朗普,在此次疫情来临的后仍不断鼓吹放松警惕,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美国民主党在财务信息披露中发现,曾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给予资助的多位驻外大使靠迅速清仓获得巨额股票收益,众多参议员也被指在股市大跌之前一反常态地抛售了大量股票。40余年来,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家对资本的制约能力不断减弱,国家角色缺失,负债压力增大,政策独立性被资本力量干预,不得不缩减福利开支、缩减基础建设投资、取消医改方案,资本主义新一轮系统性危机逐渐显露。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以“历史终结论”一举成名,却也在今年改口提出资本主义“制度衰败论”。

(三)将自由奉为绝对真理

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那天起,“自由”二字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追求的“政治正确”,由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政府和民众甚至于将自由绝对化。2020年伊始,当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国肆虐,美国各界纷纷指责中国为保证把人民生命放在首位的封城的政策损害了民众的人权。同时,他们十分肯定在保证自由的前提下,自己国家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经济实力足以从容应对本国的疫情。但事实不然,当病毒在美国爆发,特朗普政府除了一再重复着“病毒会消失”、一意孤行地甩锅和退群之外,只剩下为博眼球的神言论。作为一国领导人此时本应有大局观,在文化领域帮助民众在“秩序”和“自由”中间做好权衡,维护理智以减少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

“自由”和“秩序”从来不是对立的两件事,而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绝对的“秩序”抹杀多样性,绝对的“自由”是一盘散沙。面对不同的情况,“自由”和“秩序”也应当有不同的侧重。在此次疫情中,在美国民众盲目且短视地选择了“自由”之时,白宫政府没有给予适当的疏导,甚至在发表言论与政策主张的时候被民意反复掣肘。当抗疫接近大选时期,为捞取选票利益不惜与权威和地方政府针尖对麦芒,闹剧频出。

历史地考察民粹主义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民粹主义总是发生在危机之后。左翼民粹主义往往表现出对再分配制度、贫富分化的激进态度;右翼民粹主义更倾向表现出对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以及对移民的排斥。2016年特朗普正是通过刺激美国年龄稍长的传统白人以及基督教徒对移民的不满而赢得选票,任期内大搞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输出,加剧国内贫富两极分化和歧视。民粹主义可能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却逐渐成为美国政府政治操弄的手段,无处不彰显着其资本至上的本性。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必须也亟待找到合适的方法治理这种现象,否则极有可能发展成威权民粹主义,并引发新一轮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