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叫魂”危机

2020-11-18 11:01:09 时代人物 2020年22期

魏海洋

摘要:1768年,一场“叫魂”危机席卷了中国大地,这场爆发于盛世的危机中,身处社会底层的百姓们不自觉的运用“叫魂”这把武器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保护。究其原因,当时社会环境对其所思、所为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马克思说“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流传在中国底层百姓的民间信仰很多,但能称之为“宗教”的并不多。或可将马克思的论述扩大为“人们虚构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所激发的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这种社会感情不受控制而泛滥成灾的现象,与传播载体之经济地位以、当时社会状态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叫魂危机;历史唯物主义;宗教感情;社会条件;生活资料

1768年,多数人将其称为“康乾盛世”之顶峰,同样是在这样一个年头,在当时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爆发的一场“叫魂”危机席卷了中国大地,“叫魂”流言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在这场“危机”中,各个群体均给予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反应,在各个阶层的推动下,民众因危机而产生的“恐慌雪球”越滚越大,而后,以一场官府的大规模清剿将“叫魂”危机一事推向了高潮,又以虚假供词累积起来的“冤案大厦”经不起半分推敲致使“叫魂”案件频频露出破绽而草草收场。

针对上述社会现象,学界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新闻传播学领域。本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叫魂》一书中描述的流言之产生以及危机爆发的社会土壤进行探讨,分析这场“叫魂”危机爆发背后的逻辑。

一、“叫魂”的性质界定

孔飞力将“叫魂”解释为“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1]。这种“妖术”在当时造成影响的范围之广,反映出了当时百姓对于这一说法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有相应的界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恩格斯的这段话反映出了宗教的几大特征:一、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对象都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客观上不存在;二、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并不是什么超出经验之外、不可捉摸的神秘权能,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却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三、宗教观念采取了“超人间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因而具有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圣性。

在清代中国,完符合传统宗教定义的并不多。马克思提出“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3],因此,作者尝试将马克思针对宗教的界定本土化或者说扩大化,即将马克思的论述扩大为“人们虚构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所激发的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探讨“人们虚构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所激发的感情”与接受者的经济地位及其所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

二、变化了的社会

马克思提到“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家面前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的”[4]。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一论述在“叫魂”这一历史事件中进行套用,提出“生活在1768年江南地区的百姓,是如何将‘叫魂这一思想观念塞进自己的头脑当中并以流言的形式爆发的?”的问题。

叫魂危机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当时清朝正处于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代,OECD首席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曾说: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占世界GDP十个强国比重的28.6%”众所周知,1820年的清王朝距离鸦片战争爆发仅有二十年的光景,1768年的清王朝更应是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

1768年,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正处于蓬勃發展阶段,来自各国的客商,来到购买在其本国大受追捧的茶叶、瓷器、丝绸,对于以上“中国特产”的大量需求,造成了当时江南地区农民脱离原始的小农生产模式,开启了专门化的工作方式。也正因如此,“苏湖熟天下足”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叫魂》一书提到,一个十八世纪初叶的观察者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缺粮现象:

“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由江浙之米,原不足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5]

江南的财富积累手段主要是依靠纺织,大面积的桑蚕养殖使得本地稻米产量大幅下降。上文所言之观察者的表述清楚地说明,当地百姓的粮食需要从外地调配,而后进入市场继而走进百姓人家。面对如此之长的一条供米链,转运的成本造成了米价的上升。与此同时,商业的繁荣促使大量白银流入江南地区。农民获得得经济来源不能抵消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大幅上涨,以上二者无疑对身处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除此之外,对百姓的生活状态造成更为强烈冲击的是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据《东华录》记载,顺治年间全国男子数量为1000余万,到康熙年间突破一亿。乾隆五十八年则猛增至3亿[6],这样的人口数量,以当时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发展速度条件下是难以承载的。因此,看似繁华的中国江南,不过是巨大压力之下的苦苦支撑。在这种情况在社会的上层群体之间尚无显现,在底层百姓身上则表露无遗。

综上,社会的变迁,给与百姓带来的是更为强烈的压迫。他们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生活难以得到相应的保障。在肉身、魂魄二元论盛行的封建社会,他们逐渐开始怀疑自己通过肉身的努力获取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逐渐转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底层百姓的应激反应

“叫魂”危机竟在繁华的江南地区萌芽,这一社会现象引人深思。马克思所说“宗教感情本身是一种社会产物”,《叫魂》一书中写到的关于“叫魂”这一观念的产生以及传播均来自于底层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社会变化,对底层百姓所造成的影响,是否开垦了“叫魂危机”爆发的土壤?

除了专门化生产导致的贫富差距以外,“盛世”中,农民能依附的最终资源——土地,也成为了富商、地主扩大资本的取向,《东华续录》中记载了一篇凑折:

“豫省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卖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7]

面对着逐渐增大的生活压力,百姓将土地当做商品出售给地主。上述奏折,反应了康乾盛世之下底层百姓的无奈。为了几顿温饱,不得不出售自己最后的生活依附。此法虽然解决了眼前生计问题,但终究不可持续。将生产资料变卖后,他们只好给地主、富商做工。

如果劳动能力不足,做工无法养家糊口又该如何是好呢?《叫魂》一书中提到的李英便是一例,被官差捕获后,他招供如下:

“我系定州人,今年57岁,父母妻子已身故,一向在外佣工度日。于(乾隆)三十一年在房山县做工后,因贫乏难过,发愿出家,后因庙中穷苦,不肯留住”[8]

迫于糊口压力,想通过出家靠寺庙、道观救济而活命的人不在少数。因极度贫困而出家,又因“庙宇贫困”不肯收留的僧人、道士也不在少数,这部分人变为了游方僧道。除此之外,平民乞丐更是数不胜数。二者构成了当时流动人口的一部分。

上述社会底层群体,成为了这场“叫魂”危机的主体。在二元论盛行的时代,社会各个群体基本都相信人由肉体和灵魂组成。当流民乞丐、游方僧侣闯入仅能维持温饱的底层民众视野中时,冲突和矛盾便产生了。在当时人们心中,乞丐、僧侣、道士是超乎寻常的群体,甚至掌握一些技艺的工匠,在底层百姓的认知中都是超自然力量的载体。这些人仅仅是讨口饭吃的意愿,也构成了抢夺底层资源的现实。受到“超自然”群体威胁的底层百姓只好以一套超自然的理论去进行自我保护。

四  危机爆发的社会根源

这种情况为何在当时出现,并且形成了传染病似的传播?这其中促使其产生并保证这谣言存活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所言“宗教感情本身是一种社会产物”给予了我们相应的启示。

百姓是社会神经末梢,这个群体虽不能给社会变化以理论解释,但他们总能以最快的速度感受到并给予反馈。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针对叫魂事件的描述,反映出这场危机的发展模式为“流传”,而传播载体恰是底层百姓。百姓对于社会变化的敏感度往往能作为预测社会变迁方向的有力抓手。通常意义上的康乾盛世顶峰时期,与科技手段落后相对应的本应是生产力发展的滞后。此时的“大好局面”基本是依靠着劳动力数量来维持,人口红利为科技力量的不足提供了缓冲,造就出了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实际上,人地关系紧张已成事实,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已经造成了社会承载力的濒临崩溃。

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人们不得已也是不自觉的虚构出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对自己通过努力获取上升空间产生了怀疑之后,底层百姓很容易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表示认同,并做出反馈。此次危机也确实印证了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事实。

综上所述,社会中的一系列变化及发展,造成的底层百姓生存空間一再的受到挤压,这些挤压的外力,就构成了底层百姓们尽一切努力对自己仅存的生存资源进行保护,这确实构成了“叫魂危危机爆发的土壤。

作为社会的神经末梢,底层百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是最为敏感的。由于社会的变迁,他们逐渐走向最底层。当他们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对其面临的状况进行调整时,为了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他们只得转向非理性,即从肉体转向灵魂。从而将“叫魂”这一虚构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所激发的感情,塞入自己的头脑当中。由此可得,人们虚构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所激发的感情本身是社会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