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初期(1935-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塑造探析

2020-11-18 11:01:09 时代人物 2020年22期

摘要:政党自成立起就有其特定的政党形象。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主要体现在公众对政党的认知程度,对政党及其党员持有态度和情感,以及对政党的政治绩效评价等方面。延安时期长达十三年,其中1935-1937年是为初期。延安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扩大影响力、号召力,提高与民众的凝聚力,应对国民党的恶意抹黑、妖魔化,加快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加强对内对外宣传,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为增强中共政治威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关键词:延安初期 ;政党形象 ;统一战线 ;宣传

作者简介:王琬(1995-)女,汉族,浙江省湖州市,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

一、基本概念

政党自成立起就有其特定的政党形象。政党形象有两层含义,客观形象是该政党的性质、纲领、宗旨、路线、政策、方针的重要体现,主观形象则是大众对该政党的主观认知和评价。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主要体现在公众对政党的认知程度,对政党及其党员持有态度和情感,以及对政党的政治绩效评价等方面。[ ]良好的政党形象对提升政党的影响力、号召力起到关键作用,而且是政党建立与群众亲密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延安初期,国内外局势纷乱,中国共产党历经挫折,化险为夷,但自身力量尚弱,公众认知度和影响力不足,加之国民党对中共形象的抹黑、妖魔化,中共作为政党的形象与真实的情况存在严重出入。为此,中共加快抗日统一战线建立,通过加强对内对外宣传,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延安初期局势冲突对中共形象塑造的影响,重点剖析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为塑造中共形象的实践和成效。

二、延安初期中共政党形象塑造的实践

(一)从人民利益出发,动员全民族抗日

日本自1931年对华发动战争,侵占中国大片土地,经济掠夺、军事破坏,在东三省实现殖民统治,千千万万人民失业失地、生存面临威胁,高压殖民政策下国人丧失基本的人权与尊严。中共为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挽救中国的命运,先后发表告民众书和宣言,八一宣言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号召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而奋斗。

《八一宣言》号召下,12月9日中共领导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国民党军警企图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但各大城市学生都为之响应,示威游行席卷全国。不仅如此,平津学生组成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受阻,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刘少奇等领导下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组织发展很快,不到一年队员发展遍及全国各地,它实际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歌名学生不断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中共北方局有效发动青年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一大批民众加入抗日队伍。

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今后工作以“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要求“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保证“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 ]。为此,针对工人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地主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的革命程度与力量强弱,采取不同的统战方法,满足他们的基本利益要求,动员广大群众持久抗日。

(二)加强统战工作,寻求国共联合抗日

中共致力于团结一切爱国反日力量,广泛联络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抗日团体,积极组织各地反日爱国运动。

加紧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毛泽东致信宋子文“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周恩来通过致函的方式联系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方面上层人物,积极推动合作抗日。

加强同国民党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西北方面,中共中央首先与驻扎陕北的张学良部和杨虎城部建立联络,积极向东北军、十七路军上下宣传抗日主张,进而形成西北的“三位一体”联盟。西安事变后,中共派周恩来等人倾力协调各方。华北方面,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毛泽东书信联系阎锡山,中共派彭晓枫、周小舟向阎述抗日主张,后薄一波等人负责山西上层统战,与阎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加强与中共有着良好关系的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宋庆龄多次为革命根据地提供医药支援,与“长征达到陕北的中共中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率先响应,之后帮助国共互相传递消息、促成国共合作谈判。1936年3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往上海,向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筹办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此外,宋庆龄帮助斯诺等外国记者进入陕北采访,力促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与中共。

中共的爱国抗日主张得到广泛认同,其为国为民、大局为重、百折不挠的形象深入人心,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爱国人士,抗日力量日渐壮大。

(三)积极对外发声,增强国际认知度

长期以来,国民党在国内及国际社会上一直对中共采取封锁政策,以大量“御用”文人抹黑中共的形象,新聞报道弱化中共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歪曲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真实状况。中共在舆论宣传方面一直处于相对弱势。

针对国民党的抹黑,鲁迅、矛盾、丁玲及“左联”作家们以笔为武器、以事实真相为依据,抨击御用文人对中共的歪曲丑化。新闻宣传层面,胡愈之、周韬奋、陆定一、廖承志、范长江等人在中共对外发声方面发挥极大作用。周韬奋在《生活》、《大众生活》上大量刊登抗日爱国救亡新闻报道。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创办《文学》等九种刊物,通过救国会员联络中间派爱国人士,主持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对外宣传中国抗战与中共情况。新闻记者范长江1935年7月突破封锁到西北采访,旅途通讯发表于《大众报》。次年8月开始塞上采访,先报道西安事变,接触周恩来、叶剑英,后进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中共要人,深入了解中共及红军状况,将真相公之于众,反响热烈。

一直以来,中共欢迎到访延安的记者和国际友人,全力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谦逊多谋、延安人民的友善质朴等都给外国友人留下深刻印象。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6月至10月到延安考察采訪,作为第一个深入延安的外国记者,他先后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以及苏区百姓、红军战士。延安之行结束,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中共的革命及群众基础,第一次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他的记录还原了中共领导革命与苏区建设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共“正名”和帮助树立正面形象的重要作用。为争取宣传阵线上的同志,毛泽东曾亲笔写信斯诺和范长江,告知新政策,望其帮忙宣播。外国友人史沫莱特1936年到西安,适逢西安事变,与周恩来交谈,在张学良司令部进行英文广播,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后到延安,近距离接触朱德,写下传记《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同情中共革命,积极为中共寻求国际援助,动员白求恩、柯棣华等外籍医生到抗日前线治病救人,邀请外籍记者到延安考察采访。此后,斯特朗、爱泼斯坦、卡尔逊等相继到访边区和抗战前线。

通过接受进步记者的采访、与外宾谈话以及报刊新闻,中共向国内外传递了友好信号,增强了中共在国内外的认知度,得到广泛认可。

三、延安初期中共政党形象的意义

1935年至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日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工作成效显著。1936年5月底成立以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为重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刊物全国不下千百种,销量很大;在国外,则由中国共产党人李立三、吴玉章主办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刊行,传播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国际宣传,并通过各种救亡组织发行到国内,教育了国内广大青年使他们思想趋向进步。同时使许多军队首先是华北的许多军队也衷心地同情抗日运动。[ ]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精英都加入抗日大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充分调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积极性。

经过党内外的努力,中共的政党形象发生了三重转变:从地下党到公开党,从“抗日反蒋”主力到抗日同盟的推动者,从“共匪”到为国为民抗日救亡的政党。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被迫由城市工作转向农村,公开工作转向地下。蒋介石多次围剿苏区,民族矛盾激化后伪装抗日企图“溶共”、收编红军,中共方面,正如周恩来所说“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以全国群众见面”[ ],其工作逐渐走向公开化,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寻求抗日合作,作为政党的地位得到民众认可,中共走向大众。西安事变中,中共适应形势发展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之后为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国民党纳入统战工作范畴,之后将工作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不仅联蒋,而且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不计前嫌,精诚合作,中共转变为建立抗日同盟、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推动者。到1937年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站到抗日第一线,八路军和新四军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极大,陕北边区成为抗日儿女的“圣地”,中共逐步扭转曾经被歪曲、妖魔化的政党形象,展现中共党员质朴和善、意志坚定的形象,中共领导人谦逊真诚、足智多谋的形象以及武装军队士气高昂、纪律严明的形象,中共成为人民心中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新希望。

良好的政党形象对民众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民众愿意团结在形象积极、利益一致、观念相和的政党周围。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被污蔑为“共匪”到公开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心所向,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立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是中共立足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