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初探

2020-11-18 11:01:09 时代人物 2020年22期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近5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土地制度的改革经历了酝酿期、发力期和落实期三个阶段,这次改革打破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冲破了“左”倾思想的禁锢,通过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正确回答了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姓“资”和姓“社”的争论,完成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的确认,让人民群众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为中国改革的巨轮远航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包产到户;土地制度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

孙勤豪 (1997-)男,山东临沂人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激发农村活力,到1982年出台的“一号文件”,在历时五年的时间里,包产到户以解决最急迫的粮食问题为出发点,以贫困地区为突破口,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土地制度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完成了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分离,而后相继出台的五个“一号文件”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模式稳定下来。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在广大农村地区,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占据着主导,在农业上依然要学“大寨”进行平均主义的经营管理,导致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非常缓慢。“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3000亿公斤,全国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村形势十分严峻。”[1]688虽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央曾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弊端出台过一些文件纠正公社化后突出存在的若干错误,甚至在全国各个地方也进行了不同程度土地生产经营的探索,“到1962年全国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包产到户。”[2]524但这种探索没有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后来随着“左”倾思想愈演愈烈甚至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陷入了停滞。

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

土地制度改革的“酝酿”期。在文革结束后到1978年底,针对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中央和地方在人民公社框架下进行过一些调整,在中央出台了或恢复了促进农业发展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农产品价格上给予了极大重视。“在1978年中央提高了棉花购价,后来又提高了稻麦等多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计划对负担和困难较重的地区,减免55亿斤的征购任务。”[3]97在地方,一些地区的政府和农民也自发进行了一些探索。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顶住压力强调农业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四川省委也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农村个别地区的农民也进行大胆尝试,这些临时性的举措或探索,带给了农村新的气息,但“学大寨”、“穷过渡”依然在广大农村占据着主导,人民公社的体制依然束缚着广大农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力”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这一文件中提出 “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恢复按劳分配,实行定额制,或是包工制,大包工、小包工,允许包工到组,仍然实行统一经营,不许包产到户。”[4]155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政策制定是在拨乱反正的初期制订的,对农村改革缺乏全局性的规划,但会议总的精神是提倡解放思想,相对于具体的农业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路线和良好的政治环境,随后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贫困地区可以进行包产到户,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在一些改革比较积极省份甚至在农村大范围的尝试包产到户。政策松动的效果在农村得到了显现,各地的粮食产量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979年四川省粮食在产量640亿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78年多40亿斤。1980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29.6亿多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1]691但是农村土地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改革还需要持续推进下去。

在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要求土地制度改革向更合理地方发展的时候,从中央到各个省市对这些土地制度改革的尝试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安徽省是包产到户先行先试的排头兵,但是在领导班子调整后也是出现了政策反复。“新去的省委主要领导指责包产到户是机会主义、小恩小惠。”[5]安徽省是如此,别的省市也是阻力重重,有的省级领导干部甚至说:“谁要继续推行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公职。”[11]289农村土地改革的步伐再次面临停滞。

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认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6]315邓小平表态对农村土地改革支持后,为了消除地方的疑虑,中央出台了当年的75号文件,明确提出“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692按照鄧小平的谈话和中央75号文件,各省市按照各自的理解贯彻执行,群众自己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的步伐大大加快。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落实”期。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推行,农村束缚已久的生产力瞬间迸发出来,粮食产量年年剧增,农民收入大幅增长,现实的发展是对政策最好的说明,一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等人,到广大农村地区进行调研的同时也对包产到户存在疑虑的省市进行负责人进行谈话,消除他们困惑和疑虑,推动农村土地改革的发展。到1981年底,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较好的推行,中央决定出台相关文件给与明确的支持,将改革的成果彻底固定下来。1982年1月1日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责任制。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尊重了群众的选择,并宣布这一责任制长期不变。随后的4年里中央相继发布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一号文件”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步步落实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改革成果不断扩大,家庭副业、乡镇企业、统购统销、人民公社的改革相继展开。农村改革成功后城市改革初步展开,全面改革的大旗树立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阻力

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最初的阶段,不论是否支持包产到户,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重视农村出现的困境,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禁锢,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领导干部人把农村问题归结于具体政策和干部作风上,即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文件纠正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时,也只讲加强定额管理,而对人民公社体制却没有触动,甚至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658

1980年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了50%,但仍有许多省市负责人坚持 “包产只能到组”认为包产到组是集体经济,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在谈到这一阶段农村的改革时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个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6]316“左”倾思想禁锢着人们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认识,即使到八十年代初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后,还存在着一些部门的阳奉阴违, “左”倾思想给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农村的改革也是在对“左“倾思想的突破中完善的。此外,以学习“大寨 ”模式的做法还长期占据着农村地区,文革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部分地方干部还是以“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伟大号召” [8]777抵制各种调整和探索,并且以大寨为参照,把自留地、家庭副业、等都看做资本主义东西,甚至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否定。直到1980年中央批转了关于学大寨问题的报告,对大寨问题做出了合理的评价,解决了实行包产到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一大拦路虎。

政策的不稳定和政治运动对地方干部群众的影响。在推进包产到户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历史上政策的反复和政治运动带来的伤害心有余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实验曾在多个省份出现过,但持续一段时间后就全部被“改正。”政策的多次调整,以及随后到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对一些支持过包产到户的干部进行了批斗甚至是迫害让群众和群众对未来形势充满担忧,在中央内部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也不一致没有给予明确的表态的情况下,历史上的挫折对包产到户的推广产生了很大的阻碍,直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明确包产到户的政策长期不变后,这一问题才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意义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面对农村紧迫的形势和各种政治上、思想上的阻力以及各级干部的顾虑,中央推行包产到户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待农民群众的实践,而是边实验、边总结、边推广,通过采取渐近式的改革策略,农村状况得到改善,通过大量的事实改变了许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改革的成功充分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解放思想, 实是求是” 的思想路线。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试验场,虽然在农村进行的,但它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包产到户带来了粮食的大丰收,“全国粮食产量从1980年6400亿斤到1984年增长到8000亿斤”[3] 149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稳定了全国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党和人民积累了经验,增强了改革开放的信心,邓小平谈到农村改革时强调 “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0]239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功,稳定了全国形势,它为后来的全面改革踏出了坚实一步。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探索的一个缩影,近5年的探索就是围绕着包产到户进行的,从四十多年改革历程上看,这仅仅是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但就是这第一步也充满了曲折,对农村政策的每次调整,甚至是一个用词的改变都是在“左”和“右”的争议和质疑中进行的。当前进入到改革深水区,农村也踏上“乡村振兴战略“又一新的征程,在新时代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3]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吴象.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J]炎黄春秋,2001(07):13-17.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吴象.最主要是尊重农民的意愿[J]中国改革,2009(03):42-44.、

[8]张黎群,张定,唐非,李公天.《胡耀邦(1915-1989)》第三卷[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9]吴象.从两个“不许”到“伟大创造”[J]农村工作讯,2008(11):31-34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