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文学中的“反”之体现

摘  要：乌托邦文学致力于构建一个绝对完美的理想世界，但理想世界背后的绝对理性、集体主义等问题一直饱受诟病。反乌托邦文学将这些问题通过极端的情境描绘出来，让我们看清虚构的完美世界对人之自由的戕害。如果说乌托邦文学展现了人之自由建构能力的话，反乌托邦文学则在解构乌托邦文学的极端理性、集体主义、一元理想世界的意义上，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更进一步地显示了人对自由永无止境的追求。

关键词：乌托邦;反乌托邦;自由;理性

作者简介：林可（1995-），汉族，浙江瑞安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0-0-03

在西方文学史中，乌托邦思想很早便存在了，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构想。但乌托邦思想与乌托邦文学并不同步。乌托邦文学真正确立的时间是在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现之后。莫尔的乌托邦是一个极其理想的完美社会。那里制度完善、规划详细，整个社会和谐有序。此后，文坛上出现了大量乌托邦作品，如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乌托邦一词也成了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乌托邦文学表现了一种虚构的完美，意在构建一个绝对完美、没有缺陷、无需改进的世界。这个世界崇尚绝对理性，以集体主义为根基，是一个倾向一元的、不自由的世界。

乌托邦尽管反映了人的自由建构能力，但乌托邦思想本身并不太提倡个体的自由。乌托邦是对现实的否定，而反乌托邦则是否定之否定。真正的反乌托邦文学是在乌托邦文学正式确立后才走入我们视野中的。“正式的反乌托邦文学不得不等待正式乌托邦文学的确立。”[1]因此到了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乌托邦是一个建立在理性、集体和平等意义之上的概念，代表着一个虚构的、绝对完美的大一统理想社会。而反乌托邦文学，顾名思义，就是“反”乌托邦，反对这种理性、集体、平等概念之上的理想社会。“反”乌托邦中的“反”表达了对个体自由的渴求。这种态度是反乌托邦文学的重要理念，也就是自由的观念，以个人自由来抵抗大一统的完美社会。反乌托邦文学为我们呈现出的核心观念就是个体自由，“反”乌托邦文学的“反”具体体现在反理性、反集体、反整体。

一、自由即反理性

中世纪以来，神学世界观扎根于人心，人们深受教会神学的影响。这样的情况持续到工业启蒙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从神学世界观走向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理性、进步的观念滋养了近代的乌托邦。“科学、进步”作为启蒙的口号，打破了古希腊时期无法超越的理念世界，使人们有能力将理想世界付诸于实践。同时，科学与进步观念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信，使人们从神的庇佑中走了出来，认为历史主体的本身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而是人。历史是由人所创造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合目的的过程。“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要不然就是认为，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甚至是更为恰当的设计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2]人们在“科学、进步”观念的引导下，经历了社会变革，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进一步使得人们眼中的近代理性走向了极端。理性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甚至认为，他们可以依靠理性达到任何目的。任何有益于人思想和信念，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走向反面，成為宰治人的力量。此时的理性主义就已成为绝对理性主义。绝对理性主义表现为一种权威的真理观，这是一种压迫性的、绝不宽容的真理观。

乌托邦是绝对理性的产物，每一个乌托邦都是由绝对理性堆砌而成的。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他们所设想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安排是绝对完美、极致的，无需任何继续完善的空间。在尽善尽美的社会中，一切都是“至善”的。而反乌托邦文学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表现出一种反绝对理性倾向。

哈耶克认为，当今人们持有的科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都是建立在“建构论的理性主义”的观念之上，即社会制度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并且只有经过人们理性设计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是一种全知全能的绝对理性主义，它认为理性能够洞悉一切因果关系，因而可以凭借理性构建各种社会制度。

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中，亚历克斯接受了放弃作恶的“治疗”。实施这一实验的布罗兹基大夫就是绝对理性的代表。当亚历克斯接受不了“治疗”时，布罗兹基大夫丝毫不顾其感受，他怀着达成至善的信念，不断摧残着亚历克斯。亚历克斯失去的不仅是人身自由，还有精神自由，沦为“机械论道德观应用到甘甜多汁的活的机体”[3]。以布罗兹基大夫为例，绝对理性只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他们凭借自己的判断做出的选择是独裁性质的。精英的意志决定了社会制度，这是少数人的民主，看似给人们带来利益，实质却是不断损耗着他人的自由意志，最终导致人成为绝对理性和工具的奴隶。

二、自由即反集体

道德尽管是禁锢个体的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它往往是非强制性的。而乌托邦则把道德强制化了。集体主义是一种自主选择能力的缺失。这种能力的缺失会让人变得顺从，或者说放弃选择。顺从的人构成一个集合体，这就是集体。“群众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真理或绝对谬论。”[4]个体的人看似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集体主义的沉重枷锁之中。

集体中的人们看似是自由平等的。然而自由与平等并不能统一。自由创造了差异，而平等的存在就是为了抹平差异。这两方面都是人所向往的价值，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集体主义发展滋生了集权主义，即一个大一统王国。每一个个体对于选择权的放弃，是对自由意志的放弃。人们在集体中可以得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是掌握权力，而是无需为自己的命运担忧——集体的存在使他们得到保障。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其实是一个虚无的概念。每个个体都让渡了选择权，久之就会失去选择的能力。马尔库塞提到：“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阻止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自由意志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评功能就逐渐被剥夺。”

在集权的集体世界中，集体化是无法满足全部个体的。因而所谓的集体是没有稳定性的。但凡一个个体有了个人意识，意识到集体主义的问题时，这个个体就会对集体产生巨大的冲击，导致更多个体的觉醒，大一统王国的根基就会被撞碎。

在以赛亚·伯林看来，自由是个人自由，它不是群体的或社会的，因而他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个概念，主张消极自由，即一个说“不”的自由。这种自由让凌驾在缥缈的集体之上的集权暴君难以得逞。这也是反乌托邦文学所体现的自由观念。

以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为例，动物们最初的敌人是农场主琼斯先生，它们团结一致反抗，终于把琼斯先生赶出了农场，建立起了一个平等的动物集体社会。它们“自由”了，于是一起制定了农场的法律——七诫。七诫在字面上表达了动物们平等的愿景。

法律完成后，雪球（猪）组织动物们学习背诵，很多动物背不下来，就背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拿破仑（猪）执政后，它和它的手下不断篡改法律，“凡动物都不可杀任何别的动物”变成了“凡动物都不可无缘无故杀任何别的动物”;“凡动物都不可睡床铺。”变成了“凡动物都不可睡床铺被单”;“凡动物都不可饮酒”变成了“凡动物都不可饮酒过量”。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不断被篡改的七诫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句话——“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5]

这条法律是矛盾的。平等在动物农场里不复存在。等级制度一目了然。猪狗穿上人的衣服直立行走，猪同人交流交往，让动物们分辨不出哪个是人，哪个是猪。《动物农场》是政治讽喻题材的反乌托邦小说，也浅显直白地道出了集体主义的后果。在集体中平等代表着不自由，而自由又一定不平等。

三、自由即反整体

以赛亚·伯林认为，西方思想从古代理性主义一直到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理性主义，都表现出一种对普遍性的强烈追求，进而成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追求。因此，强烈的普遍主义情节贯穿在西方传统文化中。这种一元论在乌托邦文学中就表现为一种整体性，即个体希望其他个体与之相同，甚至成为其复制品，所有人都是一个事物中相同的构成细胞。反乌托邦文学所反对的集体和整体是两个不同概念，集体主义带来的危害是使人失去自由选择的能力，而整体观念会扼杀人的差异性。

太阳城的人民穿白色衬衫，衬衫上面罩着一件连裤的无袖衣服，这种衣服从肩部到外胫和从脐部到两腿之间的后部开缝，每排缝都扣着一排扣钮。裤脚用带子系住，腿上罩着象皮靴筒一样的带扣的护腿套，外面再穿上鞋子。[6]

这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对于人民服饰的描写。他们的穿着统一，没有差别。太阳城是一个美好的幻想，旨在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统一社会，但是这样的设想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统一在反乌托邦文学中被放大成为一个完全统一、毫无差异性的情境。

安·兰德的《一个人》（又译《颂歌》）就是典型反一元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这部小说可以看到对扎米亚京的《我们》的致敬。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极权世界里。任何个人的行为都是犯罪，每个个体都是无差别的，甚至没有名字，只以数字代号来称呼。更可怕的是，没有个体意识的人们以复数的“我们”自称，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曾有过单数的“我”的存在。在这里，更爱某人也是一种偏心的罪。众人皆为一体，在专职机构联合会的统治之下，信仰着集体这一唯一的观念。主人公“平等7-2521”最终逃出了联合会的魔爪，和爱人“自由5-3000”在传说中无人生还的森林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不会交出我的宝藏，也不会与人共享。我的精神财富不会被当成给精神上的穷人的施舍，砸成铜币抛进风中。我守卫着我的宝藏：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自由：它们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自由。[7]

这是自由的宣言。主人公逃出了一个整齐划一的世界，投向了自由的怀抱中。自由是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整体剥夺了人的自由，是导致集权主义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纵观文学史，没有一种类型的文学是毫无缺陷的，反乌托邦文学的出现就是为了解构乌托邦文学的极端理性、集体主义、一元的理想世界。虽然反乌托邦小说也存在着矛盾与悖论，但其价值意义远远高于其缺憾。

自由不仅仅是反乌托邦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中起着核心价值作用。每一种流派都有对自由的理解与阐释，这更是说明了人，作为人对于自由永无止境的追求。

注释：

[1]KrishanKumar：UtopiaandAnti-UtopiainModernTimes，London：BasilBlackwell，1987，p100。

[2][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英]伯吉斯：发条橙：莫扎特與狼帮，王之光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05月第1版，第21页。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5][英]乔治·奥威尔著：动物农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6][意]康帕内拉著：太阳城，陈大维、黎思复、 黎廷弼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页。

[7][美]安·兰德：一个人，张林译，重庆出版社，2016版，第103-104页。

参考文献：

[1][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英]伯吉斯：发条橙：莫扎特与狼帮，王之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05月第1版。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4][英]乔治·奥威尔著：动物农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5][意]康帕内拉著：太阳城，陈大维、黎思复、 黎廷弼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6][美]安·兰德：一个人，张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版。

[7]蒋承勇、武跃速等：20世纪西方文学主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