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奏的四个变奏：家庭、感觉、魔幻现实与城乡

孙恒存

一、引言

文学和音乐都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艺术，二者具有学科交融创新的可能性。而文学音乐学则是这种可能性的一种尝试。如何在文学音乐学视域看待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公式来回答这个问题：A+A1+A2+A3+A4。其中，“A1+A2+A3+A4”在音乐理论里面是指四次变奏，但在文学理论视域则代表四篇文学作品或一篇文学作品的四个部分；A在音乐理论里面是主题旋律，而在文学理论范围则代表着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任务则是揭示审美文本所内含以及如何内含社会现实的，而社会现实既是文学创作的来源又是文学创作的目的；因此，A和A的四次变奏组成一首变奏曲，而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则塑造了一支包裹人性和良心的传声筒，提供了文学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故而二者在更高层面上构成了时代强音的文学变奏。

在文学音乐学理论下，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是2019年度“山东文学奖”的获奖小说《惊惧》《小千》《最后一根稻草》《状元村》如同音乐的四个变奏一样恰如其分地组成了一首变奏曲，而这个变奏曲又是一首四重奏。更进一步说，家庭、感觉、魔幻现实与城乡则是这首四重奏的四种乐器，四篇小说分别以某个乐器为主并以剩下的其它乐器为辅形成了不同的变奏。因而，它们不是一个主题旋律重复四次，而是同一个主题旋律在不同乐器的音色变换中所进行的四次变奏。这里，我们就是在用这篇文学批评来揭示这个主题旋律，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本质就是找出这个主题旋律，并跟文学作品一道组成一首完整的主题变奏曲。那么，同一个主题旋律意味着这些曲调烙刻着当下时代精神的现实印迹，而这或许也是四篇小说的获奖密码——真正的文学应该紧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像白细胞一样敏锐地发现并围剿社会病毒和细菌。

直观的阅读体验告诉我们，小说《惊惧》《小千》《最后一根稻草》《状元村》具有相同的写作主题和创作手法。毋庸置疑，房地产已经而且长期以来成为当今社会万象的一个导火索，这里面聚集了海量的焦点话题，这些焦点话题的文学转换必然催生相同的文学主题。就这四篇小说而言，这个文学主题如同音乐的主题旋律一般时刻萦绕在每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心理和景物描写之中，彰显了时代氛围下的社会热点和大众焦虑。《小千》中的男主人公小千做着炒房子的生意，故事情节也随着其生意的波动而起伏不定。《惊惧》主要讲述的是贪官老刘因怕组织追查而隐匿、转移来源不清的高档套房的故事。《最后一根稻草》讲述的是在厦门工作的男主人公杨健因为买不起房子结婚而感情一波三折的故事。《状元村》则描写了蜗居北京而生活不堪的男主人公焦小余逃离大城市，转向小村落。从这些故事的情节走向来看，无论是买房的还是蜗居的甚或炒房的和囤房的，小说人物因阶层、身份的不同而处在房地产链条的不同环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结局——悲剧命运。小千消失了、老刘被骗了、杨健犯法坐牢了、焦小余感情婚姻破裂了。如同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人物的各种不幸始终没有逃离一个共同的悲剧命运。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里，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或旁观者。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有悲剧，那么所有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这部悲剧的表演行列，只不过每个人在里面所扮演的悲剧角色及其出场顺序不一样而已。

令人惊奇的是，这四篇获奖小说选择了相同的创作手法——四重奏。而且这些小说作者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家庭、感觉、魔幻现实与城乡四个相同的乐器来表演这首四重奏，据此渲染并推动小说叙述。但是，这四个乐器在每篇小说中的分量或角色不一样，一个要素在该小说里面担当主旋律的演奏而剩下那三个要素则充当和声的角色，或者说，这些乐器分别在每篇小说里面都扮演着一个进行主题变奏的角色。具体来说，家庭在《惊惧》里面承担起演奏主旋律、进行主题变奏的使命，而其它三个要素则随之附和，起到和声伴奏的作用。依次类推，感觉是《小千》里的变奏手法，魔幻现实是《最后一根稻草》中的变奏手法，城乡则是《状元村》的变奏手法。这些相同的写作主题和创作手法就是这首变奏曲的主题旋律的具体展开。阐述这些小说如何分别以家庭、感觉、魔幻现实与城乡四重奏的形式进行变奏以及这些变奏又是怎样复现和强化主题旋律，是下面论述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家庭

家庭作为一个特殊单位经常成为小说故事的叙述场。烛影斧声、嬉笑怒骂、悲欢离合等谈资笑料相当一部分就在家庭空间里进行文学编码。以至于在当今影视作品类型里面，家庭跟悬疑、历史、古装、军旅、武侠、战争、青春、偶像、喜剧、科幻、动作、恐怖、犯罪、爱情、历史、传记、战争、灾难等风格平起平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艺分类标签。文学虽然没有给予家庭一个重要的分类任务，但是举凡大家想到的经典小说，家庭无一不是在里面占据着重要位置。从《红楼梦》到《水浒传》，从鲁迅的《伤逝》到茅盾的《子夜》，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雷雨》，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从余华的《活着》到贾平凹的《废都》，小说家大都喜欢在家庭空间里安排一些重要人物出场、描写一些重要细节环境、设置一些重要情节悬念。家庭成为展示作者内心、吸引读者眼球和再现社会现实的重要场域，作者在这个场域极尽文学之能事来制造审美意义。小说如果离开了家庭，基本上也就失去了烟火味。优秀小说一定充分发挥家庭在叙述任务中的潜能，使家庭成为小说叙事的核心构件或关键零件 。

小说《惊惧》《小千》《最后一根稻草》《状元村》都不同程度地启用了家庭在小说叙事中的系扣功能，但是《惊惧》却更加依赖家庭进行小说情节的穿针走线或主题变奏。

《小千》的故事情节被塞进了两个家庭里面，发生在小说叙述者“我”家的故事和男主人公小千家的故事分别作为显性情节和隐性情节以复调的形式持续铺陈。家庭里面的故事也无非就是请客、做饭、喝酒、聊天等世俗生活。小说里说：“如果一定要找老公和小千的共同点，那就是，两人都爱喝两杯。当然，我也看出来，特别是老公，并不是馋酒才要喝，而是更多的把喝酒当成一种仪式。”在这段叙述里，家宴成为举行这种仪式的不二选择，家庭自然而然承载了这个仪式的诸多巫术咒语，而这些巫术咒语就是我们从小说里曾经感知到的某些神秘东西；《最后一根稻草》也讲了两个家庭之间的故事，一个家庭是男方家庭，一个家庭是女方家庭。男女主角的感情纠葛在双方家庭的互相“拜访”中陷入更深的泥淖中。感情故事稍微有点老套，无非就是女方家帮男方家选看婚房但最终没买成的故事。这个感情故事的闪亮点就在于男女双方的家庭“互访”：第一回合是男方在女方家里遭到女方母亲的种种训问。第二回合是女方因无法忍受母亲的唠叨而搬进男方租住的公寓里与其同居。第三回合是女方母亲到男方的公寓里大闹无果而归。第四回合是男方拎着重礼再去女方家拜访但被女方和女方母亲阻挡在门口外。家庭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标尺，可以测量出女方家对男方的认可程度和男女之间的感情温度。这个认可程度和感情温度直接影响了故事情节的变化；《状元村》则把四个家庭故事拧成了一个故事：第一个家庭是男主角焦小余和妻子陈小红的北京蜗居，这个房子是陈小红母亲的新嫁丈夫提供的。第二个家庭则是新婚不久的陈文青和丈夫老马。第三个家庭则是一个男方家暴的家庭，焦小余无法忍受岳父岳母到北京投靠蜗居之苦，在其外出溜达解闷时遇到了一个被家暴寻短见的女人钮司棋。第四个家庭则是小说上部的叙述者“我”和其女友夏梦的公寓同居。四个家庭被有机的串联起来，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就在这个串联中有了宿命般的走向。总之，家庭在这三部小说里承担了润滑油或螺丝钉般的功能，不是核心部件但又不可或缺，充当了主题旋律的和声伴奏角色。这使得故事情节有了一个基本的展开空间或发散场地。

相比而言，家庭在《惊惧》的小说布局中更加吃劲。在这里，家庭只有一个，那就是林业局植树造林经营科科长老刘家。因此，家庭不再是他者变动的影响因子，而是自我变化的核心因素。换言之，老刘家的事情影响的也只是老刘家的事情。小说的故事情节是林业局反腐，局长王胜才被组织立案审查，随后局机关四科一室的洪波、老周、老钱，甚至王胜才的反对派老黄也被带走了。于是，男主人公老刘整天提心吊胆，没事胡思乱想。就在这时，老刘的小舅子李军主动去老刘家聊天。因为李军在市委市政府旁边的街头小店经营烟酒，整天跟姐夫吹牛认识很多牛人、知道很多小道消息，因此老刘这次特别期盼李军的到访。两个人在客厅里进行了话语试探的近距离交锋，最终老刘败下阵来。谈话场地从家庭的客厅换到了书房，这是因为客厅是开放的而书房更密闭。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小舅子李军给姐夫来了一个审讯预演，而审讯结果则大丰收：一套说不清楚的高档住房。处理这套住房或者说这个未来潜在家庭（儿子和儿媳）成为小说的叙事动力。老刘的解决办法是把这套房子紧急过户给李军，可以不用付款，但是要求李军在风声过后再还回来。家里潜藏的不定时炸弹处理好后，单位的紧张局势也云去雨散。事后，老刘夫妻二人想起了这套房子，但是这套房子却早被李军转手卖给了他人，房款也还了赌债。老刘的妻子当场中风，老刘最后是名副其实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故事不繁琐，足够一篇短篇小说的容量来说清楚。但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反腐的照妖镜下，那些心里有鬼的贪官即使不被收入他人的地狱，也会被自我逼疯。一切经不起组织考验的家庭都会瞬间分崩离析。

可见，家庭在《惊惧》起到了穿针的作用，没有这个穿针就不可能实现走线的功能。《惊惧》在家庭的带领下，辅之以感觉、魔幻现实与城乡才成就了这篇小说的精华。家庭本身就是房地产交易的结果，同时家庭内部的一次密谋又导致了两次房地产交易故事。小说《惊惧》突出家庭的叙事动力，以家庭的变奏形式反复彰显了反腐败语境下贪官用房地产为自己画地为牢的黑色幽默，而这显然是那个四重奏的主题旋律。

三、感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断定“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感觉的历史性，我们更愿意强调感觉的审美性。如此，我们就把马克思的话进行了辩证想象：全部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迄今为止五官感觉的产物。如果整个世界历史都是人类感觉所创造，那么论证艺术是感觉的产物就稍微有点可笑了。我们所要探讨的是艺术家如何在艺术品中调动感觉的美学魅力。众所周知，美学又称感性学，一切审美艺术都是依靠一种感觉直观。许多美学家也都孜孜不倦地从感觉类型上来划分艺术类型。从莱辛的《拉奥孔》到格林伯格的《走向更新的拉奥孔》，从西蒙尼德斯的“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到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理论家试图从感觉上区分艺术类型并进而探讨基于不同感觉所形成的艺术之间的交融。不仅诗歌绘画，小说也从自身体裁出发为感觉留足了施展才能的空间。

小说《惊惧》《小千》《最后一根稻草》《状元村》都不同程度地召唤出了感觉的神奇魅力，每一部小说都找到了适合自身的感觉形式，但是感觉唯有在《小千》中才起到小说情节的穿针走线或主题变奏的作用。

《惊惧》使用了视觉感官进行感觉直观。“自从王局长出事后，感觉局里一下子安静了”。人们日常交际无非就是两种感觉（视听觉）和一个动作（肢体）。

作者一上来就把听觉抹除了，而眼神、表情和动作都仰仗视觉，好像人类遭遇了大灾难，现在只有依靠视觉尚能联系彼此。当周围身边的同事陆续被组织带走立案调查后，同事“不断拿眼睛的余光试探他”，老刘在家庭外面格外注意那些投向自身的神秘眼神，这些眼神带给老刘一些焦虑和不安，通过影响了人物心理而干预了人物的行动。于是，一个整天惴惴不安、胆小怕事的贪官被周围的眼神所“拘禁”或“双规”；《最后一根稻草》则选择了触觉来启用感觉的力量。小说开篇就叙述了杨健正在玩网络游戏的场景，“动作机警，步步为营，精准反击，千钧一发之时，倏一剑刺向敌人心脏。下手狠、准、稳，怪物顷刻血流如注，哀嚎着摔落万丈悬崖。”显然，杨健炉火纯青的打怪手法最终依靠键盘和鼠标这样的触觉元件。可是就在触觉杀伐决断、党同伐异、快活酣畅的时候，大脑出现了“短路”。“杨健没有犹豫，立即从装备库里取出自己最厉害的‘星际魔兽’，将账号密码慷慨借出。”触觉此时也没有辜负杨健往日的训练有素，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大脑的错误决定。游戏账号和顶级装备被网络诈骗为小说结局奠定了基调，后面的杨健就走上了网络时代“秋菊打官司”的曲折道路；《状元村》比较恢弘大气，不屑于一种感觉的使用，而是调动多种感觉，进行联觉叙述。当岳父岳母来北京投靠焦小余及其妻子后，四个人就蜗居在一个不到48平米的房子里面。于是，联觉直观到了如下场景：“响声愈来愈大，伴着陈文青的轻轻呻吟和老马粗重的喘息……他俩的着装很暴露，我嗅到了他们身上还在蒸腾的热气。我清楚地听到卫生间里的排泄声，马桶的水流声，还有他们互相搓澡时的亲昵笑声。”古语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焦小余在蜗居夜里听到了呻吟喘息声、看到了暴露着装、嗅到了蒸腾热气，可以说三种感觉在焦小余脑海里轮番轰炸，而焦小余的内心早已像打碎了调料盒子一样五味杂陈。正是这种联觉直观将焦小余推出了家庭和城市。总之，感觉并未在这些小说里起到穿针走线的作用，而是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感觉像是一个小丑，它在小说故事里面不断挑逗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读者的阅读期待。

《小千》把感觉安排在一个穿针引线的岗位，用语言游戏实现情节的转动和人物的出入。在所有感觉里面，借助听觉而实现的语言交际占了最大部分，语言游戏也成为《小千》的审美特异。作者在开篇就玩起了语言游戏。故事主人公的外号叫千里马，叙述者老公叫他老千，叙述者都不愿意这么称呼他，“我叫他小千。小千才像朋友”。这里，不同的称呼意味着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立场，语言是有温度的。后面所要讲述的故事都是对这段意思的反复重复。这里面有两个故事用了语言游戏。第一个故事是小千去叙述者家里做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语言介入问题。小千的独特话语方式随着家宴而侵入主人家的日常生活。“男人不就是喝酒整钱搞女人嘛。请注意，这里有两个关键点，都是和小千有关，一是‘整个菜’，就是小千的话语方式。我们一般都说炒个菜，或做个菜，或烧个菜，最家常的说法，也是弄个菜。他说‘整’。他说什么都是‘整’，‘整点钱’‘ 整辆车’‘ 整本书’‘ 整个乐子’。就连我们也跟着他学会了‘整’。有一次，我儿子上厕所，也说了句‘整泡尿’，把我们笑晕。”这意味着小千用语言深度介入到了叙述者的家庭生活。但是故事结局却是“后来，小千就真的消失了，就连我老公，也好久不再提他了。我老公还是爱好喝一杯，但，没了和小千喝酒时的‘仪式’感了，而是自斟自饮。我们也不再说‘整’一杯了。‘整’这个字，也在小千和我们失联后，从我们的话语中消失了。”可见，小千出场于叙述者家庭中“整”话语的出现而消失于“整”话语的缺席。人物的“出相入将”全靠一个语言游戏中的口头语“试纸”：“整”。第二个故事是小千每次去叙述者家里做客都会带一个宠物。从小花鼠、小仓鼠到蟒蛇、鹦鹉，一直到情人小叶。借助鹦鹉学舌的特点，读者会知道蟒蛇吃了小花鼠和小仓鼠，而鹦鹉又吃了蟒蛇。鹦鹉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唱那些歌，因为小千的情人小叶教学有方，每天对着鹦鹉说唱。这个变态食物链的描述最终揭示了房地产链条的大千万象故事和永恒不变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藻泥。”小千处在这个生态链的什么位置，走到何种地步，全在这个语言游戏中暴露无疑。小千的现身表面上由“整”字是否在叙述者家庭里面出现所表现，但是起到决定作用的是第二个故事里面的那个房地产的食物链。

总之，感觉直观是作者和读者的共享密码，作者用感觉进行文本编码，而读者则用感觉进行意义解码。而研究者要在密码里读出文本的审美性和意义的社会性。四篇小说对感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编码，而《小千》将感觉的编码与主题的变奏同轨进行，创造了一个惊艳的审美文本和社会产品。

四、魔幻现实

在卢卡奇看来，现实主义生命力顽强。我们有许多的现实主义，比如批判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其中，魔幻现实主义则因诺贝尔文学奖而被国内民众所熟知。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到莫言的《红高粱》，魔幻现实主义席卷拉美和国内。一个文学理论术语这么大众化，实属难得的事情。以至于，大众对凡是难以理解的悖论性现象都会称呼其“魔幻现实”。在这四篇小说里，每篇小说都存在魔幻与现实的双重变奏。

《小千》主要有两个魔幻现实描述。第一个魔幻现实是小千的第一桶金。小千带着父亲给的一百万闯荡北京，用五十万买了一套房子，另外五十万则开内蒙古餐馆。不到半年，餐馆赔本关门，而房价却翻倍增长。小千卖掉房子后连餐厅的亏欠都赚回来了。这是实体业与房地产间的较早较量，实体业最终败下阵来，而文学则承担了艺术记录的使命。小千凭借着这个魔幻现实的悖论继续投资房地产，成为实至名归的炒房大鳄。第二个魔幻是小千告诉叙述者的孩子，蟒蛇被鹦鹉吃了。一般而言，读者在此产生阅读障碍，很难理解小千的这个说法。小千给孩子解释说，蟒蛇煲汤后喂鹦鹉。这样，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但是又感觉里面奇奇怪怪。如果把这个宠物食物链放在房地产链条中，那么这个魔幻现实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为它就在你身边发生。在这个链条中，不仅小业主家庭财政透支，那些房地产大鳄也有可能“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惊惧》的魔幻现实在于老刘官场中的虚惊一场和亲缘关系的分崩离析。老刘怕被组织调查而转移不法房产，这是一个贪官的本色表演，是反腐现实主义的真切反映。但是导致魔幻的地方在于两个：组织并未盯住他和被小舅子诈骗。于是，两个导致魔幻的炸弹被扔进了转移不法财产的现实油锅里，魔幻现实的烟花效果就出来了；《状元村》的魔幻现实在于如上所述焦小余的联觉场景是否存在。按照焦小余的叙述视角，这个视觉、听觉和嗅觉是存在的。但是从叙述者“我”的视角，借助焦小余的妻子陈小红的话语却得到一个重要信息：焦小余可能得了幻听症。因此，对于同一个事情出现了多种叙述声音，罗生门般的复调笼罩在小说里面。人们在是与否的摇摆中掉入魔幻现实的氛围里。无论如何，魔幻现实给这三部小说带来了惊奇和悬疑，带来了震惊和眩晕，带来了矛盾与反讽。

但是，魔幻现实在《最后一根稻草》里面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审美特异。小说总体上按照两条线索来进行交叉叙述。一条线索是杨健被网络诈骗丢掉游戏装备而走上的追凶道路。另一条是杨健与女友宁馨的感情纠葛。而魔幻现实既体现在每条独立的叙述线索中，也体现在两条线索的交叉中。第一，追凶道路的魔幻现实。杨健在网络游戏运营商、派出所、网监部门、公安局网络侦查部门等地点之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现实的报案立案过程却带来了无法报案和不值得报案的魔幻结果。派出所以没有明确法律条文规定保护虚拟资产为由而爱莫能助，网络侦查部门则忙于千万级别的网络诈骗，比较起来，杨健十万级别的游戏装备就是在给国家添麻烦了。过程是现实的，而结果却是魔幻的，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如果法律和行政不进行转换升级；第二，感情纠葛的魔幻现实。杨健被岳母逼迫买婚房。但在这个购买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魔幻现实桥段：当杨健在110平米与80平米间比较完后准备购买80平米的时候，80平米被别人买去；而当杨健转回去思考是否要购买110平米房子的时候，售楼小姐告诉他这个也被他人买走了。这个情节因为跟现实高度贴近，所以很多人觉得似曾相识。这是对现实的一个再现或反映，但问题是这个在文学之外的现实本身就是魔幻的；第三，两线交叉的魔幻现实。最终，魔幻现实在双线交叉的节点达到高潮。在小说结尾部分，杨健追查到凶手但是却把凶手暴打一顿遭到检方起诉，而就在警察到来之前，杨健收到了女友宁馨的短信。宁馨的短息将感情纠葛的矛盾迅速化解。于是，《警察与赞美诗》里的场景就出现了。现实线索中矛盾的解决并未拯救魔幻线索中杨健的故意伤害罪。反过来，魔幻的结局也必然重新打碎现实中的破镜重圆，男主人公的悲剧被赋予了无法跳脱的宿命意味。

五、城乡

城乡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农民工、小镇青年、土味文化、白领、小资、高雅艺术等一批词汇清清楚楚地展示了城乡的二元对立矛盾。从沈从文的《边城》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从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到路遥的《平凡世界》，从茅盾的《子夜》到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或聚焦边城小镇，或聚焦城乡间隙，或聚焦大都市。总之，大量经典小说已经揭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和冲突。从既有小说的探索来看，人物在城乡矛盾的撕裂下无非有两个结局：回到乡村和挤进城市。《惊惧》《小千》《最后一根稻草》都或多或少涉及城乡问题，但是《状元村》则同时描述了这两个结局，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男女感情婚姻的破裂和分居。

《小千》的城乡矛盾体现为小千出生在牧民家庭，但是后来去北京闯荡，这是很多农村青年的城市梦想。而至今为止的所谓“北漂”都是在不断重复这个梦想。但是，最终小千却离开北京，消失在了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尽管小千也曾在北京风光过、阔绰过，可最终也无法摆脱回到乡村的命运。另一方面这种城乡对立还体现在曾经阔绰过的小千身上。小千在草原乡村有个叫乌兰托娅的妻子，是当地的小学老师。同时，小千在北京的家里还藏着一个叫小叶的情人，一个被其称呼为“粉粉”的“宠物”。于是，城乡的二元对立被人格化或拟人化了；《惊惧》的城乡矛盾体现在老刘的精明算计。“老刘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在乡下，都没钱，转到他们头上，显然不合适，容易节外生枝。李静的爸妈都没了，她只有弟弟李军，李军是个商人，生意还不错，算来算去，过户到李军头上，最保险，也合情合理。”这里，老刘用物质的富和穷来看待城乡的二元结构。乡村是穷的，不应该在城市有房子，而城市是富的，在城市没个房子才不正常。城乡的二元结构被镶嵌在了经济的贫富矛盾里面。正是因为老刘的这个精明想法才导致了后续的“惊惧”情节；《最后一根稻草》的城乡冲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岳母从郊外帮其选看了一套住房，这种郊区房子或城乡接合部的房子都已经到了单价四万的高价。这既体现了城市扩张的结果又说明了城镇化的目的，拆迁、棚户区改造必然产生在这个环节；另一个方面来自小城镇土豪对厦门城市的挤占。“那些地方的有钱人，以小孩子上学、老人养老等各种名义，孜孜不倦扛着钱袋子往厦门岛移民。千万别瞧不上这些其貌不扬、衣品朴素如菜场大妈的小地方人，岛内那些高端盘、海景房、学区房，动辄单价过十万，单套上千万的住宅楼，这些人一次性付款眼睛不眨。”无论是拆二代还是商二代，都在厦门岛内一掷千金。这显然也加剧了城乡冲突和对立。总之，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三部小说里或隐或现地出现在人物对话、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中，着重展现了城乡结构在冲突中的交融和互通。

《状元村》显然把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和矛盾置于一个小说情节叙事、人物性格命运上，把社会结构关系转换为家庭亲缘关系。焦小余在小说里的活动轨迹清晰可辨，从家乡农村到省会济南再到首都北京，最后隐居古村落。焦小余的家乡是在边缘山区的余家庄，女友陈小红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被土路颠簸得头晕脑胀，一个县城大小姐屈尊乡村寒舍的画面跃然纸上，这番辛苦彻底打破了陈小红对乡村的好奇和激动。焦小余起初也是不愿意生活在乡村。“他当初努力读书的最大动力就是离开这个村庄。母亲却又想把他拽回来给村长家当女婿。”但是，当焦小余夫妻二人跟岳父岳母二人都蜗居在北京一间不到48平米房子的时候，焦小余毅然决绝地拒绝了大都市而是转向古村落。“他俩本来早就说好，在北京挣点钱之后到南方找个山清水秀的村庄定居。北京太挤了。他们租的那套两居室里住了四对夫妻，每天夜里都要被迫倾听他人肉体的声音，这让小余总是联想到老家的猪圈。小余离开北京的念头愈来愈强烈，陈小红却逐渐适应了北京的拥挤，准备扎下来。她说当初去山村定居的想法只是一个梦。”无论是在北京合租公寓还是同岳父岳母蜗居小房都加剧了焦小余离开北京的想法。最终在一个后半夜时分，焦小余离开了蜗居的房子，离开了北京，离开了自己的小家庭。那么，焦小余去哪了？焦小余跟陈小红网恋的时候玩着网上结婚、网上布置婚房的小游戏。“焦小余曾让我看过他俩在网上的婚房，江南风格，小巧玲珑，颇具匠心。婚房建在一个古朴的村落里，房后有一片青翠的竹林，门前是一条明亮的小溪。屋里的实木家具干净得闪着光，书架上摆满了书。电脑屏幕上的婚房看上去很有代入感，似乎隐约听到了竹林轻摇和溪水流动的声音。”焦小余和陈小红的婚姻爱情始于网恋，但是在婚后，陈小红走出了虚拟网恋，进入现实角色，而焦小余却始终迷失在网上的婚房内。当陈小红在赣皖交界的大山里的状元村找到焦小余的时候，陈小红在现实世界看到了那个网上婚房：“木屋不知何时被改造成了一家“民宿”，门前有一条小溪，小溪上架了一座小巧的木桥。陈小红离开时不停地回头看，发现屋后还有一片小竹林。陈小红一下子呆住了，她终于明白焦小余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座木屋了，远远看去，它几乎跟她和小余当初在网上共建的婚房一模一样。”在这里，作者把城乡的社会结构转换为亲缘的感情结构，二者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城乡模式的对立必然导致亲缘关系的破裂。当然，这四篇小说的主题旋律所反复萦绕的房地产经济是推动这个结构转换的“看不见的手”。

六、结语

总之，这四篇小说《惊惧》《小千》《最后一根稻草》《状元村》分别运用了家庭、感觉、魔幻现实与城乡进行主题旋律的四次变奏，形成一首完整的变奏曲。该变奏曲的审美特异就在于它在主题旋律及其每次变奏中都使用了家庭、感觉、魔幻现实与城乡来架构故事情节，这使该变奏曲具有了四重奏的韵味。这首具有四个变奏的四重奏揭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主题旋律——房地产食物链上的万家灯火。尽管这些小说在细节和结构上存在一些瑕疵，但是作者在方向和立场上却始终站在了人民美学的角度进行现实主义书写。简言之，一个主题旋律，四次变奏，一首四重奏，就是房地产经济环境下社会万千和人生百态的文学表述，而作者内心存有的那份现实主义精神则是获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