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守“常”之道
——读张执浩、黍不语、熊曼的诗

2020-11-19 14:32龙子珮
长江丛刊 2020年31期
关键词:不语诗人诗歌

■龙子珮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深刻地改变每个人的生活。疫情期间,诗人何为?本期特选发“抗疫诗歌评论”小辑,以飨读者。

——编者

读新冠疫情期间的诗歌,我们能发现诗人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有的诗人被光怪陆离的现象、知识或术语牵引着走,着力于寻找前所未有的表达以反映这一罕见之事;有的诗人则坚持差异化、个人化的写作,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保持个人的独立,以自己独特的诗语道出深刻的生命经验、深沉的命运之思——人性的复杂与韧性,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世界的遭遇等等。这两种写作倾向,表明了诗人介入世界的方式的差异,而这也决定了诗歌艺术的高下之别。其实许多好的诗歌并没有故作高深、华丽之语,越能反映世所共有的情感的诗句可能越归于平淡。过于追求“以奇写奇”,以趋近事件的方式想要在“抗疫诗潮”中留下痕迹,结果很可能是从一个俗套换到另一个俗套。

在这场疫情中,湖北诗人由于靠近疫情中心,受到的冲击最为直接,也就有着特别复杂丰富的生命体验。诗人们感时而动,认识到诗人的责任并自觉做出反应,起身探访生命的“黑洞”。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书写具有“在场感”的诗歌。在阅读中,张执浩、熊曼和黍不语在全民抗疫期间写下的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湖北诗人,还因为他们都体现了自身创作的连续性,他们的作品展现了一个优秀诗人的水准和语言的自觉。他们的诗不是公共话语的传声筒,也没有以集体书写的名义淹没灾难中的个体,而是将残酷的风暴内化为个人化的、细水长流的生活。李修文说:“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张执浩也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诗歌就是绝境中的艺术,是灾难的履带无情地碾压过我们血肉模糊的内心世界后,诗人向造物主所呈示出来的本真情貌。”执笔而来的诗人们真诚书写,惟求能与“死难者、战斗者的尊严相匹配”,坚守着文学的价值与尊严。

一、张执浩——目击成诗

张执浩的诗歌创作观念——“目击成诗”,不意味着诗人对生活细节的随意选取和简单罗列,关键是将最初的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个人化的精神体验,并最终成为诗的语言。诗人通过对日常细节的攫取和提炼,直面新冠疫情期间生活的风暴,从而展现出人之为人的道德与同理心。

张执浩的《封城记》,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既书写了个人化的居家隔离体验,也有紧扣时事的思考。“二十三日:零点过后传说变成了现实/…二十四日:除夕。炖牛腩煲,锤炼厨艺/…二十五日:春节。阴冷中”这种以日记排列的方式记述封城七天的生活,实际上正如张执浩自己所说,是“叙述的延伸方式”。关于封城最初几天的体验,张执浩说:“和困守在这座城市里的武汉市民一样,从封城的那一刻起,我们经历了此生中最不真实但又无比真实的76天。从最初慌乱、恐惧、绝望,到后来的镇定与从容,我相信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经受了一场惨烈而庄重的生命洗礼。”这首诗写的正是这种画地为牢的心情,诗人由焦虑不安到充满希望的情绪实际上是由“光”这个意象串联起来的。天气阴冷时,诗人只能追问“太阳啊太阳,你在哪里?”“为什么越来越无力?”在联想到“死神的脚步”将压抑的氛围达到顶峰后,陡然一转——太阳出来了,“我”有心情去搬弄花盆意味着重新看到生机。同时,诗人关注的视角也由自我走向了他人:院子里的叶师傅确诊,“我”想起了他患抑郁症自杀的儿子。这些他人的不幸原来“与我有关”,“我”意识到并且想要去承担和他人休戚与共的命运。诗歌结尾的句子“我把光源都打开了/我站在黑暗的中心”,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给人一种极强的落差感和冲击力。这里的“光”就超出了路灯之光或是星星之光的日常范畴,而具有了希望、承担这样的精神内涵。诗人想起了上帝创世时说的“要有光”,人类的希望也就在此。人毕竟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光亮,终于获得一种升华后的平静。张执浩说过:“我认为好的诗歌最终是对诗人的和盘托出,它不是诗人的掩体,而是和诗人一起在时光中搏斗,是挺立的肉身在场的形象。”诗人诚实地面对自我,诗歌和诗人一起在灾难中搏斗,见证一段血肉模糊的生活,并经由文学的擦拭和打磨,始终挺立在场。

《今日立春》截取的则是诗人生活的一个横断面。“阳光多好啊”看似是一个无意义的喟叹,想象一下接下来如果接上“我们出去玩吧”,诗就变成了一种日常对话的平庸。而诗人的突然转折:“这巨大的浪费/羞辱一般”则跳出了日常的思维模式,这种看似无中生有、陡然的情绪变化正使诗歌平地起波澜。“浪费”意味一种无意义的消耗,而下文意象的选择如“空旷的院落,街室”“客厅里的拖鞋”都表明了一种庸俗的日常,而日常本身就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消耗。诗人不直接写自己的心灰意冷,反而责怪客厅里的拖鞋东一只西一只的样子看上去是走投无路,极具画面感。诗人因此让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变得生动而丰富,这正是语言的力量。

张执浩说,“我是一个比较讲究诗歌语调的人。我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低音区的诗歌。”低音区意味着将抒情隐藏在平静的叙述中,远离高蹈的呐喊而代以理性的沉思。病毒肆虐之际,李文亮事件一度甚嚣尘上,围绕它产生的种种“社会评论式诗歌”正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人不应是对现实生活镜像式的描摹者,诗歌也不是对现实的等比反映,否则诗将与社会调查报告无异。在时代的尘埃没有落到个人头上时,日常生活中的李文亮医生,是未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也爱吃炸鸡腿和鸡蛋灌饼。正因是一个普通人,灾难中个人牺牲的悲剧才不应被时代裹挟和遗忘。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张执浩还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意象的选择来营造诗意。尘埃与新生,不断赴死的金鱼和幻想拯救地球的医生,这些意象本身就隐含着某种矛盾冲突,暗示着怀揣理想、天真的医生终将和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却不幸生而为人”饱含了诗人多少的叹息和无奈。诗人说“最好的写作者都是在书写他正在或曾经经受过的生活”,看见他人的悲喜也成为了写作者生活的一部分。在诗歌对“不平常”的社会事件的容纳中,诗人表现的“日常生活”显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诗人没有陷入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刻奇”,也没有用浪漫主义的眼泪进行自我感动和艺术表演。在与日常生活的沟通中,诗人怀着同理心理解他人的生存困境,表达出对于烟火人间的不舍与眷恋,对所有的生命存在怜惜和悲悯。文学的良心由此得以彰显。

二、黍不语:对爱与死亡的思考

黍不语的诗正如它的笔名一般,愈贫瘠愈生长,有一种沉默但坚韧的力量。黍不语的许多诗作都以“爱”为主题。她不仅书写男女之间的爱也写普世的爱,她的诗里不仅有爱的欢欣与美好,也有爱的矛盾与困境。除此以外,“死亡”也是黍不语诗中的常见意象。死亡在黍不语笔下显得平静、从容,她注视着生命的逝去就像是在注视终将走向衰老、面对死亡的自己。死亡与爱,构成了黍不语诗歌特殊的张力。评论家荣光启曾说:“黍不语的诗,语言和意象、诗作风格往往清新明朗,有时在感觉和想象方面,又常有神来之笔,平静、舒缓中又不乏令人激动的境界与意趣,总体来说,她的诗有一种较为稳定的个人风格。”这种稳定的个人风格在黍不语创作于新冠疫情期间的诗歌中也有所延续。

黍不语在《长江丛刊》上发表的诗歌《另一种生活》,大篇幅写了沉寂的、惨淡的生活:“躲在屋里的人被白雪放弃/在路上奔走的人被安宁放弃/躺在病床上的人被拥抱放弃/去往太平间的人被道德/和尊严放弃”。“放弃”是遗忘,但“爱在放弃”吗?不,“我只愿记住”,诗歌也在抵抗遗忘。诗人是克制隐忍但绝不是沉默无声,她的抵抗将爱留在世间。

她的另一首诗命名为《叙事》,其实已经表明了诗人的言说方式:没有高昂的抒情或是理性的议论,将爱与死这样根本性的命题隐藏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之下。《叙事》截取了三个面临死亡的家庭,一个六岁的孩子舍不得母亲哭泣;九十岁的母亲放不开六十岁儿子的手;失去了父母的十八岁少年还要继续生活。在重症隔离病房、在抢救室,在疫情下无所不在的死亡阴影里,诗人不写愁云惨淡、挣扎呼救,却有亲情与爱在涌动。病房内与外、母与子的牵挂让“活下去”成为面对死亡的坚韧底色。“一个人在死去,被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死去,不被我们看到。”时代的一粒灰落下,被人们看见的、悼念的死亡只是一部分,更有许多生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逝去。诗人看到的,是鲜活的个体和它们背后的家庭,而非统计报告上冰冷的“确诊人数”“死亡人数”。诗人为远方人的痛苦流下眼泪,却又因为无能为力而感到眼泪的“无用”和“可耻”,这种痛苦正来自对他人命运的感同身受。“非常时期”这样的生离死别比比皆是,诗人没有刻意选取耸人听闻的事件以博得眼泪,而是丰富了对个人生死的思考,重新认识到他人与“我”休戚相关。病毒掀起的狂潮对每一个人的生活与情感都形成了强力的冲击,没有一个人能够坦然自若地宣称自己在“灾与罚”中被完全豁免——丧钟为谁而鸣?为你,也为我。

《隔离》则书写诗人在隔离期间的日常生活。黍不语身处的湖北潜江,正是最早实行封城和社区隔离的一批城市之一。在漫长的时间里被迫足不出户的独居生活,是诗歌摹写的“新常态”。在场者和亲历者的身份给诗人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体验?在隔离的房子里,诗人只能望见窗外一方狭小的天空,此时人的感官被充分调动,诗人看到的是白云的“无辜”,想到的是树的年月,感受到的是风的战栗。日子的空无和人心的寂寥中,太多外界的声音传来又消失,最后只剩下沉默和虚无。但诗人之所以能够不至于沉溺在“别无选择的虚空”中,正因为日常生活的场景唤醒了她。城市让人感到孤绝,但母亲从乡下打来的电话却充满了烟火气:母亲在准备晚饭,孩子在门前玩耍,父亲弹起了电子琴。生活的琐碎恰恰构成了生活的意义。即使灾难没有结束,生活仍然继续,生命正在日常生活的重建中凝聚力量并展现生机。“时间和自然都有不懂声色的伟力”,伟大正在于它们可以抚平伤痛,疗愈人心。于是当诗人再次眺望窗外,看到了“两只口罩的亲吻”,这正是“隔离病毒却不能隔离爱”的诗性表达。这首诗不仅是黍不语在隔离期间自我心境的记录,更是对同样封闭在房间内体味虚无、因为与生命的暗礁相碰撞而留下心之伤痕的精神慰藉。对身处疫区的人来说,这段时间也可以看作与许久不见的家人相处、重拾搁置已久的爱好、甚至与自然和解的契机。不妨打开窗,阳光会透进来,因为“真实的生活正在到来的路上”。

三、熊曼:自然的歌

如果读过熊曼的诗,就能发现她对山川草木的依恋与深情。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去的诗人,熊曼的第一本诗集《草色袭人》就是诗人在远离故土后又频频回头,对故乡“树木的生长之势、百花的绽放之态、草色的撩人之美”的书写。面对新冠疫情,如果说一些诗人因为隔离在家才突然意识到自然的可贵,那么熊曼则是在频繁的回视与眺望中又一次重新思考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可以说熊曼的诗就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我们暂时忘却疾病和伤痛,把读者的视野从城市的方寸之地投入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题为《最冷的日子》的诗中撷取的都是太阳、孩子和花这样充满光明、温暖和希望的意象。“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诗人展现了她浪漫纯真的一面,重新将爱与美带到我们眼前。在诗人看来,也许这次疫情正暴露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类的傲慢。我们多久没有蹲下来去发现一朵野花的美?告别喧嚣与繁复,走向质朴和心灵的富足,这正是诗人理想中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也许只用翻过“山那边”,就能迎来那样“热气腾腾的,美好的日子”。

熊曼的另一首《天空下》,则直接展现了诗人在城市和田野之间的价值取向:城市里人类只能呆在屋子里,空间是逼仄的、黑暗的,情感是压抑的绝望的。而同一片天空下的田野“猫爪草,碎米荠,紫花地丁/正在开放,似星星之眼”,暗示春天将首先在田野到来,而那正是精神疗愈之所,也是人类的希望之地。诗人向我们展示了关于疫病书写的诗歌的另一重要命题,那就是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风景不仅是人们凝视的对象,风景本身也值得人弯下腰来平等尊重地对待。

什么是好的抗疫诗歌?在有的诗人看来,恰恰没有所谓“好的抗疫诗歌”,而只有好的诗歌。新冠疫情只是提供了一种视角,一个契机,它本身并不改变也不能用来定义诗歌。好的诗歌本身就把“抗疫”转为某种内在的锤炼,重新用语言和经验让人与世界发生关联,让人们对疫病的体验、反思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终归于虚无。诗歌以它坚硬的质地,不是一种姿态而以一种真实的存在成为对虚无和遗忘的有力抵抗。在不同的人对疫病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与修改的时代,诗歌雕刻记忆、探索存在之真,发出对于心灵的永恒召唤,那些凝聚着血肉的生命经验、那因为命运的风暴触发的灵魂震颤、那些暗夜与忧惧也不能扑灭的精神之光因为真正的诗人的庄严写作而永远不可磨灭。

龙子珮,女,1998年生,湖北武汉人。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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