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画之初心，牢记绘之使命
——美术在红色文化传承中几点问题的探讨

李克华

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河北省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大省，资源丰富。其中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董存瑞烈士陵园、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唐山抗震纪念馆、滦南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丰润潘家峪惨案遗址、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清苑冉庄地道战遗址、马本斋纪念馆、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前南峪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冀南烈士陵园、涉县八路军129 师司令部旧址、河北省博物馆、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17 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董存瑞炸碉堡、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事件国人皆知，这些都为美术创作奠定了历史题材基础。正因为有这些良好的基础做保障，我省也涌现出了一些关于红色文化题材的美术创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绘画如何继续承担起建构民族精神史诗的重任？历史画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把握其历史客观性和审美性？

一、以图撰史的使命感

对艺术家来说，爱国使命要求他必须以自己优秀的专业技能来展示祖国的美好，宣扬革命精神，弘扬文化内涵，力图用画笔谱写精彩的图像红色文化史。

尤其是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忙于工作，除了一些学习历史和政治的专业人士外，很少有人去研读红色文化，学习红色革命精神，且有一些普通群众并没有学习这些知识的能力，此时在文化的宣传上就可以借助图像的力量在普通民众之间进行传播，绘画和雕塑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仿照此法，绘画可以成为红色文化的解读工具，成为“可视的历史记忆库”，以图撰史，让图像在美术创作中遵循艺术真实和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感染力使之超越史实和表现技法的局限，达到更高的真实，并将这一真实的史实，通过艺术创作转化为史实，以其永不衰败的艺术感染力感染当代人，就像谢赫在他的《画品》中说的那样：“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

以图像来呈现文化，弘扬社会崇高理想和建构道德标准。这也是艺术家应有的历史使命感。陈坚在创作《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时就曾说过：“我感觉到作为一个画家，画历史画很神圣，后人都可以根据你的艺术品来反映和认识历史。今后人家再来感受中国战区受降大典，这张画可以给人家一定的印象。”以绘画的形式手段完美地补充历史现实，作为河北省的艺术家则应该以弘扬河北的红色文化为内容，宣扬革命精神，引导世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习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以此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据史绘画的责任感

在进行红色文化题材创作时要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创作时必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不能采自传奇小说或毫无根据的传闻，更不能是个人杜撰，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纷繁众多，对毫无历史观的大众影响很大，再加上历史题材的视觉图像也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各种历史传奇书籍布满图书市场，需要查看多方史料书籍，查看一些地方志以及一些权威历史学家的研究著述。另外还有历史场景的真实，如人物的衣着、建筑、家具、器物都要依据历史真实，这就需要艺术家不能以艺术家的感性思维去了解历史，应该具有考古学家的严谨精神，去博物馆查阅相关的史料和图像资料，把历史语境中有特定意义的“方案”与“图像”之间的联系重建起来。

在红色文化绘画的创作中，画家根据过去的历史材料，比如物品、文字、影像等，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构建和描述。在这个过程中，忠于历史事实的描述十分重要，真实性是历史画创作追求的目标，画家对历史价值的判断要受到历史材料的制约。视觉图像绘画，必须在充分的历史论据中呈现。在其中，历史支撑着绘画的叙事。历史材料被当作过去的证据，画家根据史料在绘画中重建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事实对历史描述来说至关重要，错误的事实或者缺乏事实将破坏绘画描绘的可靠性，尤其是对红色文化题材的绘画史实的可靠尤为重要。

所以，红色革命题材的绘画创作首先是资料准备工作，这时就要求艺术家在选景、构图、造型上都要保持理性的认识。因此历史画对画家素质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具备艺术技巧和历史知识，还必须具有考古学家的严谨、历史学家的大历史意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驾驭画面的控制能力。探索如何让一件红色文化主题绘画既能成为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又能作为一个时代的标本，既能育化当代人，又能影响下一代人。

三、以艺传情的审美感

艺术审美性，是优秀作品必备的条件之一，如缺失艺术作品就成为历史情景的图解再现，只能勉强称为“历史复原画”，充其量只能当一些红色文化博物馆中历史陈列的辅助展品，即杜少虎教授在他文章中提到的“历史的插图”的窘境。要想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赋予作品一定的历史观，将红色文化内涵以及一些革命精神融入作品中，作品不仅是对红色革命事件的客观描述和情节再现，其中更多地包含着作者对事件的审美评价。因此，艺术对历史的再现是高于生活的，不是单纯地对红色革命事件细节的临摹，而应该是对事件的再创造，艺术家要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来诠释革命历史，思考、评价和批判历史，并将这些情感体验表达在作品中。就像詹建俊先生刻画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样，作者尊重了历史，选取了英雄跳崖前的一刹那歌颂了五壮士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但最感染我们的是艺术语言的运用，大刀阔斧的雕塑式的笔触肌理、繁复琐屑的细小情节的舍弃、朴素又沉着、浑厚的色彩，简单的画面和色彩却塑造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顶天立地，荡气回肠，将人引入崇高神圣的境界。邵大箴评价它情感激越，画风雄健但富有诗意。这是每一位艺术家在创作时都应该学习的一种艺术境界，保持艺术的审美性，烘托出艺术氛围。

红色文化主题艺术创作要在坚持其艺术性的同时宣扬红色文化，注重艺术的感染力。观众看画是为了获得艺术上的享受，即使是红色革命题材的绘画也是画，没有艺术性就算不上艺术品，在这样的意义上说艺术性是首要的，没有艺术氛围的感染，就无法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

四、以古喻今的时代感

红色经典绘画作品具有审美价值、历史资料价值，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强化，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无形的象征意义，具有联通政治的稳定性与不可撼动性，铸就了统领时代的精神信仰。因此必须走入当下，发展其现代性。

杜少虎先生在他的文章《历史的审美叙事与价值建构——关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中曾经提出了现代型的历史绘画创作的三种模式：象征模式、隐喻模式、抽象模式。红色文化也是历史，如何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把控，借鉴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语言，把过去的革命事件和人物与现代社会重新组合纳入同一时空，以历史事件隐喻现实生活，通过创造性的想象重新建构红色文化，在历史事件与现实的关联中去表现人物的“内在世界”和“个人灵魂”，强化内在精神的表达，在叙事的过程中注重个人思想的表达，从个体对世界认识的独特角度赋予这些红色历史题材画以新的意义。就像伟大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说的那样：“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他利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事件，借古喻今，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如《贺拉斯兄弟宣誓》和《塞班的女人》，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艺术为反封建斗争服务，逐渐走进现实主义潮流。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和人民在进行民族解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留下的宝贵财富，它依然能为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营养。

因此，艺术家在进行红色文化题材绘画创作时既要客观地认识革命历史事件，又要以当代人的视角去思考历史，运用现代的艺术语言去表达历史，这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要以当时的红色文化精神内涵去引导当代人爱国、守业、奉献，另一方面是把红色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赋予当代的艺术特色，以保红色文化的永久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