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李媛

影视剧中的捕快跟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一样的吗？在古代当捕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捕快那些事

要当捕快，得先弄清捕快的“职位描述”“日常工作”和“任职要求”。

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是衙门里少不了的跑腿办事的勤杂人员，负责当地行政权力的执行，算是执法和行政的主力。从重要性来看，衙役名列前茅，但从地位看，衙役基本是地位最低的一群人：没有官方身份， 即没有编制，只算是为衙门服役。

以明清州县衙门为例，衙役分四班，即皂、捕、快、壮班（也有学者称分为三班衙役，不包括捕班，或捕、快合一）。各班都有班头，也叫头役，统领本班。《水浒传》中的武松在阳谷县就是担任这种班头。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禁卒、仵作、库丁、仓夫、斗级（收粮掌斗）、轿夫、伞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伙夫、马夫、铺兵（邮驿）等等。

这么多种类的衙役都对应着什么样的工作职责呢？

皂班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知县升堂办案时执行刑讯拷笞;

快班分为马快和步快，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长官驱使，还会被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

捕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缉捕盗贼，也同快班一道巡夜，押运官银时充当护卫;

壮班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银或罪囚时，也充当杂差;

门子掌管仪门（衙门中正门与正堂之间的门，正官升堂办公，须关闭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竹签。

其余零散衙役的职责大多从名字就可以判断出来。

了解捕快的“职位描述”和“日常工作”后，我们来看看衙门对捕快的要求。古代生活史专家倪方六曾说：“只要是手脚利索、脑子好使的都能当捕快，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有前科的小混混，都能做，因此捕快的素质整体来说是不高的。”

此外，衙役的身份分两种：良民和贱民。民壮、库丁、斗级、铺兵为良民，皂、快、捕、仵、禁卒、门子为贱民。可以看到，这些身份为贱民的衙役才是我们所认知的捕快主力，所以，捕快一般是由素质并不很好的贱民担任。而贱民身份的衙役一旦从业，其三代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所以有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

但是，除了官户和缙绅外，其余百姓都要服役纳税，而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在官府办事还可以照顾本家和三亲六故。

行文至此，也许你会有个问题——为什么对衙门来说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

因为捕快干的活儿，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得罪人的活计：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所以只能让贱民做。

在古代，当捕快大概是一种美梦逐渐破灭的体验吧。没有编制福利不说，工资还不高;工资不高就算了，至少能庇护家人，但却影响了长远发展，成了贱民，家人三代不能入仕。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还是会选择科举和从军，衙役说到底是无路可走的人去混口饭吃而已。

捕快的生財之道

也许有人会问，捕快待遇这么差为什么不辞职呢？而且感觉在老百姓眼里他们很厉害，看起来也没那么穷？

那再来说说捕快为什么不辞职，答案其实就在后两个问题里：他们被百姓畏惧，就可以借机搞自己的生财之道，有钱自然就不愿意辞职了。

为什么老百姓怕他们？他们的钱怎么来的？对百姓而言，可以不认识远在天边的皇帝，但近在眼前负责县里日常治安的捕快大家必然都是知道的。

百姓对捕快的感观还来源于其具体职能。皂班负责刑讯拷笞;捕役缉捕盗贼的刑罚权力让人们不自觉地畏惧;再者，捕快的整体素质并不高，像无赖一样无常的捕快来负责刑讯和缉捕盗贼，总有种一言不合就会套罪抓人的既视感，老百姓定然也深怕自己触了霉头被抓。

说到捕快怎么获取钱财，其实就是诈百姓、收贿赂。

宋人沈梦溪说：“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一般州县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这说的就是一般的收费由头了，多数衙门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

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举个例子，一桩杀人案，从勘查现场到审结案件，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捕役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陋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像乞丐，而大城市的捕役，则因收费花样繁多而十分滋润。有的衙役，陋规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数千上万两银子。

再举个例子，清朝方苞在《狱中杂记》中称：同样三个人受刑，一人花了三十两银子，被打伤骨头，躺了一个月才好;另一个人花了六十两银子，打伤的是皮肉，二十多天恢复;第三个人花了一百八十两银子，挨打的当天晚上就能像平常一样散步。方苞问这些衙役：既然都花了钱，为什么挨打轻重不一样？衙役回答说：如果一样，谁还会多给钱？

即使进了班房，有钱和无钱的待遇也大不一样。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务，到衙役手里总能生出捞钱的法子来。可以说，收陋规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此外，衙役之间，或者说是衙门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私相授受，基层贪腐总会有个上下庇护，不然贪污者早就被揭发了。《历代判例判牍》第三册《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中记载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场弊案，案子规模不大，案情也不复杂，但正因为太过平常，反而具有普遍意义，成为窥探盛世王朝全貌的青萍之末。案件发生在大明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节选的一小部分故事的主角是吏和衙役。

先说一下明朝时县衙的组成：县衙里最大的是知县，叫主官;县丞和主簿是他的副手，都是佐贰官。三人之下有位首领官，负责办公室典史，是个书吏;再往下就是衙门内最重要的行政机构，三班六房。三班就是指皂班、壮班、快班，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进入彭县县衙，成为吏房的一位书手。这个职位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听起来挺枯燥琐碎，但里面有很大的门道——古代公文全靠手写，状纸、官职申报材料等等，他笔一挥墨一洒，改几个字就会影响别人的命运。

四年之后，陈佐也加入了彭州县衙，他在户房担任算手。户房主管钱粮赋税，和吏房书手差不多，也是只需在账簿上做一点点手脚就能让农户生不如死。比如在纳税时，将田地等级改一改，农户要缴纳的田税就不知道翻了几番，农户想避免这种事，基本只能指望银子。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没有官身，工资少得可怜，他们摸清衙门的门道之后，就利用这些见不得光的路子大量敛财。他们作为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又把持着具体的政务事项，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

两人为了能放心操作，不约而同地拜了县衙的二把手屠主簿当靠山，寻求庇护。之后陈、陶两人很快勾结到一起，“各结揽写法，讨钱使用”。

陈、陶二人是衙门里衙役的上一级胥吏，虽然没有编制，但是比较稳定，因为胥吏往往是世代相继的。胥吏索贿就是从佥派人员填补役期已满的衙役开始。这个行动由户房负责查询户籍轮值表，确定应役人选;吏房负责登记造册。也就是说工作被交由陶成和陈佐两人完成。

佥派名单里有一个叫刘选的平民，他被安排去做快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快班，巡夜、传唤、逮捕还要去乡下催收赋税的衙役。刘选不想做快手，因为总要奔走太过劳累，但是又不能拒绝服役安排，于是他找到了陶成、陈佐二人想寻求其他解决办法。这基本就是送上门来的索贿人选，陶、陈二人协调后让一个叫刘本敖的闲汉替刘选去做这个差事。作为给刘本敖的报酬，刘选每个月要出三斗米、三钱白银;至于陈、陶二人，虽然没有记载，但可想而知他们一定收了不少贿赂才会愿意为刘选奔走。

对刘本敖而言，快手是他捞钱的好机会：衙门发现某户人家牵涉官司后会发下牌票——一张写好事由和日期，签好押、印好官印的执法凭证。刘本敖拿着这张牌票，就可以去农户那讹诈钱财。《官箴书集成》里的记录更加直白：“每一快手一二十两，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原非为催粮计，不过借印票在手，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

此案件苦主（原告）是一位农民，因其他农户与书吏快手等的私相授受，被坑到一個人承受好几倍的赋税，被逼无奈越级上告县衙的衙役和官员，最后，县衙内的贪污者都被彻查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碍于篇幅，不再赘述其情节。

总而言之，在古代，除非是服役需求，普通百姓一般都不会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到古代谋职，考科举做正儿八经的官可比捕快香。说白了，捕快并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好职业。

十三摘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