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思想历程的一段插曲

2020-11-19 04:24魏崇武
名作欣赏 2020年11期
关键词:元好问理学

摘要:元好问早年曾接触过理学思想,但并未产生兴趣。金哀宗正大五年至六年,元好问因丁忧罢内乡令而闲居白鹿原长寿村,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期间曾一度发愿致力于研习理学,这在《新斋赋》中有明确的表示。然而,由于其自我定位为诗人,思想上关心民生、重视事功,加上对理学家道统说的排他性和某些理学信徒的言行有所不满,随着复出任职,便很快又将理学弃置一旁。元好问在白鹿原浅尝辄止的理学探索,仅成为其平生思想历程的一段插曲。

关键词:元好问;理学;《新斋赋》

今人论及金元思想史,一般不会提到元好问(1190—1257),尽管他是冠盖金元两代的杰出文学家。但在涉及赵复(1190?—?)时,有时也有人引用以下这则材料,以说明大蒙古国时期这两位著名人物之间的分歧:

(赵)复为人乐易而耿介,虽居燕,不忘故土。与人交,尤笃分谊。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其爱人以德类若此。①

赵复原为南宋儒士,被俘北上后,在黄河以北地区传播程朱理学,被后人视作蒙元理学的开山祖。清人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于癸卯年(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据上述引文及元好问杂言诗《赠答赵仁甫》诗意,说“知(赵)复所言者,先生亦未必以为然也”;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另据元好问《赠答刘御史云卿》诗意,认为“先生推挹韩欧,以为其有功圣道,不让程张。赵复为理学家,宜其与先生不能深相契合也”②。这种看法是颇为有理的。

其实,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他们二人身上,甚至在蒙元初期“德行派”与“文章派”两个群体的人物交往中也相当常见。③此两派,马积高也分别称作“理学派”和“文士派”。正因如此,考察“文章派”代表人物元好问与理学的接触情况及其所表现出的态度,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蒙元初期“文章派”士人们的思想观念应该很有帮助。而通观元好问的整部诗文集,最为明显反映其研习理学经历者,是《新斋赋》一文。

《新斋赋》之“新”

据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正大五年(1228)秋,元好问因丁嗣母忧,而罢去内乡令。当年十月,出居内乡(今属河南南阳)东南的白鹿原长寿村新居。《新斋赋》作于正大六年(1229),正值其闲居白鹿原之时。《元好问年谱新编》云:“遗山移居白鹿原后,生计较诸隐居嵩山时期更有保障,于是乎潜心于学。赋谓其所学云……按此,是时先生乃潜心于儒家道德之学。”⑤限于体例,《元好问年谱新编》未做出更進一步的阐发。

《新斋赋》小序云:

予既罢内乡,出居县东南白鹿原,结茅菊水之上,聚书而读之。其久也,优柔厌饫,若有所得。以为平生未尝学,而学于是乎始。乃名所居为“新斋”,且为赋以自警。⑥

元好问“平生未尝学”的是什么呢?《新斋赋》赋文云:

新之为说也,在金曰从革,在木曰从斤。丘陵为山而恶乎画,履霜坚冰而致于驯。犹之于人,则齐、鲁有一再之渐,狂、圣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变者,不足以语化化之为神。⑦

以上赋文开篇几句从训释“新”字入手,然后以丘陵欲成山则不可半途而废、霜阴渐积而终能成坚冰为起兴,引出这样的看法:为人需秉持修德养性而弃狂向圣的信念以不断提升自己,固执不变者不仅难以体会到自我的成长,更无法理解天地化育的神妙。

由此,元好问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了反思:

附陈迹以自观,悼吾事之良勤。失壮岁于俯仰,竟四十而无闻。圣谟洋洋,善诲循循。出处语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谷,有一日之归仁。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伥北辕以适楚,将畴问而知津?掩虚名以自夸,适以增顽而益嚚。⑧

在这段赋文中,元好问对于自己年届四十却未闻圣道而颇感痛悔,检讨自己角逐空文以取虚名,与追求圣道背道而驰。因此,他在接下来的赋文中又说:

我卜我居,于淅之滨。方处阴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盖尝论之:生而知,困而学,固等级之不躐;愤而启,悱而发,亦愚智之所均。斋戒沐浴,恶人可以祀上帝;洁己以进,童子可以游圣门。顾年岁之未暮,岂终老乎凡民?已矣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又安知温故知新与夫去故之新,他日不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⑨

他明确地表示,此次要利用这段闲居时光好好学习、思考,希望践行《大学》所谓日新之功,不断砥砺道德、增长学问。作为儒士,儒家经典自然都是学习过的。而金朝的儒学教育内容基本上都属于汉唐儒学范畴的注疏记诵之学,元好问在青少年时期所学自然也不例外。那么,他“平生未尝学”的是什么样的儒学呢?从赋的具体内容看,显然是两宋理学家的学说,这些学说对于他来说,就是“新”知。

在创作《新斋赋》的前一年,元好问还撰有《行斋赋》一文。其中有云:

戊子冬十月,长寿新居成。仲经张君从予卜邻,得王氏之败屋焉。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君为之补罅漏,治芜秽,盖十日而后可居。荜门圭窦,故事毕举,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义,名曰“行斋”,而乞文于予。⑩

《行斋赋》为张澄(字仲经)的“行斋”而作,由其命名之义——“君子素其位而行”而加以阐发。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语出《中庸》,表达随遇而安之意,讲求的是“居易而俟命”。元好问在《张仲经诗集序》中又说张澄“是年出居县西南白鹿原,名所居为‘行斋,取‘素贫贱,行贫贱之义”?,所引文字虽与《行斋赋》有所不同,但均出于《中庸》同一章,属于上下文,内涵是一致的。《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素贫贱,行于贫贱”,等等,故“无入而不自得焉”?。张澄贫困之极,却能静心读书以为乐,所以元好问说他不愧其室“行斋”之名。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此赋的重点不是勉励或赞美张澄,其大部分内容都在阐发“素其位而行之”的道理,仅在结尾略寓对张澄的宽慰之意。

《行斋赋》强调养心的重要性,认为心中有所主,才能从容面对各种人生境遇(尤其是逆境)。此赋注重讲内在的道德性命,而非仅讲外力导致的穷通问题,显示了来自理学的影响。但赋文部分开篇所讲的“赋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鹤与凫,无益短长。力有可乘,胜天不祥。福不盈睫,一败莫偿”?,却是传统命定论的腔调,与文末隐伏励志、待时而动的说法有些矛盾,还不如从二程所讲的“修天爵则人爵至,禄在其中矣”讲起,更为顺理成章。这说明他还不习惯运用两宋新儒学的理路。

元好问笔下的理学痕迹

之所以说《新斋赋》中的新学问是指两宋理学,在元好问的诗文集中是可以找到不少旁证的。元好问在闲居白鹿原之前,即已接触过研习理学者,对理学思想也有一定了解。

早在元好问跟从嗣父元格(?—1210)到陵川(今属山西)时,就完全有条件接触到理学。元好问十四岁时,元格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竟不惜选择出任太行山脉偏僻区域的县令,带元好问到陵川师从郝天挺(1161—1217)(元好问:《郝先生墓铭》)?。陵川郝氏家族有洛学渊源(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郝天挺的曾祖父郝从义为程颢门人,叔父郝震(生卒年不详)、堂弟郝天祐(1184—1232)以及郝天挺本人都是名闻遐迩的学者(郝经:《先曾叔大夫东轩老人墓铭》《先大父墓铭》《先叔祖墓铭》)?,其子郝思温(1191—1258)以理学传授门徒(郝经《:先父行状》)?,其孙郝经(1223—1275)后来成为元代著名理学家。元好问虽与郝思温同窗受学于郝天挺(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但在当时,他显然没有对理学产生兴趣,以至于后来在《新斋赋》中说“平生未尝学”。这个“未尝学”不是没有接触过,而是没有认真下功夫去研习过。

在《新斋赋》之前,元好问诗文中确实是可以找到一些理学踪迹的。如《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一)》(1220)云:

舊闻刘君公,学经发源深。骅骝万里气,圣途已骎骎。大梁语三日,副我夙所钦。濂溪无北流,此道日西沉。百年牛山木,不复秀穹林。南风虽寥寥,闻弦犹赏音。独怜夸毗子,一我无古今。共学君所贪,适道我岂任。相酬无别物,徒有好贤心。?

刘从益(1181—1224)是刘祁(1203—1250)之父,因得罪权臣而被罢监察御史,闲居淮阳时,与诸生讲明伊洛之学。刘祁亦由此与刘从益“相与讲明六经,直探圣贤心学,推于躬行践履”?。从上引诗歌来看,元好问虽然钦佩刘从益在理学上的造诣,但从“适道我岂任”“徒有好贤心”等句来看,他对理学仍是持敬而远之的态度。

尽管如此,元好问的诗文仍时不时露出一些受到理学影响的痕迹,显示出理学在金代后期日渐扩散的影响。如《章宗皇帝铁券行引》(1224)这篇应辞科程文讨论“信”的问题,认为《尚书》中誓、诰之作是由于政治衰败、君臣不和,铁券之类更加无益。论调上不仅有传统的修齐治平,还两次出现了“天理”一词,用于指人所秉承自上天的善性?。这在他隐居嵩山时期(1218—1227)不是个案,如《叶县中岳庙记》(1223)、《颍谷封人庙》等也讲到了天理人欲、良心善性、反身而诚等。又如他为尚书左丞张行信(1163—1231)所作的《拙轩铭引》(1224),文中运用了许多排比句,极力颂扬愚拙而批判智巧,并将人们对智巧的追逐与事业之鄙陋、风俗之薄恶联系起来。其中有“天质日丧,人伪日盛”的提法,并引用周敦颐《拙赋》“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之语,显示出其文章的核心观点完全是来自周敦颐的话?。值得注意的是,《章宗皇帝铁券行引》《拙轩铭引》这两篇文章的最直接读者对象都是当时政坛、文坛上的高层人物,元好问在写作时不会没有考虑,这说明理学腔调在当时的高层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欢迎。

研习理学者方面,在写《新斋赋》之前,除刘从益之外,元好问还接触过王渥、完颜彝。《良佐镜铭》(1226)一文写完颜彝(字良佐,1192—1232)“从诸公授《论语》《春秋》,读新安朱氏《小学》,以为治心之要”?。铭文云:

且夫昭旷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诸身而取诸物,此偏暗之所以掩其聪。须眉之不烛,妍媸之不别,与亡镜同;善恶之不明,白黑之不分,与亡视同。岂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挟昭旷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盘盂之中??

这段文字以镜为喻,讲人心不能灵明,则其认识能力受到蒙蔽,实际上是在阐发《孟子》反身而诚和《中庸》自诚而明的道理。完颜彝的理学教师是王渥(?—1232)(《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元好问在隐居嵩山之时(1218—1227)所作《写真自赞》提及所仰慕的对象中就有王渥,而自认禀赋有限,不及王渥之“明锐”?。

那么,为何元好问突然就下决心研习理学了呢?从《新斋赋》中所谓“失壮岁于俯仰,竟四十而无闻”可知,已届不惑之年,也许是激发因素之一。此外,前此一年(1228),元好问因丁嗣母忧而罢内乡令,出居长寿新居。至此,其嗣父元格、嗣母张氏均已去世,元好问难免生出老之将至的忧思,从而有可能产生在余生认真研习理学一番的念头,这也许是又一激发因素。还有,被时人视为完人的文坛领袖、政坛大佬杨云翼(1170—1228)亦于前此一年去世,元好问应其子杨恕之请为其撰写神道碑铭。从杨云翼为赵秉文文集所作的序,以及赵秉文《和杨尚书之美韵四首》诗来看,杨云翼对两宋理学也是很有了解的。身处金中期以来南宋理学陆续北上并渐生影响的大文化背景,在座师赵秉文大力宣扬理学的情况下,元好问在碑文中高度评价杨云翼时产生见贤思齐的念头,恐怕也是其研习理学的一个激发因素。

在创作《新斋赋》之后,元好问与一些理学家或深受理学影响者如赵秉文(1159—1232)、张特立(1179—1253)、杨天德(1180—1258)、杨奂(1186—1255)、杨弘道(1189—1273?)、赵复(1190?—?)、薛玄(1190?—1271)、李治(1192—1279)、王元粹(?—1243)、麻革(?—1244之后)、曹之谦(?—1265)、姚枢(1203—1280)、王郁(1204—1233)、刘述(1204—1268)、郝经(1223—1275)、杨恭懿(1224—1294)、高嶷(生卒年不详)、赵素(生卒年不详)等继续交往或新交,其作品留下了一些理学痕迹,此处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元好问在《新斋赋》宣称要下决心研习理学之后,其后的作品中理学气息却并无加强。相反,却时不时流露出一种批评的态度,这无疑是值得玩味的。

元好问为何放弃理学

在这篇题名记中,元好问对董仲舒的重义轻利之说以及汉章帝的“息事宁人”之诏颇有看法。他举三代及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的例子,说明不能纯靠德治。汉宣帝对太子“柔仁好儒”深感不满,而教训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朱熹曾批评陈亮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元好问的观点却分明与陈亮一致。元好问研习理学却走向了事功之学,其进路亦与陈亮、叶适相近。

(三)对道统说的排他性及当时某些理学信徒的思想行为有所不满

众所周知,道统概念最早是韩愈为了对抗佛、道二家的法统而提出的。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韩愈是把自己放进接续道统的位置上的,不料却和其他汉唐儒学家一起,被两宋理学家们排挤出了道统系列。这对一直以汉唐儒学为学习对象的金朝儒士来讲,不是很容易接受的。

因此,除了对理学有较多批评言论的儒士如李纯甫、耶律楚材等之外,即便如赵秉文等对理学较为推崇的人,也不很接受理学家排他色彩很强的道统说。赵秉文曾对二程后学“以韩欧诸儒为不知道”的轻狂态度表达过不满%2,这对元好问应该是有影响的。其《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三)》(1220)云:

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高蹇当父师,排击剧寇仇。真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异同,宁复操戈矛。春风入万物,枯枿将和柔。克己未有加,归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骂不汝酬。胡为文字间,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韩,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论信以不?我观唐以还,斯文有伊周。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圣途同一归,论功果谁优?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3

这首诗作于他下决心研习理学之前,但诗中的认识实际上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对于理学信徒肆意攻击道统系列之外的先儒十分反感,而认为韩、欧等古文家与程、张等理学家对儒家之道都有倡导和阐发之功。

元好问对于理学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并非全盘否定。有些学者强调金代儒士口中的“吾道”既与佛道二家相区别,也与理学家之“道”泾渭分明,甚至认为金儒有意抬出王通“河汾道统”来对抗理学家们所认定的道统%4。我觉得,这恐怕不符合元好问等人的本意。上面所引诗句“户牖徒自开,胶漆本易投”,本就表达不宜各立门户、妄生分别之意,又怎会去特意搞出什么完全区别于理学家的另一种“道”来?金儒口中的所谓“吾道”,应是一个泛指儒家思想的大概念,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欧、程张等汉代以来儒士的思想,均不出其畛域之外。这个“吾”也应指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所有儒者,而不仅仅由金儒独享。岂不闻元好问说“吾道之在天下,未尝古今,亦未尝废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际,百姓日用而不知。大业、广明、五季之乱,绵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赵州学记》)%5?如果把“吾道”看成是金儒“用来称呼自身学术,并借以与南宋理学相区别的一个术语”%6,这种排他性岂非让他们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不管是金儒还是宋儒,恐怕都不会同意儒家有“吾道”“汝道”之分吧。

元好问对理学大家及其思想并无多少批评,可见他还不如王若虚、李纯甫等下过的功夫深。但对于当时某些装腔作势的理学信徒,元好问则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批评。如《东平府新学记(》1255)有云:

学政之坏久矣!人情苦于羁检而乐于纵恣,中道而废,纵恶若崩。时则为揣摩,为捭阖,……为鬼幽,为怪魁,为心失位。

心失位不已,合谩疾而为圣癫,敢为大言,居之不疑。始则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缩颈为危;怨讟薫天,泰山四维。吾术可售,恶恶不可?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从则斯朋,违则斯攻。我必汝异,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为周孔?人以伏膺,我以发冢。凡此皆杀身之学,而未若自附于异端杂家者为尤甚也。

居山林,木食涧饮,以德言之,则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可以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为天子之有司。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曰“此曾、颜、子思子之学也”,不识曾、颜、子思子之学固如是乎?

夫动静交相养,是为弛张之道,一张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纣之恶,止于一时;浮虚之祸,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又何止杀其躯而已乎!道统开矣,文治兴矣,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特私忧过计,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备述之,既以自省,且为无忌惮者之劝。57

在“纵恶若崩”四字后,元好问罗列了世上小人的半百种恶行丑态(文中所列刚好五十种。真可谓世间百态而丑行居半,元好问内心该有多么愤懑),将自己的厌憎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五十种的最后一种“心失位”,或许可以理解为总括性的、达到较高程度的一种。所谓“心失位”,应该是指内心邪而不正,以至于变态的思想行为成为其常态。在不同的人身上,“心失位”也许不表现出前四十九种的某些种,但前四十九种却都是“心失位”在一定程度上的体现。当“心失位”的程度越来越高,加上因心智蒙蔽而导致认识障碍的“谩疾”,则会出现一种病态——“圣癫”,自以为是,极度膨胀,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精神错乱(《忠武任君墓碣铭》(1242)一文亦有类似表述,可参看)。

然而,元好问认为这些恶行丑态乃至病态的危害性还不是最大的,都不如“自附于异端杂学者为尤甚”。我的理解是,元好问也许觉得那些丑恶行径容易被人发现和辨别,反而是“自附于异端杂学”者的言行具有迷惑性,因而危害更大。此文针对某些道士、术士、理学信徒提出严厉的批评,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金亡之后,全真教势力大盛,又因在乱世中儒士遁入教门者甚多,而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不断尝试介入蒙元初期的政治、教育、文化领域,引起了正统儒士的警惕和反感,所以元好问说“虽为人天师可也,以之治世则乱”。而术士是蒙古统治者所偏爱的一类人物,元好问承认他们算是“有道之士”,但并不赞成任用他们作为政府官员。至于某些理学信徒,元好问则批评他们“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理学较之于传统儒学,思辨性较强,对于不感兴趣者如元好问等来说,难免觉得玄虚,但从其他作品来看,元好问对周、邵、张、程等还是心怀敬意的,之所以会指责某些理学信徒“窃无根源之言”,可能是因为他所指责的某些人本身学问基础就不够好,没有自己的心得,只会搬弄一些概念。然而,更引起其不满的是某些理学信徒“为不近人情之事”,以过分高调的道德主义居高临下去要求他人,自己卻不干实事,不肯承担社会责任,元好问可谓是深受其害,故有感而发。所谓“索隐行怪”出自《中庸》,朱熹章句云:“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8孔子反对这种行为,认为君子必然是“遵道而行”“依乎中庸”的,真正的圣人是“遁世不见知而不悔”%9的。故此,某些理学信徒“索隐行怪,欺世盗名”的行径,元好问当然认为不符合曾、颜、子思之学的精神。

在此之后,元好问又继续批评“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者,联系其《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其三)》(1220)和《通仙观记》(1238)等诗文,可知此处时而批评道士,时而批评理学信徒,又或一起批评,杂糅出之,以见其有异有同,但主要还是批评某些道士。至于所谓“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则的确是针对某些理学信徒而发。“小人之中庸”亦出自《中庸》,原文云:“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0因此,“小人之中庸”,是指小人无所忌惮,违背中庸。万一他们以无所忌惮的态度去模拟魏晋玄谈,去仿效王安石之附會《周礼》变乱旧章,那就不是仅仅祸及自身了,将会祸国殃民。由此可知,出于对程朱学派某些后学的嫌憎,捎带着对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厌恶,也会影响到元好问对于义理之学的投入程度。

结语

作为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无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对理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为数不少的北方儒士,体现了理学由金至元在北方的曲折发展,值得关注和探讨。《新斋赋》一文集中并突出地表达了元好问研习理学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仅成为其思想历程的一段插曲而已。不管之前还是之后,他对理学的态度都比较疏离(笔者认为,其《郝先生墓铭》一文所流露的对于郝天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甚至还有较为激烈的批评。从现存文献来看,元好问集中研习理学的时间很短,其所下功夫显然不如同时代的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刘从益、杨奂、郝思温等。因而,他对理学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时人的言行,而不是做学理上的剖析辩难,所以激愤之情有余,而理论色彩缺乏。本文尝试揭示元好问对理学的基本态度和偶发向往,以期丰富对于元好问的认识,但这一插曲究竟对其文学创作和理论、思想方法等有无影响或有何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①《元史·赵复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15页。

②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癸卯年”下所引〔清〕凌廷堪按语及缪氏自己所作按语,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册,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1442页。

③〔日〕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五代宋元”,索介然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36—679页。

④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另外,两派之争详情亦可参看魏崇武:《元初新旧儒学之争及其特点》,《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7页。

⑤??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第21页,第137—140页。

⑥⑦⑧⑨⑩???????????????55 57狄宝心:《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0页,第170页,第170页,第174页,第136页,第1390页,第136页,第610页,第30—31页,第83页,第108页,第109页,第2870页,第119页,第610—611页,第453页,第180页,第22页,第328页,第20页,第763页,第1424—1429页。

?58 59 6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第21页,第22页,第19页。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第445页、第448页、第450页,第373页,第415页,第416页,第416页。

???????????53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0—151页,第903页,第1319页,第1453页,第1501页,第169页,第1388页,第1713页,第1734页,第1463页,第1648页,第155页。

?〔元〕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杨亮、钟彦飞:《王恽全集汇校》第六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68页。

?〔元〕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第80页。

?〔元〕魏初:《书元遗山墓石后》,《全元文》第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

?《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

?〔宋〕朱熹:《与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51〔唐〕韩愈:《原道》,《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景元刊本。

52〔金〕赵秉文:《性道教说》,魏崇武、刘畅点校:《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54 56 邱轶皓:《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新史学》20卷4期2009年,第59—111页,第59页。

作者:魏崇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金元文献整理与研究。参与《全元文》《全元诗》的整理工作,个人成果主要有校点本《儒藏·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儒藏·滹南王先生文集》《李俊民集》等。

编辑:杜碧媛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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