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墨小谈

2020-11-20 09:05:11 读者欣赏 2020年11期

鸿不鸣

明朝灭亡以后,徽州地区陷入小规模的战乱中。原有的明代墨家大多凋零在明清之交,如大名鼎鼎的方于鲁。只有部分墨家安然度过了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如叶玄卿、程凤池等墨家,他们经营的墨店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年间。但时代更迭,昔日繁荣的老墨店渐渐走向衰落。

清康熙时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人口急剧增长,人们对笔墨纸砚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徽墨的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许是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尚未恢复,康熙朝以来,除康熙本人的御用墨以外,其他人很少用大墨巨锭,定制墨多以五钱、三钱的小锭为主。甚至当时地方巡抚进献给康熙的贡墨,尽管制作精妙,形制也是以一两为主。可以说,此时的徽墨从雄浑的大墨巨锭走向了清丽可爱的小墨。

这一时期的徽墨名家把这种风格逐渐推向高峰,他们发挥匠心巧思,将小墨设计成各种奇形异状,饰以真金、石青、青金石、石绿、大漆、朱砂等,以获得更高的赏玩价值。在这些制墨名家中,王丽文、吴天章、胡星聚等人十分出众。王丽文制作了一套琴形墨,七锭琴墨贴金,敷彩工艺颇具匠心。琴墨模拟真琴样式,琴头、琴徽、琴弦一样不少,但每锭造型设计又有不同。有些琴墨上面还镌刻诗句,品位文雅。

吴天章制龙宾十友墨,造型各异,有笔搁、砚台、古琴、镇尺等,绚丽多彩,极具观赏性。这類墨在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用途,但应与一般墨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兼具案头赏玩的功能,是文人清玩的一部分,应为时人互相馈赠之精美工艺品。龙宾十友墨不仅墨品精彩,装盛墨品的漆盒更是华美。王丽文制琴墨与吴天章墨的墨盒都是精美的大漆盒,盒面以绘画装饰,与墨相得益彰。这也是当时佳墨流行的包装方法,与今天简单的木盒、锦盒迥然不同。

康熙时期,制墨名家叶玄卿因避康熙皇帝讳,改名叶元卿,然而,叶元卿墨店传承不久便歇业闭店了。明末创业的程凤池墨店也是如此。再比如吴守默、胡星聚等,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制墨名手,他们制作的墨受到了后世藏墨家的竞相追捧,但不知何故,这些墨家也都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以上墨家所制之墨固然精彩,然而在康熙时期,最声名显赫的墨家还是曹素功。

曹素功,原名曹圣臣,字昌言,号素功。他原本是一名屡试不第的秀才,耄耋之年依然坚持赶考,对功名十分执着。可能他的名字本身也是对其命运的注解—一辈子想做天子门下的圣臣,然而,始终未能如愿。曹素功应当家世富裕,他的亲戚吴叔大在明代末期经营一家名为“玄粟斋”的墨店。玄粟斋创制了后世鼎鼎有名的墨品—千秋光。曹素功接手墨店后,在原来的墨品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把玄粟斋的事业做得更大,后因避康熙讳改名“艺粟斋”。艺粟斋墨随着他进京赶考而在京城得以推广,受到当时京城名士们的喜爱。

艺粟斋墨店在今徽州歙县,传闻康熙皇帝南巡时,为曹氏墨题名“紫玉光”,紫玉光墨即曹氏第一墨品。在康熙年间,曹素功为墨家之首。大约在乾隆中期,曹家走向分裂,原本的艺粟斋分为三家:本家艺粟斋曹引泉氏,分家德酬氏与尧千氏。引泉氏在老家歙县岩镇,德酬氏与尧千氏在苏州发展。在当时,苏州是江南地区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太平天国进军江南地区时,身在岩镇的引泉氏不幸蒙难,尧千氏为避战乱从苏州搬到上海。上海“曹尧千”就是后来上海墨厂的前身。

与现代商业竞争一样,曹素功墨在康熙朝最盛期也遭遇了危机—企业机密泄露。一家墨店会配备很多工匠,有的负责捶打墨,有的负责配料,有的负责洗烟料,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步骤莫过于配料,也就是配方,这是决定墨品质地和墨色的关键。曹素功墨店有一名配料工(也有说是主桌墨工),名为汪元林,他离职后在徽州城创业,取号汪近圣,店名“鉴古斋”。

汪氏对曹素功墨品之优缺点了然于胸,他在曹素功墨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制作的墨品大受欢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皇帝对造办处所造御墨不满,下令徽州官员举荐,汪近圣之子汪惟高有幸入宫充当御书处制墨教习,教授造办处工匠制造徽墨。乾隆朝进士赵青黎记载:“歙墨之见赏于枫宸者,曹氏特播其名,而惟高躬践其实也。”我们可以推知,汪近圣父子原本均在曹家做工,至康熙晚期或雍正时独立创业,乾隆初期已声名鹊起,其墨品在曹家之上。假如乾隆时期汪惟高仍在曹家做工,曹家无论如何不会允许由外人代替曹氏入宫受此殊荣。

自此,乾隆御墨与官员进献之贡墨,基本由汪近圣墨店承制。在《汪氏鉴古斋墨薮》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汪近圣墨在设计和制作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尽管汪近圣墨店在乾隆年间风光无比,但同时也迎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汪节庵。

汪节庵,名宣礼,字蓉坞,安徽歙县人。他的墨店叫“函璞斋”,也在徽州城。汪氏应在乾隆年间创业,但盛名在嘉庆时期,时人有云:“江南大吏,多献方物。入选之墨,必用汪氏。”也就是说,当时是由汪节庵承制进献皇帝的贡墨。大名鼎鼎的清代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阮元,对汪节庵青眼相看,他说:“宣歙墨派,与易水代兴,在今名第一者,为节庵汪氏。余暇日研经,辄试之,翠色冷光,浮映藤简,因令制以充贡焉。”

阮元对墨有浓厚的兴趣,曾进贡给嘉庆皇帝一套清代最大规模的集锦墨—《御制铭园图》墨,整套墨有64锭,极为震撼!该套墨品是难得的工艺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阮元与汪节庵交流密切,推想此墨应由汪节庵制作。当然,之后胡开文、曹素功等墨家也有仿制,那是另一回事了。

曹振镛是道光皇帝第一宠臣,也是汪节庵墨店的大主顾。曹振镛是乾隆朝名臣曹文埴之子。曹文埴也曾进贡了不少精彩的大墨给皇帝,如故宫曾展出的“御笔题画诗墨”“御制四库文阁诗墨”等。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皇帝在颐和园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召15位前朝名臣,仿效乾隆朝“千叟宴”,列席者以之为莫大荣耀,故而曹振镛请汪节庵制墨以纪念。

曹振镛身居宰相高位,定制墨当然不惜工本,他还有其他数种定制墨,均为书斋自怡之物。他还为汪节庵写过墨赞,满纸美誉。墨赞是墨家请名士高官为本家墨店书写的赞美之语,相当于广告代言。墨家会将名公题写的赞美之语以木版水印后置于墨盒中,称为“墨票”,作为宣传自家店的手段。对藏墨者而言,收集名家墨票也是一大乐趣。

制墨行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道光以降,清朝国力不断衰微,徽墨品质也有所下降。清代学者徐康在《前尘梦影录》中记载,他曾携一锭曹素功千秋光墨拜访苏州曹素功尧千氏,曹氏告诉他:“此种康熙时制作,今不但此种烟料久断,即墨之木模,亦遗失久矣。”当时徽墨发展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汪近圣墨与汪节庵墨,在道光时期尽管不如康乾时期那样精妙,但大体维持着较高的水准,尤其是给高官与文人定制的个人用墨,依然可称佳品。但不知何故,汪近圣墨与汪节庵墨在道光中期以后非常稀少,尤其是汪节庵墨,似乎在道光中期就已歇业。

咸丰年间,徽州地区因战乱陷入一片混乱,受此影响,城内的墨店多难以保全。大量墨家消失于此时期。

不过,当旧有的制墨名家衰落时,总有新的墨家诞生。传闻由于受到曾国藩的保护,徽州城里的胡开文墨店幸免于难,并在幸存的墨店中迅速崭露头角,于同治年间形成胡开文一家独大的局面。

胡开文墨店创办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胡开文不是人名,而是墨店名,类似汪近圣、汪节庵、曹素功。胡开文本店斋号“苍珮室”,胡氏后人也有分支名曰“苍佩室”,实非一家。在乾隆、嘉庆两朝,胡开文只是徽州地区的普通墨店,没有什么名气,也未得到达官显贵的青睐。

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曾国藩身为湘军领袖,驻军徽州时与胡开文有所交游,并为其墨店题名“胡开文”。据说曾国藩特别看重胡开文后人胡贞权开的一家“胡子卿”墨店,请其定制了“一品富贵墨”犒赏部下。胡贞权墨店规模虽小,但制墨锐意创新,比胡开文更胜一筹,工艺似乎承接汪近圣,实为晚清墨之第一。湘军收复南京后,江南地区终于迎来了稳定发展的局面。旧有的制墨名家大多已消隐,胡开文传至同治时期人丁兴旺,分房众多,其招牌分店开遍大江南北,远远胜过历史上其他墨店的盛况。至民国时期,胡开文的分店开到了宝岛台湾,是为胡开文源氏。源氏至20世纪70年代尚存,李敖也曾撰文介绍,据说胡适在台北时常常光顾这家店。毕竟当时台湾没有制墨能手,胡适只能在台湾分店购买笔墨纸砚。

按照画家于非闇的说法,从1880年开始,西方低廉的煤油制洋烟输入中国,徽墨纷纷以此为原料制墨,使得徽墨品质大降。胡开文墨虽然尚能维持道光、同治时期之品质,然而徽墨至此,创意渐微,有守成而无进步,墨模保守,精彩的名品逐渐稀少。胡开文的后人在上海创立胡开文广户氏,以洋烟制墨成功。当时国家动乱,风雨飘摇,市场非常不稳定,坚持传统制墨手法的墨店接连倒闭。如胡子卿墨店在20世纪30年代歇业,曹素功墨店也是举步维艰。广户氏墨品成本低廉,迅速占领市场。

民国时期的墨,品质远不如晚清时期,大书画家只好寻觅前朝古墨。书法家里以白蕉对古墨最为痴迷,他曾拜访石谷风,只为求得一锭乾隆时期的汪近圣墨,石谷风苦笑赠之。回上海后,白蕉通宵磨墨书画,必用之而后快,不寝不寐,真乃书痴、画痴、墨痴。张大千、黄宾虹、于非闇、李可染等大画家,莫不爱古墨、藏古墨。李可染、吴作人等人在1982年以中国书画研究院的名义委托上海墨厂制作了一批定制墨,勉强达到民国佳品的水准,是为今日墨之标准。

今天的徽墨,还在摸索中前进,要重現往日的辉煌恐怕很难,需要各墨家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墨品。随着社会上广大美术爱好者和书画家对墨的要求不断提高,磨墨的氛围愈加浓厚,如果大家竞相争取,相信一定能出现制墨名家,振兴徽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