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小三线”建设的决策背景探析

2020-11-20 09:06:40 科技智囊 2020年10期

周云 周晨阳

摘  要:文章主要考察广东“小三线”建设的决策背景,分析了广东“小三线”决策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广东省情背景,进而阐明了广东省“小三线”决策与全国“小三线”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广东省;小三线;背景;决策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0.10.04

Analysis on the Decision Making Background of Guangdongs “Small Third Line”Construction

Zhou Yun1  Zhou Chenyang2

(1.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nagdong,Guangzhou,510640;2.Guangdong Industry Polytechnic,Guangdong,Guangzhou,510300)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background of Guangdongs“small third line”construction,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background of Guangdongs small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background of Guangdongs provincial situation,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gdong Provinces “small third line” decision-making and national“small third line”decision-making is clarified.

Key words:Guangdong Province;Small third line;Background;Decision making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以备战为主要目的,在内陆的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史称“三线”建设。“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二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小三线”建设是指,在全国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以地方军工和工业交通设施为主的國防经济建设战略,主要作为本省的战略后方。由于地处华南沿海一线地区的特殊性,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小三线”建设的省份之一。笔者主要分析广东“小三线”决策形成的背景,以及在决策形成过程中,中央和广东省之间的互动。

一、广东“小三线”决策的国际国内背景

(一)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

广东省“小三线”建设是全国三线建设的一部分,其大背景是全国三线建设的开启,全国三线建设开启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广东“小三线”建设开启的宏观背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与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具体而言,中国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利后,又发动了越南战争,导致我国南部地区面临严重威胁;逃亡至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在美国支持下不时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企图“反攻大陆”,我国东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印度政府不断在中印边境制造摩擦,我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由于中苏交恶,苏联悍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我国北部地区的国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侵略我国长达14年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关系。[1]面临以上形势,如何备战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广东“小三线”建设,是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一旦战争爆发,广东省可以利用“小三线”奠定的军事工业基础,从容应战。

(二)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就强调要调整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把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发展经济与巩固国防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并进一步指出,应该在内地新建工业,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布局日趋合理,有助于之后的战略布局。[2]但是由于“大跃进”等运动导致经济发展受阻,大规模调整工业布局的想法被搁置。

1964年4月25日,总参作战部的报告让调整工业布局问题再次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工业布局过于集中。仅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百分之六十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百分之五十的化学工业和百分之五十二的国防工业”[3]。5月27日,毛泽东看到报告后,从存在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指出:“‘三五计划要考虑到平衡全国工业布局的问题,对一、二、三线地区进行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4]之后,国家计委拟定的“三五”计划纲要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明确了加强战备、发展三线、调整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因此,三线决策不仅是为了“备战”,也是为了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转移沿海地区的工业,加强内地工业建设。同样,广东省“小三线”建设,也有调整广东省内工业布局不平衡的考虑。通过发展山区的国防工业和交通运输,一方面建设国防后方,另一方面也是对广东省内工业布局的平衡。

(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三线建设的决策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广东小三线决策的直接背景。三线建设的理念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1964年5月11日,李富春在汇报“三五”计划时,毛泽东首先注意到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问题,这便是毛泽东三线建设思想的萌芽。此后,毛泽东在多个场合提到要搞三线建设:“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5]。可以看出,三线建设的构想于1964年5月初开始在毛泽东心中加速成形。

在1964年5月28日讨论“三五”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各自发表了对三线建设的意见。在三线建设问题上,刘少奇、李富春等领导人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认为,控制投资规模和提高人民生活才是“三五”计划的主要任务,而三线建设应该在不违背这些任务的前提下进行。但是,三线建设问题并没有就此搁置。同年,在8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向李富春询问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并在这次会议上决定马上开始三线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举措“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搬到内地去”[6]。由此,三线建设的决策基本确立。

毛泽东对于推动三线建设的决策从萌芽到迅速形成、基本确立这三个阶段有着突出贡献,这与毛泽东的国防建设思想是分不开的,是在革命和建设中一步步建立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防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提出了“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7]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方针(“两个拳头”就是一个农业、一个国防,“一个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这也为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防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提出的进行三线建设、加强战略后方基地的理论以及与三线建设相关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等主张,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国防理论的发展。

广东“小三线”建设的提出,正是受到了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直接影响。广东三线建设决策中提出的思路,也与全国三线建设和毛泽东的相关理论一脉相承。

二、广东“小三线”建设的省情背景

(一)广东的海边防形势与“支前”经验

广东最早在全国提出了建立省后方的战略基地,开展“小三线”建设的主张,并成为率先开展“小三线”建设的省份,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广东省委领导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和魄力,另一方面得益于广东省特殊的省情。由于广东省地处国防前线,面对“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挑衅的形势,备战的迫切性更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位于国防前线的广东省海边防形势依然严峻。国民党当局逃亡台湾后,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一直以“反攻大陆”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派遣军队从海上和空中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區,进行各种袭扰和破坏,广东首当其冲。小规模的侦察与反侦察,袭扰与反袭扰,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相当频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党空军经常出动飞机对广东沿海进行侦察轰炸。1952年一年就达2060批、3808架次之多。除此之外,台湾国民党当局还向广东境内空降武装特务,1951年至1963年空降11批16股共95人。台湾国民党当局窜扰大陆的活动,在1962年以前,以中、小规模窜犯活动为主;1962年夏,其大规模窜扰大陆的企图失败后,便改变手法,以派遣小股武装进行袭扰为主要形式,派遣最频繁、活动最猖獗的是1962年秋、冬。[8]这样使得广东省保卫海边防的任务更加紧迫。

1962年开始的“支援前线”运动,是广东支援备战的一次紧急动员,为广东“小三线”建设在各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支援前线”运动是为了应对1962年的“台海危机”,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紧急备战。中共中央于1962年6月10日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东南沿海准备作战的地区要立即做好战备动员工作,大力支援军队作战。[9]中央推测台湾国民党当局将重点进攻汕头地区,所以着重督察广东省的有关备战情况。[10]在此次支前运动中,广东为沿海前线部队提供了全方位的经济支持,不仅有力保证军事行动的成功和台海危机的顺利解决,也为随后“小三线”建设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支援前线”运动为“小三线”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支援前线运动期间,广东省党委组织各级工会调查了企业工人的备战思想状况。调查发现,工人由于对备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备战表现出麻痹轻敌、惊慌失措、敌我不分三种情况。[11]对此,广东省对工厂职工进行了思想动员:(1)反复动员。各工厂企业根据党委关于备战动员的指示,都进行了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传达,广泛动员。(2)自由控诉。发动群众控诉蒋介石统治时期的罪恶,“依靠老工人,认真开好控诉会,针对不同对象,组织员工控诉,深挖敌仇”。(3)开展“六比”,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提高了工人阶级觉悟,克服了对敌幻想。(4)广泛宣传。各工厂都充分利用广播、漫画、黑板报、标语等宣传工具,进行大力宣传。[11]经过备战的思想动员,职工备战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备战意识和革命性更强,因此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投入到“小三线”建设中。与此同时,广东省大力加强形势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强化身的备战意识,组织干部学习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使全体干部提高了思想觉悟,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这也是广东省为何能领先于其他省份率先提出开展“小三线”建设的原因。

2.“支援前线”运动为“小三线”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次支前工作中,广东省按照中央指示建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即广东省支前委员会,由广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广州军区和各有关部门抽调人手组成。省支前委员会成立后,各级政府也纷纷组建各地区的支前委员会。此外,省支前委员会在位于前线的汕头地区成立了专署,与当地的汕头专区支前委员会共同合作,并与广州军区成立的分支机构实时配合。这种党政军多部门协调配合的组织构架不仅是广东省支前备战任务迅速完成的重要组织保障,也为随后开展的“小三线”建设迅速建立起高效统一的领导机构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

3.“支援前线”运动为“小三线”建设奠定了军工生产的基础。广东省最紧迫的支前任务是要完成军工生产,包括供应前线紧缺的战备物资和军车的修理。为了尽可能快地将物资运送到前线,广东省的各部门和企业都将军品任务摆在第一位。在军车修理方面,广东省采取了由各地区负责包干的办法,负责包干的各地区相关单位一方面组织职工加班加点地工作,另一方面优先解决军车修理所需物资和零件的问题。[12]广东省总结了此次备战中军工生产的经验,对后续的“小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4.“支援前线”运动为“小三线”建设完善了交通运输网络。广东在支前运动中运送的物资主要依靠公路。此外,军方为备战需要,要求广东省修建或改建26条重点公路路线和40条一般公路路线,同时对公路承载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13]在时间短、资金与人力缺乏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广东省公路建设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新建或改建了5条支前公路,完成了木桥加固、新建低水位便桥、钢筋混凝土桥等工作;完成了3000多个桥梁构件;修复了8处渡口、4对码头。[14]这些都为之后的“小三线”建设完善了公路运输网。

支前运动中开展的这些防患于未然的备战工作,都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广东“小三线”建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是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开展“小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广东省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不仅如此,从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中制定的统筹规划、逐步实施、厉行节约等原则的规定可以看出,全国“小三线”建设也充分借鉴了广东经验[15]。

(二)广东良好的工业基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小三线”建设开始前,尽管广东与全国的经济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的来看,广东省的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工业基础稳步提升,为之后“小三线”建设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1952年之前,广东省工业处于恢复调整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匪特困扰、金融混亂,广东省工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出现市场冷淡、货物滞销、停工停产、工人失业等现象。据统计,仅广州市停工停业的工厂及店铺就多达3000多家,占全市工商业总数的9%。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广东省各城市积极开展了工业整顿工作。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由政府投资建设、新建和改建了中南第一铁矿、韶关电厂、广东农具厂等40多个厂矿企业。另一方面,为了克服盲目性,加强计划性,对广东工业进行“慎重、彻底”和积极的整顿。上述方针和措施的贯彻落实,使全省的工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1952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14.95亿元,比1949年的7.58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计)增长将近1倍,各主要产品的产量已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16]

广东省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始于“一五”计划期间,重点是发展食品工业、轻纺工业,新建和扩建的大小工厂达1739间,主要有广州第一造船厂、广流输变电工厂、溪流河水电站、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冶炼厂、茂名页岩油厂、广州造纸厂、中山糖厂等,并筹建了广州氮肥厂和湛江化工厂。由于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工矿企业,加上对原有企业的改造,“一五”期间,广东省工业总产值有很大的增长。到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30.4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倍,平均每年增长17.3%;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36.1%上升到1957年的47.7%。[16]“一五”期间不仅工业发展快,而且物资、材料消耗降低,产品质量提升,轻、重工业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经济效益好,职工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

“二五”期间,广东的工业建设执行“以钢为纲”的方针,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时期,全省扩建、新建了一批轻纺、化工、煤炭、电力、钢铁等骨干企业,促进了广东原材料、燃料工业的发展。然而,这一时期工业建设由于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贪多求快,急躁冒进,也遭受了严重挫折。1958年掀起“大跃进”和大办钢铁群众运动,广东各地的小钢铁厂一哄而起。由于缺乏技术和原料,小钢铁厂炼出的往往是劣质钢,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这时期的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为24.49亿元,比“一五”时期的投资增加3.8倍,大大超过广东的实际承受能力,导致后期生产资金的相对不足。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为79.7%,轻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广东经济陷入困境,工业增速由“一五”时期年递增17.3%下降到5.1%。这时期广东省重工业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指导思想和方法、措施上的失误,造成严重的后果。

从“二五”计划末期到经济调整时期,广东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工业七十条”,重新调整工业布局,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工业投资由“二五”时期平均每年4.57亿元压缩到2.03亿元。对原材料和资源不足和消耗高、产品质量低劣、成本高且长期亏损的企业,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了关、停、并、转及精减职工等措施,扭转了困难局面。实行这些措施后,广东工业生产产值从1963年开始回升,1965年生产状况全面好转。在调整农、轻、重比例时,明确提出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方针。1965年起全省轻工业出现了全面增长的好形势,轻工业全年总产值达到44.72亿元,比1957年增长80%。全省有60个主要轻工业产品保持或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工业结构得到平衡。这一时期广东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7.5%,增长速度达到了“一五”时期较高的水平。直到“小三线”建设开展,广东省的工业基础已经稳步提升,工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日趋合理,经济也基本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为“三五”时期广东省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进行“小三线”工业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

(三)广东省的自然条件

广东省的地形优势明显,后方多山的地貌为需要“靠山、隐蔽、分散”建设的“小三线”军工企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广东省地势北高南低,山地的分布面积较广,据统计,全省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约占全省土地的35.3%。这些山地主要分布在粤北、粤东和粤西[17]。其中,广东韶关的“三连一阳”地区位于粤北山地,山地多呈级状,山岭重叠,有利于隐蔽,山间谷和河谷盆地又有利于建设交通要道和农业基地。海南岛当时是广东省所辖的一个海岛,又是中国的第二大岛,四周低平,中间高耸,呈穹隆山地,以五指山、鹦哥岭为隆起核心,向外围逐步下降。五指山位于海南岛中部地区,曾是海南岛的老革命根据地。因此,广东韶关的“三连一阳”地区及海南岛的五指山区,因其特殊的位置和复杂的地形,成为广东发展“小三线”的主要战略后方。

广东省的矿产资源分布广泛。在广东省已找到的116种矿物中,探明储量的达85种。其中储量在国内占第一位的有硫铁矿、钛铁矿、锆英石、富铁矿、碲、泥炭土、独居石、磷钇矿、玻璃砂;占第二位的有铅、铌、钽、铋、银、油页岩、锗、铊、透闪石、蛇纹岩;占第三位的有锌、镉、高岭土、瓷土、冰洲石等。此外锡、钨、铀矿和离子型重稀土矿等,也占有重要地位。海南岛有全国品位最高的钴矿藏。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是广东历史上成为全国重要冶金工业和日用五金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的重要基础,也为广东“小三线”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条件。

广东省的能源和水资源较为丰富。广东省煤炭资源的保有储量仅8.6121亿吨,不足全国保有储量的1%,相对较少,但是广东省先后新建了梅田等8个矿,扩建和改造了曲仁、连阳、四望嶂等煤矿区,保证了“小三线”建设的能源供应。同时,广东的水力资源丰富。由于降水多,多年平均径流总量达2000亿立方米。外来水仅西江便达2447亿立方米,工业发展用水丰富。据勘查,广东江河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为823万千瓦,其中可开发量743万千瓦。[18]这为广东“小三线”工业建设和交通运输提供丰富的能源和水源。

广东省山地多林,为“小三线”基建提供大量木材。首先,广东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省份,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58%,在这些山区建设“小三线”符合中央制定的“少占耕地”原则。其次,广东省的平原地区很少林木,林地主要分布在粤北山区和海南岛中部,粤北山区林地占全省林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蓄积量方面,始兴、仁化、怀集、封开等16个县的木材蓄积量占全省的四成,海南岛的白沙、琼中、乐东3县及其境内的尖峰岭、吊罗山、坝王岭3大林区的木材蓄积量占广东省的12.2%。[19]在这些地区建设“小三线”有利于就地取材,减少运输成本。再次,广东气候湿热,植树成活率高,林木生长快,林木树种丰富,其中杉树、马尾松、阔叶杂木林、桉树、木麻是主要优质用材,具有挺直、速生、高产等优点,可保障基建的木材供应。

广东省有利的自然条件为“小三线”建设提供了诸多的先天优势。广东省完全具有“小三线”建设的客观条件。

三、广东“小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

广东“小三线”建设是全国“小三线”建设的一部分,是在中央进行决策、全国开展“小三线”建设的背景下实施的。而中央决策的形成,广东省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小三线”建设是广东省率先提出的,是中共中央的思考与各地方特别是广东省委的规划相结合的结果,体现了决策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密切的互动。

在规划全国三线建设总体布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看到了沿海地区筹备战略后方的必要性。在1964年6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到“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军工厂……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嘛”[5]。将中央的这一想法最早付诸规划的是广东省,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广东作为一线地区也可以在省内开展后方基地建设,即“小三线”建设,并作了如下指示:一方面立即专门组织人员进行深入调研,并作实地勘察之后,组织有关专家和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论证;另一方面要求各地区行政公署、专署和自治州计委,提出1965年“小三线”建设的意见,并于1964年8月15日前报到省计委[20]。

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根据调查人员的建议和各专区、单位报来的三线意见,向中央和中南局呈送《关于广东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是本着“有备无患,无备必有患”的精神,根据陶铸书记指示的原则,对广东的“小三线”建设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部署,对如何建立起地方军事工业及其配套工业、交通、通信设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划。

报告以建设地方军工企业为重点,计划短时间在粤北山区腹地建立6家军工企业,主要以生产56式半自动步枪、子弹、手榴弹、地雷和炸药为主;在海南建设以生产地雷、手榴弹、合成氨为主的3家军工厂;其余各专区,各建以生产子弹厂、地雷厂、手榴弹为主的3家军工厂和1家军械修配厂。这些厂尽量利用原有的钢铁厂、铸锅廠和农械厂进行改建,或者从沿海城市的工厂迁去部分设备和技术力量组成,一般不新建。与此同时,在“小三线”后方拟建一防空指挥所,利用山区岩洞加以修缮巩固。考虑到为军工企业配备必要的原料、燃料,建立起平战结合[21]的生产体系,计划搬迁8家民用工业到粤北地区,搬迁1家小电池厂到海南后方。后方的电力工业要有相应的发展,加快水电站的建设,尽量利用山区的水利资源,多搞小型水力发电。在交通、通信方面,重点建设省际交通和后方某些必要的公路,建设国防通信线5条(后又增加4条)。此外报告的内容还涵盖了仓库、农业、医疗等各个方面。[11]

从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的报告可以看出,广东省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的,率先向中共中央报告“小三线”建设具体实施细则,涵盖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力工业、交通、通信、物资等各个方面。其中,军事工业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广东枪厂又是“小三线”军事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正好符合毛泽东发展地方军事工业的想法,因而毛泽东对这份报告高度重视。毛泽东于1964年10月22日立刻批示:“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十五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7]。从毛泽东的批语可以看出,他对广东省的“小三线”规划是非常满意的,并督促有关部门和各地尽快部署。

1964年10月25日,周恩来、罗瑞卿立即就广东省委《关于广东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约有关部门商谈,提出有关地处于一线或二线的省、市、区的三线建设和工作部署问题;29日,周恩来、罗瑞卿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指示》(后简称《指示》),并报中央书记处审批。《指示》再次强调了“小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敦促各一、二线省市尽快于12月拟出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详细计划,提出了“小三线”建设需要注意的事项。

29日,中共中央立即颁发了文件,通知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5大局,18个省、区党委,北京、上海2市委,3大部委、经委、国防工委:“现将广东省委10月18日报告和主席10月22日批语转给你们。中央同意周恩来、罗瑞卿两同志10月29日关于一、二两线各省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望即抓紧进行”[21]。地处一、二线地区的各省(区、市)党委,接到中央文件后立刻采取行动,纷纷仿照广东省举措,依据省情和实际规划后方基地建设。由此,“小三线”建设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行动之快如同在执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由此可以看出,广东省率先提出开展“小三线”建设与响应中央层面的号召是分不开的。同时,中央对广东省报告的积极回应,央地密切互动和有效配合,使得“小三线”建设的决策得以迅速确立,“小三线”建设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展开,广东省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小三线”建设。不仅如此,广东“小三线”建设还是全国“小三线”建设的旗帜和标杆,广东省委提出的《关于广东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成为各地“小三线”建设开展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文件。

四、结语

广东省“小三线”建设的进行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宏观背景来看,有跟全国三线建设相同的背景,即为了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加强备战,建设国防后方,同时改善工业布局。但广东“小三线”建设,也有相对特殊的背景,除了广东特有的工业基础和自然条件之外,“支援前线”运动是广东进行的一次国防动员,也是广东能够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本省国防后方的重要背景,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广东“小三线”建设提出和实施做了准备。在决策层面,广东“小三线”建设在全国“小三线”建设中有特殊的地位,正是广东省委关于建立本省国防后方的报告,与毛泽东长期的思考高度契合,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而在中央层面形成了关于全国“小三线”建设的决策。这个过程,体现了在国防工业建设中,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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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姚昱,万金金.1962年广东省“支援前线”运动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76-85,179.

[16] 凌伯棠.岭南纪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7]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 总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8]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的广东[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19]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 地理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0]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 第2卷 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1] 钟声.战略调整 三线建设决策与设计施工[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