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拍马屁”的故事

■黄进捷

6月15日，我去上影集团退管办，这是我退休29年第一次“回门”办事。因为家在虹口，靠近宝通路电影技术厂，我的组织生活就“挂靠”在技术厂退休支部。

我乘地铁三号线，当初转业到上影厂报到的情景历历在目。出站一看，完全傻了，满眼都是纵横交错的高架桥，又逢一场大暴雨。我知道自己已经89岁，千万不能摔跤，就想打个的吧。撑着伞转了一圈，哪里有出租车？抬头看到雨雾中暗红色的华亭宾馆，心里有了大致的方向。

好不容易到了退管办，我把准备好的上影老工作证拿出来，三个工作人员谁也没有接，坐在电脑前的那一位问：“老先生，你是哪个部门的？”

“文学部，黄进捷。”

那个同志惊叫起来：“老先生，您都89了。”

另外两位同志也说：“您打个电话，我们上门替你办。”

“不麻烦你们了，就是上影增配给我的那间房，请纪委盖个章。”

“这好办。”他们有的用干毛巾擦我身上的雨水，有的端上热茶，那种热情亲切，使人十分感动。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又陪我到上影集团食堂用餐，把盖好章的文件交给我。

我刚到家，电话铃响了，是退管办的同志打来的，问我身体好吗？路上还顺利？两句简单的问候，似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无子无女，老伴13年前走了，平时在家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今天见到退管办同志，仿佛遇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全身热血沸腾。我在上影14年，一个个上影人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浮现，那种心灵的震撼，是无法用言语和文字表达的。握着听筒，我泪如泉涌，连说：谢谢，谢谢。

我进上影厂前，第一个认识的上影人是喜剧电影大师李天济。“四人帮”倒台后，上海市电影局办了一期青年电影创作学习班，我曾写过一个海军长江口扫雷的电影剧本，寄给上影厂，李天济刚从“牛棚”放出来，领导交给他一个任务，拿着电影局的介绍信，到宁波东钱湖东海舰队商调我参加学习班的事，舰队领导十分支持。

我一见李天济又惊又喜，这个矮矮的小老头，原来就是《今天我休息》的编剧。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对于喜剧我不仅喜欢看，也试着写。我陪李天济在湖边散步，竟不知天高地厚班门弄斧，在大师面前，讲自己创作的所谓喜剧《一个电话兵》，交给舰队文工团排练。内容是一个新兵，在连队外出拉练时，自觉地在驻地搞演习。这个新兵由19岁的倪康扮演（后来倪康复员后在上海电视台当翻译片导演），非常活泼可爱，演出时间9分钟，全场大笑13次，曾参加海军文工团会演。我作为编剧，站在侧幕条边，听着全场爆发出来的掌声笑声，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李天济似乎被我的自吹自擂、自我陶醉的神情感染了，一点也没有看不起我，倒像是遇到了知音，打开了话匣子，谈起了自己的喜剧人生。他说他对喜剧特别爱好，经过长期研究，总结出了喜剧36个套子，张口就讲，从课堂讲到会场。“文革”中要命的也是这36个套子，套子换成了牌子“鼓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动学术‘权威’”，每次批斗，挂着牌子，端着小板凳，坐在台角边，接受革命群众批判。

回到招待所，我心急火燎地拿出笔记本：“李老师，你详细地给我讲讲36个套子。”

李天济突然慌了神：“我不放毒，你把笔记本收起来，我什么也没有讲，你什么也没有听到。”

“对，对，你什么也没有讲。”我忙收起笔记本，他被斗怕了。我给他泡了一杯东钱湖新茶：“李老师，前几天我在俱乐部看到一本介绍外国电影《钦差大臣》的小册子，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好电影，是部有名的喜剧。”李天济讲起喜剧就来了劲，他的记性真好，连剧中主角很长很长的外国名字都叫得出来，一连讲了好几部外国喜剧电影，一讲就讲到深夜。

这次见面，我和李天济，我和喜剧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改变了我下半辈子的命运。我暗暗下定决心，今后转业一定要进上影厂，当编剧。

1978年，组织上决定我转业。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根据政策，你到上海一个中型工厂，担任一个副职。”我说：“我不当干部了。”“你不会后悔？”“绝不后悔！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干什么都行。”

我回到上海第9天，就收到上影厂通知，叫我到漕溪路上影厂报到。

上影厂组织处孙大姐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你不要着急去文学部，你进了上影厂，就是上影人。你在革命部队二十几年，革命道理比我懂，你知道一个人开不动军舰，上影厂也一样，一个人拍不成电影。上影人都有大局观念，你去文学部之前，先帮我们处理好‘文革’留下来的一批材料。”她陪我到一间大办公室，五个同志正埋在材料堆里看材料。

孙大姐指着三个大木箱：“这是你的，哪些要上报，哪些要归档，哪些可以销毁，你要仔细看，不懂地方问关嘉凌。”

一位女同志站起来朝我点头，关嘉凌就是我的领导。

我每天提前上班，按部队习惯打扫卫生，打开水。大家看我勤快，与我关系不错。我问一个复旦大学文科毕业的同志：“我以后要到文学部搞创作，先要看哪些书？”

“我给你开个书目。”他随手开了10部世界名著，10部中国名著。

等他一走，关嘉凌拿过我手中书目，看了一眼，随手扔进废纸篓：“等你看完这20部书，也该退休了，还搞什么创作。明天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原来关嘉凌过去在大光明电影院工作，收集了大量电影说明书，她挑选了五百部中外电影说明书，装订成册。

我翻开一看，说明书里除了介绍男女主角，还有三百多字故事梗概。关嘉凌说：“一部电影最初吸引观众的就是这个故事。大光明门口放了很多说明书，一部分观众都是看了说明书，才买票进场的。”

从那时起，我白天在厂里看检讨、认罪、揭发、交代等材料，晚上在家看说明书。我把五百部电影分了类：喜剧、战争、侦探……

白天，我在材料堆整理材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天济的36个喜剧套子，也在木箱中，是他亲笔写的交代材料，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专门找了个笔记本抄录下来。

有天中午，我在食堂看到李天济，我高兴地跑过去：“李老师，你的36计，不不，是36个套子我找到了。”

李天济一把抓住我：“快，把材料交给我，现在拨乱反正，不算放毒，我正重新整理喜剧套子，原来的东西都让造反派抄家了。”

我说：“我们有纪律，所有材料不得外流。不过我已经抄在笔记本上了，明天送到你家去。”

孙大姐对我的工作挺满意，去文学部前，对我说：“你一定对我很有意见，耽误你去文学部写剧本了。”

我连忙说：“不，不，一点也不耽误。”“你等于给我办了一期剧本创作学习班，又送我一把走进编剧之门的金钥匙。”后面一句话不敢说出口，是我心里对自己说的。

我满怀希望，来到永福路，向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石方禹报到。

石主任面有难色，原来孙大姐打来了电话。他已经问过各个编剧组，各组组长异口同声回绝了。石方禹想了想说：“你这段时间工作很辛苦，先回家休息几天，下星期一来上班。”

我没有回家，直接跑到李老师家，说了石主任没有分配我工作。

李天济似乎猜到了，笑笑说：“沉住气，不会把你退回东钱湖的。你要知道，这都是‘文革’的后遗症。我在‘五七干校’，文学部的事也听到不少。那时候军宣队头头是个副连长，搞拉练，出早操，瞪大眼睛训人，大家被折腾得够呛。现在来了个比副连长大的转业干部，谁敢要你？我找方禹说说。”

星期一早上，我来到石方禹办公室。石方禹问：“你在部队是什么干部？”“舰队文化科副科长。”“厂里决定，成立编剧组，需要一个人跑跑腿。有人说不愿意侍候这些‘牛鬼蛇神’，黄进捷，你一个副科长，愿意不愿意侍候？”我连忙说：“愿意愿意。”

所谓“牛鬼蛇神”，都是上影厂的著名编剧，像艾明之、李洪辛、林艺、叶丹、羽山、高型，我早闻大名，十分敬仰。所谓侍候，就是每周六上午，编剧们来开会，我事先打扫卫生，冲好开水。有时放参考电影，我就一家一家送电影票。我没有感到这是在侍候人，反而感到特别高兴。过去只能在银幕上看到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在一个房间里面对面地听他们谈创作，兴奋极了。

文学部的办公楼是全厂最好的，院子里有草地，有游泳池，小楼是进口条木地板，可惜“文革”十年，再没打过蜡。我13岁到上海当学徒，曾到老板弟弟家的洋楼打过蜡。我问后勤组能不能买点地板蜡。

“想不到你还会打蜡。”对方打开库门。

我一看打蜡工具一样不少，一桶桶地板蜡堆在那里。这太好了，我用三天时间，打了蜡，擦了玻璃窗，卫生间的浴缸、抽水马桶、瓷砖都擦洗干净。

星期六编剧们一进门，个个叫好。

一会儿石主任也来了，高兴道：“这才像编剧们办公开会的地方。”他朝我看看，转身叫来了编辑组的几位组长：“你们回去，停止办公，编辑组就是样板。”

一位组长问：“谁搞的？”

李天济笑笑说：“是你们不要的——黄进捷，给大家说说。”

我说：“后勤组库房里什么都有。我13岁当学徒时，学会了打蜡。地板很脏，不能用水洗，一定要用钢丝搓。”

石方禹：“我还有一件事要宣布，我办公室的秘书已到了临产期，我批准她回家休息。黄进捷接替她的工作，编辑组原来打扫、打开水的活，还要接着干，有意见吗？”

我说：“还有看参考片的电影票保证送到家。”

编剧们笑着鼓掌。

我对秘书工作非常欢喜，别的事情不多，主要是把各编辑组打印好的剧本收集起来，交主任审阅。每次石主任开会回来，我都会给他十几个剧本。他接过剧本说：“明天开始我在家看剧本，厂里与剧本没有关系的会议不必告诉我。”

石主任在家看剧本，我在办公室看剧本。他有时打来电话：“黄进捷，通知《月亮湾的笑声》编剧、编辑明天九点，在我办公室谈剧本。”我除了打电话通知外，当天晚上我把这个已经看过的剧本再仔细读了一遍。第二天，方禹同志谈剧本，我悄悄仔细做记录。修改后的第二稿打印本又送来了。就这样一稿一稿地修改，我每稿都有记录，直到厂艺委会讨论通过。《月亮湾的笑声》拍摄、公映，各报刊影评文章，这部电影摄制成本是多少？卖了多少拷贝？我都弄得明明白白，小小办公室就是我的电影大学，石方禹就是我的教授，并且给我开“小灶”，全中国哪一个编剧有我这样的条件？

不知不觉地，我创作电影剧本的冲动越来越强烈。我在海军27年，熟悉海军生活，想起了许多《好事多磨》里的人物和故事。我照着关嘉凌借我的那本电影说明书中的“故事梗概”，写了一个只有三百多字的故事，说给叶丹听，问：“这是不是电影故事？”

叶丹说：“是的。”

“我和你合作。”

“好的，你先写个初稿。”

我太激动了，住在文学部，一个星期就拿出了初稿。

叶丹看了说：“我给你写个详细的分场提纲，你再写一稿。”

又是一个星期，叶丹接过我的稿子说：“下面你不用管了。”

几天以后，石主任上班比我早，我开门进去，看到他桌上放着《好事多磨》的剧本。石主任问我：“你们两人谁在前面？”

我说：“叶丹是老编剧，这次合作，主要是向他学习，他在前面。”

石主任朝我竖起大拇指，在封面上写下：叶丹、黄进捷，说：“抓紧时间打印，直接送艺委会讨论。”

从我向叶丹讲故事开始，到《好事多磨》通过拍摄，由宋崇导演，总共两个月零七天。

文学部有人似乎为我鸣不平，对我说：“叶丹从来没到海军生活过，怎么能写出《好事多磨》？”

我说：“故事是我给他讲的。”

“这就对了，主要作者是你，为什么他把自己名字写在前面？这也太欺侮人了。”

“你说叶丹欺侮我，我倒反而觉得我占便宜了。没有叶丹，我都不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没有叶丹，我一个人写，反复修改，一拖再拖，剧本也就废了。至于名字，最后一稿是叶丹写的，封面没有名字，石主任问我，你们谁在前？我说叶丹是老编剧，我向他学习，他在前。你的好心我领了，但不要再说了。”

我在秘书岗位上听石主任谈过30多个剧本，他对我这种偷偷学习并不知情，但无意中使我这个只读过五年小学、又当了27年兵的农村孩子，学会了写电影剧本。

不久，文化部下了调令，任命石方禹为文化部电影局局长。临走前他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想到编剧组。”我把准备好的报告送上去，他马上批了。

我跑到李老师家，高兴地告诉他：“石局长批准我进编剧组了。”

李老师指指我脑袋：“你小子够精的，这个时候送报告，石方禹举手之劳，你就成了上影厂的编剧，文学部有多少人看了眼红。有人当面问石方禹：黄进捷凭什么进编剧组？石方禹说：‘就凭半部《好事多磨》，你有，我也批。’别小看半部《好事多磨》，对你以后的创作，上了一个台阶。”

我说：“李老师，我想和你合作，争取再来半部。”

李老师说：“你进上影厂第一部电影和叶丹合作是对的，叶丹很有经验，能学到许多东西，但以后不要再找人合作了，我是为你好，只有独立完成一部剧本，你才懂得创作的艰辛，才不会有依赖思想。”

我说：“我以后还是想写喜剧，你的36个套子我可以背下来了。”

李老师说：“你用不着背套子，你的喜剧感觉很好。现在改革开放，电影发行体制变了。过去一部电影审查通过后，北京发行总公司收购，一律70万元。现在改为由各省市放映公司自己看电影，订拷贝，一个拷贝1.05万元，这对喜剧电影是好消息，上影艺委会这些人一看剧本就知道能卖几个拷贝，不管编剧是谁，只看剧本质量，这对你这样的新人是十分有利的。”

我说：“李老师，我懂了，我不怕吃苦，马上去下生活。”

1983年，我在浙江山区富阳农村生活，大年初一有跑马灯比赛，我正要去比赛现场，大喇叭响了，播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有关内容，接着通知乡镇主要干部到县委听文件传达。我就搭乡镇干部便车，到县委听传达。

听了一号文件，我感到来农村生活来对了。跟着山区汽车运输站的卡车司机，跑了半个中国。那时卡车驾驶室没有空调，气温高达50多度，我特别佩服那些女司机，从不叫苦，还给我讲了许多女司机的故事，渐渐有了《取长补短》的构思。

回到文学部，很快有了打印稿。我第一个想送的自然是李老师。公交车上遇到了导演张惠钧，她和李天济住在一个新村，问我有什么新作，我顺手给了她两本《取长补短》。

见到李老师，我把公交车上碰到张惠钧导演的事说了。

李天济：“你小子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我和她同住一个新村，从来没有在公交车上碰到她。偏偏让你碰到了，你知道她今年几岁？”

“这和她年龄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记住，别的导演一个不给。张惠钧是个很有经验的副导演，拍了好几部电影，遗憾的是没有独立导过一部戏。她今年54岁，明年55岁就要退休了，这辈子能不能当导演，就看她最后一年的努力了。所以你的剧本只要有一定基础，她会想一切办法往上推。”

一切如李老师所料，张惠钧看了剧本非常高兴，把剧本给了局党委书记马林发，请他送给正在华东医院住院的老局长看看。马书记第二次再到医院，老局长张骏祥已经看过了，对马书记说：“美国有劳莱、哈代，一胖一瘦，是很有名的喜剧，我们搞一高一矮，女高男矮，也是一部喜剧，剧本基础不错，再磨一磨，叫张惠钧好好拍。”

张惠钧又找到著名导演赵焕章，请他把把关。赵导正筹备一部新电影，百忙之中，接过剧本，连夜看了，第二天到文学部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一一指出剧本需要修改的地方。

剧本改得很顺利，文学部有人说，这个剧本没有主题。吴贻弓说，电影可以是多义的。剧本很快通过了。

张惠钧带着摄制组，在浙江山区一个县城以38万元低成本完成了拍摄工作，送到北京，受到好评，是当年最卖座的十部国产片之一，卖了200多个拷贝。据说，正值春节，外交部也买了20多个，送给中国在国外的大使馆和领事馆。

我满面春风到李老师家拜年。

李天济：“不要翘尾巴。”

“不敢不敢，多亏李老师指点，张惠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她，《取长补短》不会这么顺利。”

李天济：“春节前，北京的局长大人来电话，看了《取长补短》很高兴。你想想，你进编剧组是他批的，在短时间内，出了成果，他多高兴。”

“李老师，石局长主持文学部工作时，我听了他对几十部电影的修改意见，都作了记录，反复学习，对我写剧本很有帮助。你和他都是我的贵人。”

李天济：“现在石贵人问你下面写什么？”

“我总想和你合作……”

李天济：“合作的事不要再提了，石贵人给你出了个题目，现在报纸上大量报道星期天工程师去乡镇企业帮忙赚外快，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他查看了各电影厂报上来的剧目，没有这方面内容，叫你跟星期天工程师到乡镇企业好好生活一段时间。”

一年以后，我便有了《私房钱》的初稿。

文学部有自己的小食堂，那天中饭时间我从打印社取回打印稿。

炊事员小于姑娘看了《私房钱》的封面，问：“谁写的？”

我说：“是我。”

小于：“这个剧名有毛病，私房钱？谁的私房钱？是老公的，还是老婆的？”

我想了片刻，猛然醒悟，站起来向小于敬了个军礼：“小于，太感谢你了，我改，下一稿就叫《大丈夫的私房钱》，把老婆也藏私房钱这条线全部删掉。”

剧本改到第四稿，我的编辑谢友纯抱着“金鸡”从北京回来。他写的《我和我的同学们》获得政府金鸡奖。听到剧本改到第四稿遇到了困难，建议我来一次“打铁”。文学部有个好传统，剧本遇到困难，就请几位好朋友一起讨论出主意，叫作“打铁”。

我说：“老谢，你得了金鸡奖，一定有新的创作计划，‘打铁’你就不参加了。”

谢友纯是个好编辑，《大丈夫的私房钱》他很喜欢，给我出过许多好主意，在他家研究剧本经常到深夜，他的夫人杨芝如导演每次都准备了丰盛的夜宵。老谢说他还没有新的创作计划，请来了好几位“打铁”的，李老师自然少不了，导演于杰提前介入，他从导演视角谈了许多修改意见。后来《大丈夫的私房钱》得了首届农民电影节“金穗”奖，后又选为上影厂的建国40周年献礼片。

想到小于，她现在应该是六七十岁的于大妈了，也许正高高兴兴地在跳广场舞。当年没有她的意见，就不会有《大丈夫的私房钱》这个片名。对于给予我帮助的上影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最不能忘记的上影人是我的恩师李天济，我创作的《取长补短》《大丈夫的私房钱》《阿福哥的桃花运》都是在李老师的指点和帮助下完成的，每个剧本每次修改稿，他都仔细看，要修改的地方，会夹上一张小纸条，有修改意见，有批评，也有讽刺挖苦，字里行间，充满着李老师对我的关爱。

由于我经常跑李老师家，文学部就有人说黄进捷就会拍李天济马屁，这使我抬不起头来。有天我对李老师说：“以后我不能经常来了。”

“为什么？”

“有人说我拍你马屁。”

李天济哈哈大笑：“有人拍马屁好啊，你想想，一个人让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舒服呢，还是有人拍马屁舒服？对你来说，拍我马屁有什么好处？一不能升你官，二不能分房子给你，三不能给你加工资。说白了，无非是想向我学点东西。对我来说，这是对我的肯定，说明我有学问，不是放毒，不是牛鬼蛇神。上影拍领导马屁的人很多，拍我李天济马屁的你是第一人，我很高兴。”他神秘地凑近我：“陈锡珍医师是我恩师陈白尘的侄女儿，我对恩师也是拍足马屁的啊，要不他怎么会把侄女儿嫁给我。”

我被他说得笑了起来：“李老师，别人说我什么，我不在乎，你的马屁会一直拍下去。”

2005年是李老师去世十周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拍李天济马屁的故事》发表在《上海作家》上，《山西文学》还作了转载。文艺界好几个朋友打来电话，有的说：“黄进捷，拍活人马屁见的多了，拍死人马屁难得一见。一个人死了十年，还有人拍马屁，可见这个人一定是个大大的好人。如果李天济老先生还健在，我也想跟你上门一睹风采，拍拍马屁。”

那年，上海市文联给《取长补短》颁发优秀电影创作奖奖状，还有二百元奖金。当年年底，上影厂照例举行年终总结大会，局长吴贻弓指定我在会上介绍创作经验。会场就在文学部放映厅，各部门主创人员坐满了会场。

主席台上，左边是吴贻弓，右边是局党委书记马林发。吴贻弓喊我名字，我朝下一看，会场里坐满了我平时崇敬的名导演、名编剧、名演员……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准备好的讲话内容全都忘了，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吴贻弓给我倒了杯水：“别紧张，开门见山，有啥说啥。”

我说：“我确实没有创作经验，剧本里很多内容都是别人让我加上去的。”

马书记：“那你就讲加上去的内容。”

我说：“有一次导演沈耀庭对我说，都说《取长补短》好看，我是自己买票进电影院看的。张惠钧选演员绝了，男主角小牛的父亲是我们厂的铁牛，矮矮胖胖的，母亲是吴云芳，瘦瘦小小的，小牛和大洋马谈恋爱，铁牛两夫妻反对，小牛不听，铁牛说：‘她这么高，你那么矮，你不觉得丢人，我……我没有脸见人。’小牛伤心得哭出声来：‘别人说我矮，我认了，我是矮么，可是你们也嫌我矮，我长这么矮，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剧场中爆发出来笑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沈耀庭问我，你那两句台词是怎么想出来的？我问他，哪两句？他说：就是‘我长这么矮，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我说：我哪里想得出来，是马书记叫我加上去的。沈耀庭哈哈大笑，一拍屁股：‘他当然有体会，你不知道，他的外号叫矮脚马。’”

会场上笑声掌声跺脚声，像炸开了锅，吴贻弓双手捂着肚子，眼泪都笑出来了。

马书记脸涨得通红，陪着大家也傻傻地笑。

“马书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连连向马书记道歉。

“没有事，没有事。”马书记安慰我。

“现在是没事，”我心里想，“你是局党委书记，今天当众出了你那么大洋相，以后什么时候扔给我一双小鞋，不是没有可能。”

马书记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每次见面，他都主动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问我最近写什么。直到我退休，没有给我送小鞋。

我在上影14年，最让我心情愉快的是遇到的大大小小干部，当官的不像官，没有一点官气。像吴贻弓，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局长，有次我叫他首长，他拍拍我的肩说：“我不是什么首长，叫我吴导。你的几部电影都很上座，为上影挣了许多钱。上影有几千个人，要吃饭，拍电影不讲经济效益不行。我也要拍喜剧，《少爷的磨难》快开机了，你看了，要多提意见。”

他就像和老朋友一样跟我聊天。

在上影的14年，我边学边写，在上影人的指引帮助下，完成了三部半电影剧本创作，评为副高职称。这是我最幸福、最开心、最心满意足的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