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一篇诗

刘东黎

难将出处问龟卜，

且抚琴书对鸟啼。

——胡先骕《还东林，寄语杨苏更》

1

江右先贤胡先骕先生，一生不拘形迹，奇峰迭起，行常人之所不能行，言常人之所不能言，其胆气魄力，也在常人之上。据他的学生暮年回忆，胡校长开学典礼的开场白一般是如下画风：

“在国外的知名大学，如牛津、剑桥，学生们是很难见到校长的，在校四年，一般可能只有两次见到校长的机会，一次是始业典礼，一次是毕业典礼。今天，诸生能够如此轻易地见到我，这是你们毕生的荣幸。”

类似的言论不是偶尔说说。比如他1943年受广西大学之邀做专题讲演，也一样先声夺人：

“鄙人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诸生今天能够听到我的讲演，这是你们莫大的荣幸！”

台下“诸生”莫不惊诧，老成持重之辈更是摇头叹气，有这么说话的吗？不过时深日久，也就习惯了，更可理解胡校长的率真性格，如果没有天马行空的心胸和见识，谁能这样“百无禁忌”，想到哪里便说到哪里？

另据学生回忆，胡先骕有一次在南昌做专题讲演，“批评胡适之的经济思想至少比他落伍五十年时，握紧右手，竖起大拇指接连向脑后甩指，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时世越是艰苦，胡先骕的姿态与言论，就越是疏狂自负，周身散发着不可一世的傲气。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38年，国人自信心跌落至最低谷时，胡先骕的一段话字字铿锵，尤其广为传诵：

“日本蕞尔小邦，隋唐以降，一千多年代代臣服中华。我与天皇同是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学生物，又在一个班;但我学习成绩就是比他好，你说气人不气人？由此可知，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

此言一出，同学们仰望着革履锃亮、青衫飘扬的学霸老胡，正是无双国士的完美形象，自然就彻底服气了。

当时流寓西南的中央大学，亦曾有霸气侧漏的战时教育和治学宣言：“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比如中央大学所对的，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其意同样在于大学要在“ 科学和一般学术上抗得过敌人”。这样的思想，对内迁学生的震撼可想而知，更能够激励他们勇敢面对严酷的现实。

中央大学前身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胡先骕曾受聘该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后南高并入东南大学，胡先骕又继任该校农科的植物学教授兼生物学系主任。他的大气疏狂，显然也与当时南高学术共同体的整体气氛有所关联。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上，唯六朝与唐宋时期的学士文人还颇有几分傲骨，观之后世，唯有民国的读书人算是重现了元气充沛的名士气象。

当年赴美之际，胡先骕为何选择不为时人看重的植物学？只因痛感“国家贫弱、科学晦暗”“别无旋转乾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此所以未敢言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唯农林山泽之学是讲也”。

胡先骕的前辈严复当时就曾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从清末新政到五四风潮，留学运动亦在自强的呼声中拉开了序幕。身处受西方冲击与积极反应的最前沿，胡先骕这样的人生选择，亦与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务实之风遥相契合。

“今日人类物质上精神之幸福，莫非根据于少数大智慧家之学说。历史上之往迹，亦随少数领袖人物为转移……若果一切文化迁就知识卑下之阶级，则浸成一退化之选择。”胡先骕类似这样的精英意识和言论，往往让人有高高在上、不易亲近之感，但也只有像他这样平日才学倜傥，乱时侠儒兼备的人物，才能在国难之时，自觉承担起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责任和使命。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先占领上饶、鹰潭、抚州等地，进而向吉安、泰和一带猛扑。在颠沛流离、通货恶性膨胀的困境下，胡先骕仍勉力组织战地服务团，赴赣北等地劳军。7月，战地服务团在前方与日军迎头遭遇，团长姚名达教授与学生吴昌达壮烈牺牲。胡先骕在学校礼堂为两位烈士设置灵堂，恸哭不止，几度昏厥。一生以桀骜疏狂形象示人的胡先骕，心地的赤诚与温情尽显无遗。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在狂飙突起、大风灭烛的时代，在断壁残垣、夕阳草树之间，残存着温暖的旧日光影，至今仍闪动于历史微黄的稿页。

2

“五峰高峙处，草树与云齐。”自然物象的风日之美，人文修为的端静明朗，最能形塑出人天一致的生命格局。胡先骕历来觉得中国诗人“闲适有余，然稍欠崇拜自然之热诚。如英诗人威至威斯之‘最微末之花皆能动泪之精神，在陶韦诸贤人集中未尝一见也……皆静胜有余，玄鹜不足。且时为人事所牵率，未能摆落一切，冥心孤往也”。

胡先骕不会想到，被喻为“大地歌者”的后世中国诗人苇岸正持此论，认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纵情山水物我两忘，淡泊宁静之中，得自然天机之趣，固然高妙惬意，但总好像少一点对大自然的端敬与同情。胡先骕有此隔代知音固值得称道，同时也让我们惊叹先贤的生态观念是何等超前。“最微末之花皆能动泪”，威至威斯（现译华兹华斯）这句会心之诗，显然触发了一位中国植物学家关于人与自然的微茫领悟。

1923年，胡先骕赴美途中作《旅程杂述》一文，记述在海轮上看飞鱼的感触：“吾人既为陆上之骄子矣，乃复侵凌入海横渡大洋如适莽苍，近复与飞鸟争天空矣。物质文明日进，嗜欲日多，聚彼千百科学家呕心绞脑，以为种种与天行抗之机械。即使他日飞机贱如自行车，今日伦敦，明日纽约，舍肉体之快乐增进外，人生之意义能多明了毫发耶？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之与生俱来者，宁能稍变？则在此电光石火之一刹那间，又何必多此一哄为也。”

庄周梦蝶，洞见虚空真谛，人世机心，笑忘凡尘是非。胡先骕骨子里还是有中国思想影响的浓重痕迹，如儒家经典《大学》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凡托命于文字，其中必有不死之處，则虽历万变、万劫，终亦莫得而死之。”（陈散原）中国老一辈科学家里，不乏旧学造诣精湛者，但也少有像胡先骕这样，终生都坚持文学写作。他幼年读书时，曾受大儒沈曾植指点，诗作立意幽微，学养深醇，别有一番清健之韵味。他的书法也清俊超逸，毫无匠气，既有云霞意气，又抱泉石襟怀。终其一生，他的人格、书法、诗歌和对世界的观察，都泯然化为一体。在青年时代就把“旧学”根基打好，再进入“西学”，果然很快就能游刃有余了。

孤高傲世、睥睨浮生的大学者钱锺书，甘以“后学”身份，为胡先骕代为选编《忏庵诗稿》，并在跋语中，敬赞胡先生“发山水之清音，寄风云之壮志”，此语更点出胡诗的特点，草木虫鱼，满纸灵动，山川风物，造意出奇，极具中国文化之风神情趣。“静中观物化，生意在鸟虫”（胡先骕《春日杂诗》），既不缺乏科学维度，也有圣贤君子道德化育、天人合一的直觉感悟。一次次的精神漫游，思接千载，意旨微茫，氤氲出某种宁静淡远的情调，令人如看青山浮云，与汲汲于名利的烟火气有着绝然的不同。

3

文化取向上的恋古情结与现代化转型的西化梦想，奇妙地融合在胡先骕身上。貌似冲突的感觉和气质，也源于胡先骕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几十年中西学问的浸染，使他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息，一种难以言说的真意和气象。他借此能够摆脱自身文明传统与认知结构的束缚，能够换一种方式领悟世界。但这样的思想范式和风格，又并非刻意而为的结果。

可能因为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终其一生，他都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精神生活、诗性空间的温情与敬意，在传统和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他的感情常常站在传统一边。对于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他和吴宓认为实在是过于偏激。文化不同于自然科学，对古老和晚近的传统，是应有一个清理甄别的过程，然而简单粗暴地一反了之，只会留下更加长久的遗憾。

“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他赞赏希腊哲人重智慧、求真理的精神，学问无分中西、新旧、有用无用，只在于分辨优劣是非，所以为学必得中西兼容。而中华民族想要创造崭新的现代文化，“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这样的观点何其可贵。“以中西为沟壑”者多半是书没有读通。亦如王国维对学术的期许，“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胡先骕生长在对传统文化充满蔑视的五四时代，然而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自卑和怀疑，而是倾其全力，打通不同文明之间的学术壁垒。1922年，他更与梅光迪、吴宓等共同创办文化保守主义杂志《学衡》，在这样一个团体中，这位哈佛大学博士更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找到并确认了自己归属的阵地。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中西分殊，正可互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康庄大道。一战后全球纷扰的动乱世局，使得西方的“浮士德文化”走向瓦解。胡先骕更加自信地认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厚德载物、大道之行，这些中国文化里人格、伦理、社会、政治理想中较为精华的部分，同样是国人追求美好社会的精神动力。

“学衡派”其实并不能算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力量”，不过是对倡导“新文化运动”诸人，比如胡适的某些偏激做法提出了一些异见。胡先骕倡导“学衡派”，同样也是在为古老中国寻找现代转机，只是对欧美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不一样而已。现在回看，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的时代里，能够有这样一个具有反拨力量的阵地，实在难能可贵。这份刊物办了七十多期，很多都融入了胡先骕的心血。

4

在文学层面，秦汉文章、唐诗、宋词、元曲，在胡先骕眼中，莫不具有恒久的价值。胡适痛陈近代汉语套话的滥用，文风虚浮，“磋跄”“寥落”“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魄”“归梦”“鹃啼”“雁字”“残更”等词语任意组装，言之无物，矫揉造作，令人反感，并毫不留情地举“我的朋友胡先骕”的大作为反面教材。像胡适这样唯新是务、一头钻进“西学”领域的，浮躁之气毕竟还是多了一些。

对于胡适的质疑，胡先骕也毫不留情地回应：“于作中国诗之造就，本未升堂，不知名家精粹之所在，但见斗方名士哺精啜醨之可厌，不能运用声调格律以泽其思想，但感声调格律之拘束，复摭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唾余，剽窃白香山、陆剑南、辛稼轩、刘改之之外貌，以白话新诗号召于众。自以为得未有之秘，甚而武断文言为死文字，白话为活文字，而自命为活文学家。实则对于中外诗人之精髓从未有深刻之研究，徒为肤浅之改革谈而已。”思维与语言同在，“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的创作和审美，必须要注重结构和韵律、整体与内在的和谐。

文言文是存在于中国文化典籍中最简约、凝练、雅致的文字，含纳了我们民族最初最基本的精神品质。它道破了造化的秘密，以至于“天雨粟，鬼夜哭”。“香篆”“孤雁”“太阴”“金乌”“宫柳”“菊花”“红豆”“春蚕”乃至“六龙骆驾”“河图洛书”等，都有令人低回心折的情绪感应。不说表情达意，在艺术美感上就更胜一筹。后来诗人闻一多更用真实的写作实践，和胡适唱了反调，让传统意象和典故在现代新诗中复活。中国古诗词华美庄严，静水流深，一代代中国人将复杂难言、内涵多样的情感、理念与人格理想，寄寓在这些经过时光锤炼的精美意象中，这是国人生命体验与文学长期的累积与互动，才会有人心与天地的水乳交融。再说西方浪漫主义明明也有大量常用的文学意象，“玫瑰”“花園”“天鹅”“苹果”“圣杯”“镜子”“荒原”“月亮”……何故一定要厚此薄彼呢？

胡先骕对中国文化浸润、迷恋之深，是同代知识分子中少有的，他比许多“弘扬传统”者更加坚持“传统”。他对文言文这一文字形式的执着追求，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实质是对古典的文学精神和美学倾向的坚守。

其实胡先骕并不完全反对白话文，也不反对少数形式和内容极佳的白话诗。“胡君（指胡适）之诗与胡君之诗论，皆有一种极大之缺点，即认定以白话为诗，不知拣择之重要。但知剿袭古人之可厌，而遂因噎废食。不知白话固可以入诗，然文言尤为重要也。”可见胡先骕毕竟是一个处世谦和的人，保守而不守旧。虽然一生秉性刚直，有时会出言惊人，但他的学识和经历，还是使他能够用更宽容和公正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冷静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重新估价的思想，正是在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和借鉴中逐步觉醒，而且是接受了西方强势现代文化洗礼后的认识。这样的一种文化自觉，比之胡适，更显明晰与洞彻。

从性格、气质、趣味到安身立命的学术思想，胡先骕和胡适其实很多地方都很一致。得益于父辈的余荫遗泽、家学渊源等原因，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就文字风格上看，胡适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清新精微，温和含蓄，较少斧凿痕迹;胡先骕的文章俊朗爽利，豪气外露，说理透彻，绝不矫揉造作。从文风上讲，二人也是相映成趣的。相对来说，胡适的语句明白晓畅，胡先骕则因钟情文言文之故，略为艰涩难懂，当然并无故作高深，更无佶屈聱牙之病。

1925年，胡适之与胡先骕于上海会面时合影，后来胡适在照片背后题词“两个反对的朋友”。而另一张五人合照，亦有“二胡”，胡适则题为“皆兄弟也”。在学术和思想上的针锋相对，并没有影响情谊，从他们的通信中也可看出，两位胡先生私交甚好。这样一种民国风度，也让后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凭栏眺望。

“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风云际会间，胡先骕在新文化、新教育运动和社会改造领域，均成为登高而呼的先觉先行者，以其浃沦肌髓的沉郁坚守，在狂飙突起、浊浪排空的世代，维护着中华道统恒定的精神价值，他所提出的“旧文明之精魂”，也有着永远的价值和吸引力。

5

千峦蕴秀的庐山，自古云雾弥散，交织着宗教的梵音、文化的吟咏。“石径走蜿蜒，杉柞立丛错。清阴快蔽体，繁枝时拂掠”（胡先骕《由庐山东林往黄龙纪游》）;在含鄱口清苍幽峭的山峰之下极目远望，“卉木蓊郁，多琪花瑶草”，云锦杜鹃灿若锦霞，李白、苏东坡和徐霞客的足迹杂沓交错。庐山松长在岩石的罅隙里，参云翳日，虬根盘旋，每当月色洒落，漫山银辉，其自然流韵，令人低回。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植物王国，庐山森林植物园，是中国的第一个亚热带高山植物园。1932年，在胡先骕的倡议和亲自指导下，静生生物调查所经与江西省立农学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园址最后决定建在含鄱口北麓。胡先骕委聘秦仁昌为第一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并及时派陈封怀赴英国进修两年，回国担任园艺技师。经全园上下的辛苦经营，数年后，庐山森林植物园成为中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这座用国画手法造就的西式园林，就此矗立在峰峦耸峙的匡庐之巅，宣告了中国无植物园历史的终结。

在胡先骕的指导下，庐山森林植物园创建之初，就加强与外国科研单位的联系。1937年1月，庐山森林植物园与45个外国植物科研单位（分属约26个国家），都有着种子交换关系。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胡先骕将北京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庐山森林植物园的部分员工疏散到了云南，在昆明黑龙潭组成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当时的研究所里经费无着，他就和同事们到高校里兼课筹钱，甚至从事种药、养猪、种烟叶等多种经营，以维持机构低水平的运转。胡先骕既有大刀阔斧、摧枯拉朽的本事，又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既能做学问，又有组织才干，真是天纵英才。

他的心态也一直沉稳平静，并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来衡量对现实“有用”或“无用”，而是沉浸于纯粹的学术之中，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焦狂和躁动，而是日有所进，持之以恒。在1942年撰文纪念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时，胡先骕回忆当年研究所成立的情况时说：

“既无经费，又少设备，缔造艰难，非言可喻。然奋斗数载，率见光明……二十年中共同奋斗，为全国生物学研究之先导，卒能蜚声海外，为邦争光。今日事业之发皇，皆发轫于当年二三人擘画，回首前尘，恍如梦寐，不禁为之怃然而叹，欣然而喜也。”

从1918年起，胡先骕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1937年出版的《中国科学二十年》一书，称“现国内后起之植物学者，十九皆出其门”。

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参与创建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接管，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一起，合组为植物分类研究所或工作站，即今日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院庐山植物园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院下属的木材工业研究所，也由静生所发展而来。作为国内植物学奠基人和学术领导人，胡先骕的确称得上居功至伟。《科学》主编刘咸曾称：“胡步曾先生为我国当今植物学界之领袖，其功名事业，蜚声中外，不待介绍，惟二十年来吾国植物学之进展，在在与胡先生有关系。”

6

时光拨回到1913年，十九岁的中国青年胡先骕在跨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门时口占一诗：“二十不得志，翻然逃海滨。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如此年纪就有承担“天下兴亡”的书生意气、济世情怀，很是令人吃惊，更不消说他这么早就意识到，生物学的研究关乎人类和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历史和未来，也关乎国脉之盛衰。

在美国读书时，胡先骕就一直惦记着要“摸清家底”。中国植物资源丰富，自16世纪起，就不断吸引外国专家前来采集，但采集的标本都被运回他们的国家，供研究之用。这让胡先骕始终难以释怀。最感忧虑的是，中国学术一直未能独立。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依赖外国，即使“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也“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胡先骕回国后，尤其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亦为“学衡派中思考中国教育改革最具系统的人”。

“久坐漸通泉石意，灵思时在有无间。”（胡先骕《休沐日兀坐森林院林中偶成》）胡先骕经常行走在不同的乡村和城镇，行走在平原和大河两岸，找寻疏朗少人的县城，在渺无人烟的荒山上，在布满砂石荆棘和洪水泛滥的史前遗迹中，观察和辨识着人间草木的形态与气息。刚学成回国时，他就身体力行，全力采集四川与云南两省的植物。1920年，因云南与四川社会治安不靖，胡先骕带人转赴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进行采集。他是最早大量采集植物标本的中国人。总计下来，他发现了1个新科、6个新属和100多个新种。

在胡先骕等少数几位先驱人物奠定中国博物标本、图书、文献基础，大力培养人才之前，中国植物学尚未进入现代范畴。从他们的分类研究、资源搜集开始，植物学的分支开始越来越多。最著名的成就，当属他与门生郑万钧先生描述的水杉新种。

那时所有植物学教材多取自日本，术语、概念翻译多有谬误，基于国内当时的状况和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胡先骕遂发愿与同仁一道重新编著，中国第一本现代植物学教科书由是生焉。胡先骕凭借自己深厚的国学修养，改正了引用不当的日文术语，“隐花植物”更正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更正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更正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更正为“蕨类植物”等等，这些订正后的术语沿用至今。除此外，他还编撰了各类植物学领域的开拓性专著，共十余部之多。终其一生，他都在悉心描绘着中国植物科学发展的壮丽画卷。

除了学术视野极为开阔，胡先骕对现实世界也高度敏感，有着准确的洞察和判断。青年时代就远走异邦，使他对正在变动的国际问题具有超常的现实感;在那个民智未开、信息闭塞的时代，他对时局和形势的判断成了一项“本能”，外人一般不易体悟。1947年的时候，他对中国前景曾有如下论断：“只要第三次大战不作（可能之成分甚少），二十年之后，中国必为一庞大之工业国，殆无疑义。即目前之经济难关，亦可以国外之经济援助而得解决。经济有办法，内乱自可消弭，政治必能渐上轨道也……中国在久乱之后，又将创造一期光明灿烂之文明……”

他的学科跨度广，有专家的学术视野，说话不注重雕琢，更不矫揉造作，也一如既往地对中国之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关于“国际局势和中国社会的走势”，他还有不少类似新颖、深刻的言論。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世界大势，国运兴衰，已是见微知著。

7

“节序随天运，襟怀拟水清。白云吾欲老，休负鹤猿盟。”（胡先骕《泰和杂咏》）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胡先骕，实际境遇还是不错的，也很受人尊重。毛泽东称他为“ 生物学的老祖宗”。1950年，第七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来函，邀请他担任大会副主席。他的《水杉歌》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所激赏，转呈毛泽东阅后写下读后记，认为：“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

这篇“读后记”与《水杉歌》一起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林业类科普文艺作品。“记追白垩年一亿，莽莽坤维风景丽。特西斯海亘穷荒，赤道暖流布温煦……”（《水杉歌》开篇）这首长诗是科学、自然、历史、人文交相辉映的大作，自由挥洒，创榛辟莽，且用古诗文来写现代科学，读来确实别致，亦可一窥这位植物学家和大地诗人雄奇苍莽、心容万物的襟怀。

然而中年以后的岁月，胡先骕处于越来越剧烈的矛盾冲突之中。现实对他的人格坚守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几经世变，他那啸傲狂狷的名士风气早就荡然无存，但仍无法见容于人人需要脱胎换骨的新时代。1952年，在一份个人检讨里，他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道：“我有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我的各项的成就使我有‘赢得生前身后名之感。我……看不见群众，一切唯我独尊，有浓厚的宗派主义。”

往昔岁月已无暇再多想，现在很多事情则看不懂了。他动辄得咎，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旧时代过来的老学究，在大多数场合，他都深自缄默。

然而，与生俱来的那种诗人气质，加上科学家执拗求真的态度，难免有时血一涌心一热，依然要在学术上据理力争，事后才会想起“直言贾祸”这句古训。

他的学术论文再难以发表，更饱经时代风雨的无情摧折。他的名字渐渐被植物界、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疏远甚至遗忘。1983年，他一手创办的中国植物学会召开成立50周年大会，回顾学会历史，竟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有未斯人。”沈增植这句诗竟然一语成谶。

坐观千劫尽，对景有余悲。薄宦不成瘾，孤怀欲语谁？

江湖十年梦，风雨一篇诗。白日自兹去，寒鸦噪晚枝。

——胡先骕《退值口占》

这首写于早年的诗，反而更能蕴含胡先骕中年以后的心情，并印证他一生的人事、交游、理想和精神遭际。在剧烈变迁的时代里，他就像一条生机盎然的溪流，想要奋力奔涌流入大海，最后却沉入了时代的沙土里，从此不知所终。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士大夫”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者、接续者和托命者。在纲常委顿、庙堂将颓之际，他们有着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与关切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以“道统”判断是非，是中华文化孕育出的精英人物。先秦以降的中国历史，基本上以士大夫为中心，一脉士风时隐时现地传承着。直到近代中国，整个群体的地位才从社会中心向边缘移动。胡先骕秉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从道不从势”的慷慨士风，是晚近中国时代变局之下，儒家人格最完美、最标准的一种体现，其崇尚理性、信奉仁道、绝不随俗的特性，我们可以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士大夫的身上，依稀可见。

他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依旧沁透着一种敦厚安详的儒家气韵和人文气质。他承接了中国士人忧天下、哀民生的家国情怀，也懂得涵养亲自然、轻功利、独与天地往来的超拔之心。在他的诗作中，也大多流露、昭示着一种清逸潇洒的出世之念，颇有五柳先生顺乎天性的魏晋风骨。他迥异于今人的学行和人格，连同一个时代的刚毅之气、斯文之风，都随着世易时移，淡出我们的视野。

包括胡先骕在内那一代上下求索的中国早期生物学人，欲使华夏大地山色空蒙、草木葳蕤、河流朗润，实现“名园珍卉交相望”之愿，立志为国光大植物事业，不拘于一时之功、一己之利，一生奋斗，死而后已。他们曾经风华正茂，志向高远，少年时代远走异域，领受欧风美雨的吹沥;回国遭逢大嬗变的动乱世局，其赤子之心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当一个民族面临存亡绝续临界点时，他们又被逼迫着，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芥子须弥，微言大义;管窥蠡测，尺幅乾坤。身处内有古今道统之变，外有中西激荡的时代，他们在万物生机中悟得天人合一的诗化境界，文思常常俯仰游弋于古今中西之际，世事沧桑之时，每有出尘之想，会心于湖海之间，抒志有胸襟，述怀见性灵。就以胡先骕先生的传世作品看，那里记载了一代学人在中华民族兴亡离乱和历史演进中的思想进路、经世抱负、灵魂蜕变和隐秘心史，也永远存留了永不磨灭的道德事业，以及令人动容的自然蕴藉。

胡先骕先生于1968年仙逝，令人平添哲人其萎之念。可欣慰者，就是晚年岁月能够大致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未及更多政治风雨侵袭，虽不无苦难，但没有受到更大的折磨，晚年还算坦荡自如。

毁誉由人，褒贬由史。历史没有过去，也不会过去。每个人都携带着自我的时空代码。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在近来区区十几年间，才逐渐意识到这位民国学者的多元、丰富和深邃，才领略到这位老辈学人另外一种真实的面相，才看清一位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情怀的守望者充满眷恋和感伤的生命历程。历史需要重新去认识这样一位“横跨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那一辈学人的志趣胸襟，志业风骨，确实至今都有独到的精神力量和价值。

庐山植物园掩映在一片片崇山峻岭、幽川平湖之间，幽谷、飞瀑、明月、松林，各种奇花异卉星罗棋布，布局典雅，瑰丽可人。在一片被称为“化石树”的水杉林旁，苍郁翠竹环抱着胡先骕的墓冢。“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土者，有乔木之谓也，更有乡贤野老之谓也;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当有世臣之谓也。先骕先生终于“从心所欲、回归自然”了，那是历经磨难的灵魂拥抱自然后获得的解放和皈依，所有经邦济世的豪愿，怆然离别的诗情，都被这座具有深厚文化内蕴的大山安详地包容。凝重的历史，似乎也在山光水色之中随山风轻轻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