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之成就何止《东方红》
——悼念著名摄影家袁毅平

杨恩璞

《东方红》（1961 年） 袁毅平

今逢庚子流年不顺，时有不祥之兆压我心头。开春以来，我就收到多位摄影道友的讣告，由于疫情严重丧事从简，深感惆怅。最令我牵挂的是94 岁高龄的摄影前辈袁毅平先生，听说他入夏以来经常住院，我的心情非常矛盾，天天盼望他的消息，又害怕传来噩耗。9 月16 日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回想起我们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

我与袁老相识将近六十年。早在1957 年袁毅平的大名就引起我的关注，当时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对摄影似懂非懂许多问题疑惑不解，拜读他的摄影作品和文章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1962 年，袁老当时是中国摄影学会分管杂志的负责人，我就慕名前去投稿求教，开初踏进他的办公室我心情很紧张，思量着他大名鼎鼎能不能接待我? 没有想到袁老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于我这无名之辈热情接待，并耐心辅导我的习作。1963 年我在《中国摄影》首次发表的《人像摄影中的手势》，就是他指导下的产物。1987 年我在《大众摄影》开辟《摄影新潮放谈》专栏，全年累积为12篇十万多字，他鼓励我结集出书并写了序言。在序言中，袁老不仅大力支持摄影新生代的创新，而且还对当时摄影界的情况，他反思文革教训，疾呼改革开放。袁老语重心长指点迷津，深刻论述摄影观念演进的重要性。这篇他撰写的序言手稿，我将作为珍贵的文物永久保存，终身铭记恩师的教诲。

我还记得，在1980 年后袁老已当选为摄协的领导成员，但他当官没有一点派，仍像普通编辑多次来电影学院组稿。有一回我随远洋货轮出国拍摄海上丝绸之路，他闻讯亲自到寒舍选片和推敲文稿。后来又在他的力荐下，我在90 年代还出任了中国摄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他开展理论研讨和评审作品等工作。与袁老长期接触，使我学习到在学院课堂里学不到的创作实践知识。如果说，我在摄影圈还有所作为，是得益于袁老的提携培育。

说起袁老的艺术成就，许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他1961 年发表的《东方红》，这确实是幅家喻户晓的传世精品。《东方红》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袁毅平不辞辛劳，历经二年多坚守蹲候获得的成果；另方面是他文艺观念和摄影修养日趋成熟，自觉探索摄影艺术的积淀。他原是上海照相馆摄影师，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1950—1958 年担任《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摄影记者；1958 年调入中国摄影学会（后改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开始转型，从新闻摄影改为研究和创作艺术摄影。袁老的《东方红》到达了内涵积极和形式优美的高度和谐，是新中国摄影当时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摄影不再满足于单纯地政治宣传和记录生活表象，而是按照美学规律，以营造典型和宣泄情感的艺术方式来感染观众。

我认为袁老一生最高成就，或说对中国摄影事业最大贡献何止《东方红》，更重要的是他对我国摄影理论的建树。长期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摄影界存在着“跛足”现象，即拍摄创作繁荣，而理论研究滞后。因此文联其他行当就看不起摄影师，认为拿照相机的四肢发达，缺乏思想。从我本人参与摄影活动的经历所见，是袁老主管中国摄协理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这一扭曲现象。他一贯主张：“摄影事业的繁荣要靠两条腿走路，拍摄作品和理论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对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摄影理论体系，发挥了领军作用。

众所周知，从事理论研究，非常清苦寂寞，遇到政治运动又有一定风险。但在摄影理论战线上，袁老始终任劳任怨坚守阵地，不仅坚持自己执笔撰稿，几十年来发表文稿三百余篇；并按照摄影家协会分工，从1980 年开始，他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发动大家肃清文革极左思潮、研讨摄影分类定位、纪实摄影特性和摄影美学等课题。我大约参加了四次理论年会，发现袁老主持理论研讨的水平相当高，既发扬艺术民主，让各派意见畅所欲言；又注意掌握政策，划清学术和政治不同的界限，反对给人乱扣帽子。所以每次理论年会争论虽都很激烈，但由于袁老引导和总结，摄影界各路人马能求同存异取得共识，并且达到新的团结。从一定意义说，就是从这几届理论年会起步，扭转摄影界轻视理论的不良风气，并发现和培养摄影界骨干理论队伍，从而推进了我国新时期的摄影创新热潮。

袁毅平在广州（1995 年） 侯贺良 摄

袁毅平老师离休后还常常赴外地讲学 （萨社旗 供稿）

什么是理论？袁老认为：理论说到底，就是对社会实践、摄影创作进行总结，从得失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经验，从而又返回指导下次实践。他十分厌恶脱离中国实际的空谈理论，反感故弄玄虚，从洋人那里贩运某些新名词来吓唬人。他以身作则，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精神，撰写文稿立题务实，文风质朴。他出版文集谦称为“摄影白话”，其实是针对摄影界的争议有的放矢、大有学问。

今天重温袁老2009 年出版的《摄影白话》文集，有个最鲜明的特点：他的摄影理论研究并不满足于理性认识的提高或出版几本论著，而是最终要落实到对摄影后起新秀的培养，指导和推进他们的创作。袁老善于发现当今涌现的优秀新人新作，从他们拍摄经历和体会里提炼出“干货”，归纳出“立意—创意—表意—达意”等具有摄影特殊性的经验，从而回馈于摄影实践，灌溉摄影新苗的成长。在他书中有许多给摄影新人写的评论，以及给基层摄影画册、文集撰写的序言和题跋，那都不是的客套赞扬的应景文章。袁老，他是从理论高度在帮助作者总结创作得失，使其从自发性情所致上升为自觉遵循的理性规律。因此这些论著不仅对原作者具有的反哺作用，取得进一步成长；而且还能对其他摄影师具有举一反三的指导意义。正是袁老的点拨，那些80-90 年代初出茅庐摄影小字辈，如新闻界的王氏四兄弟、江苏的汤德胜、新疆的杨文明、湖南的李晓英和福建的吴其萃……等，后来就更加成熟，成为我国摄影界的骨干和中坚。我看，这也是袁毅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想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摄影美学是我国摄影理论最薄弱的环节，在这方面袁老也作出很大贡献，他大声呼吁中国摄影要走民族化的美学道路。他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摄影先驱刘半农等人的主张，对如何使我国摄影具有民族风格？他发表了多篇关于借鉴东方美学“意境”说、“形神”说的论文，认为：以纪实性、瞬间性为特征的摄影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写意抒情”、“情景交融”和“境生象外”，诠释了摄影艺术中外师造化和中得心源的辩证关系。袁老还通过对摄影大师吴印咸、郎静山、陈复礼和黄翔等的摄影道路进行剖析，使我们认识到他们得益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这些论著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但又写得深入浅出，切合中国国情。袁毅平认为：中国摄影要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关键之一就是要有自己民族特色，使舶来品的摄影具有中国气派和东方神韵。袁老的杰作《东方红》形象地体现“意境论”的艺术魅力，对我们探索中国摄影艺术民族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袁老生前还对我国摄影教育事业给予了极大关注。上世纪80 年代，他以巨大的热情参与中国摄影家协会组建全国摄影函授学院，身体力行，不仅编写教材，并奔赴基层讲课辅导学员。由于他像园丁辛勤培育良种幼苗，函授学院的学员撒遍全国开花结果，造就了今日我国摄影的繁荣局面。鉴于我国一直缺乏独立建制的摄影高等院校，难于满足社会对摄影人才巨大需求，袁老发现福建泉州具有民办摄影高校的基础和热情，在2000 年后出任华光摄影职业学院顾问，从办学方针、教材设置、推荐教职员，到摄影大师艺术馆的筹建都给予了具体切实的帮助。我们华光学院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绩，其中包含着袁老巨大的奉献。

众所周知，袁老出身于照相馆学徒。他常对我说：“在旧社会学习摄影是很不容易的事，没有学校、没有教材，那些老师傅大多也是半路出家，说不到点子上。我学习摄影走了许多弯路，深感建立正规摄影教育的重要。你们一定要把摄影教学搞好，给学生打好基础，只要有了优良人才就必然会频出优质精品，中国摄影事业就必然会更加繁荣。”袁老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要牢记您的嘱托，全心全意地把培育摄影接班人的事情做好。

2019 年春，作者探望养病中袁老 吴平 摄

半个世纪以来，在潮起潮落、风风雨雨的摄影战线我跟随袁老一路同行，尽管我们是师生关系，但他质朴坦诚，可以相互敞开心扉交流，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抱负、追求，以及承受的心理压力。从外表看，他为人低调、彬彬有礼，是个斯文谦虚的知识分子，长期接触就发现他内心不乏激情和倔强。如拍摄《东方红》，前后苦干等候两年半，充分体现出他创作冲动和治学韧劲，他具有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锲而不舍”精神。他对待学术的原则问题立场坚定，从不随大流、瞎跟风。如袁老在上世纪70 年代对“四月影会”的肯定、90 年代对新闻摄影造假的谴责；再如他提倡摄影艺术“多样化发展”的主张，虽也一度受到摄影界有的人质疑。有一次我在内部会议上，看到袁老的观点遭到颇有背景的某“权威人士”的批评，但他泰然处之，并不退让，敢于坚持真理。从多次摄影课题的论战中，我看到了袁老在学术上保持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

袁毅平老师一生创作和立言颇丰，他的作品、艺品、人品有口皆碑，真是足智多谋、知行全才的摄影界的良将和高参。袁老他把一生奉献給了摄影，燃烧自己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最终积劳成疾离开了我们。我们不能不惋惜地惊叹：中国摄影界需要袁老这样的高人指点，先生何急走？

当下，我们摄影后辈应该好好向袁老学习，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