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定向培养士官工作的成果与启示

梁 潘，熊 熙，郭 锐，王洲伟，任 丹，蒋晓敏

(1.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士官管理学院，成都 610100；2.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 教学科研处，河南 信阳 464000)

为加速我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士官队伍作为军队中最基础的骨干力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自2012年依托普通高等学校以来，定向培养士官已成为部队士官队伍的重要来源，不仅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同时也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通过回顾我国军民融合开展定向培养士官工作的历程，梳理并总结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得到新的启示，对进一步做好士官培养工作提供借鉴。

1 军民融合背景下定向培养士官工作的发展历程

1.1 探索起步阶段：建立依托普通高校培养士官制度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战略思想，推进新时代军队改革工作，加快培养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士官人才，国家教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2012 年联合发文《关于做好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依托全国 7 省(区、市)的 11 所普通高等学校为部队定向培养技术复杂、培训周期较长的士官，即定向士官[1]。《通知》对报考条件、招生计划、招生办法、联合培养、入伍办理、任命和待遇等六个方面做了全面要求：定向士官招生由各军兵(警)种确定专业和招生人数，从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培养；所有定向士官专业均在专科提前批次；参照国防生模式，军地“双主体、五共同”育人，学制3年，执行2.5+0.5模式，前两年半在承担定向士官培养任务的学校学习，最后半年在军委指定的指导单位(军校、基层单位)实习，实习结束后，符合毕业条件经入伍考核合格，直接分配到部队授予下士军衔。

这一阶段是军队在地方高校毕业生中选拔直招士官试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依托普通高校定向培养士官的制度，同时也是军地双方在新形势下深化军民融合战略联合培养士官的重要举措，为我国正式建立依托国民高等教育培养士官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1.2 稳步发展阶段：军地双方深度开展军民融合

针对前期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2014年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国防动员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定向士官报考条件、工作安排、联合培养、待遇与任命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从文件要求可以看出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定向士官招生和管理更为规范，《通知》中不仅明确约定了定向士官的档案管理、移交，也提出了定向士官的淘汰与增补办法，更约定了军地双方联合培养定向士官的权责，要求士官班单独建班且每班规模不超50人，高校所在地兵役机关积极配合协同育人等；其二，定向士官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从2012年的首批11所学校招收830人扩展到2014年的25所3105人，接收定向士官的军种也从首批的空军、海军、火箭军等3个军种增加到空军、海军、火箭军、武警等5个军兵(警)种。

这一阶段是在定向培养士官工作试点2年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新形势下军队体制改革要求和一系列先进装备列装部队需要，加速步伐为部队“官改兵”改革和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规范完善阶段：有进有出动态调整合作高校

截至2019年底，签约为各军兵(警)种培养定向士官的高校已达48所，年招收定向士官生超过2万人，在校士官生总人数达7万余人。从历年工作通知中可以看到，不断修正和规范定向士官的报考条件、招生计划、合作高校等，积极探索和形成了定向士官人才培养的新制度、新模式和新机制。此阶段主要是规范完善制度，提高培养质量，有进有出动态调整合作高校。其一，动态调整，军委和教育部参照美国军民融合合育军事人才的竞争淘汰、行政监管、契约推动等机制，强化军(兵)种机关的监督，2018年核减2所培养质量不高，基层部队反映不好的高校[2]。其二，逐步规范，陆续指定了各军兵(警)种的军事院校作为承担培养任务高校的指导院校，双方自觉履行职责和义务但并未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本阶段各军种机关陆续召集合作院校签订正式协议，使军地双方合作有了制度约束和保障。

这一阶段是在近2年定向士官规模逐步扩大的基础上，实行动态调整，明确军地双方责权问题，较好地解决了军民融合不深、领导管理体制不明确、选拔机制不规范、培养实施方案不完善、沟通协调不通畅等问题，但是，健全相关法规政策还非常迫切。

2 开展定向培养士官工作取得的成果

我国定向培养士官工作已开展8年试点，虽然时间不长，但其专业已覆盖了军队机械化改造和信息化建设急需的通信、自动化、航空机务、气象检测、卫生等多个领域，毕业的3万余名士官在航空机务、通讯保障、基层卫生等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实现强军梦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经过几年的试点、扩展、调整和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1 构建了军民合育士官人才新格局

我国士官制度始于1978年，为解决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与义务兵役制之间日益凸显的矛盾，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改单一的义务兵役制为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士官制度运行虽然接近40余年，但我军士官培养体系仍不完善，目前全军共有43所军事院校，其中专门培养士官的院校仅有8所且基本处于“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3]。一方面我军专门的士官院校数量偏少且与部队实际需求不相符合，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基本依托军队院校或训练基地培训士官的局面，形成了较为封闭独立的体系，开放性、包容性、竞争性不够。48所办学特色鲜明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加入，较好地推动了我军士官培养体系的完善，构建了军地合育士官人才培养的新格局。在士官培养过程中，军地院校各司其职，普通高等学校承担技术型士官的培养，主要负责士官生的通用技术课程，培养其基本的军政素养，而军队院校则主要承担指挥管理型士官、升级士官的培训，提升士官的任职指挥、军政素质等能力。

2.2 完善了军民融合高等教育新体系

在开展定向培养士官以前，我国国民高等教育培育军事人才主要有国防生、双学籍飞行员等项目，以上两个项目主要集中在本科层次，培养的主要目标是部队军官[4]。在将来的战争是“班长”的战争大背景下，军队“官改兵”工作强力推进，部队对专业技术型士官的需求愈加旺盛，定向士官培养作为军民融合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填补了国民高等教育参与培养部队基层专业技术人才的空白，完善了我国军民融合高等教育体系，使军民融合高等教育体系更完善。

2.3 提供了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新抓手

新时代下，习近平主席研判国内、国际形势，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提出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强调：“要牢牢扭住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个中心任务，深入研究现代军事教育特点和规律，坚持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培养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5]这些重要思想为加速推进定向士官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2017年前，军民融合合育军事人才主要开展国防生和定向士官生培育工作，随着部队大量新装备列装对基层专业技术士官需求的日益加大，加之国防生培育存在定位不明确、教育不精准、使用不灵活等缺陷，2017年5月，国防部表示不再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中定向招收国防生。至此，国防生培养成为历史，定向士官培育成为军民融合合育“订单式”军事人才的新抓手。

2.4 培育了支撑强军梦的新时代士官

目前全国在校定向士官生总人数达7万余人，已毕业达3.3万余人，定向士官已逐步成长为军队留得住、用得上、有发展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支撑了强军梦的实现。新时代下的定向士官与部队生长士官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文化素质较高，定向士官录取程序与国防生一样，每年从不满20周岁的参加普通高考的青年学生中选取，录取在专科提前批次，历经体检、面试、政审等程序，入口关严格，文化素质较高。二是综合素质较高，进入学校后，在日常管理体系上比照军事院校的做法分散教学、集中住宿、统一管理，经前2.5年学习后，不仅掌握了过硬的专业技术，还具备了一定的军政素养，更在大学校园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而提升了综合素质。以某高校为例，从2012年起承担定向士官培养任务以来，累计为空军、海军和武警部队培养航空机务、通讯保障定向士官1300余人，毕业的定向士官因专业素质优、综合能力强，超过30%被评为“优秀士官”“训练标兵”等，定向士官也越来越受到家长和社会的热捧，近几年录取分数超本科线比率接近40%。

3 新时代背景下定向士官培养工作的启示

我国定向培养士官工作开展8年以来，军地双方加强融合，合育军事人才，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随着合育工作的深入推进和军队对士官人才要求的提升，各种矛盾和不足也日益凸显，借鉴国防生培养和美国军民融合开展军事人才的经验，得出了新时代背景下定向士官培养的启示。

3.1 强化顶层设计，为定向培养士官提供机制政策保障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分析发现，美国军民融合合育军事人才顶层设计规范，其法律保障机制、行政监管机制、契约推动机制和社会助推机制完善，这些顶层设计高效运行，既相互支撑又相互牵制，确保了200年来美国军民融合高等教育发展不断优化、完善，成为美国长期保持强大国防力量的重要基石。反观我国在此方面重视明显不足，顶层设计缺陷较多，虽然军委、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做好招收定向培养士官工作的通知》，这也仅仅停留在国家部委文件规定层面，并未将有助于军民融合合育军事人才的相关机制、制度纳入相关法律中，只凭借部委文件难成合力。所以，为定向培养士官提供机制政策保障，必须强化顶层设计。

(1)完善法律法规，发挥顶层保障功能。其一，完善利用国民高等教育开展军事人才培养的相关法律法规，适时将普通高等学校培育定向士官的组织制度、保障机制、运行机制、组织保障、经费保障等内容纳入我国《国防法》《高等教育法》和《国防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使定向士官培养上升为国家长期战略，提升其社会知晓度、认可度和权威性。其二，根据定向士官培养的专业技能、军政素养要求，以及目前在培养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结合基层部队专业技能需要、军事技能考核标准和三大条例条令等，出台更加细化可操作的教育规范、行政法规等，对选拔、培养、使用、提升等全流程进行系统规范，强化定向士官培养的规范性、统一性。

(2)组建行政机构，重视军地协调规划。目前，开展定向士官培养的高校一般承担2—3个军种的士官培养任务，在开展军民融合工作时，时常存在各军种之间、军地院校之间缺乏统筹协调，严重影响了定向士官的培养质量和效率。应在顶层法律法规的框架下，依托军委国防动员单位设置定向士官培养行政主管机构，统筹各军兵(警)种和普通高校，明确定向士官2.5+0.5学习阶段军地双方的权责，加强对地方高校的宏观引导和业务指导，就近协调军地资源为定向士官培养提供服务，在培养的过程中全程执行行政协调、监管作用。

3.2 坚持质量标准，建立培养高校准入和退出机制

相关数据显示，参与培养任务的高校和定向士官招生总人数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士官生培养质量管控风险也越来越高，为了持续提升培养质量，定向士官培养行政主管机构在加强对普通高校指导力度基础上，要推进培养质量评估工作，坚持质量标准，建立健全培养高校准入和退出机制，实现有进有出，动态调整，避免签约高校身份固化、重复交叉、竞争缺失等困境[6]。

(1)严格准入机制，让定向士官培养与“双高”建设相耦合。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将启动建设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群建设计划(国家“双高”计划)，根据计划，国家教育部将每年领投20亿、地方政府跟投50亿左右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在遴选定向士官培养合作高校时，要坚持高标准，对其办学属性、办学水平、专业设置等方面进行评估，将培养任务与“双高”建设任务耦合，利用高水平专业群的优质师资、设备和生源服务定向士官培养。

(2)试行退出机制，全程监测定向士官培养质量。为有效激发普通高校的内生动力做好定向培养士官工作，培养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又红又专的“军中工匠”，各军兵(警)种在加强对签约学校业务指导的同时，可探索合作高校退出考核机制，使任务高校有进有出，动态调整。设定考核机制，可以结合“双高”计划任务，每5年为一个考核周期，对承担定向士官培养任务的学校进行全面评估，以报考率、报考分数、报到率、实习期退回率、母校满意度等为考核要素，对不达标的学校进行警示提醒，连续两个考核周期均不达标的则应退出。

3.3 坚持文化育人，让普通高校文化资源服务士官培养

习近平主席强调：“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7]。充分利用普通高等学校文化资源，推进军民文化融合，服务定向士官人才培养，既是军民融合的构成要素，也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具体实践，更是新时代士官教育的内在需要和促进军民深度融合的必然选择。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丰富文化积淀的优势，引导定向士官铸牢未来职业军人应有的军魂、坚定的政治本色、正确的军人价值追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1)依托职业文化育人，锻造定向士官的工匠精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职业教育要将培养重点放在学生的职业道德和技能方面，以人为本、面向社会，提高学生的创业就业能力。定向士官培养院校要紧贴新形势下部队对士官人才岗位任职需求，依托自身长期根植行业、企业形成的职业氛围浓厚、实训实作条件先进等优势，通过将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课堂学习活动与生产活动对接、学生身份与军人身份对接、专职教师与企业师傅部队教官对接，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共育定向士官职业精神，强化他们“军中工匠”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践行认同。

(2)依托红色文化育人，强化定向士官的政治本色。红色基因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蕴含着党的初心与使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气质。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因此，定向士官生必须加强红色基因教育，强化定向士官的政治本色，在开展此项工作时，普通高校可将艰苦创业精神和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校园文化、互联网+、社会实践等环节，在红色教育中上好定向士官生的初心课、忠诚课和担当课，培养他们不忘入伍初心，牢记强军使命，提高其责任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