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的寇边与边防

摘要：明朝在辽东的防御及其界外少数民族寇边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明初至成化年间;中期：成化至万历初年;后期：万历中期至明末。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边防的发展脉络，记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和特点，通过阐述军事上优劣的比较和转换以及游牧、渔猎与农耕民族的攻防与融合，进一步提示了明代辽东寇边与边防的逐渐瓦解过程。

关键词：寇边;边防;军事转换;攻防;融合

前期

前期，明王朝处在国力、军力上升阶段。收复了辽东，平定东北，逐渐完善了辽东的边备，协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并收到一定的效果。到永乐二十一年方见“达贼入境杀掠人畜”的奏报。而所见的七起均发生在广宁附近，为“达贼”，即蒙古人所为。最大规模的一次，入境者三百余人。“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七日”的约二十天内，致死者88人;伤者81人;掠去人357口……。由上可见，当时扰边的规模还不算很大，主要发生在辽西，即，与蒙古游牧地相接壤的地域。这时，辽东边防的重点还是蒙古各部。而对于远在辽东东北千余里的女真各部，采取的主要是招抚政策，期间虽然服叛无常，但对辽东还不能产生威胁，朝廷只是派官员帅领少数军队，远征其地，以示镇扶罢了。

中期

中期，辽东边墙修建以后，辽东边备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各边堡、烽燧的建立完善了辽东的防御体系，有效地防范了蒙古人的偷袭，边墙的修建阻止了蒙古铁骑的横冲直撞，并将其距之边墙以外。

然而，有弊有利，边墙的修建也划定了一条界线，将辽河以西的的大片地方弃与蒙古，同时也使防线延长达八百里，进而增加了守边的军力和物力。这在当时就曾引起很大的争论。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辽东巡按御史李善在《奏復辽东边事疏》中曾说：“臣至辽阳、开原询及故老皆曰：宣德年间本镇初无边墙时，唯严瞭望、远烽堠。海运直通辽阳、铁岭，以达开原……。又旧行陆路自广宁直抵开原三百余里，先……辽之中京肥饶之地不下万顷。自毕恭立边后置之境外而来，三卫夷人肆意南侵……假牧潜行伺隙入寇，边防为害甚于昔时……。”同时他建议，将边墙外展，自广宁至开原呈一线，这样不但缩短了防御距离，也将辽河套的平原地带圈于其内，使蒙古人失去了寇边的突击阵地。但是，这一想法并未能够实现。

蒙古各部寇边一般发生在每年的春夏两季，此时，青黄不接，骑兵乘隙而入，抢掠后即跑，明朝守军常处在被动的防御状态。这种情况直到后期，方得以改观。

此时的女真各部，大多去边墙尚远，其内部虽多有攻掠，还仗朝廷调停或平息，故大举寇边的情景还不很多。据《武靖侯赵辅讨建州诸夷纪略》载：“永乐间，开原降虏杨木答户者率数百骑往奔之，其党滋盛。文皇帝靖难之初，不即加兵，姑事扶绥。自后，桀骜为边患，边将弗能制，一岁间入寇者九十七，杀掠人口十万余。宪皇帝震怒，乃兴师问辜，以武靖侯赵辅总六军……，京、边官军五万余众，以成化丁亥（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秋九月二十有四日，分道并进。左掖出浑河、柴河……至分水岭;右掖由鸦鹘关、喜昌口过……至泼猪江;中军自抚顺、苏子河至古城。是月二十九日会兵。时朝鲜亦遣中枢府知事……等率兵万众助顺，乃捣贼巢。虏众望风遁，擒斩获虏酋指挥苦女等以千数……，收其被虏万余……。时积雪盈野，乃整兵凯还。遣孽指挥张额的里率其妻子赴军门乞降，曰：‘天威所加，不敢復作反矣。朝廷憐而释之”（《辽东志·艺文》）。这是见于记载的最大规模一次征讨。那时辽东边墙东段还没修好，女真各部还在松花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其扰边的次数、规模和程度很可能有些夸张，以为师出有名。此后，女真少事。正所谓“大举尚少，所虑鼠窃狗盗耳……，羊犬虽众各自为部，不相统一”（《开原图说》）。随着边墙的修建和马市的开通，女真各部陆续开始南下。

后期

后期，李成梁任辽东总兵以后，大修武备，甄拔将校，收招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先锋，吸取汉代抗击匈奴的经验，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兵锋所指，直捣扰边者的老巢，蒙古各部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大规模的寇边得到遏制。其“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师出必捷，威震绝域”。万历二十九年（公元601年）“复镇八年，辽左少事”（《明史·李成梁传》）。

这一时期的女真各部已经迁至近边地区，到嘉靖、万历初年（公元16世纪），海西女真的哈达部逐渐强盛起来，历时近半个世纪。据《开原图说》记载：“嘉、隆间，王台（塔山前卫左都督、加授龙虎将军）叔王忠兵力强盛，东夷自海西、建州一百八十二卫、二十所、五十六站皆听其约束。忠又甚恭顺，一时开辽东边无一夷敢犯居民者，皆忠之力也。”此时哈达部达到鼎盛，“控弦之夷凡万人”。“所领地，东则辉发、乌喇，南则建州，北则叶赫，延袤千里，保寨甚盛”。为明边之屏障，海西诸部之盟主，明朝的忠臣。“东陲晏然，耕牧二十年”。

哈达部强盛时，据有敕书“九百九十九道”，掌控着女真各部与朝廷朝觐、通关和互市的大权，故方能“皆听其约束”。“自忠死，台继之，不能约束诸部，塔鲁木卫都督台出者，即今北关酋金台失、白羊骨之祖，首叛之，日以争敕、搆兵。台出死，子逞家奴、仰家奴结婚北虏，兵锋益张，开原东鄙无日不战。林木池鱼，祸且及于内地”（《开原图说》）。

万历二年，建州右卫指挥王皋截杀明边关、掠明军卒，朝廷通过关闭马市，迫使女真内部向王皋施压，放回被掠军卒。此后，王皋为辽东总兵李成梁所败，皋逃依哈达部首领王台。“（万历）三年（1575年）七月明延令王台缚执王杲，辽东守臣以槛车送京师，磔于市”。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又率兵攻打王皋之子阿台据守的古勒寨（今新宾县上夹河镇鼓楼村西北），射杀阿台，误伤作为内应的努尔哈赤祖父、父亲致死，王皋部灭亡，同时也埋下了与后来兴起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仇恨。

“（万历）十一年，李宁远（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因其曾被封为“宁远伯”故称之）诱杀逞、仰二奴于开原市，盖为南关也。王台死，子猛骨孛罗、孙歹商益弱。而逞、仰二酋子卜寨、那林孛罗者，以报父仇为名，益肆兵陵逼，于是猛骨孛罗奔江上，歹商投开原。十六年，李宁远奉旨讨北关不克，乃召猛骨孛罗还，将父王台所领敕（书）与北关均分……。以和解两关，复命猛骨孛罗、歹商复还旧寨。至十九年，北关酋卜寨诱杀歹商，掠其部落、牲畜，收其敕一百三十七道，而猛骨孛罗益孤。二十二年，北关合北虏抢建州，为建州努儿哈赤所败，建州渐强盛。猛骨孛罗乃结婚奴酋以求援……。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假以助防，纳兵猛骨孛罗寨中，乘机掠其全部去，未几杀猛骨孛罗，收其敕书三百六十三道，即以原许敕代贡”（《开原图说》）。

到万历后期，由于朝廷政治上的腐败，致使经济危机，辽东边备废弛，已是“营堡萧条，即墩台基布，仅其名耳。额军耗矣，招募无几也。其谁与守？……顾四钱月饷，历三季而始得枵腹，荷戈安得御戎哉？”（《开原图说》）。

军事上优劣的比较及转换

其实，论当时明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远非蒙古、女真人可比。敌方的骑兵如作偷袭、骚扰尚有一定的优势，但其规模、作用有限，即“鼠窃狗盗耳”（《开原图说》）。如作“大举”则不在一个档次上。

据史料记载，明军此时除了甲胄、刀箭而外，已经装备了火器，如铜炮、快枪等。以辽北为例，“铁岭：碗口炮六十;佛郎机（枪）二十八;抓郎机（枪）五;神枪三十九。开原：铜三将军（炮）四;铜佛郎机九;抓郎机一十五;神枪一百九十三。”此外，还有“新制火器：九龙炮、连珠枪、千里铳”等（《全辽志·兵政》）。

据《开原图说》记载，明军的基本战斗序列主要是“正兵火器营”和“奇兵营”。正兵营为方形军阵，内有枪手400名;大炮40座、炮手80名;三眼枪320杆、枪手320名;拒马枪320架;内丁350名，分置四方和内外，计约军士1200人左右。奇兵营为长方形军阵，由左、右哨健丁，家丁，选锋各300名构成。1200人中内有“精火器者”、“有胆气弓马闲习者”、“带短刀”、“弓箭手”、长枪“、”“火器手”等。“御敌……在正兵之前，屯驻……在正兵之翼”。

基于“正兵火器营”和“奇兵营”，“如虏势众大，我兵欲守，则合奇正总为一营”。“奇正总营”亦为方形军阵。如若正常临敌，则作“对敌营”。对敌营，拨夜把总在前，次为奇兵营、正兵火器营。“拨夜把总哨探真确，主将量贼远近、多寡，传令先下火器营，外施拒马，内安枪炮，严阵以待。骑兵四枝总列与火器营前，千总四员各领家丁四队、枪手八队居前，百总四名领头敌十六队次之，二敌十六队又次之，摧阵、割级四队再次之，倂听主将号令，以为进止”。此外，还有“行营图”，以规定进军次序。“凡遇出兵不许搀越拨夜把总，领拨军队在前，主将及中军领门下人后……”（《开原图说·对敌营图》）。

明朝官军，平时按此操演，战时按此行事，还是一支训练有素、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正规军。此，远非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之前的蒙古、女真人的散兵游勇可比。故，方能“师出必捷”，并对“寇边”、“扰边”活动起到了震慑和抑制作用。

然而，到了万历后期，由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势力逐渐强大，加之明朝军心涣散、用人不当、指挥失利等因数，官军的这种优势逐渐丧失。特别是“萨尔浒大战”失利之后，明军由战略的进攻态势转为战略防御，而这种为进攻来操演的阵式在城、堡的守卫战中则失去了优势。进而动摇了军心，叛降事件屡见不鲜。在相续丢失辽河以东的全部军镇、城堡以后，大明王朝则完全处在被动的防守局面。女真人的寇边活动，演变成了后金军队有组织的肆意抢夺和随心所欲的攻掠，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已非属游牧、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相互攻防的性质。

游牧、渔猎与农耕民族的攻防与融合

蒙古族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地区的侵扰历来是中央王朝需要认真对待和妥善解决的问题。何况蒙古人曾经成功的南下，并建立过大元王朝。因此，终明一代，北方的寇边时有发生，并不足为怪。好在朝廷通过开放“马市”、“赏赐”以及加强边备等措施缓解了其频率和危害强度，并终未酿成大患。

明初，女真主要以狩猎、畜牧和采集等传统经济为主，农业经济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种种不利因素的限制，始终停滞在较低水平。由于女真长期不能冶铁，使用的农具十分简陋，主要是由木质或骨质做成的，致使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严重自给不足，女真农业品必须用当地的土特产到外区交换而来。辽东马市出现后，为女真与汉民族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场所，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通过经济交流，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特别是耕牛和铁制农器的大批输入，女真人不仅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也使自己迅速地得以发展，农业发展的成就尤为令人瞩目：“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猎为生”。

因此，总的来讲女真人的寇边活动比蒙古人要少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史载寥寥。由于女真人对农耕区物产和汉族文化、经济上的依赖，因此，明朝对女真各部一直处在主动和攻势的态势，并直至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在明朝的大部分时期，女真各部和大明王朝属于臣属关系，和谐相处，互通有无，虽然曾发生过一些战事，但并无碍大局。努尔哈赤也正是在与汉人的交往过中学会了汉文，了解到明朝官员、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和生活习惯，熟悉、掌握了华夏文明的精华。与农耕民族的接触和交往，拓宽了努尔哈赤的视野，惠及的不仅是家乡社会经济的进步，也使努尔哈赤自身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升華，这是努尔哈赤日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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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单丹（1978-）女，馆员，学士学位，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研究。